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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事例，男人之间的下流话。所谓说“下流话”，就是男人共同把女人当作性的客体将之贬低、用语言加以凌辱的一种仪式性交谈。不要以为以下半身为话题就等于下流话。下流话自有一套规则和程序，是男人作为性的主体进行相互确认的仪式。加藤秀一（2006）称之为“男人话语”。
我一直有个怀疑：关于性，男人们虽然看起来谈了那么多，可对自己的性体验，他们其实并没有以第一人称来表述的词汇。女人一直忌讳言及下半身和性器。因为只要一开口，就只能使用男人们用的充满对女人的侮辱的词语，于是想说的话也踌躇着说不出来。比如，在日语俗语中，“性交”一词为omanko-suru，而不说tinko-suru
，性行为用女性性器而不是用男性性器来指代，就是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女人的性器直接成为性行为的代名词，表明女性性器完全被视为男人欲望的客体，仿佛不是女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将女性性器称为阴部、性毛称为阴毛，也妨碍了女人面对自己的身体。直到最近，女人们才终于开口谈自己的身体和性，相互都为这种经验的新鲜而惊喜兴奋，其中的代表作有《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身体·我们自己》（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ective，1984）等书。
每当听到有人说“女人终于开始谈性了”，我头脑中便掠过一个疑问：那么男人呢？男人们真的谈过性吗？看似那么喜欢说下流话的男人，其实不过是在下流话的固定格式中谈性，男人的未经格式化的个体经验，其语言表达难道不是一直都被压抑着的吗？反倒可以说，固定格式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的压抑非常强有力。
荻野美穗是《关于身体的研究2——作为资源的身体》（鷲田ほか編，2006）一书的编者，她向男性研究者加藤秀一提出一个问题：身体对于男人意味着什么？对于她的问题，加藤（2006）努力而胆怯地试图用第一人称作出回答。提倡身体史研究的荻野，一直严厉批评男人身体缺席的现象。她指出，一说到身体，就不言自明地想到被对象化了的女性身体，连男性学者以身体史为研究对象时，也从来没人以男性身体为主题。加藤在接受她的批评后，给自己定了一条伦理规则。他把“第一人称的身体”与“第三人称的身体”加以区分，指出男人谈论的身体全是“第三人称的身体”。比如“你也是个男人，应该能懂吧”，便是一种相互寻求赞同的固定格式的话语，加藤将之称为“男人话语”。他给自己定下的伦理规则，就是禁止使用“男人话语”，探索不用“男人话语”的可能性。不过，他的诚实态度虽然值得肯定，但其尝试本身并不成功。
男人为成为男人而实践的同化与排除行为，不是单独一人能完成的。社会学学者佐藤裕在《论歧视》（2005）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歧视需要三个人”。对他为歧视下的定义，我稍加修改，这样表述：歧视就是通过将一个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另一人同化的行为。如果把前面的“一个人”换为“女人”、后面的“另一人”换为“男人”，直接就成为对“性歧视”的定义。
佐藤举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事例。比如，男人A说“女人脑子里怎么想的，真是弄不懂”。这句话，不是男人A对女人B说的，而是对男人C说的。男人A发出这种话语的意图，是想寻求男人C的同意，试图和他一起将女人B他者化，从而构成“我们男人”的集体认同。女人B这时是否在场无关紧要。正如佐藤指出的，排除是一种共同行为。如果男人C回答“对，完全如此”，对男人A表示赞同（即与男人A同化），那么，歧视行为就得以完成。而假如男人C表示反对“不，没那回事儿”，男人A的男性集体身份认同的企图就在这里失败了。那么，男人A为掩盖自己的困惑恼怒，会转而攻击男人C，把他视为对男人世界的偏离：“怎么？你还是个男人吗？”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在不允许中间项存在的顽固的性别二元制之下，偏离了男人世界，便等同于“被女性化了的男人”。
与佐藤一样，加藤也从话者与听者的共犯关系来探讨“男人话语”的形成机制，他所说的“男人话语”，就是指这种强迫听者与固定格式同化的话语方式。
于是，我们得知，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下流话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绝不可能成为第一人称“我”的话语，理由就在这里。男人那么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当我们叹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即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