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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系“现领内府帑银行商”，也就是皇商。清代的皇商，负责为清皇室采办各种物品，交给内务府广储司，是故《红楼梦》中的薛家，能有各类珍稀物品。外号“呆霸王”的薛蟠，领着内帑钱粮，负责采办各类杂料。作为皇商，薛家有许多珍贵的药材、木材等。贾家虽然富贵，有时也得向薛家索取人参、牛黄和上好木材。
早在后金入关之前，就有一批山西商人，本着牟利的本能，暗中与后金进行各种贸易。这些本为明朝百姓的晋商利欲熏天，丝毫不顾及朝廷利益，不但贩卖人参、貂皮这些物品入关，还敢向后金贩卖火药这样的军需物资。在清军入关的战役中，晋商为清军组织军需物资，立下了汗马功劳。至清室鼎定中原后，有八家商人成了内务府的皇商，分别是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瞿堂、黄云龙。
八家皇商之中最有名的是介休范氏一族。范家熟悉塞外，多年来一直从事运输钱粮业务。顺治二年（1645），顺治帝召见范永斗，“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范家被赐产张家口，入内务府籍，此后范家等皇商成为皇帝的商业代理人。范永斗为负责皇家采购皮张等贸易，全力扩充家族业务，财力日益雄厚，奠定了范家日后的发家基础。范永斗年迈之后，由儿子范三拔接掌家族业务。
清代晋商到蒙古贸易者为数众多，时称“藩商”。在范三拔手中，范家除了继续进行边疆贸易外，也从事其他如铜、盐等业务。范三拔生有五子，其中第三子范毓馪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为范家生意的掌门人。范毓馪熟悉商贸事务，为人豪迈，又有胆略。在他的执掌下，范家业务愈发壮大。
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领兵出塞外，攻打准噶尔部噶尔丹。此番作战，出塞千里，前后数月，发兵十余万，后勤供给是巨大难题。由于路途遥远，每石米粮要花费一百二十两。到了康熙五十九年，在清军远征准噶尔之战中，范毓馪承担了运粮事务，将每石米粮的价格下降到四十两。以边市贸易起家的内务府皇商范氏带领一些商人，辗转沙漠万里，为清军提供后勤支持。商人运粮的优势是“克期至，无后者”，可见商业化运作的效率胜过官方。对于商人们的高效运粮，康熙帝很满意，多次给予褒奖。
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汲取康熙朝对准噶尔部多次用兵但不能奏效的教训，准备对准噶尔用兵前，以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秘密办理，为此特设军需房。经过允祥的精心策划，“是以经理二年有余，而各省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雍正帝特设军需房，整合六部与各省力量，集中财力人力物力，为军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到了雍正七年，雍正帝正式对准噶尔用兵。此次出征，以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从北路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由西路进。
雍正帝的心腹怡亲王允祥，知道范毓馪精于后勤运输，推荐范毓馪负责运输两路大军的粮饷。范毓馪很卖力地办理北路粮饷，曾以骆驼万余匹运送由察罕廋尔至科卜多的粮饷。由于路途遥远，且途中气候环境险恶，范毓馪分段设站，“每站用驼二百只，夫四十名。七八月间，驼只倒毙数千”
。
为了节省成本，范毓馪根据用粮数量及路程计算各处米粮的价格。各处所需的每石米粮分别耗费白银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不等。范毓馪精心筹划运输粮饷，得到雍正帝嘉奖。“北路军粮范毓馪承领运送，诸事谙练。措置得宜。朕深嘉奖，已加优叙。”
雍正帝赐范毓馪二品太仆寺卿，其弟布政司参政。
乾隆帝登基之初与准噶尔对峙，设在前方的诸多营寨需要大量粮饷供应，范毓馪再次承担了该任务。乾隆三年（1738）夏五月戊午，定边副将军额驸策凌上奏，因为前方米粮储存较多，军营现贮粮十七万余石，屯田米三万余石，命暂停运送军营米石。范毓馪每年运到两万石粮，又预备折耗一千石米已交军营。
乾隆三年，口外大获丰收，而京师米价昂贵，贫民缺粮。乾隆帝派遣内务府官员携带库银六万两，前往张家口、古北口，依照市价采购米谷，交八旗米局平粜，使京师中民众能买得起米。范毓馪毛遂自荐，称自己长期在口外买米，业务熟练，张家口外现有范家伙计多人，采购米粮，断无贻误。故请其采买米粮，费用自然较之官买节省。乾隆帝当即许可，命范毓馪派人前往古北口、喜峰口、热河一带分头采办，不拘何项米谷，照市价购买，陆续运京，分给八旗米局。
在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范家负责了相当部分的后勤事务，运输百万余石军粮，为战事的胜利出力甚巨，备受清室青睐。当年的八家皇商“其后嗣今多不振，惟范氏因北运一役，冏卿屡蒙恩赍”。范家为皇帝卖力，皇帝也赏赐给范家很多好处，如采购铜料、分销食盐等贸易特权。
清代官方货币是“制钱”，俗称铜钱。不过中国铜矿产量有限，每年所产不能满足铸造铜钱之需。铜料的采办由十四个内地榷关承办，同时负责采购铸铜钱所需的铅料，以及收集废铜等。各榷关采购价过低，虽拼命搜刮，也不能完成采购任务。国产铜料不足，转而依赖于从日本进口。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长崎对外出口的重头从银转为铜。日本四国的铜矿，提供了大量高品质、低价格的铜料。中国则保持着对铜的旺盛需求。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清政府从日本大量进口铜料。到了康熙三十八年，原先由榷关采购的铜料，改由内务府皇商采办。此年经过内务府上奏，朝廷议定“以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应办宝泉、宝源二局额铜，改交内务府商人承办”。原先由六关采购的铜料，合计二百二十四万余斤，此后被移交给内务府皇商，由张家口商人王纲明、范玉芳、王振绪、翟其高等人承办。
到了康熙年间，内务府员外郎张鼎臣、张鼎鼐及主事张常住三人，又请将其余崇文门、天津、临清、龙江、赣关、太平桥、凤阳、南新等八关，共一百三十三万余斤额铜，移交给张家兄弟办理。
到日本购铜时，皇商可以顺便携带一些商品至日本销售。这些商品是日本市场上的稀缺品，出售后能牟取暴利。内地价一，至日本售卖可得价五。再从日本购铜料回国售卖，又可以获得巨大利润。
承包铜料的内务府皇商张鼎臣曾道：“查原来各关规定铜价，每斤银一钱五分，据我等经营，每斤铜只需银七分，运费及杂项用费需银三分，合计每斤铜需银一钱。”皇商仍然按照一钱五分的价格采购一斤铜，经手之后，每斤可余银五分，扣去“节省银”
一分五厘后，仍余银三分五厘。张氏一年承办铜斤一百三十万余斤，每斤可得利三分五厘，利润之高，可谓惊人。
此处的节省银是清代独创。清入关之后，吸取了明代教训，不敢公开将户部库银收入宫廷。不过清室还是玩了些手段，通过节省银之类，混淆公私，充实内务府银两。凡内务府皇商承办各类工程项目，采办铜料、草豆料等，每笔开支中，均要扣下一定数额的节省银缴纳给内务府。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二月，内务府皇商王纲明接办六关铜料，每年将节省银三万两“交与内库”。
皇商承办的购铜利润巨大，甚至引起了曹寅的嫉妒，曹寅提出由他独承十四关原铜采购计划。最后各方达成妥协，将宝源、宝泉两局铸鼓所用，十四关额铜三百五十八万余斤，分为三份，由三方承办：湖口、扬州、凤阳、崇文门、天津、太平桥等六关，分给内务府员外郎张鼎臣兄弟；芜湖、浒墅、北新等三关，分给皇商王纲明等人；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等五关，分给江宁织造曹寅。
每年买铜料的银两由户部支付，但买铜中产生的节省银却交给了内务府。张鼎臣、王纲明、曹寅三方，每年购铜三百五十八万余斤，要缴纳节省银十四万两。皇帝坐地生金，做起了无本买卖。
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幕府限制对外贸易，将每年至日本的船只限定为三十艘，贸易额限定银六千贯（一贯为七百五十斤），原铜限定在三百万斤内。日本限制铜料出口，导致铜价上涨，负责对日贸易的皇商难以完成任务，只得在京师附近收购废铜器皿，但仍无法完成任务，亏损严重。一起承办铜料事务的皇商六人中，有王某亏损帑银八十三万两，被下狱处死。王某一死，家人需要填补亏空，范毓馪与王某是好友，不忍其一人承担亏损，便按期如额赔补。
康熙五十五年，范氏等内务府皇商的办铜资格被取消，改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广东等八省督抚、委员办理铸造铜钱的铜料。到了乾隆年间，云南铜矿得到大量开采，用铜压力稍微缓解。但乾隆年间社会兴盛，铜钱铸造用铜所需更大。乾隆三年（1738），范毓馪再次奉命采办洋铜（日本铜）。
此时到日本从事贸易受到诸多限制，且海上贸易风险巨大，被人视为畏途。乾隆初期，办理洋铜事务的官商均遭到沉重损失，“买铜之官多已破产，买铜之商无不倾本”。范毓馪则云：“范家世受皇恩，为皇家效力乃是分内之事。”他立刻遣人驾巨舟赴日本采办。范毓馪到日本采购原铜，数量颇大。乾隆九年时，“查范毓馪所办洋铜，足供六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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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购铜的巨利之外，范家还从事其他商业贸易，如盐、木材等。在张家口外，范家砍伐、运输大量木材，入口进行销售，获利颇丰。在涉及皇室的景山、万寿山等大工程中，范家利用自己的资金及对森林资源的熟悉，开采了大量木材低价供给工程之需。同时，范氏家族还为内务府运输马匹、粮食，乃至销售人参。
范氏的业务极为广泛。乾隆朝时，在北方，范家与哈萨克汗国从事马匹贸易；在南方，与英国人从事玻璃贸易。乾隆十年（1745）之前，范氏家族通过与内务府的关系，从事人参开采、销售活动，从中获得了暴利。到了乾隆十年，乾隆帝看到人参贸易获利实在丰厚，便将人参收归官方专营，范氏也停止了人参贸易。
范家得到内务府特许，经营河东、长芦两盐区引盐的运销。河东盐区（潞盐）行销地区为山西全省以及陕西、河南等部分地区。长芦引盐行销于直隶和河南的二十个州县。范家指定的购盐区是天津、沧州。此两地盛产高品质盐，而其销售盐的地区人口稠密、生活富庶、交通便利，运输费用也低。范家在这些区域内，构建了一个包括运输、销售的交易网络，通过盐业贸易获得了巨大利润。
范家在北方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负责采购铜的船局，有洋船六艘，在长芦、河北等地遍设盐店，在北京、张家口等地有多处商铺，在山西老家有大量土地和房产。范氏家产究竟有多少，已无从考证。但在范家所谓的极盛之时，风光的背后却是千疮百孔，在勉强维持。
乾隆十年之后，范家的生意从毓字辈移交到清字辈手中，其中著名的有范清洪、范清注、范清济等人。乾隆十七年时，范家所欠官帑过多，手中资金紧张，未能及时派船去日本购铜。乾隆帝下令只要范家如期缴纳铜斤，所欠部分官帑银两可以暂时拖欠。
乾隆二十年，范清注呈报内务府，称尚有欠银四十七万余两。至日本购买铜料，加上运费，每百斤只抵十三两五钱两银，“较之江浙等省收买洋铜，每百斤少抵四两，以致采办愈来愈艰难”。范家不得不借高利贷来填补窟窿，以至于债台高筑。
乾隆帝暂时还不想放弃范家，特批内务府借给范清注二十万两本银，每年一分起息，十年本利全还。此后范氏每年除应交课税外，另要缴纳借款的本银二万两，利银二万两。此后，范家每逢困境，内务府都拨款予以帮助，同时下令限期交还本利。但范家已是焦头烂额，哪有能力偿还巨额债务？乾隆二十年（1755）拨给的借款，只在乾隆二十一年归还了本利，此后就无法筹交。范家只好请内务府转奏皇帝，准其展限，将每年的欠数滚加到所欠总数之内。
范清注不但在家族生意上遭到重创，家中也不太平。刑部郎中沈澍窥见范清注之妾刘氏美艳过人，就花重金请了媒婆周氏，又收买了刘氏房内的丫鬟，怂恿刘氏逃出范家，嫁给沈澍。在多次引诱之下，刘氏答应下来，但要求凤冠补服出嫁，又要沈澍立誓书、下定礼。沈澍欲火攻心，一一答应。刘氏借口出家，躲入尼姑庵中，再由沈澍接出租房成亲，二人结成鸳鸯。此事被九门提督访闻，奏报给了乾隆帝。乾隆帝下旨将沈澍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到了乾隆二十八年春，沈澍之子毓麟向户部捐银二万两，为乃父赎罪。
乾隆二十七年，范清注在皇室债务的重压下去世，由其弟范清洪接手家族生意。范清洪接掌家族生意后，知道家族已是江河日下，继续留在皇帝身边，家族早晚要遭遇厄运。范清洪头脑清醒，主动提出要将家族财产变卖，退出皇商行当。范家不想做皇商，乾隆帝却不答应，命范家继续效力，有困难可向内务府请求帮助。范清洪回天无力，主持家中生意不过一年。乾隆二十九年，内务府命范清济接替范清洪，主持范家业务。
为了扶持范家，清廷赏借银三十万两，加恩免其交利，宽限五年，令其自行办理。此后范清济寅吃卯粮，不断向内务府借款，所欠数额越来越多，根本无法偿还。拖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范家亏损累计已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此时乾隆帝不想再给范家输血，决定抛弃范家。
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帝下令逮捕范清济及其子侄范李、范杜等人，指控范家“欺隐废弛，居心狡诈”，又令各省查封范氏的全部家产，风光无比的范家从此衰落。
范家是皇商，从事的又都是暴利行业，一般说来，怎么也不会亏损，且导致家破人亡，其中原因，部分在于范家的皇商身份。范氏是皇帝的奴仆，要随时为皇帝效力；范家的所有财产，其实都是皇帝的。每逢皇家有如生日、出巡等重大活动，或是皇朝有大的战事，皇商都要报效主子。所纳银两，少则十万两，多则百万两。皇帝之外，范家每年都要以巨额银两贿赂各个部门官员，每次给内务府大臣的贿赂都在四五万两之间。这些开销乃是无底洞，范家从事的暴利行业，根本无法填补。范氏兴亡，成也皇商，败也皇商。
各类突发的天灾也给范家带来沉重的打击。乾隆二十二年七月，范清注报告，运往芦、东两处的盐被水冲没，资本全无。乾隆三十一年，范清济报告，去年从事贸易的船只，遭遇飓风，沉溺一只，亏本三万余两。
就皇室业务而言，出于报效主子的考虑，常要自己承担各种损失，如民商办理购铜，每百斤作价白银十七两半，且官买十分之六，自行销售十分之四，可获得较高利润。而皇商从日本购铜，经自贬价格之后，每百斤值银十三两半，且不得在市场流通。康熙、乾隆朝时，因为贸易量巨大，日本铜价便宜，还能承受这些低价。乾隆朝之后，日本铜价日益昂贵，贸易量下降，范氏购铜亏损严重，不得不借高利贷来填补亏空。范家所承办的盐业，在乾隆朝中期之后，所用资本巨大，成本日渐高涨，利润也日益下降。
各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范家的衰亡，其实衰亡是皇商的宿命。皇商所从事的业务，都受到内务府的严格控制，自己根本无从选择，毫无市场竞争力，只是靠着垄断维持。有清一代，诸多皇商依附于皇权，从事暴利行业，但这些皇商，鲜有能长久维持的。范家百余年的富贵荣华，最终烟消云散。皇帝的商人，不过是为皇权输血，当他们不能完成输血的任务时，他们的一切荣耀即全部被抹去，所留存下来的，只有些许关于这些巨富之家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