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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喜欢女人的厌女症男人，伴着苦涩的滋味浮现在我的头脑中的，便是吉行淳之介。吉行是文坛著名的风流公子，据说很得女人喜欢。他描写的是娼妓的世界，即以出卖身体为业的“内行女人”
的世界。其成名作《骤雨》曾获芥川文学奖，据说是意识到永井荷风的《濹东绮谭》而写的。永井也写做身体买卖的女人。好色的厌女症男人都喜欢娼妓。他们的喜欢，并不是把娼妓当作人来爱。他们喜欢的，是对用钱买来的女人的任意玩弄和控制，甚至让她们身不由己地主动服从自己。被视为永井所作的《榻榻米房间秘稿》（1972）
，写的是让卖身女人因性快感而达至忘我的嫖客“达人”的文化，是一个将终极的男性支配通过语言来实践并完成的文本。
奥本大三郎（1981：162）对吉行淳之介的评语是“毋庸置疑属于厌女思想谱系中的作家”，他还加了一句“可是，有厌女思想的人却又不能不在意女人，这便成为他们的软肋”。奥本嘲笑吉行的女性读者增多的现象，“那情形仿佛小鸟停在猎枪上”。
奥本一语道破了好色男人的厌女症。“好色男人的厌女症”之谜，应该如何解释呢？是否可以说，因为他们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不得不依赖他者女人这一悖论非常敏感？换个说法是，每一次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男人时，都不得不依赖女人这种“恶心污秽不可理喻”的“动物”来满足欲望，男人对这个事实的怨与怒，便是厌女症。
男人在内心深处某个角落一定想过，要是不靠女人自己也能过该多好。所以，崇尚少年爱的古希腊人的厌女症，比异性恋的现代人更彻底。我对美化男性形象的同性恋者持不信任的态度，便来源于此。
约二十年前，我和富冈多惠子、小仓千加子三人合著出版了《男流文学论》（1992），那本书开篇便拿吉行淳之介来开刀，是因为我对他抱有满腔怨恨。我虽然并没有受到过吉行本人的性骚扰，但却不得不忍受来自吉行读者的同龄男人们的近似性骚扰的话语。他们对我说：“去读吉行！读了你就懂得女人了。”
甚至有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女人而研读吉行。的确，别的女人在床上的举止，不问男人是不知道的，所以要向女性经验丰富的男人请教。不过，她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里描写的不是真实的女人，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幻想。当然，即便如此，女人可以从中学到配合男人、当他们的合演伙伴的“智慧”——把吉行的书当作这种教科书来“学习”的女人，也会有的吧。
吉行仅仅因为性交的次数多、人数多，并将那些经验当作小说的主题，便在文坛上被视为“精通女人”的人。性交过的人数多，实在不足为夸。尤其当对方是“内行女人”时，夸耀的不是性能力，而是权力和财力。吉行身为作家吉行荣助和成功的美容师吉行安久利之子，想必是衣食无忧的公子哥儿吧。女人是会轻易地屈从于权力、财富和权威的。吉行在银座的酒吧深受女人喜欢，不单因为花钱大方，更重要的是他用作家头衔做自我介绍吧。现在的流行作家渡边淳一也是这样。当年永井荷风去问访花柳巷时总是隐瞒作家身份，仅仅因为善于应对女人而大受欢迎，可没听说吉行和渡边有此类逸闻。
吉行有妻室，但同时又与一位著名演员过着俨然夫妻的生活。他死后，有个女人自称是其小说《暗室》里的女主人公，世人才知道他晚年还养了一个女人。《暗室》几乎就是写实的私小说。小说中，吉行的一个做演员的情人自己有经济能力，但另一个情人靠吉行包养。本来，这个情人与吉行之间的关系既然完结在“暗室”之中，那就应该保持沉默封存起来，但她那份做过“那个吉行的女人”的骄傲，让她不公诸天下便得不到满足。吉行死后，她把两人的“暗室”生活翻来覆去写了好几本书[大塚（英子），1995]。
我很难忘记，自己曾经读过的一篇某娱乐界笑星发表在一家周刊杂志上的随笔。此人现今名气很大了。他说，在他陷入自卑低潮的时候，他就翻出记事本，找出女人们的电话号码，挨个儿打电话：“我是艺人某某，现在没空来说好听的话哄你，限你多少多少分钟之内自己赶到我这儿来。”如果确有女人来了，他才终于感到“看来我还能行”，从而安心。读到那篇随笔时，我被那个艺人的过分坦白吓了一大跳，也知道了靠人气吃饭的男人心理之脆弱。接到电话就赶来的女人，只是冲着艺人的名气，不是因为他的人格或身体。因为对方是名人便欣然前往的女人，与等候歌星、球星叫陪床的追星粉丝没什么两样。对于打电话的男人，女人换谁都无所谓；同样，对于女人，对方也不是一个特定人格的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道理，男人当然完全懂，但他还是会因为有女人愿来而得到安慰治愈。这时，男人想要确认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声权力的符号效应。我当时的感想是，男人的性的异化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吗？
吉行淳之介的小说《砂石上的植物群》（1985）中有个情节：一个郁闷消沉的工薪族，走投无路，便去找娼妓，在女人身上发泄“类似愤怒的感情”。其实，娼妓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发泄“类似愤怒的感情”而存在的。在吉行看来，对于男人的发泄，女人不但不反抗，而且完全接受，甚至转换为自己的快乐，女人就是这么方便的一种东西。女人被男人当作发泄郁闷愤怒的垃圾场，可如果那是女人自己想要的，甚至还很享受，男人就不必背负罪恶感了。而当女人“不再痛苦，发出欢喜的呻吟”时，男人又在心中感叹“女人这东西真是妖怪魔物”，由此将女人放逐到未知的世界里去。这样，男人便把女人双重地他者化了。
吉行的这篇小说是否基于真事，我无从得知。不过，很难想象嫖客还介意娼妓的快感（之所以花钱买娼，本来不就是为了无须在乎对方的反应吗），而且，女人是否真的得到快感，不问本人谁也不知道。那样的女人也许的确存在，不过，即使没有快感，“发出欢喜的呻吟”这种小动作，也是女人的拿手好戏。根据《新̃摩尔报告》（モア̃リポート編集部，1990），六成以上的女人回答“假装过性高潮”，其中七成以上确信“男方没看出是假装”。[女权主义运动之后出现的《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Hite，1976）一书，是对女性性生活的大规模调查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仿效该书对日本女性性生活实态所做的调查，即《摩尔报告》，《新̃摩尔报告》为修订版]有男人夸口能看破女人的伪装，其实，不过是你哄我骗，真相谁也没法知道。
有些标榜反世俗姿态的所谓“性探索小说”，其情节展开与色情文学的常规套路相似得令人吃惊。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这种结构手法非常好懂。首先，“是女人先勾引我，可不是我的错”，男人的欲望由此得以免责。然后，即便是把不情愿的女人强行推倒在地的强奸，最后还是以女人的快感结局，仿佛在说：“怎么样，你不也得到快感了吗？”好像女人的性器是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和暴力都转换为快感的无底黑洞。为男性读者制作的色情文学，最后的终极点不是男人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这个现象看似矛盾，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谜。
因为，女人的快感，可以成为测定男人性能力达成度的指标，也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得以完成的目标。“我那活儿好，女人离不开”，不想这样夸口的男人，有吗？
在这里应该陈述一个事实，女人的快感并非如此便利的东西（对男人而言的便利）。因为这种幻想被播散得太广，我担心有人会信以为真。吉行就是散布这种性幻想的犯人之一。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对此确信不疑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他们就是那些以为“读了吉行就能懂得女人”的人。这种话语，对男人来说，不过是一种便利；可对于女性，却成为一种压迫。因为女人们会想：“我不能像吉行笔下的女人那样得到快感，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女人，我还不成熟？”让女人去读吉行的男人们，不过是想大量产出便利于自己的女人。
实际上，读了吉行，也不懂女人。读了他的作品，懂得的只是男人的性幻想——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这与“东方主义”极为相通。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制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这就是萨义德《东方学》（Said，1978）一书的发现。
在吉行的心目中，其实有个对手，就是他奉为范本的、被称为“置身陋巷的反俗作家”永井荷风。作为战后文学流派“第三新人”成员之一的吉行淳之介，不过是即将被日本文学史忘却的二流作家（吉行的读者现在还有多少呢），但永井荷风不同。永井是至今仍被反复回顾参照的文学史上的大师。倾慕永井并以他为摹本的男性写手，远远不止吉行一人，至今不绝。这让我不得不忧虑奥本大三郎所说的“厌女思想谱系作家”的反复出现。
永井也喜欢女人，他出没于花柳巷，比起当娼妓的客人更喜欢做娼妓的情人。与吉行不同的是，永井隐去作家身份，以“职业可疑但性情很好的大叔”的面目出现在娼妓面前。他颇得她们的喜欢，当然花钱大方可能是一个理由，不过他从来不以社会地位作诱饵，却能得到娼妓给他的情人待遇。吉行看到成了自己情人的娼妓去接别的客人会感到嫉妒，但永井看到相好的女人有客来，会节制地躲起来，不打扰她的生意。不难想象，比起吉行，永井更精通男女之道，更会把握女人，性爱技巧亦应非同寻常，据称他曾将竭力自我控制不去达到高潮的“内行女人”身不由己地引入高潮。看到这里，是否会有读者在心里想“真想和这种大叔交朋友”？可是，要是我说，永井也是“厌女思想谱系作家”，是否有些难以理解？
在《濹东绮谭》中，永井这样描写陋巷中的女人：
吾年少时便入脂粉之巷，至今未悟其非。曾因一时因缘，随女所愿，纳入家中，使其把帚持家，然皆以失败告终。彼女一旦境遇得变，不再以身为贱，便一变而为不可教之懒妇也，若非懒妇，则成不可御之悍妇也。（永井，1971：104）
虽然永井为了接近娼妓而隐去身份，但自从有次被警察盘问之后，他便一直随身携带证明自己身份的印章、印章证明和户籍抄本，很是小心周全。当然，这是为了向警察显示，自己本为有相当身份地位的绅士，并非真正属于出入此等陋巷之辈。也就是说，永井一面与陋巷中的女人们交际，一面手持自己属于另一世界的证明，他绝不会允许女人们越界侵入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与娼妓的关系成立的前提，是把女人全然视为另一个人种，并非以同等高度的视线与她们交往。
如永井这般，在一个阶级和性别严格分界的舞台装置之中，对挣扎在苦海中的女人表达的同情、对她们不幸身世的共情，便成为身处绝对安全圈之内的人们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即便这样，有时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娼妓根据客人爱好编制各类身世故事讲给客人听，让客人当“好人”，给客人“增值”，这实为一种广为人知的商业行为。永井绝非不谙此道的纯情少年，他当然不会把娼妓的故事全盘当真。《濹东绮谭》中有个叫阿雪的女子，她向永井表现出超乎游戏的纯情，结果，正如永井自己承认的那样，“非但玩其身，连其真情一并玩了”。（永井，197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