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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执掌大内事务，一切活动均围绕皇室展开，其职责何其重要，而其大印更是深藏于宫中。不想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内务府的大印竟然丢了。内务府大臣宝鋆因此受到牵连，自以为头颅不保，不想宝鋆不但未掉脑袋，后来还继续升官。
宝鋆是吉林人，虽然隶属八旗，却出身贫寒，是故知晓民间疾苦。道光十八年（1838），三十一岁的宝鋆考中进士，此后宦海沉浮，有升有降。咸丰八年（1858），在浙江主持乡试时，宝鋆擅自做主，额外扩大名额，多录取了一名生员，为此被咸丰帝斥责。咸丰帝感到不解，认为宝鋆平日里以清廉自诩，想不到也和其他人一样营私舞弊。
咸丰十年八月初八，皇帝逃往避暑山庄，宝鋆留守北京。此时宝鋆担任户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掌管户部三库，负责管理圆明园等处。
圆明园经历了清室历代皇帝的经营，规模宏大，有各种宫殿一百四十余座，设有八旗鸟枪营守卫，有兵近万人。不想英法联军逼近时，守卫圆明园的禁卫作鸟兽散，无一卒一骑出击。
咸丰帝逃到热河后，命宝鋆从银库中提出二十万两白银，送到热河修葺行宫，却被宝鋆拒绝。宝鋆认为，此时正值国难，守城也需要银两，要节俭度日，“守城需饷，库无存储，是无京城也”。
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逼近德胜门、安定门外，并大败僧格林沁、瑞麟军，此后窜往圆明园大肆抢劫。驻园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河殉难，园内死亡的宫女和太监颇多。英法联军入园所抢劫的多是容易携行的物品，抢劫完毕后，各处乡野居民和土匪一拥而入，将园内精致陈设抢掠一空。之后，土匪欢天喜地地抬着财物撤走，不想半途又被胜保的部下拦住劫杀，所得多数落入胜保囊中。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宝鋆在城头上看着漫天火光，却无计可施。
八月二十三日，英法军队二百余人，加上不计其数的土匪，涌入清漪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劫一空。园中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被抢去。清漪园主管内务府员外郎泰清全家十六口自焚而死。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杀入京师，一时人心惶惶。海甸街上有内务府某官员，听闻颐和园起火，也效法前辈泰清，举火全家自焚，以殉皇室，“今甸镇街石路西是其故居后人，为起大冢，且竖石表墓”
。
在一片混乱之中，宝鋆将内务府大印交给大臣文丰保管。结果英军火烧圆明园，文丰投水自杀，大印丢失。咸丰帝得知之后，大骂宝鋆：“只顾一己之命，圆明园被焚毁时不前往，对于专管的三山被抢掠，也不前往，不知是何等肺肠，实我满洲之弃物也。”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抢劫后，宝鋆到园中查探存放在园中的历代皇帝画像的情况，到园时只见满地灰烬，一片狼藉。宝鋆碰到独自看守宫舍的内务府小官崇礼，两人相对而泣。此时画像已被抢走，两人骑行了十余里进行寻觅，见画像散佚在地，残破不堪，二人均惊慌无措。崇礼认为画像被毁坏至此，即使拿回去也不能保全，不如火化较为得体。二人就寻了稻草，举火跪地，泣而焚之。
崇礼此日的表现，让宝鋆大为欣赏，此后特意提拔重用，后来崇礼做到了内务府大臣、礼部尚书。有人弹劾崇礼习气太重，识字不多，不配做礼部尚书，宝鋆回护道：“识字无多没关系，哪能人人都与太史公比呢？只要事理明白即可。”说起来，崇礼无特别表现，只是宝鋆丢了大印，心有戚戚，与崇礼共患难之后，自然对他要加以提拔回护。
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八日，总管内务府大臣在京者，仅宝鋆一人，其他的都随咸丰帝逃去了热河。宝鋆一人处理京内事务，焦头烂额之下，不得不恳请咸丰帝“简放一二员，分任其事，以便照料”。咸丰帝派了内务府大臣明善回京师帮忙，附带着痛骂宝鋆：“圆明园已被焚毁，你不多去探望，还有人心吗？”
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吏部曾规定，遗失印钥钥牌之案，即将遗失之员从严议处，此后三年无过方准开复。宝鋆所管辖的三山被抢劫，内务府大印丢失，宝鋆自知官帽要丢，很是无奈，自我调侃：“冠下之物且不顾，遑计冠上区区者哉。”不久果然被降为五品顶戴。然而，此时适逢乱世，还是需要用人。一个月后，宝鋆就官复原职。
咸丰帝出逃至热河后，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寅时驾崩。咸丰帝一生处于大清帝国国力下降曲线的最低端，他二十岁登基，也想有所作为。可祖先留给他的债务实在太多，他瘦弱的身体无力扛起这内外如山的重压。当皇帝十一年，内有各省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起义，外有英法联军的进逼，不得不仓促逃奔热河，只是在最后的岁月里，才能得享些安逸太平，这皇帝当得实在太辛苦。
咸丰帝一死，东西两位太后走上历史舞台。之所以称东、西太后，因为逃到热河行宫后，皇后钮祜禄氏居住在烟波致爽殿东间，内务府上下就私下称她为“东边的”，懿贵妃那拉氏住西间，称为“西边的”。咸丰帝一死，两宫晋封皇太后，就改称“东太后”和“西太后”。这样的称呼本是内务府官员和执事人员对两宫皇太后的简称，渐渐流传开来，成为代称。两宫皇太后回京之后，慈安住承乾宫，慈禧住储秀宫，并无东西之分，但宫廷内外及民间已经习惯称之为“东太后”和“西太后”。
辛酉政变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周祖培、沈兆霖、贾桢等大臣联合上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月初一日，授恭亲王奕䜣议政王、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三大要职，次日又补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之职。奕䜣集大权于一身，权倾朝野，接着发布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之后，朝廷嘉奖群臣，宝鋆、文祥等内务府大臣在内廷行走，经理一切事务，夙夜在公，出力多年。
如同前辈英和等人一样，作为内务府大臣，宝鋆经常受命办理皇家事务。寿庄固伦公主是道光帝第九女，咸丰五年（1855）封为寿庄和硕公主，指配给德徽。同治二年（1863），正当壮年的德徽突然染病去世，皇室惋惜不已，派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前往照料其丧事。为了鼓励宝鋆，皇帝将其“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寿庄和硕公主结婚没多久，就遭此苦劫，尤为凄怆，于是朝廷又特令内务府广储司拨银一千两，“以示笃念亲亲有加”。
宝鋆前去寿庄和硕公主府内料理丧事时，其府内首领太监张玉苍耍起了威风，认为上驷院提供的马匹不佳，要求挑换好马，向宝鋆出言挑衅，甚至有让宝鋆“亲身排车”之语。宝鋆脾气虽好，对此也没法忍受，向同治帝奏明张玉苍的行径。张玉苍当即被革去首领太监之职，交给内务府慎刑司严行审讯。
对于清室而言，宝鋆是可靠的亲信大臣，可以视为自家人。同治帝的大婚典礼，就由恭亲王弈、宝鋆会同其他总管内务府大臣，加上礼、工二部堂官一起办理。此番大婚，极尽奢靡，垂老的大清王朝想借助这场婚礼，表明自己还有些许生机。可时局的发展和国运的走向，却不是一场盛大婚礼所能左右的。
“宝鋆早岁出身寒酸，多知民间疾苦，及致身通显，最达人情。”宝鋆这样的人物，最适合作内务府大臣。他为人幽默，心胸豁达，在政治事务中，虽偏向于恭亲王，却也批评他人虽聪明，可还是有皇子的浮躁气息，不能脚踏实地。在各种势力之间，宝鋆常居中调和。
同治四年，恭亲王与慈禧爆发冲突，恭亲王被赶出军机处。四月十三日，慈禧召见宝鋆，询问他的意见。宝鋆聪明机灵，语言幽默，又会说话，哄得慈禧很开心，当日就下令让奕䜣入军机处。原本政治上的僵局，就这样被宝鋆打开。宝鋆的这套调和功夫，让朝中大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四月十四日，谕旨出来，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没有了议政王的名目，以示裁抑。此场持续了三十九日的政治风波，至此方告结束。
就在此月，军机大臣宝鋆、文祥一起上奏，称军机处事务繁重，恳请开去二人总管内务府大臣之职，以专一军机处事务。文祥与宝鋆年轻时都贫困不堪，都由科举出仕，是奕䜣的得力助手，但宝鋆与文祥却是两个极端。
宝鋆好酒、好马、好出游，酒后诗兴大发，泼墨挥毫，洋洋洒洒；文祥滴酒不沾，沉默寡言，不与人多交往，从不谈军机处中事务。文祥的诗写得极好，可是少有成集的作品；宝鋆去浙江，一路上在轿子里就吟出了一卷诗。军机处中，只要奕䜣与宝鋆凑在一起，就彼此挖苦，互相调侃。可只要看到文祥，这两人都表现得规规矩矩，端端正正。曾国藩认为文祥为人正派，“但心思不周详”，不会培养政治上的助手来帮助自己，靠一个人苦苦支撑却无力回天。
与文祥相比，宝鋆是个快活的人，他在塞外纵马，得意时吟诗云：“天下快事哪有此，一转瞬间百余里。”在草原上，喝着奶茶，他高呼：“穹庐雅相称，门外野风凉。”同治八年（1869），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被聘为同文馆总教习。在就职典礼上，学生们身穿长袍，头戴配有流苏的礼帽，向丁韪良行额手礼致敬。丁韪良当场用汉语发表了一番演讲，结果在一旁的宝鋆听了，诗兴大发，随即赋诗一首，抄写在一对精美的卷轴上，送给丁韪良留念。
宝鋆与曾国藩是同一年考中进士的老相识，曾国藩评价他“不满人口”，也就是嘴巴大，喜欢胡扯。宝鋆的缺陷果然如此，他时常因为口无遮拦而招惹是非。他的幽默语言经常被人指责为不得体，不符合礼制，对此，宝鋆只能苦笑。
咸丰、同治年间，内忧外患，朝野上下岌岌不可终日。先是大臣文庆大力提倡重用汉臣，提拔了曾国藩、胡林翼等方能平复战乱，其功甚伟。之后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方有同治中兴。在内务府和大清王朝的历史上，文祥、宝鋆都是不可忽视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