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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我会从一些作为了解费伦齐的最好方式的简单建议开始：我的建议是先阅读他与弗洛伊德完整的《通信集》（Correspondence）。由此你便能自行明白，费伦齐在精神分析的创造中所扮演的极为重要的角色。然后，在通过阅读弗洛伊德和费伦齐的论文回到这本通信集之前——通信集是与这些文本同期写就的——同时为了给这项雄心勃勃的研究提供一个背景，你可以先查阅三篇重要的文章。第一篇是弗拉迪米尔·格兰诺夫（Wladimir Granoff）
1961年以法文发表在《精神分析》期刊（第六期）上的《费伦齐：虚假的问题或真正的误解》（Ferenczi：False Problem or Real Misunderstanding）。当时，《通信集》还没有出版，正是这篇文章向分析学界揭示了费伦齐在弗洛伊德生命中的地位：从1908年起，这位精神分析的共同创造者便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分析实践的可能性，以及它对边缘案例、精神病和心身反应的适用性。
这篇文章在法国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借助费伦齐关于“成人内在的儿童”的概念——这意味着分析过程必须找到患者内心中的孩子——格兰诺夫对能指理论
的临床可能性提出了疑问。他的疑问是以优雅、隐晦的方式提出的，但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拉康认识到其中利害攸关。尤其是在格兰诺夫的鼓动下，期刊的同一期还刊登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语言混乱》（The Confusion of Tongue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这篇文章的译文（由格兰诺夫的妻子翻译），费伦齐在其中重申了创伤作为精神病理的成因之一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无法忍受这个观点。这是格兰诺夫和拉康之间最初的分歧，它预示着几年后的决裂，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拒绝更新拉康的精神分析培训师职位——格兰诺夫在这个决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建议你阅读的第二篇文章是《赌注及后果》（Les enjeux et les conséquences），这是格兰诺夫的另一篇文章，1993年9月发表在《弗洛伊德研究》第三十四期上。这一期刊登了在法国举办的《弗洛伊德与费伦齐通信集》
出版座谈会上的报告和讨论。格兰诺夫对他1961年所写文章的重新解释以及随后的结论非常有趣。
我推荐的第三篇文章是朱蒂斯·杜庞（Judith Dupont）
在1932年为费伦齐的《临床日记》（Clinical Diary）
所写的序言，后者在一年后去世了。朱蒂斯·杜庞非常精确地概述了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
对弗洛伊德与费伦齐之间关系带有偏见的表述对于分析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在你阅读《通信集》的时候（或者当你读完之后），你可以研究莫妮克·施奈德（Monique Schneider）
的《创伤和悖论的亲子关系》（Le Trauma et la filiation paradoxale）
，它非常精彩地解释了在弗洛伊德和费伦齐的理论差异甚至是争论中，过去和现在一直利害攸关的东西是什么。
让我试着来给你介绍这整件事吧。
今天，那些试图描述费伦齐在精神分析史上的地位的人，遇到了与试图看到放在鼻子上的手指的人一样的困难。由于费伦齐的思想现在已是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对治疗师而言，评估其价值就等于评估精神分析的价值。为了说明这一点——这是弗洛伊德在生命结束时所说的话：“‘多年来讨论的许多主题’已经成为他的或我的名下著作的一部分。”
我希望这能让你了解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认识到一个无法穷尽的问题的本质，它的定义性特征就是缺乏定义。
然而费伦齐的困境是非常真实的。首先，它标示着费伦齐发起临床实践的兴趣不仅在于它们提供的答案，而且在于它们提出的永久性问题。此外，还有费伦齐与弗洛伊德的关系问题。
当弗拉迪米尔·格兰诺夫在1961年撰写他的文章时，费伦齐发现和探索的临床领域尚未被明确界定。事实上，格兰诺夫的工作是具有决定性的，费伦齐的分析者
米歇尔·巴林特（Michel Balint）
的工作也是如此，他把当时的研究者在精神分析领域所研究的最困难和最具前瞻性的问题归因于费伦齐。格兰诺夫选择（或情况迫使他选择）弗洛伊德与费伦齐的关系作为起点，后者的主要贡献并未被提到：内摄
、负向移情、反移情等等。相反，格兰诺夫专注于当时每个人都在想的问题：弗洛伊德对费伦齐的看法。欧内斯特·琼斯已经给出了答案。琼斯是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接受费伦齐分析的分析者，他嫉妒费伦齐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并长期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但琼斯的答案建立在对《通信集》的零碎引用之上（他能够查阅这些信件），而且这些引用显然是恶意的。格兰诺夫甚至懒得引用他，而是更喜欢用弗洛伊德自己的文本来展现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两人之间的差异。他得出结论：“说费伦齐是最受喜爱的门徒是一个错误的解释。他是弗洛伊德的对话者，唯一的一个。”即使他人在巴黎，不是在那时仍然被琼斯“统治”着的伦敦，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说：“弗洛伊德发明了精神分析，但费伦齐实践了精神分析。”为什么要有勇气呢？
首先，因为这种表述方式区分了费伦齐这个人和他提出的问题——虽然只有他这个人能提出该问题：精神分析的实践需要在既定理论和移情/反移情领域发生的事情之间不断对质。此外，这种呈现事物的方式将弗洛伊德与费伦齐的关系置于不同的基础之上。被假设存在于这两人之间的信心和忠诚让他们彼此都能提出有助于他们反思理论的临床问题。《通信集》完全证实了这一假设，它们显示出费伦齐对治疗的关切契合了弗洛伊德的兴趣，并得到了他的支持和鼓励。而且，格兰诺夫在研究中将这两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可以被视为一个警告，告诫人们不要在不考虑费伦齐所发展的临床工作的情况下回归弗洛伊德。这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格兰诺夫在1961年突然“发起进攻”的主要目的是让费伦齐摆脱琼斯的官方描述所赋予他的角色：弗洛伊德的永远的分析者。格兰诺夫以突击行动应有的速度和效率完成了他的任务：在两段引文中，弗洛伊德承认了费伦齐在创造精神分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中一句话描述了琼斯只不过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最后是弗洛伊德对《塔拉萨》（Thalassa）
的评价：“他最杰出的作品、最丰富的思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勇敢的对分析的解释。”
随着这项任务的完成，费伦齐恢复了他作为一个巨人的合法地位，“突击行动”的第二部分可以开始了。
第二个任务更加复杂。目标是在理论—临床系统的核心放置一颗定时炸弹，格兰诺夫已经清楚这个系统的风险。这个操作需要高超的技巧、敏锐性、熟练度和自制力，因为倒计时一旦开始，“特工”就无处可去，只能等待爆炸。格兰诺夫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实现了他的目标。他的措辞技巧娴熟得如同变戏法一般，这让他的意图不会立即变得明显。他回到了弗洛伊德，但他的写作语境和流畅性故意误导了读者，他们认为他又在谈论弗洛伊德和费伦齐的关系，但情况不再如此。他在谈论已发表的著作：弗洛伊德的文本和费伦齐的文本。格兰诺夫几乎没有比较它们；他有一个不同的目标：以不经意的方式呈现桑多尔·费伦齐探索的临床主题清单——创伤，自我的分裂甚至是碎片化，环境的重要性，治愈的欲望，处于危险中的儿童，处于痛苦中的儿童，最后是成人内在的儿童。谁会为此感到不安？弗洛伊德吗？文本中并未说过——而且，正如我将要证明的那样，弗洛伊德并不总是反对它们。这些临床主题变成了什么呢？在1961年，它们仅仅是分析理论史上幽灵般的存在吗？完全不是。事实上，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伦敦著名的“独立学派”（Middle Group）
提出的，这个团体最杰出的成员有米歇尔·巴林特、唐纳德·温尼科特和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英语非常流利的格兰诺夫很清楚这个团体和它的工作。事实上，他正是几年后在法国引入温尼科特的人。但是在1961年，他没有说出他的意图；直到1993年，他才透露了它们。为什么呢？
格兰诺夫与拉康共担了这个漫长的沉默——我们应该说是秘密吗？——拉康也知道在伦敦进行的工作是费伦齐临床工作的直接产物——琼斯阻止了它们被认可。费伦齐扰乱了拉康。成人内在的儿童是费伦齐的问题，而不是弗洛伊德的问题。格兰诺夫对此事的讨论针对着拉康。格兰诺夫的文章并列引用了弗洛伊德和费伦齐，以此指出拉康（而不是弗洛伊德）无法逃脱的僵局。格兰诺夫指出拉康过往一直在躲避和草率回避这种困境，并暗指这种沉默可能会给那些接受拉康训练的人的临床实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格兰诺夫的警告产生了我们都知道的不幸的影响。
今天，四十多年后，当完整的《通信集》可供我们阅读时，通过重新审视弗洛伊德与费伦齐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者是弗洛伊德的门徒（而不是他的学生）、精神分析及其体系的共同创造者、忠诚的朋友，以及——永远的分析者。这最后一个角色是他的创造力和他无法避免的困境的主要推动力——朱蒂斯·杜庞甚至说这些困境杀死了他。现在，我将告诉你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与费伦齐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我不会讨论费伦齐的观点，它们在《通信集》《临床日记》和他写给格罗德克（Groddeck）的信中都有详细介绍。]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费伦齐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所带有的真诚甚至无愧由两个因素驱动：渴望继续他自己的分析并由此生活得更好，但也希望更好地了解他的患者，从而发展出更多基于自身实践的精细理论。《通信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两人没有看到精神分析和个人的伦理准则之间的间隔，这种伦理准则基于对真理的爱，它需要对他们所有的激情进行检验。
我发现这些信件完全令人信服。它们使我确信，当我们想要通过（精神分析）工作、通过书写去抓住无意义并理解它对我们的控制时，没有什么是比这些信件更好的了。当我阅读弗洛伊德给他的朋友弗里斯（Fliess）
——人们通常认为弗里斯扮演了弗洛伊德的分析师的角色——所写的信时，我同样如此确信。弗洛伊德把父亲的位置分配给了弗里斯。但鉴于弗里斯无法承担这一角色，弗洛伊德便提出了一个结论：父亲这个位置在主体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亲爱的朋友，你会发现我们经常根据分析工作中的失败来发展理论。弗洛伊德与弗里斯的关系失败的另一个后果是弗洛伊德有能力承受他的朋友和门徒对他的同性之爱，并鼓励他们的创造性工作；费伦齐从这种能力中受益匪浅。
费伦齐要求弗洛伊德成为他未拥有的母亲。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有着双倍的困难：首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好母亲，所以他很难想象一个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母亲；其次，他自己的经验倾向于将父亲指定为让主体诞生的人。多亏了与弗洛伊德关系中的这个不足，费伦齐第一个提出了母亲在儿童和主体的建构过程中作为环境之重要性的理论，并成为第一个在移情中接受了这个角色的人。因此，当弗洛伊德建议费伦齐按照他自己与弗里斯断绝关系的方式去做时——也就是说，选择“好”的内在父亲，而不是“坏”的移情性父亲——他相当于提出了一个荒谬的、不可能的请求。费伦齐关心的是母亲，无论好坏，他在移情中分配给了弗洛伊德这个角色，但由于弗洛伊德的过往和他对弗里斯的期望，他无法识别或承担这个角色，这使得费伦齐可以超越这个无意识的请求。
但是，弗洛伊德无法处理移情中与母亲关系的古老表现形式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支持他的这位匈牙利朋友在这个领域的临床研究，也不妨碍他分享自己对心灵感应的兴趣——这在母性共情和移情性认同中都存在。如你所想的，这对分析者费伦齐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可以在《通信集》中看到这一点：弗洛伊德从不劝阻费伦齐用于治疗创伤的技术性尝试，也没有挫败他对被治愈的渴望。他没有做出这种荒谬事情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和治愈精神疾病的疗法一定是作为研究人员的弗洛伊德所感兴趣的，即使他自己已经决定绕过这个问题——虽然这也是他的第一本书《癔症研究》
的核心主题。其次，费伦齐治疗的病例超出了神经症的范围。费伦齐对弗洛伊德的不满从来不是因为自己的研究缺乏他的支持，而只是因为弗洛伊德以说教的态度掩盖了自己缺乏临床创新的事实，费伦齐需要这种创新，以便能够将自己从与母亲的关系缺陷中解放出来。
弗洛伊德在治疗过程中也能够展现出对孩子的关注，这可以在他与被称为“狼人”（Wolf Man）的患者的工作中得到证明。在这一治疗中，弗洛伊德证实了被重建的记忆的真实性，这段记忆对应的事件发生在主体生命的第一年。他还同意，治疗师必须在受到创伤的孩童内心中寻找一个活的孩子，这个内在孩子能让主体学会重建他的内在世界——这个概念构成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此外，弗洛伊德并不反对情感压抑的概念，因为他发现“对惩罚的需要”无法完全解释“无意识中的罪疚感”。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出在哪里呢？
当费伦齐宣称弗洛伊德未能识别出他掩盖在理想化之下的负向移情时，他就成为弗洛伊德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一声明迫使弗洛伊德直面他自己对费伦齐的理想化，他不仅将费伦齐视作潜在的女婿，也将其视作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和一个才华横溢的临床医生。当费伦齐在某个公开演讲中再一次断言创伤而非幻想的重要性时，他成了一个问题——即使他提到的临床背景不是神经症，因为弗洛伊德想要的是让一个他曾拒绝的概念远离理论的中心舞台，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支持的是“幻想产生了创伤”这一观点。如果费伦齐宣称分析治疗包括治愈一个孩子在与精神错乱的母亲的关系中所形成的精神后果，那么他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需要重新考虑建立在父亲基础上的整座理论大厦，弗洛伊德不再有时间去做这项工作了。
此外，作为费伦齐的分析师，弗洛伊德必须为他的朋友在生活中遭遇的不幸承担责任，但这样做意味着要认识到精神分析方法的困难。这要求有些过分。
让我们试着想象弗洛伊德可能会有什么感受吧。正如朱蒂斯·杜庞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关系质量让敌意难以持久。但这并不能阻止弗洛伊德去想：“这个费伦齐可真是个麻烦制造者。”或者，正如格兰诺夫在1961年所说的那样：“对于费伦齐来说，‘这些事情’似乎必须以死告终。可以这样表达：‘我（弗洛伊德）与费伦齐的关系超乎常规；我们其中一个人不得不死，到最后，我不能说我很抱歉死的是他。’”
那么，这个故事就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一个胆小的人可能会觉得，带有风险的创新，为了创造某些新东西而背离已经建构的东西，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我们也可以告诉自己，悲剧性是精神分析运动在这个时期所固有的——当事实证明无法找到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他们的互补性研究的主要思想时，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相遇的历史性时刻便构成了悲剧。这是一个矛盾的历史时刻，尽管两人的思想都非常丰富和广博，但建立在彼此反思基础上的可能性仍然有限，并且依赖于双重移情关系，这种关系将他们困在一个无望而贫瘠的存在境地。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移情情境，在其中，门徒的发现不会对作为师者的人造成致命的自恋损害。
于是我们走到了这个主题的末尾。我希望我能激励你去发现这个布达佩斯的巨人，他热爱生活，而且显然，他一直笑得像孩子一样。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