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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行淳之介的作品，让人读着生气，不过，也可以换个读法，把它当作理解男人性幻想的适当文本。这么一来，吉行的书就成了令人吃惊的、赤裸裸地暴露男人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好教材，让人愤怒恶心的阅读体验，也变成了一种学习型的阅读经历。实际上，倘若不这么转换思维，大多数男人写的东西是不能心平气和地读下去的。就连在诺贝尔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也如加藤秀一所言：“随处可见对女性主义充满戒备的奚落和露骨的恐同的言辞。”（加藤，2006：100）所以，与其每次恶心生气，不如换种思维，就像萨义德对东方主义所言，不把男人的作品视为“关于女人的文本”，而是当作“关于男人性幻想的文本”，那么，便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些文本中，对男人这个谜，他们谈论得很坦率，坦率得让人吃惊。
对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就有一个这么来读的文学研究者，水田宗子。她在《逃往女人与逃离女人》一文中写道：
说男作家没有理解女性、没有写出真实的女性、没有把女性作为一个人来写，这种指责本身是正确的，可是，作为对男作家的批判，则不得要害。（略）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揭示出男作家在编织男人内心世界时所抱有的“关于女人的梦想”的构造。男作家们随心所欲地在女人身上寄托梦想，随心所欲地解释女人，正是他们所描写的梦想中的女人与真实的女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才使男人的内心风景更为绚丽多彩。（水田，1993：75）
我把这段文字视为对我们的《男流文学论》最痛切的批判。男人虽然描写女人，但其实是在饶舌地谈他们自己。正如水田此篇论文题目所示，她用“逃往女人”和“逃离女人”这两个关键词来解读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这个模式或许稍稍过于大胆，却是让我茅塞顿开的一大发现。水田说，近代男性文学中的〈女人〉（并非真实的女人，而是作为恋物癖符号的女人，故加尖括号），是构成男人内心世界的私人空间。男人为逃避公共世界而寻向〈女人〉这个空间，可在那里遇到真实的女人，发现对方是“不可理喻令人不快的他者”，于是又从那里尝试再次逃离。这种逃离，是“逃离家庭”还是“逃往家庭”，则因时因地而定。“逃离家庭”很容易理解，但逃离之后，他们发现的是不能满足他们梦想的另一个他者，所以再次逃离。这番解释让人一下读懂了好多近代男作家的私小说。吉行的作品也不外乎是这个类型。
关根英二，我的同代人，一位日本文学研究者，曾一度沉迷吉行，后来终于“毕业”。他坦陈了吉行作品对男人们的巨大魅力。关根的论文集，书名为《“他者”的消失——吉行淳之介与近代文学》（1993），这个题目意味深长。将女人“他者化”，其实是把女人归入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者”范畴之中。这样的他者，既充满魅力又可以轻蔑。无论是将其视为“圣女”来崇拜，还是当作“贱妇”来侮辱，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据说，使关根从吉行“毕业”的原因，是他与一位美国女性恋爱并结婚一事。因为这位来自异文化的女人，不断坚持“我不是随你所愿的他者”。这里出现的他者，是真正的“他者”，既不能被理解也无法被控制，一个全然不同于自己的怪物。
在《男流文学论》中，我把岛尾敏雄的《死之棘》视为日本近代文学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在岛尾的这部小说中，他逼真地写出了妻子作为“异形他者”的原本状态，作家没有企图逃离。我那么推崇他，是因为深深知道这种态度在男人中多么罕见。
水田还将她的分析再往前推进一步。她问，女作家又如何呢？为了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她们也梦想了〈男人〉吗？答案是完全不对称的。男人梦想女人，但女人们早早便从〈男人〉这个现实中觉醒过来了，她们逃往的去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们自身。水田轻松地得出结论：“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人幻想的稀薄。”（水田，1993：86）就连在性幻想的构成中，性别也如此不对称。
斋藤环有个深具慧眼的发现，他指出，“对偶幻想”是男人做的一个梦（2006b）。当然，也许会有女人陷入男人的性幻想之中，愿与男人一起合作，扮演男人“梦想中的女人”。但今天的女人，已经不想再干那种蠢事了，她们已经开始退出男人的脚本了。如今，男人从现实世界里的女人那里逃离，转去向虚拟空间里的女人“萌情”。今昔无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