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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我理解你对病情学（nosography）的困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这方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当我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读到那些精神病学术语时，我发现它们很有用。但是，当我听到一些精神病学家使用相同的术语时，我又不再理解它们的意思了。
所以我就这个问题查询了一些权威人士：首先是埃米尔·克莱佩林（Emil Kreapelin）
；然后是欧根·布鲁勒（Eugen Bleuler）
，弗洛伊德非常尊敬他；再有就是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
，以及亨利·埃伊（Henri Ey）
。我了解到的东西让我既高兴又困惑。我很高兴发现了一种非常复杂的临床实践的存在，我对主流的精神病学实践那简单化的、残忍的和缺乏想象力的本质感到惊讶。
直到遇见了吉塞拉·潘果夫，我才能把这一切梳理清楚。幸运的是，我熟悉那些在医院从事精神分析治疗的精神病医生的工作，他们都是由弗朗索瓦·托茨卡耶茨（François Tosquelles）
发起的“体制心理治疗”（institutional psychotherapy）运动的成员。托茨卡耶茨是一位杰出的流亡者，他为了躲避西班牙内战而从加泰罗尼亚来到了法国。几乎所有这些精神病医生都是受过训练的精神分析师，或者是在拉康那里受训过——而拉康无疑比任何人都更擅长在精神病学和分析实践之间架起桥梁。
让我回到潘果夫。我是通过她的书《人及其精神病》（
Man and His Psychosis
）第一次接触到她的。
我在1972年的复活节假期买了这本书，那时它刚出版。书的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本书从未离开过我的手边。
书中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正确的。它的风格简单直接，富有教育意义。你能够感受到潘果夫传递并分享经验的愿望。
书中开头就讨论了精神病学的术语。接着，潘果夫定义了四种类型的精神病：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妄想症（paranoia）、边缘性精神病（marginal psychosis）、癔症性精神病（hysterical psychosis）。她描述了癔症性精神病如何经常与精神分裂症相混淆，并辨认出了可以区分它们的要素。
这本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培训手册，因为读者永远不会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所讨论内容的发展进程之外。书是用现在时态写的，这样读者就可以同时考虑临床材料，它可能的起源以及潘果夫提出的新型理论构想。它是一本充满着思想，但不涉及意识形态的书；它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而非教条。
潘果夫从她对精神病的看法出发，就病情学的主要病症做了介绍。她的阐释，让人们得以看到，症状学是一门生动描述人存在于世的方式的学科。对她而言，诊断不是一种分类，即为了保持距离而根据症状对人进行类别划分；相反，它是一种工具，让我们有可能到达症结所在。因此，吉塞拉·潘果夫确认并更新了未来的精神病医生的基本实践，这些概念是他们必要的临床工具。但她是以精神分析家的身份去推进这件事的，她想要超越现象学的描述——这种描述定义了精神病患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方式——并想要进行一项调查，以便将这种存在方式置于家族史中，它在其中构成了一种适应性反应，其重要性被铭刻在代代相传的律法中。
如果要总结潘果夫的精神病理念，我会说，在她看来，精神病患者废除了我们通常对空间的定义。这种颠覆性见解反映了他对身体的精神表象的毁坏。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将他的身体看作一个整体。在其他类型的精神病患者中，认识到这种整体性是可能的；他们缺少的是对身体各部分之间联系的识别。还有一些患者能认识到身体的整体性以及身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认可身体的统一形式，但由于感官经验保持着未联结的状态，他们并不理解这种联系的意义。
身体形象的分离受到非常严格的、不言而喻的律法的支配，这些律法通常会代代相传：“禁止有耳朵——你一定不要听见；禁止有眼睛——你一定不要看见；禁止有嘴巴——你一定不要说话，等等。”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被认为与逃脱毁灭的历史片段有关，这个片段可能与另一个人有着某种联系。潘果夫明白，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时间寄居在某个空间中。
针对精神病的分析性治疗需要一种方法来连接身体的这些不同空间，这些历史的片段。这种连接行为所包含的动力学构建了身体的各个区域和历史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这些动力学牵涉到空间，治疗师必须在治疗过程中确定自己所占据的位置。潘果夫认为，让这个位置处在妄想之外是至关重要的——哪怕只是为了防止治疗师被患者当成身体的一部分。
潘果夫的绝妙主意是让患者带来绘画和泥塑——这是她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与儿童的工作中借鉴的一种技巧。潘果夫认为黏土模型具有空间维度，并且可以相互关联，它们作为一种途径，能够让患者栖居在他的身体里，体验它，并在与治疗师身体的关系中定位它。
与患者一起探索他与空间关系的原型表象，让治疗师得以为自己制造一段距离，使得他能够衡量患者已经走了多远，并且确定一个阈值，一旦超过这个阈值，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就会变得可怕、混乱和具有破坏性。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害怕一切形式，任何确定的形式都会让他们充满对失去自己身体形象的深不可测的、难以名状的恐惧。因为他们无法将身体视作一个整体，任何形式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以“囚禁”他们。
治疗师必须时刻牢记，他正在处理的是身体各部分之间的辩证，治疗师的空间与患者的空间之间的辩证，身体碎片与历史片段之间的辩证。他必须巧妙地尝试在患者身体的孤立部分之间架起桥梁，以便在患者对往事的叙述中触及时间的空间化。
多亏了这些概念和构建它们的丰富经验，在我与一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年轻女性的工作中——但实际上她所患的是癔症性精神病，我得以在短时间内将她从精神病性防御中解脱出来。每次会谈之后我都做了大量的记录，并把它们作为致敬寄给了吉塞拉·潘果夫。
她“召唤”了我，让我“接受了她的督导”，并将我纳入她每月与之工作一次的分析家小组。正是在这些场合，我才明白了什么是教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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