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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分离和支配女性，对于创造出这种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发出奇妙的悲喜剧。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对象；反之，如果把她视为性对象，就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陷入其中。我曾听过一位从旧制高中毕业的高龄男性讲他年轻时的一桩“浪漫往事”。讲述的时候，那位绅士目视远方。“从前，我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去旅行，两人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最终连一根小指头也没碰。旅行期间，她似乎为此很苦恼，可我觉得那样才好。因为她是我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让她保持纯洁地告别了。”
我很想跟那位绅士说别那么自以为是，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男人而言，那就是对女人的“珍惜”吧。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会苦恼。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恼，却有意无视，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个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把这种行为称作什么“纯粹”“浪漫”，不过是男人的脑子出了问题。
可是，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性交吗？性交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阳痿男人，与前面那位毕业于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其反应的女性，无法勃起；而当对方是无须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这个双重标准的机制，前面所说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只是很好地将女人“按用途分别使用”而已。他在把春楼女子当作性玩具的同时，对“将来的妻子”则遵循“男女平权”的思想表示相应的敬意。使这种分离正当化的理由，是阶级隔阂。我们只需想起明治时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应该能理解，那种“身份”，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种之隔”的别名。
不过，为男人定制的规则，总是留有允许“犯规”的漏洞。低阶层的女人不能娶为正妻，但可以纳为情妇或小妾；若实在想娶，还有一招，让她成为高等身份人家的养女之后再去结亲。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为娼妓赎身后将之迎娶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的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
。
现在想来，植木那个时代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务（娼妓和女仆的组合）吧。正妻无须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门第家产，只要能持家生子就足够。甚至连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无后去之”只是神话，正妻地位乃两家盟约的枢轴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动摇的。有研究表明，江户时代的夫妇十对中就有一对为自然不孕，想要孩子可从别处领养。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地区，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一直住在娘家，搬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得到之后才带着继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过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对“圣女”“娼妓”的分离支配，最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津的《从便所开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写于1970年，作为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现已广为人知
。
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离为两种形象：或为母性的温柔=母亲，或为性欲处理机=便所。（略）男人心中的“母亲”或“便所”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结婚对象”或“玩弄对象”。（略）男人的“母亲”或“便所”意识，来自将性视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他们把女人当作玩弄对象还是当作结婚对象，根源同一。
“母亲”或“便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无论女人被视为哪一方，本质不变。[溝口ほか編，1992：202；井上ほか編，1994；田中（美），2004]
在现今的生殖技术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欲处理机”，还成了“生殖机”
。在“代孕母亲”已经来临的时代，“借腹生子”不是比喻而成了现实。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出《使女的故事》（Atwood，1985）是在1985年，这部科幻小说描写了一个极端的生殖管理社会的噩梦。在那里，有专用于生殖的使女，经妻子同意，丈夫与使女不带快感地性交，让其生子。那本书出版后不久，噩梦不再是梦。人工授精便可让借来的肚子怀孕，不再需要野蛮的性交行为。当然，出租子宫为的是钱，不是出于什么人类博爱。代孕母亲的报酬，在美国约六万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万两千美元左右，十分廉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境之间的差价当然要被利用起来。在印度，有些地区整个村子的女性在中介商的斡旋下成为代孕母亲。如今这个时代，生了孩子的母亲，也无须背负“终生责任”了。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为“圣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挤入性的自由市场。男人们为“星期五的妻子”
“援交”
等现象而震惊，因为他们被迫面对的现实是，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一定在分界线的“这一边”（宮台，2006）。本来，女中学生的身体是“禁止用于性目的的身体”
，可因为男人们对这种身体给出高价，让中学生们自己“发现”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实。从这里开始，到用一个身体来分别扮演性的双重标准的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A子，距离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