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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与他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沟通，或者想要放弃去理解的努力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终归人种不同，没办法”。
像我这样的人，看着男人们，有时忍不住想嘀咕：怎么回事，真不敢相信是同一种生物，终归人种不同。
每当“婴儿潮一代”被笼统地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时，我一直坚持说这一代男人和女人“人种不同”。这是忠实地坚守“浪漫恋爱”信念的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代，可这一代男女配偶的结局却是同床异梦。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在男女择偶行为中，“恋爱结婚”的比例初次超过“相亲成婚”。在父权家庭中长大的这一代男女，热烈向往自由恋爱的结婚，并付诸实践。没有任何人强迫，明明是自己挑选的人，可是，那时自己“爱上”的，就是眼前这个“外星人”吗？——肯定有不少的妻子是怀着一种落寞萧索的心情在望着饭桌那头的丈夫的脸吧。
萨义德在《东方学》（Said，1978）一书中指出，把对方当作不可理解之物（异人/异物/异教徒），将之从“我们”之中放逐出去的方法（亦称“他者化”），有“人种化”和“性别化”两种，这两种方法互为一体，即“东方”等于“女人”。这里的“东方”是“异国”（异乡）的别名，“东方主义”是将与自己不同的社会他者化的方式。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简明地定义为“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东方主义”，就是关于东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它是什么的西方人的幻想的别名。因此，他们无论知道了多少东方主义，对真正的“东方”还是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不过是西洋人头脑中的东方。
最脍炙人口的“东方女人”，应该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对，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中，日本就被表象为“蝴蝶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蝴蝶夫人就是单身赴任的驻外人员的当地妻子，她的情人接到本国的调令后体面地抛弃了她，但这个死不甘心却又软弱无力的女人，日复一日望着大海，沉溺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你一定会来接我”的幻想之中。无须赘言，这个幻想，不是蝴蝶夫人脑子中的，而是创作出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普契尼的脑子中的幻想。
对于西方男人，没有比这更舒适方便的幻想了。对方是自己不能理解的他者，这意味着，那既是充满迷幻魅力的快乐之源，又是不会给自己带来丝毫威胁的、完全无力的存在。对方不但作为诱惑者主动委身，还在自己离去之后毫无怨恨地继续爱慕自己。男人对“被我抛弃的那个女人”所怀有的一点点心痛的感觉，也因女人的爱的伟大而得到净化。还有比这更能满足西方男人自尊心的故事吗？质疑“怎么可能有那种女人”的声音，被西方人的巨大幻想所淹没，没人听见。东方主义就是让支配集团不去面对他者现实的装置，所以，无论如何陈述“日本女人其实是这样的”，这种声音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用更低俗的话说，东方主义就是西方男人的自慰品。我真弄不懂看到这种自慰品还拍手喝彩的日本观众的心思。我一看到《蝴蝶夫人》就作呕，根本没法心平气和地看下去。
人种与阶级也是合为一体的。
在最近的人种研究中，与“社会性别”（gender）一样，人种亦为历史建构的产物，这已经成为常识。人类是一属一种，无论任何人，99％的DNA是相同的，但却偏要制造出“人种”（race）的概念，用肤色把人区别开来。所谓“性别”，就是通过排除“非男人”（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和女人）来维持分界线，使男人作为男人得以实现主体化的装置。与此同理，所谓“人种”，就是（发明了人种概念的）白人通过排除“非白人”而定义“何为白人”的装置。白人研究（藤川編，2005）将这些真相接连不断地暴露出来。“身为白人”，意味着拥有支配劣等人种的资格。在历史上，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同时出现的。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Morrison，1992）在剖析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指出，在这部可称为美国建国神话的“国民性小说”中，为了确立哈克的“白人性”（whiteness），黑人逃亡奴隶的存在不可或缺。这部描写一个少年成长经历的美国版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同时也是一个讲述“真正的美国人（男人而非女人）如何诞生”的国民故事。通过帮助逃亡奴隶，哈克成了赢得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解放奴隶、保卫民主自由的美国高贵的“白人男性”（white man）的象征。对于“白人性”，白人们毫无自觉，完全看不到他们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迹象，所以，才有了由莫里森这样的黑人女性开始的白人性研究（whiteness study）。
人种这个概念，以前的用法与现在有区别。在西方露骨的人种主义偏见传入日本的明治时代，当时的文本中有“上等人种”“下等人种”等用法，实际含义相当于现在的“上流阶级”“下流阶级”。贫困、懒惰、性的堕落，被描述为“下等人种”的特征，几乎如DNA一般，世代相承，无法期待能被改善。
比如，娼妓产生于“下等人种”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事实，但在明治时代的话语中，成为娼妓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她们生来淫乱。就连被誉为明治时代第一号“女性之友”的岩本善治
先生，也展开“自我责任”论，说失身女人本人有问题。
在这里，我们会想起明治时代另一位著名的“男女平权论者”植木枝盛
。植木以言行不一而著名。作为自由民权论者，他在各地举办讲演会，呼吁男女平权。植木还有一丝不苟地记录每天行动的习性，留下了一部《植木枝盛日记》。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明治一三年九月一七日 夜 在千日前席上演说。讲男女同权论。召菊荣妓。”（高知新聞社編，1955：173）
这则日记成为植木刚讲过男女同权便去妓院买娼的证据，为此，后来的女性主义者批判他言行不一。可是，对植木本人来说，这种行为不是什么自我矛盾。在他的头脑中，娼妓“人种不同”，可以任意使唤，根本不能成为“平权”的对象。他在别处表示，自己将来的妻子必须是才德兼备值得尊敬的女性。在一个以阶级的双重标准来对待女人的社会里，植木的言行未必能说是不一致。视之为不一致，是在平等思想，即一切女人不分阶级皆为同等之人的观念普及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