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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文才与仕宦之间的相互关联已颇为时人瞩目。史载，丘灵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齐颇减。蓬发弛纵，无形仪，不治家业。王俭谓人曰：‘丘公仕宦不进，才亦退矣。’”
丘灵鞠入齐后文坛影响力锐减，正与其“仕宦”不显直接相关。不止如此，文士对于才名、势位的态度，也是南北朝舆论评骘士人优劣的重要标准
。至于才位变化，更会引起同族子弟之间的竞争意识
，遑论早年家世背景、仕路起点相近的同侪人物。较为脍炙人口的例子，当属任昉与萧衍。史载：“始梁武与（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帝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以帝善骑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笺云：‘昔承清宴，属有绪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谑。岂谓多幸，斯言不渝。’”
所谓“三府”，即太尉、司徒、司空的三公府；“三事”，据韦玄成《戒示子孙诗》“天子我监，登我三事”句下颜师古注：“三事，三公之位，谓丞相也。”
“记室”“骑兵”则分别为记室参军、骑兵参军的省称，前者为两晋南北朝公府记室曹长官，后者为东晋南朝诸公、将军府骑兵曹长官
。有感萧衍、任昉二人前后地位的悬隔，李商隐《读任彦昇碑》说：“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
李商隐早年师从令狐绹之父令狐楚，令狐绹仕路通达，直至大中四年（850）十月拜相；李商隐却沉抑下僚，并在给令狐绹的《别令狐拾遗书》中抱怨“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
。可知，李氏诗中实则借任昉、萧衍身份之变寄寓了自身落后于同侪的人生况味。
文人在官场、文坛的位望也会影响时人对其具体文学作品的评价。张率十二岁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
。据《梁书·张率传》，张率卒于大通元年（527），时年五十三岁，则知其十六岁时为永明八年（490）。此时沈约作为永明体创制者之一，是为引领一时风气的文坛宗匠。故而虞讷听闻张率之诗为沈约所作，“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这种前倨后恭的变化，正是沈约“名人效应”扭曲作品评价的反映，也集中代表了官场、文坛地位与作品评价之间颇为微妙的制约关系。当然，这种情况自汉代就已经颇为明显。扬雄去世后，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向桓谭询问扬雄著述能否传世。后者回答：“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
可见，桓谭以“文义”、论见本身肯定扬雄著作的传播价值，显然超越了常俗以“禄位容貌”评判著述的误区。只是以貌取人、以官论书的倾向迄至南北朝亦相沿不改，虞讷自可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较早对文学、权位之关联进行系统论述者，当属卢思道《仰赠特进阳休之序》。其云：“夫士之在俗，所以腾声迈实，郁为时宗者，厥途有三焉，才也、位也、年也。才则弘道立言，师范雅俗；位则乘轩服冕，变代天工；年则贰膳杖朝，致养胶序。”
在卢思道看来，“才”“位”“年”是俗世眼中成功者必备的三大途径：“才”是弘道立言的文事能力，“位”是位高权重的政治能力，“年”则是年高德劭的道德影响力。三者若得其一，自可“腾声迈实，郁为时宗”。不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三者并非彼此孤立，“才”与“位”往往相辅相成，“年”则是前两者促成的结果。正因如此，江总《明庆寺诗》才有“十五诗书日，六十轩冕年”的感慨
。一般来说，兵乱灾荒时期往往会抬升士人心目中“年”的价值定位。如萧允在侯景之乱期间寄意栖隐，自称：“患难之生，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祸从何生？方今百姓争欲奋臂而论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于一书生哉？庄周所谓畏影避迹，吾弗为也。”
不过，排除战乱时期多弃荣求存的情况，“才”与“位”一般才是士人主流的价值目标所在。同时，“才”不因“年”“位”而贬损其独立价值，即使“年”促“位”卑，仍可能因“才”而产生不朽的影响。姚思廉评价沈炯说：“仕于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职，及下笔盟坛，属辞劝表，激扬旨趣，信文人之伟者欤！”
到唐人这里，则进一步丰富了“才、位、年”三元价值思维的构架。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
可见，其着意剔除权位因素，凸显“才”“道”合一的编选标准，成为由“才”“位”“年”相结合的俗世价值观向“才”“道”“权”分离的文道观转变的时代信号。总之，“才”与“位”（或“权”）之间具有广泛而密切的内在关联。若在文学、政治的交叉视域下考察，二者之间的关联命题则可归入文学与选官制度交互影响的范畴中。
南北朝各政权均属于武力建朝与军事保障下的文官统治类型，相关的文官铨选制度在汉唐官僚体制演化、定型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南北朝皇权势力大张，采取了许多举措以改善日见僵化的九品官人法，从而大致形成了三种并行的选官制度，即皇帝征拜、吏部依例铨选的中央选官制度，州郡考核、荐举与中央授官相结合的孝、秀岁举与特科制举制度，公府、太子、诸王、中央官署长官、州郡长官、将军、都督辟召等官员个人选官制度。虽然吟诗作赋本身并不属于政治活动，但以其为核心手段而构建的“文场”却广泛存在于朝廷或私人场合，并作为一种“媒介”，“使弥满于其他学术活动中的竞争意识和雄心壮志也渗透进文学活动之中”
。对南北朝文士而言，他们或凭藉选官制度由布衣转为官员，或因政绩表现而升降迁转，其身份往往呈现出官僚、作家、学者、士林贤达、乡邦领袖等多重样态；这种复合型身份又使其文事活动、创作心态与其官场实践、政治心态高度叠合，他们以各级选官制度为纽带，聚集于朝堂、郎署、东宫、藩府、文馆、郡衙，进而掀起了超越汉晋的集群化、功能化、应制化、宗教化、唯美化的文运新风。诚然，探讨官制与文学的互动关联已是先秦、两汉、唐宋至明清各段文学研究的惯常视角，但专就南北朝阶段而言，历史学视域中的制度史、专门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尚未有力地与文学专题研究相绾合，并最终形成系统化、规模化的研究论著。
探讨选官制度与文学的互动关联，一直是学界重要的研究思路。傅璇琮、王勋成、祝尚书等前辈学者在唐宋阶段树立了一系列典范之作，并带动了唐代迄至明代的相关研究
。与南北朝直接相关者，当属王相飞博士论文《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其认为，南朝选官制度处于两汉察举制向隋唐科举制发展的关键阶段，与文学的交互相关体现在多方面，即：选官制度下文人入仕类型的划分及依据，九品中正制对文人阶层的划分、文人心理状态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察举和学校入仕制度与南朝文风的演变关系，州郡府属佐入仕制度与南朝文学的关系（以文学集团及山水诗与乐府诗的区域性特征为中心），“起家入仕”与文学，待诏制度及对南朝文学发展的影响，尚书省、中书省官员的选任与南朝文学之关系（以尚书郎、尚书主客郎、中书郎、中书舍人的选用与南朝公文骈体化、南北朝文学交流等问题为中心），秘书省、著作省官员的选任与南朝文学之关系，等等。另外，文末还附录《南朝文学家入仕类型分析简表》《南朝文学家入仕类型情况统计总表》《南朝中书侍郎、中书舍人情况简表》，以作正文的数据支撑
。应该说，上述论述框架相对完善，对于本选题南朝部分的探讨具有启发性。不过，在探讨官制与文学关联的过程中，其多以单一职官及其历时沿革为视角，对于该职与他官之间的联官治事、迁转关系及其文学书写关注稍弱；其注重起家入仕的类型分析，但这只是选官开启阶段的内容，随着仕宦生涯的展开，官员每一任期的结束都是下一次选官活动的开始，故选官制度在官员一生中的延续性、偶然性、完整性特征揭示尚显不足。总之，选官制度是南北朝时期贯穿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性制度形式，官场与文坛之间的关联类型、融通机制、双向塑造既有历史延续性，也有时代创变性。随着学界相关学术成果的积累、新的文史材料的开掘，持续开拓宽视角、多样化、全方位的论述格局，正是使该选题保持新鲜性、自洽性、系统性与延续性的应有之义。
就微观角度来说，学界涉及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文学化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文人地望籍贯、起家入仕、迁转仕历、任内文事等细节考辨上。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其一，南北朝作家年谱。缪钺是较早大力从事南北朝文士年谱的编订者。其依次撰成《鲍明远年谱》（《文学月刊》第3卷第1期，1932年）、《颜之推年谱》（《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颜延之年谱》（《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魏收年谱》（《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上述有助于明确鲍照、颜之推、颜延之、魏收等谱主的生卒、仕历等基本问题，并为同类之作后出转精打下基础。此后，南北朝作家年谱成果的集中展示当属1999年出版的刘跃进、范子烨所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此书南北朝部分共收杨勇《谢灵运年谱》、范子烨《临川王刘义庆年谱》、丁福林《鲍照年谱简编》、罗国威《沈约、任昉年谱》、《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曹融南《谢朓事迹诗文系年》、陈庆元《王融年谱》、胡德怀《四萧年谱》、俞绍初《江淹年谱》、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张伯伟《钟嵘年谱简编初稿》、李伯齐《何逊行年考》、詹鸿《刘孝绰年谱》、刘跃进《徐陵年谱简编》、鲁同群《庾信年谱》十五种。上述几乎涵盖南北朝最杰出的作家，为考察其职官履历、升降迁转及文事缘起均奠定了坚实的史料、文献基础。前述学者不乏对年谱进行增订，并单独成书出版者，如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江淹年谱》（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这又为考察南朝寒士铨选与创作提供了更为精良的论据。此外，2006年出版的吴光兴《萧纲、萧绎年谱》，是近些年南朝文人谱系研究的力作。此书运用“文学史考古”的方法，详密呈现了萧纲、萧绎文学生涯、艺术成就、军国业绩。考据视野广阔，论证坚实，对考察萧梁东宫、藩府选士、用士及其文事活动尤有借鉴意义。
其二，南北朝作家评传。1990年至200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其收录了南北朝文士共8家，即瞿林东、李珍《范晔评传》，钟国发《陶弘景评传》，潘富恩、马涛《范缜评传（附何承天评传）》，程维荣《拓跋宏评传》，陈桥驿《郦道元评传》，杨明《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郭文韬、严火其《贾思勰、王祯评传》。其中，《陶弘景评传》有助于考察齐梁辟召宗教人士的机制及效果，《范缜评传（附何承天评传）》利于考察齐梁文士进行“黑白之辩”“形神之辩”的集群化与宗教化学术活动，《拓跋宏评传》利于考察拓跋宏如何确立北魏门阀制度及其得失，《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利于明确刘勰、钟嵘仕历生平与其著述的关联，《萧统评传》则对考察萧梁东宫铨选与东宫文士专门化学术、文事活动的关联大有助益。
其三，南北朝作家生平仕历综合考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以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一书为代表。此书始于两位学者1984年着手编纂《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至隋）》之际，是为后者的衍生成果。书中涉及南北朝文士与仕历铨选有关的内容较为丰富，以细大不捐、条分缕析、考论精详为鲜明特色。如书中“宋文帝立玄儒文史四馆”条，明确了刘宋四馆学形成过程及时间，为考察南朝文馆选士育才的历程奠定了基础；“‘龙门之游’与‘兰台聚’”条，对于考察齐梁名宦赏拔及其文事活动有所帮助；“卢思道被征至长安时间”条，利于了解北周征召制度与文人创作的关联；“李谔卒年及请正文体时间之推测”条，则利于考察北朝文体对铨选标准的反向作用。此外，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打破朝代断限，不仅将作家生卒仕历、文事活动、国家崇文政策等文学内容明确系年，还通过对史料的系统化排比、勘对，将南朝诗坛由元嘉体、永明体至宫体流变的历史轨迹与北朝文学自十六国至隋代南衰北盛、南北融合的必然趋势作了细致揭示。这对从选官制度考察南北朝文风流变具有启示意义。
就宏观角度来说，学界涉及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文学化研究，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其一，门阀士族整体与文学关系研究。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政治运作的产物，也是南北朝阶段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东晋南北朝之文学世族对当代文学、学术之贡献”一节，论述了南北朝士族玄学清谈、专擅诗文、经史兼修、继承家学、精勤苦读等多重文化特质及对文坛的影响。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论述了南朝江东大族的集团结构、文化活动、总体趋势与作用。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阐述了世族宗亲伦理、文学集团对六朝文学题材、文学批评的影响，并以陈郡谢氏、吴郡张氏、沈约《奏弹王源》等个案透析南朝世族门风、家学、婚宦、士风及与文学的关联。此外，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广陵书社2010年版），均有助于深化对南朝世族家风、家学的认知。
其二，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藩府选士及集群化研究。早在1948年，何融发表《齐竟陵王西邸及其学士考略》（《国文月刊》第77期）一文，首次考索62位西邸学士，并对其群体活动加以简述；林家骊在此基础上，于1998年发表《竟陵王西邸学士及活动考略》（《文史》第45辑），详细论证了西邸建立的由来、选士的规模及相关文事活动；柏俊才后撰《竟陵八友考辨》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西邸学士的规模、竟陵八友生平事迹、诗文系年都进行了系统深细的考论。此外，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探讨了竟陵八友的形成、性质、文化活动及在六朝文化史上的地位，兼及论述沈约对吴兴沈氏由武入文的关键作用；此后，又将此书扩展成《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其“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一章又着重阐发萧统文学集团的构成、文学旨趣及与梁代中期复古思潮兴起的关联。谭洁《南朝佛学与文学——以“竟陵八友”为中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从竟陵八友集团的组织者阶层构成、佛学倾向、文学活动、诗歌理论等角度，论述了佛教对此文学集团的深刻影响。上述对考察公府铨选与文学、学术活动的关联有直接帮助。针对藩府文士集团化的问题，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值得重视。1960年，網祐次出版《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南齐永明时代を中心として》（新树社1960年版）一书，上编第二、三章揭示了以文惠太子萧长懋、随王萧子隆、竟陵王萧子良各自为中心的作家群构成，并着重探讨了竟陵八友及以萧子良为中心的抄书撰述活动；下编则集中探讨了永明文人同题共作的过程、诗法技巧、文学批评的独立化趋向等内容。網祐次的论述虽然平浅，实已开启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文学集团研究中古文学的重要视角。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从士庶关系入手，探讨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活动方式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标举“中古文坛领袖论”，将南北朝文人集团活动归纳为三种类型，即萧衍、陈后主、拓跋宏、高纬、隋文帝等君主主导型，萧长懋、萧子良、萧统、萧纲、杨勇、杨广等东宫或藩王主导型，以及裴子野、邢邵、魏收等名臣主导型。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详述任昉参与王俭、萧子良、萧衍等文学集团的活动；李猛《萧子良西邸“文学”集团的形成》（《学术研究》2019年第5期）一文，从政治与职官制度的视角探讨了西邸文学、政治集团的形成过程。上述均有助于开展南北朝藩府选士及文学集群化研究。
其三，门阀士族专书及个案研究。1952年，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发表《关于六朝时代的家训》（《日本学士院纪要》10卷3号）一文，其第四节“南北朝时代的家训”对比了南北朝各十二种家训在道德伦理规定、家国关切、家庭财政、经学教育、宗教寄托、阀阅意识等内容；其又于1967年发表《论〈颜氏家训〉》（《中国学志》第4本），立足对颜之推世系家风、仕宦生平的考述，分析《颜氏家训》成书时间及思想旨趣。此后，秦元《颜之推研究》（齐鲁书社2012年版）一书更加详密地探究《颜氏家训》的家族观念、门第教育思想、叙事艺术及颜之推的文学成就，进一步深化了守屋美都雄的相关论述。上述对研究南北朝世族应对铨选的先期教育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其四，南北朝乐府制度、孝秀、文馆、礼官选拔与文学关联。南北朝官制与文学的相关研究当以乐府制度与诗歌研究为深入、系统。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对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齐梁交游士风、萧衍制礼作乐对乐诗的作用及北朝帝王的歌诗生产、消费等情况，均有详密的揭示；吴大顺《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亦在研究南北朝宫廷音乐机构设置及职能的基础上，探讨南北朝宫廷音乐文化建构及民间音乐发展、文人歌词演唱、传播等内容。至于孝秀察举、文馆选士与文学的关联，有少数论文及著作中的个别章节涉及此问题。如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提及北齐文林馆选士及文事活动；刘飞《文林馆学士对南北朝文风融合的推进》（《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认为北齐文林馆促进了北朝对南朝文风的模拟以及南北文风相互认同感的增强；李德辉《秘书监与南北朝文学》（《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7期）认为秘书监对文学的作用在于培育了一批提倡博赡典雅的秘阁作家群，促使作家学术化、作品典丽化。上述对探求南北朝文馆铨选对文学的影响有指导作用。另外，何诗海《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陈海燕、丁红旗《东晋南朝察举制度与文学》（《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都揭示了南朝察举制度对文坛风气的促动作用；王德华《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下编“游宴应制背景下的小赋创作”一节认为萧子良文学集团的应制之作应为“观物赋德”模式；王京州《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制度论”一节提及沈约、裴子野史书中专论选举制度的问题；林晓光《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对王融永明九年（491）、十一年（493）两届《策秀才文》的政治内涵进行深细解读，辨明了秀才策问的形式、功能及文学意义。此外，赵立新《南朝宗室政治与仕宦结构——以皇弟皇子府参军为中心》（台湾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宋燕鹏、吴希禹《试论北朝太常（少卿）的迁转及其文学化》（《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则对研究南北朝宗室选官、礼官迁转的文学效应具有启发作用。
有关南北朝门阀士族个案研究成果较多，如姚振黎《沈约及其学术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黄水云《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詹秀惠《萧子显及其文学批评》（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林家骊《沈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魏耕原《谢朓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林大志《四萧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谌东飚《颜延之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丁福林《鲍照研究》（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等，都有相当程度的生平仕历、政治事件考辨，并就此探讨其政坛遭际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放眼海外汉学，美国学者近三十年来对南朝文学关注力度加大。马瑞志（Richard B.Mather）翻译《世说新语》、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翻译《昭明文选》，均历时弥久，精勤微细；马瑞志还将沈约、谢朓、王融三位诗人诗集汇编翻译，辑为 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ongming Era （483—493）〔《光明永照的时代：三位永明（483—493）时代的抒情诗人》（Brill Leiden Press，2003）〕。上述译作极大便利了西方学者对六朝文学经典的接受与认知。专书及个案研究方面，马瑞志 The Poet Shen Y ü e （441—513）： The Reticent Marquis 〔《诗人沈约（441—513）：隐侯》（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分别从吴兴沈氏家族、沈约早年经历、永明体繁兴、佛道信仰、死于抑郁几个内容，描述了沈约的政治生涯、文学创作与宗教倾向。钱南秀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The Shih-shuo hsin-yü and Its Legacy 〔《中古中国的精神与自我：〈世说新语〉和它的遗产》（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旨在论述《世说新语》自唐至清兼及日本的仿作和接受历程，其有关清谈与魏晋精神为《世说新语》的根基的论断可资凭借。吴妙慧（Goh，Meow Hui） Sound and Sight：Poetry and Courtier Culture in the Yongming Era （483—493）〔《声与色：永明时代（483—493）的诗与宫廷文化》（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着眼沈约、谢朓、王融三位宫廷诗人个体禀赋与士族荣耀，分析其对声色、花园、风景、帝都的感性体认及政治意识；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10年版），通过对萧统、萧纲进行个案研究，力图揭示梁朝社会政治结构及南北文化建构、遗民虚构对梁代文学浪漫化特征的塑造。其注重文学物质生产过程、回归历史文化语境进行文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值得借鉴。
综上所述，国内外有关本选题的研究成果不少，且卓见迭出，但还存在不少缺憾。其要有三：第一，南北朝文学史界对于选官制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年谱、评传等生平仕历的史实胪列、细节考辨等史学层面，且过度集中在乐府制度、藩府选士、世族仕前教育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选题，其他有关选官的文学论题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这与先秦两汉、唐宋、明清制度与文学研究的体大思精、量巨质优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第二，重南朝、轻北朝的论述倾向。这固然由南北朝政治、文学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所造成，但北朝在官制设置、组织机构、功能执掌、官员选任等方面均富有特色，并对文坛风向产生深远影响。如何在整体观照的视野下兼顾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互联的叙述平衡，这是需要重视的问题。第三，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文化功能、文学的制度化属性等视角重视度尚需提升。南北朝选官体制不仅体现在政法决策、职官运作、制礼作乐等实体层面，还映射到思想学术、士人心态、文化风俗、艺术娱乐等精神层面。上述内容均可与文学创作发生关联，并成为推动文运演化的重要因素。总之，学界的既有成果为本选题开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本选题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指出了方向。
南北朝文官铨选与文人息息相关，两者的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南北朝文人除少数方外文士终身未仕外，大多集作家、官员、思想者、士林名流、乡邦领袖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在儒家进取价值体系复振与世俗官本位观念驱使下，士人一般都会通过仕前教育的知识、技能储备，然后接受官方资格审察、荐举、铨选、策试、复审，继而具备候补官员的资格，直至最终释褐起家。入仕之后，同样还要接受聘期考核、迁转升降的官场历练。文人任官的地点与任期决定此人迁徙的地域、路线、滞留时间，也决定其乡国意识、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另外，文人上下级公私关系构成其人际交往、社交活动的内容，继而决定其文学表现的内容。其任官性质、职属范围决定其公文性质、文体特征，甚至可以固化其创作类型；任官期间的群体交往，又决定了文士文学创作的集团性，乃至可以发展为文坛的风尚性指标。可以说，选官制度是透析南北朝文人、文运的关键性钥匙。本选题的价值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学界目前较少针对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互动关联的全面性、系统化的研究论著，既有研究也多集中在乐府制度、藩府选士、世族仕前教育与文学关系等几个有限的选题上，本研究可以从研究视野、方法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空间。
其二，南北朝文学经历了元嘉山水诗崛起，永明作家群体化、音乐化、宗教化诗风，萧梁宫体诗与京师文派之争，陈代宫廷文人应制化、玄言化文风，北魏孝文帝汉魏古风盛起，北齐仿拟南朝、北周至隋南北文风融合等历时性新变。这些变化往往与南北朝政治体制中监察任免、铨选考课、外交礼聘、太子保育、藩府高选、宗庙祀典、婚丧仪轨、学官建制、制礼作乐等内容密切相关，不乏鲜明的政治性、制度化特征。本选题的研究可以为南北朝文学新变寻求职官制度层面的解释，从而使先秦两汉、唐宋至明清制度文学化、文学制度化的研究范式、学术链条更为完善、贯通。
在南北朝儒学复振的历史语境下，士人的政治心态和价值观念明显与魏晋相别，而与两汉时期接近。汉代韦贤对其子韦弦成所说的“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多次为南北朝士人引述，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选官角度入手探究南北朝政治心态、文学实践，可以明确南北朝别于魏晋文学的独特品格，从而矫正历来文学通史或者中古文学断代史对此容易混淆，乃至习焉不察的倾向。另外，研究南北朝阶段的选官与文学互动关联，可以为唐代相关研究提供理论资源和论证支持。这就要求打通制度史、政治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的学科壁垒，运用历史语境还原与文学政治功能生成的相关理论，将南北朝文人、文学置于选官程序、机构运作、制度约束、官方规范等条件下进行综合观照，从而实现知人论世、由世知人的双向认知。本选题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南北朝加强皇权，调整了九品中正制僵化、专断的选才方式，使得文人入仕途径增多，文人入仕态度与魏晋时期有什么历史性转变？隐逸休闲文学在此间盛行，与铨选制度的关系如何？第二，南北朝铨选制度与文士创作发生关联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其表现形式又是什么？第三，南北朝重大文学思潮或文学事件背后的制度成因是什么？第四，研究南北朝铨选制度与文学关系，对后世同类型研究有什么启示作用？就研究的具体论题来说，则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
（1）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关联的内在机制与外在表现；
（2）南北朝选官制度的类型及文教动机。将南北朝选官制度划分为君主征辟、中央（三公、宰辅、尚书省、中书省、吏部、列卿、诸王、御史台）铨选、州郡察选三个层面，着眼文士选拔的政策制定、底限要求、文教动机，对上述机构设置、机制运行、实践效果进行南北朝各自的断代考察。同时，分析南北朝历朝诏、诰、檄、移等文体的政治功能。
（3）南北朝铨选程序与官场生态及士人心态。梳理南北朝选官制度的五大程序运行实践的总体情况，即中央、地方、家族各级仕前教育培训，入仕资格规定、审察，策试考核备选之士，铨选合格士人候补官职，最终授官履新。据以考察南北朝文士仕前教育的政治导向性和家学影响，据以分析知识构成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另外，亦考察文士在选官程序中顺利或挫败的遭际对其政治心态与文学心态产生的作用。
（4）南北朝铨选官署及制度与文学专题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即官学、私学仕前教育与文士经史知识结构，特科征辟与隐逸文学，考课制度与贬谪文学，休沐、致仕与闲适文学，明经选士与齐梁文变，东宫、藩国职官建制与文派分化，司徒府铨选与永明文运，郎署分职与应制文学，君主辟征与朝堂文学，文馆荐征与博学、隶事文风，郡守察举与郡衙文学，朝聘选官与外交文学，八座议事与廷议公文的生成、功用，九品官人法与文论批评，复古与趋新的文坛风向与选官制度的机制改革，吏部板官与板文、板教的撰制、修辞及功能，等等。
（5）选取南北朝代表性的世族、寒士，针对其应选、迁转、重大人生遭际与文学的关联进行个案研究。
本选题考察的“仕历文人”，是对“有仕历背景的文人”的简称，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职官员，而是以南北朝有诗文单篇、别集或总集传世或存目者为主，若其有经、史、子部论著传世，且具有较强文学性者，亦纳入讨论范围。另外，南北朝孝廉、秀才作为储备官员，其中不少人拥有文集；南北朝还有大量早年曾被朝廷、州郡辟召而拒绝出仕的征士，以及曾经出仕后又隐居的隐士，或者虽为僧、道却深度介入政权事务的方外之士。对于有一定仕宦背景的孝廉、秀才、征士、隐士，若其有文集著录，并在朝廷实施地方治理、舆论导向、世俗教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也一并纳入南北朝“仕历文人”的广义范畴。
经过粗略统计
，南朝刘宋仕历文人有刘裕、刘义符、刘义隆、刘景素、刘骏、刘子业、刘彧、刘子勋、刘昱、刘准、刘道怜、刘道规、刘义庆、刘义恭、刘义季、刘义欣、刘铄、刘诞、刘宏、刘休祐、刘义宗、谢瞻、祖柔之、沈林子、孔琳之、王叔之、徐广、卢繁、孔宁子、卞瑾、蔡廓、蔡兴宗、傅亮、孙康、范述、郑鲜之、王韶之、王诞、陶潜、张野、陶阶、张元瑾、王昙首、范泰、荀昶、荀伯子、卞伯玉、羊欣、王弘、沈演之、范凯、释慧琳
、范晏、谢惠连、谢弘微、谢灵运、丘深之、祖仚之、孙韶、殷淳、殷景仁、姚涛之、周祋、殷阐之、宗景、雷次宗、伍缉之、卫令元、范晔、范广渊、王敬弘、任豫、何承天、裴松之、裴骃、江湛、江邃、袁淑、张敷、王微、荀雍、范演、顾昱、韩濬之、沈亮之
、沈璞、孔欣、江玄叔、刘馥、刘和
、张演、蔡眇之、顾雅、孙仲之、谢元、陆展、山谦之、羊希、周始之、羊崇、孔景亮、袁伯文、蔡超、孙缅、贺道养、谢登、张镜、张永、褚诠之、褚淡之
、颜延之、颜竣、颜测、王僧达、王僧绰、羊戎、苏宝生、范义、刘瑀、刘氏
、张畅、何尚之、何偃、周朗、沈怀文、沈怀远、江智渊、殷琰、袁顗、荀钦明、王询之、戴法兴、虞通之、沈勃、谢庄、谢协、张悦、贺頠、孔迈之、贺弼、刘遂、鲍照、刘鲲、费修、徐爰、徐湛之、孙勃、赵绎、庾蔚之、王素、刘愔、费镜运、孙敻、蔡颐、刘勉、明僧暠、萧惠开、沈宗之、张辩、王瓒
、郭坦之、辛湛之、辛邕之、朱百年、鲍德远、张缓、刘荟、吴迈远、汤惠休、孙奉伯
、成元范、戴凯之、唐思贤、袁粲、韩兰英，共计175人。
萧齐仕历文人有萧道成、萧赜、萧鸾、萧宝融、萧长懋、萧子懋、萧子隆、萧子良、萧遥欣、刘祥、褚渊、崔祖思、钟蹈、丘巨源、王俭、谢颢、谢
、刘善明、褚贲、刘虬、庾易、顾欢、刘瓛、刘璡、周颙、鲍鸿、韦赡、刘怀慰、江山图、荀宪、虞羲、韦沈、任文、卞铄、娄幼瑜、祖冲之、王融、谢朓、王巾、张融、庾韶、王僧祐、刘悛、王寂、孔稚珪、陆厥、徐孝嗣、刘暄、裴昭明、虞炎、虞愿、刘瑱、刘绘、袁彖、江奂、宗躬、沈驎士，共计57人。
萧梁仕历文人有萧衍、萧纲、萧绎、萧统、萧秀、萧詧、萧岿、萧纶、萧纪、萧琮、萧机、萧几、宗夬、丘迟、谢朏、江淹、范云、任昉、谢纂、柳惔、柳恽、柳憕、柳忱、何僩、韦温、到洽、刘苞、诸葛璩、沈约、沈旋、谢绰、王僧孺、范缜、周舍、周兴嗣、张炽、刘敲、刘訏、萧洽、陶弘景、魏道微、张率、王冏、江革、江行敏、吴均、高爽、江洪、虞骞、庾昙隆、徐勉、王锡、王暕、刘孝标、裴子野、司马褧、萧子晖、萧子范、萧子云、王子云、鲍畿、虞皭、费昶、萧几、谢瑱、谢琛、何逊、何子朗、何思澄、刘昭、刘缓、陆倕、刘孝绰、刘孝仪、刘孝威、刘昭、刘绦、王筠、王揖
、陆云公、陆才子、杨眺、萧渊藻
、任孝恭、鲍泉、鲍行卿、张缅、张缵、张绾、庾肩吾、庾于陵、庾仲容、庾诜、庾曼倩、司马褧、刘之遴、许懋、谢郁、萧欣、朱超、甄玄成、沈君游、临安恭公主、沈满愿、顾协、顾宪之、顾越、刘杳、伏挺、臧严、谢征
、谢举、谢嘏、谢侨、王籍、王规、到溉、到沆、沈顗、江蒨、刘孺、刘遵、刘霁、萧业、范岫、范述曾、朱异、许懋、颜协、谢蔺、江子一，共计131人。
陈朝仕历文人有陈叔宝、沈婺华、杜之伟、周弘正、周弘让、周弘直、沈炯、江总、江德藻、释洪偃
、阴铿、顾野王、徐陵、张式、张正见、陆琰、陆玠、陆瑜、蔡景历、褚玠、司马君卿、张仲简、许亨、毛喜、虞寄、傅縡、姚察、沈不害、岑之敬、颜晃、庾持、司马暠、陈暄、孔范、袁权、王瑳、陈褒、沈瓘、王仪、蔡凝、刘助、李爽、贺彻、阮卓、萧诠、王由礼、祖孙登、贺循、刘删，共计49人。
北魏仕历文人有拓跋宏、元顺、元延明、李暠、刘延明、胡叟、高允、李平、李谐、封肃、刁雍、柳崇、陆暐、陆恭之、卢道将、卢仲宣
、卢柔、卢元明、袁翻、袁跃、韩显宗、温子昇、阳固、崔孝芬、李骞、赵逸、郦恽、高闾、刘懋、郑道昭、裴景融
、程骏、高聪、常景、张始均、徐纥、邢昕、邢虬、邢臧、游肇、李彪、甄琛、崔光、祖莹、高谦之、蒋少游、薛孝通，共计47人。
北齐仕历文人有邢邵、魏收、魏季景、刘逖、崔
、崔瞻、王昕、陆卬、卢怀仁、卢公顺、李概、杨愔、阳休之、阳俊之、阳昭、李广、颜之推、颜之仪、卢询祖，共计19人。
北周仕历文人有宇文毓、宇文招、宇文逌、元伟、崔腾、董绍、薛憕、裴诹之、裴宽、宗懔、郑孝穆、王褒、萧撝、萧詧、萧岿、萧圆肃、萧大圜、庾信、薛慎、薛寔、苏亮、申徽、苏绰、卢柔、李昶、柳虬、柳弘、唐瑾、吕思礼、刘璠、蔡大宝、甄玄成、岑善方，共计33人。
北齐、北周、陈入隋仕历文人有杨广、王祐、卢思道、李孝贞、刘炫、崔赜、辛德源、辛彦之、杨素、李德林、牛弘、薛道衡、何妥、柳
、萧悫、萧该、魏澹、诸葛颍、王胄、孙万寿、薛德音、杜台卿、宇文弼、鲍宏、明克让、虞绰、许善心、刘臻、王贞、庾自直、王頍、李文博、杜正藏，共计33人。
限于文献的存世状况及取样范围，南北朝仕历文人的群体规模肯定比统计的结果更为庞大，上述只能是粗略的估计值、参考值。不过，这些数值所体现的南北朝不同朝代区间的人数分布，大致能反映仕历文人规模在当时的盈缩情况。另外，南北朝仕历文人是文坛构成的主体部分，它的分布情况也反映了南北朝文坛的地域、时空流变的总体趋势。基于上述统计，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其一，南朝仕历文人共计412人，北朝共计99人，即使算入北齐、北周、陈入隋者33人，北朝总共也只有132人，相当于南朝的三分之一强。因此，南北朝文坛具有南强北弱的整体态势。尤其在南北朝早、中期，江南政权232人（宋175人、齐57人）与北魏47人相比，后者只是前者的五分之一左右，足见江南文坛对于北地文坛的碾压优势达到了顶峰。如果将陈朝的49人与北朝末期的52人（北齐19人、北周33人）相比，就会发现江南文坛的人数规模已被北地文坛赶超，南北朝后期文坛发展呈现南北争衡、北地略强的局面。
其二，从细分角度来看，南朝以刘宋仕历文人为数最多，萧梁次之，陈朝最末；北朝以北魏的仕历文人为最多，北周次之，北齐最末。对于刘宋、萧梁、北魏而言，三个政权存在时间较长，政局相对稳定，满足官员培育、人才成长所需的自然周期。此外，三个政权多好文之主，能够自觉贯彻以文史选士的铨授标准，并出现了太和、元嘉、大明、天监、大同等为史家所艳称的文治局面。同时，萧梁的文坛繁兴也离不开刘宋文坛的积累与垂范。《文心雕龙·通变》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
从统计的结果来说，梁朝文士之所以“多略汉篇，师范宋集”，除了“宋集”中以“元嘉三雄”为代表的文学成就使然，也与刘宋仕历文人总数及其文集存世数量居南朝之首有关。正因“宋集”为萧梁文士提供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仿效范本，较之汉晋文本的数量与传播具有天然优势，梁人很难不“近附而远疏”。
其三，关于陈朝、北齐仕历文人较少的现象，也需要具体分析。两者均立朝短促，官员培育、人才成长周期不足，从而导致王朝仕历文人的总体基数下降；加之两者频经战祸，尤其政权覆灭后引起大规模人才流失，最终致使己方仕历文人的统计数字缩水，而战胜国北周或隋朝楚材晋用，相关人数自然显著增长。除了上述共通性原因之外，北齐也有与陈朝不同的特殊之处。高氏父子为了迎合胡戎旧族，日益偏离北魏胡汉共治的统治模式，而任由“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局势恶化
。在胡汉交争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北地世族文人对“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的鲜卑文化持鄙夷态度，鲜卑执政者则将前者“雅好清言，词无浅俗”的谈辩、创作斥之为：“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
如此一来，北齐以总共19人的数量居于南北朝各代之末，也就不难理解。
其四，北周仕历文人的总数虽胜过北齐，但人员构成中多数是来自北齐、萧梁的降顺者，反观关中、陇右等本土文士，则并不多见。这与弘农杨氏、京兆苏氏、陇西李氏等关陇世族素来崇尚事功有关，也与北周宇文护执政期间废弑无常、诛锄异己的思想钳制相关。史载：“（李）昶，周文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关右，自少及终，不饮酒听乐。”
李昶十几岁即以《明堂赋》享誉文坛，北周初期所作《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不仅得到庾信的奉和，还传至陈朝，深得徐陵激赏。其实，重阳阁由宇文毓于武成二年（560）三月在芳林园中所建。建成后，宇文毓还特意在园中会见群臣公侯、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以示庆贺。不过，同年四月宇文毓即被宇文护毒弑。庾信、李昶《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均有诸多叹恨之词，以致徐陵评价李昶之作说：“昔魏武虚帐，韩王故台，自古文人，皆为词赋。未有登此旧阁，叹此幽宫，标句清新，发言哀断。岂止悲闻帝瑟，泣望羊碑？一咏歌梁之言，便掩盈怀之泪。”
徐陵认为李昶开启了登阁悼亡的文学类型，足见重阳阁与宇文毓毒弑事件具有隐喻关系。加之李昶之父李游在尔朱荣之乱期间自北魏降顺梁朝，这些都促使李昶谨言慎行，不以创作为怀。与之类似的，还有元伟。其为濮阳王元顺之子，作为“魏氏宗室”的后进领袖，入周后“笃学爱文，政事之暇，未尝弃书。谨慎小心，与物无忤”
。元伟这种“谨慎小心”的姿态，实则与李昶“了无稿草”的做法如出一辙。另外，北周上层亦蔓延着轻视文士的风气。如后期执政宇文宪就直言：“王（褒）、庾（信）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
因此，将北周仕历文人的来源作本土与域外的区分，就会发现北周文坛“外强内弱”；若进一步将北周本土仕历文人的数量、成就与北齐进行对比，也会发现，北周在本土文人培养和输出方面，反而才是南北朝之末席。
仕历、文业是南北朝世族标榜其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的两大要素，是以才会出现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的情况
。与之相应，南北朝、隋唐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在著录南北朝文集时，不少采取了“朝代+姓氏+官职（爵位、谥号）+集”的形式。由于官职具有直观的等级属性，通过分析这些“官—集”著录样本，就可以了解南北朝仕历文人的官职分布及其“职务创作”的类型。南北朝仕历文人官职（爵位、谥号）大致分为君主、皇室成员、中央官员、藩府僚佐及地方官员四类，考虑到南北朝沿袭晋制而规定京官在谋求晋升之前须有地方任职的历练，官员履历中往往拥有丰富的地方与京城任职的经验。因此，在对南北朝仕历文人文集类型进行划分时，除了正史艺文志、经籍志中明确以官名集的情况外，这里还考诸史实并参照《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七十二家集》的命集惯例，来综合断定该仕历文人文集属于中央官文集，还是地方官文集。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续表
通过提取上表所列的信息，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其一，南朝君主中有文集载录者多达20人，北朝却只有2人（即拓跋宏、宇文毓），两相对比十分悬殊。陈朝君主中陈霸先、陈蒨、陈顼均出身行伍，加之在国土日蹙、内忧外困的局势下无暇顾及文事撰述，故而只有陈叔宝一人有文集著录。不过，鉴于陈叔宝皇后沈婺华亦有《陈后主沈后集》十卷，按照宋、齐、梁皇室保傅、师友制度营建、帝学传承的一般情况来看，若陈朝国祚久延，陈叔宝与沈婺华培养出好文皇子的几率很大。这与北齐从君主到藩王均无心撰作的情况有本质区别。另外，南北朝好文之主除了撰作自身文集外，还编纂了一些君臣宴游的诗文集与国家大型总集，对自上而下地推进崇文风气有关键作用。如刘彧除《明帝集》三十三卷外，还有《赋集》四十卷、《诗集》四十卷、《诗集新撰》三十卷；萧赜除《永明诏》三卷、《武帝中诏》十卷外，还有《青溪诗》三十卷，《隋书·经籍志》原注：“齐宴会作。”
萧长懋死后，被追尊为文帝，庙号为世宗，《隋书·经籍志》载其有《齐文帝集》一卷、《齐释奠会诗》一十卷
；宇文毓除了《后周明帝集》九卷外
，还有《世谱》五百卷，等等。以上所提及的《赋集》《诗集》《青溪诗》《齐释奠会诗》《世谱》，自是凭借众多文臣裒辑的总集。与南朝君主多依赖中书、门下撰制诏令不同，拓跋宏注重亲力亲为。史载：“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
可知，拓跋宏《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中当包含了许多亲撰的诏册。同时，拓跋宏也对自身的文事能力颇为自负。其曾将自编文集的副本赠于崔挺、刘昶，并特为刘昶题跋说：“时契胜残，事钟文业。虽则不学，欲罢不能。脱思一见，故以相示，虽无足味，聊复为一笑耳。”
可见，拓跋宏将文集赠送变成了优抚重臣的手段，客观上也促进了北魏文坛的胡汉交流。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统计中将一些僭伪政权的君主也算作南朝君主的范畴。如刘子勋泰始二年（466）正月七日称帝，改元义嘉，《隋书·经籍志》载《宋义嘉伪诏》一卷；萧纪在萧衍去世后，僭号于蜀，改年号天正，有《梁武陵王纪集》八卷；萧詧、萧岿、萧琮则是北周、隋相继树立的南梁傀儡，其各自的文集均被视为“君主”之作。算入上述僭伪君主的文集，自然进一步增大了南朝君主文集的总量。即便如此，随着南北朝后期南北交融的加速，南朝君主也深染胡风。如萧琮，“倜傥不羁，博学有文义。兼善弓马，遣人伏地著帖，琮驰马射之，十发十中，持帖者亦不惧”
。这恰恰说明南朝君主即使葆有绝对的文化优势，在北朝军事、制度优势面前，也不得不接受与之同化、融通的抉择。
其二，从南北朝皇室成员拥有文集的人数来看，南朝共计25位，北朝仅有4位，其落差也颇为显著。宋、齐、梁宗室成员创作繁盛，与皇室严密完备的保傅、师友制度密切相关，也是皇室好学崇文的自然结果。如萧纲第二十子萧大圜，“年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
。因此，其成人后撰《梁旧事》三十卷、《寓记》三卷、《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两卷及《文集》二十卷，自是水到渠成之事。仅此一例，即可窥见宋、齐、梁其他好文宗室成员的情况。另外，宋、齐、梁帝室与宗室文化的繁荣呈现正比例相关的态势，正与令狐德棻的史论暗合。其云：“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独异姓之辅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亲有鲁卫梁楚，其疏属有凡蒋荆燕，咸能飞声腾实，不泯于百代之后。”
然而，陈朝与北齐一样，均没有文集著录的藩王、公主，足见两朝皇室文化的主体虚空，无法发挥皇族成员之间砥砺、切磋的良性互动与制约，自然导致陈叔宝偏好“狎客”而高纬自号“无忧天子”的现象。陈、齐末代的宫廷趣味陷入流宕无依的绝境，也就离亡国不远了。
当然，除了庋藏不善、毁于战乱等客观因素外，文集著录之有无只是代表是否达到成一家之言的高度，并不意味着知识水平和文化能力的有无。比如，陈霸先皇后章要儿“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辞》”
；陈蒨第二子陈伯茂善草隶，好王羲之书帖，第十二子陈伯智“有器局，博涉经史”；陈顼第十一子陈叔齐“博涉经史，善属文”
，陈顼其他诸子陈书文、陈叔彪、陈叔慎，亦以善文知名。至于陈叔宝长子陈胤，更是“好学，执经肄业，终日不倦，博通大义，兼善属文”
。由上可知，表面上陈朝与北齐皇室成员一样都没有文集著录，但其皇室文化的内在成因、发展基调和成长周期却迥然有别，故而不可同日而语。基于同样的原因，北魏诸王中虽然仅有元顺、元延明有文集及经、子著作著录，北周诸王则仅有宇文招、宇文逌，仍不能忽略那些热衷文事与经史学术的其他元魏、宇文氏诸王。这又是单纯的数字统计所无法全部揭示的。
其三，南朝中央文官有文集者共计179人，北朝为53人，后者不及前者的三分之一。不过，若将北齐、北周人数相加后的25人与陈朝的22人相比，就会发现在中央文官拥有文集的群体规模方面，南北朝后期的北地政权已完全不逊色于江南。加上北地文官整体的文艺、学术水准大幅提升，又促使在同期的南北使聘的场合下，北方出使文官总能够在文学较量中“出一头地”。以中央文官充当文坛领袖并引领文风习尚，是中古文坛的突出现象，南北朝尤为明显。如颜延之、谢灵运、王俭、沈约、任昉、徐陵、江总、高允、常景、温子昇、邢邵、魏收、李德林、薛道衡，其文集不但名播南北，也促进了作者政坛、文坛地位的抬升，最终呈现了文以官著、官因文彰的良性互动。
就史志所载南朝中央文官“官—集”的职位类型来看，除了文集名称中涉及“特进”、“仪同”（或“仪同三司”）、“开府”等表特授资格而无具体官名者外，大致涉及三公系统（司徒、司徒左长史、司徒主簿、司徒谘议、太尉、太尉从事中郎、御史大夫、大司马、大司马录事、丞相谘议）、尚书系统（太宰、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丞、吏部尚书、都官尚书、度支尚书、吏部郎、尚书祠部郎、删定郎、起部郎）、门下系统（侍中、给事中、黄门郎）、中书系统（中书郎、中书舍人）、九卿系统（太常卿，太中大夫，中散大夫，金紫、左、右光禄大夫，鸿胪卿，大匠卿，司农卿，少府卿，光禄卿）、散骑省系统（散骑常侍、奉朝请、员外郎、通直郎、通直常侍、正员郎）、著作省系统（秘书监、秘书、著作佐郎）、东宫官系统（太子洗马、太子舍人、太子庶子、太子中庶子）、国子学官系统（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国子祭酒）等。上述几乎涵盖了中央文官体系下的各个层级机构。此外，还有《抚军将军柳惔集》《中护军柳恽集》《护军将军周舍集》《护军将军甄玄成集》《护军将军蔡景历集》《平南将军何长瑜集》《车骑参军任文集》《羽林监庾韶集》《右将军成元范集》《左军长史范述集》《前军参军虞羲集》《征虏将军沈林子集》《征南长史孙康集》《征西府长史杨眺集》《越骑校尉戴法兴集》《领军长史孔迈之集》《领军谘议刘祥集》《中军佐钟蹈集》《护军司马孙勃集》《抚军参军贺弼集》《抚军谘议范广集》《左卫将军顾野王集》《右卫将军张式集》《镇西府记室鲍畿集》《安北参军王询之集》《安西记室刘缓集》《长水校尉祖冲之集》《北中郎长史江智深集》等文集著录。它们涵盖“四军”“四平”“四征”“四镇”“四安”“四卫”将军、禁卫武官及其隶属文员的系统，不仅表明南朝文官武授的文集数量颇为可观，也说明中央军事体系的文职能力强、文学水平高，这些都非北朝所可比拟。纵观北朝中央文官“官—集”著录的职位等级，仅涉及三公系统（司空、小司空、司空祭酒）、三孤系统（少傅）、九卿系统（太常卿、司农卿）、散骑省系统（散骑常侍）、著作省（著作佐郎）、尚书省（尚书仆射）等。就文集在中央文官系统的覆盖面而言，显然远不及南朝。
其四，由于南北朝时期藩王出镇的制度日渐强化，藩府僚佐随幕主外任地方而出任地方官职也颇为普遍。故而，这里将藩府僚佐与地方官的文集情况合并一处统计。由上表可知，南朝藩府僚佐、地方官有文集者共134人，北朝有24人，后者不及前者的五分之一。同时，与南北朝中央文官有文集者的179人、53人相比，南朝、北朝在地方拥有文集的为官者总数也各自处于下风。这都从侧面说明，南北朝文坛的主干部分在中央文官群体。与南朝其他朝代相比，陈代仅4名地方官员有文集载录，即江德藻、阴铿、司马君卿、岑之敬，可谓数字层面的断崖式下滑。尽管如此，《镇南府司马阴铿集》却因杜甫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以及盛赞“阴、何尚清省，沈、宋欻联翩”
，从而使阴铿的影响超越陈代而与“沈、宋”接踵，一定程度上也为南朝文坛增色不少。
南朝藩佐、地方官“官—集”著录所涉及的官职类型，有刺史（扬州刺史、东扬州刺史、广州刺史、青州刺史、豫州刺史、雍州刺史）、郡守（豫章太守、建安太守、吴兴太守、广平太守、义成太守、南阳太守、临海太守、巴东太守、东海太守、南海太守、新安太守、会稽太守、庐江太守、武陵太守、宜都太守、永嘉太守、晋安太守、东阳太守）、府佐（临川内史、始兴内史、荆州西曹、南蛮主簿、兖州别驾、扬州从事、江州从事、三巴校尉、会稽主簿、会稽郡丞、东阳郡丞、南徐州治中、东海王常侍、梁国从事中郎、豫章世子侍读）、县令（零陵令、鱼复令、钱唐令、余杭令、临成令、棘阳令、江宁令、武康令、阳羡令、南昌令、宁国令、宛朐令、平阳令、建阳令、新田令）等。不难发现，以上命名文集的州、郡、县及王国，大多属于军事或经济重镇，故而主政长官、藩王及其属僚、藩佐多以丰才硕学者出任。南朝以同一州郡长官命名的文集就有多种。如齐《豫州刺史刘善明集》、梁《豫州刺史柳憕集》，为以同一州刺史名集之例；宋《豫章太守刘愔集》、宋《豫章太守谢瞻集》，以及《吴兴太守萧惠开集》《吴兴太守刘瑀集》，则是以同一郡太守名集之例。之所以出现“撞名”的情况，自然与豫州、豫章、吴兴作为雄州名郡屡由名臣主政相关。另外，南朝县令有文集者的数量较为可观，其中不乏《余杭令丘巨源集》《新田令费昶集》这样的佳制。丘巨源以《秋胡诗》闻名，费昶之才也深得萧衍赏识。史载：“（费）昶善为乐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异。昔郎恽博物，卞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可赐绢十匹。’”
萧衍的赞誉无疑有助于费昶诗文的纂集与传播。
不仅如此，南朝地方大量的孝廉、秀才、征士文集也夯实了基层文坛的底蕴。孝廉、秀才可作为入仕的起家资格，类似《本郡孝廉刘氏集》《雍州秀才韦瞻集》《南徐州秀才诸葛璩集》，就各是刘氏、韦瞻、诸葛璩量才授官的最好佐证。征士指不应朝廷征辟者，尽管有名无位，史志著录文集名称时也往往会注明其拒绝征辟的职位，以此表明其潜在的任职高度。如《太子中舍人征不就王素集》《司徒主簿征不就庾易集》，即为其例。至于《征士雷次宗集》《征士陶潜集》《征士刘虬集》等，更因雷次宗、陶潜、刘虬的学义、名节而决定了文集的价值，而绝不会因为“征士”的现实地位而为人轻视。
对于北朝而言，《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文集名称中绝少带有藩府僚佐与地方官的职务。通过搜检北朝正史所载相关文官的仕历，可以将其分为四类：第一，臣服于北魏的边疆政权国主，入降后授予州牧或王爵。如李暠于天兴中为大将军、护羌校尉、秦凉二州牧、凉公，撰有《靖恭堂序颂图赞》。至于萧詧、萧岿、萧琮，也可归入此类。第二，长期镇守边陲的州郡名臣。如刁雍长期担任征南将军、徐豫二州刺史、薄骨律镇将，所为诗赋颂论并杂文百余篇，著《教诫》二十余篇；陆恭之卒官东荆州刺史，著文章诗赋凡千余篇；高闾历任相州刺史、幽州刺史，撰有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百余篇，文集三十卷；邢臧历官乐安内史、濮阳太守，撰《文谱》及文笔百余篇；薛孝通卒官常山太守，有文集八十卷；卢怀仁历任太尉记室、弘农郡守，有诗赋、铭颂二万余言，撰《中表实录》二十卷；薛寔卒官淅州刺史，所著文笔二十余卷，撰《西京记》三卷，等等。第三，长期担任藩府僚佐者。如李概卒官并州功曹参军，自选诗赋二十四首为《达生丈人集》，另撰《侧集》《战国春秋》《音谱》；刘璠卒官陈公宇文纯总管府司录，著《梁典》三十卷、集二十卷；裴景融卒官仪同高岳录事参军，撰《四部要略》《邺都、晋都赋》，等等。第四，南梁政权下的文官。南梁名义上沿用萧梁国号，实则只是北周羽翼下的地方政权。故而，其所铨授的中央文官也只相当于北周治下的州郡官员而已。如蔡大宝，为萧岿在位期间的司空、中书监、领吏部尚书，撰有文集三十卷及《尚书义疏》；甄玄成，为萧詧录事参军、中记室参军，官至吏部尚书，有文集二十卷；岑善方，原为萧詧雍州刺史同刑狱参军，官至萧詧政权下的散骑侍郎、起部尚书，著文集十卷，等等。
一般而言，北朝世家子弟即使起家官职较低，也颇为热衷于文事创作。这样既能标榜其不同于流俗的文化身份，也能为仕路迁升获得优势。如刘芳之孙刘逖，早年以永安公高浚开府行参军起家，“远离家乡，倦于羁旅，发愤自励，专精读书。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务于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遇有文籍所未见者，则终日讽诵，或通夜不归。其好学如此。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刘逖之所以“专精读书”与“留心文咏”，自然与刘芳开启的崇学好文家风有关。刘逖历任行定陶县令、开府参军，在高洋去世之际上献挽歌。因选入两首，而卢思道选入八首，中书郎李愔趁机嘲笑说：“卢八问讯刘二。”高湛即位后，李愔献赋求官。刘逖反过来指摘其赋文不实，使之遭受鞭刑。刘逖泄愤说：“高捶两下，执鞭一百，何如呼刘二时！”此后，刘逖奉命出使陈朝。由于出使复命，即可获得擢升，刘逖“欲独擅文藻，不愿与文士同行”
。由上可见，刘逖不仅将“文藻”“诗咏”作为谋仕的手段，更不惜诉诸排挤文僚、独擅文场的伎俩以获取潜在的政治利益。这种以文求仕的心态，在北朝士林中颇为普遍。如阳俊之自诩：“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家兄”指阳俊之兄长阳休之，其长期担任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吏部在铨选、甄别“才士”的过程中，“有文集十卷”应该是非常充分的佐证条件。故而，阳俊之自认为达到了吏部选授的标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文集对于北朝低品级官员晋升的重要意义。
通过考察南北朝具有仕历背景的文人的整体构成，可对君主、皇室成员、中央文官、藩府僚佐、地方文官的群体规模、时空分布、盈缩对比的情况产生更清晰的认知。无可否认，任官与创作分属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难免会产生妨碍。正如阳休之不愿担任吏部尚书一职而抱怨说：“此官实自清华，但烦剧，妨吾赏适，直是樊笼矣！”
“清华”是吏部尚书作为世俗追捧的社会价值所在，“赏适”则是创作、闲居所带来的个体价值及精神满足。为官与为文之间的矛盾，后来还演变为杜甫“文章憎命达”的感慨
，遑论衍生出“穷而后工”式的文论命题
。不过，在南北朝以文史取士渐成定制的时代氛围中，作品、文集便于求仕，官位日隆利于拓展文名，为官与为文之间也不乏相互促进的良性关联。若从静态角度着眼，南北朝中央文官既是政坛的主体，也是文坛的主干，君主、宗室、藩府僚佐及地方文官则是重要的补充。反之，若从动态角度来看，除了终生仕途偃蹇的寒士下吏外，南北朝文官大都具有京职与外官的丰富仕历。所谓中央官与地方官之分，仅具有相对的称谓意义，只有综合考量南北朝仕历文人一生的铨授贬降，才能深入揭示其文学创作的现实指向及其风格意蕴。
南北朝官制与文学之间具有彼此涵容、互为因果的密切关联，若仅仅站在官制和文学各自的立场看问题，就会在判定相关政治、文学活动的属性时，产生二元标准下的纠葛和对冲。为了探究两者之间广泛的关联，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比如，官场事件何以成为文学事件？文官铨选何以引起文士分布变化？权力布局何以带动文坛力量消长？权力博弈的政治逻辑如何与文坛角力的艺术逻辑相贯通？文人集官员、学者、文士（诗人、赋家、刀笔吏）、艺术家（书法、绘画、雕塑）等多重身份相互转换的契机是什么？官制在多大程度上赋予文学创作的缘起与目的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文学创作主题的延展？反过来说，文士在选官机制所构建的政治语境下，如何借助政治议题而开展文学写作？官员撰述文本的文学性、政治性的归属边界如何区分？判定政治文书的文学性或者文学创作的政治性的主导标准是什么？换言之，诏奏章表等王言撰制的文学性何在？文士如何突破自身的官员身份、官场视角而切换为文学视角？政治意味浓厚的文学作品是围绕文官铨选的政治活动的派生物，还是文人介入官场生活后的文学化记录？另外，从历时的眼光来看，不同时期的文士同样的官职迁转未必产生同样的精神活动，但由京官到外官或由外官到京官等跨区域迁降、升擢总会引起类似的文士心理甚至书写模式，乃至会形成历代绵延的贬谪或颂圣文学传统。基于此，官制运行与文学传统的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怎样？前代官场文学资源为后世创作提供模板，是基于文学特定主题创作的连贯性、稳定性，还是基于前后两个时期官场运作的同质性、延续性所决定的表达趋同？凡此种种，均是“官制—文学”双重视角下所塑造的二元思维模式的产物。
南北朝文学、文章的概念、门类、分体、流派、体系等相关建构已日趋完善，文学作品、文士身份、文事活动的“文学”属性也颇为明晰。在官场的特定语境下，情感蕴生是促进文人政治活动、阶层身份、社会价值向文学活动、文人身份、艺术价值转化的关键因素。在《诗经·关雎序》《文赋》《文心雕龙·物色》《诗集传序》“感物论”的基础上，方竑指出：“文之生也，其必有所因乎？……夫所谓‘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诗集传序》）者，文章是也。然则文以情生，情因物感。必有高洁之情，乃有至美之文……感物造端，思来莫遏。于是慨焉命笔，而文以生。物之可感者万端，故情之宣于文者，亦因各异其态。喜愠悲欢之情，生于心，见于文，后之读者千载下如接其声容。”
汉魏六朝文人为避免着眼功利得失而引发基于儒道价值体系下的道德批评，多倾向于借用感时伤逝的外衣抒发官场失志，以占据“必有高洁之情，乃有至美之文”的心理优势。在此前提下，官场层面的进退语默始终牵动南北朝文士内在情感波澜的涨落，并催生出以情感为内在驱动力的创作类型。它们无论就创作目的还是表现手段而言，都符合鲜明的个体化抒情性、修辞性特征，自然可以毫无争议地归入文学的范畴。不过，就是在官场的特定语境下，沿用政治文书的固有程式，也会造就诸多理性特征鲜明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除了以经学、史例、章程故事为依托的朝仪、法律、典礼、封赠廷议的学术化、律令化、行政化文书外，类似碑诔、铭赞、檄誓、奏议、章表等应用性文体，抑制个性化话语，感性特征不彰，并以为王权代言的方式宣明政治情感、官方立场，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引领舆论的目的性、功能性特征。一定程度上说，它们具有介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两栖”属性：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官具有文人身份，应用性文体因其内在的政治运作机制、文书撰述程式、行政适用效能又具有突出的“官样”，这些都丰富了狭义文学的主体类型、表现范围和风格范式。因此，若在“官制—文学”双重机制下探讨相关作品的属性、文人身份切换等命题，上述以官场得失驱动下的咏怀言志类作品及“两栖”类作品值得重点关注。至于那些无明显政治背景、动机下的吟哦描摹之作，反而可以较少措意。这样不仅能够减少文学泛政治化、政治泛文学化的思维倾向，也能够将官场限定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公共生活领域，并使“官制—文学”的研究思路停留在探讨文人个体性与群体性、私人性与官方性、内倾性与外向性、审美性与实用性等多重属性的轨道上。
以诗赋、骈文等文学形式记录下的文官宫廷、地方政务履职、官场社交、居家日常生活、山野田园游赏等内容，也仅仅是文官政务活动、起居休闲的片段，其负载历史信息的有限性不容忽视。比如，文学描述所涉及的虚构、想象、隶事、剪裁、曲笔等修辞手段虽利于叙事的典型化与流畅性，却往往遗漏或遮蔽政务运作的流程与细节。同时，同一政治事件、朝仪实践下的文学表述也因参与其中的文官的品阶、职务、视角不同而有差异，其主观性因素一定程度上会侵扰客观事实的表达。若依赖文学路径展开对政治事件、朝仪实践的回溯，则至少需要将所有与后者相关的存世作品或文官表述加以汇集、缀合，以呈现相对完善的事件拼图。继而，在此基础上利用正史、图志、类书等文献信息与之对读、接榫，才能相对全面、客观地复建当时的历史场景。以下即从仕前文学教育、选官事件文学化、献赋（诗）利于仕选的政治效益等角度，来探讨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官样”产生的内在机制。
南北朝文士释褐为官之前大都具有文学教育的经历，这由地方察举与中央征辟以经学、文史为主导的选士标准所决定。尽管家世出身、家学特质、求学经历等因素致使南北朝文士仕前文学教育的构成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经学启蒙、子史博见、文笔锤炼是他们相对一致的受教育过程。统观南北朝正史，类似的家族教育模式与成功个例不胜枚举，只是并非每一位接受仕前文学教育的士人都会成长为“职业”文人。从“官制—文学”的特定视角出发，谢灵运的仕前教育无疑是透析南北朝政坛、文坛内在关联的最具典型的案例。尽管谢灵运的历史境遇、教育背景、成长轨迹不能涵盖南北朝其他士人的复杂情况，其个案中蕴含的普遍性价值也不宜夸大，但为了将论题的探讨推向深入，故不惮辞费而对相关情况进行考论。
《诗品》卷上“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条下载：“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目前学界均据此接受谢灵运十五岁由钱塘返回建康的说法，而关于谢灵运何时被送往杜明师处则大致有三说：一、以《诗品》为代表，其出生不久即被寄养，在杜处前后十五年；二、黄剑云认为太元十三年（388）谢玄去世之际，正值四岁的谢灵运被寄养，在杜处前后共十二年
；三、孙翀认为谢灵运四岁时前往，至八岁须读书识字阶段，因杜明师不像后来陆修静、陶弘景一样擅长经学，他则长期往返于始宁（或建康）与钱塘之间两边受教
。前两种说法都无法解释谢灵运早年受到天师道影响之外，自身还具有良好的经学与文学修养的问题。第三种说法颇具启发意义，也解释了谢灵运幼年受家学熏陶的事实，但“八岁往返”之说似于情理难通。
《宋书·谢灵运传》说：“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谢灵运《山居赋》自述幼学经历说：“伊昔龆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
白居易《欢儿戏》诗说：“龆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
可知，谢灵运在七八岁的“龆龀”之年即开始识字并进行写作训练。另外，他还说：“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兵技、医日、龟策、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
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从“家传以申世模”句可以看出谢灵运的学习带有浓厚的家学特征；二、“兵技、医日、龟策、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的知识，则可能来自杜明师的教授。按照汉晋以来儿童接受教育的时序，谢灵运七八岁开始接受家学教育，因谢家具有浓厚的天师道的信仰
，在十岁左右出外接受杜明师的教诲，十五岁时即隆安三年（399），孙恩率领起义军攻打会稽、吴兴、永嘉、东阳等八郡，杜明师被杀，谢灵运则被迫由会稽返回建康。
《礼记·内则》载：“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上述为六岁至“成童”的十五岁之间贵族子弟接受不同教育的情况。一般而言，八九岁之前即学习辨识方位、数量名称、男女之别、礼让之节，十岁则外出入小学，接受系统的幼学教育。当然，也有八岁入小学之说，如《大戴礼记·保傅》载：“古者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清人王聘珍注引卢辩之说云：“《白虎通》云，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
晋宋之时深受上述经典的影响，如西晋东海王司马越为子求师，在给阮瞻等人的信中说：“礼，年八岁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师训之则；十年曰幼学，明可渐先王之教也。”
《齐民要术·杂说》载：“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旧注“幼童”：“谓九岁以上，十四岁以下。”
可见，不管是簪缨世家还是平民子弟，差不多都在十岁左右开始“出就外舍”的小学教育，只是王公子弟略早而已。如宋后废帝刘昱“年五六岁时，始就书学”
，刘义隆之子刘宏“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户。少而闲素，笃好文籍”
，王绚“年七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少以敏惠见知”
，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
，等等。晋宋之际出身较低者，幼学则多在十岁之后。如沈演之“年十一，尚书仆射刘柳见而知之，曰：‘此童终为令器。’家世为将，而演之折节好学”
，萧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自此折节，数年中，遂有令誉。好书史，善弹琴”
，羊欣“泛览经籍，尤长隶书。（羊）不疑初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
，周续之“年十二，诣（范）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
，沈璞“年十许岁，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学不倦，善属文，时有忆识之功”
，等等。
作为谢氏子弟，虽在才智方面具有个体差异，但其就学年龄均较早。如谢瞻“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
，谢庄“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
，谢弘微“童幼时，精神端审，时然后言。所继叔父（谢）混名知人，见而异之，谓（谢）思曰：‘此儿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谢惠连启蒙相对较晚，“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深相知赏”
。谢灵运天生聪慧，史载其“幼便颖悟，（谢）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谢）
，
那得生灵运！’”
根据上述晋宋之际的教育状况，谢灵运在十岁左右完成对六艺经典的学习并不奇怪，甚至正如其自称从七八岁以来，就可以“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当然，十岁的谢灵运还没有达到精通经史百家的程度，十五岁返回建康之后，他还有入太学深化学习的经历。正是在具备较好的儒史学养的基础上，出于对天师道的信奉，或调养身体的需要
，谢家将其送往钱塘杜明师处研习道教之法。这其实也遵循了儒家在儿童十岁将其出就外傅的惯例，《白虎通·辟雍》载：“《曲礼》曰：‘十年曰幼，学’。……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天子之大子，诸侯之世子，皆就师于外者，尊师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礼》曰：‘闻有来学，无往教也。’”
因此，谢灵运前往钱塘旨在求学，非为寄养。正是在杜明师处，他接受了一些“兵技、医日”“龟策、筮梦”“风角、冢宅”等知识，并对其一生热爱山水、慕道养生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诗品》《异苑》中的说法，则可能由于谢家因谢灵运幼弱而请杜明师运用道家之法加以调治。
尽管《诗品》载“十五方还都”，“还都”却不意味着谢灵运一定同时接受了康乐公的封爵。若此说成立，则必须有更为直接的证据。谢灵运《之郡初发都诗》说：“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
此诗作于永初三年（422）谢灵运被徐羡之、傅亮等人排挤，于七月十六日出京赴任永嘉太守之际，诗中追述当年袭爵之事，其“赵氏璧”即指袭爵受封之时的凭信。《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
可知，公侯爵位不同，对应所受圭璧的规格也不同。李善注谢灵运《述祖诗》“临组乍不緤，对珪宁肯分”句说：“古者封爵，皆随其爵之轻重，而赐之圭璧，执以为瑞信。”
自是很好的说明。《之郡初发都诗》“从来渐二纪”句，意指从受珪袭封以来已有24年，由永初三年（422）上推，则受封之年恰为隆安三年（399）。可知，他返回建康后不久即接受祖上恩荫，袭封康乐公，授员外散骑侍郎而不就。
顾绍柏认为《之郡初发都诗》中“英达”指庐陵王刘义真，“赵氏璧”“魏王瓠”喻指其对谢灵运的礼遇，“从来”一词指谢灵运“踏入仕途以来”，他说：“倘依此推算，灵运始服官当在晋隆安二年（398），那年他才十四岁，查史书，得不到十四岁任官的证据，同时于情理亦不合。”
其实，在计算方法上，除了由永初三年（422）减去24年之外，还要加上一年，这样结果就是隆安三年（399）了。另外，刘义真生于义熙三年（407），永初元年（420）时封为庐陵王，永初三年谢灵运离京之时仅有十六岁，若“赵氏璧”“魏王瓠”喻指其对谢灵运的礼遇，则谢灵运与之交往也只有三年时间，而断然不能用24年来衡量。顾先生又据《晋书·安帝纪》《宋书·谢灵运传》推定谢灵运正式入仕为义熙元年，尽管这是可信的，但他认为“从来”指谢灵运正式入仕，而据以推导出入仕年龄为隆安二年（398）的十四岁，因显与常理不合，于是就认为“二纪”为概数。杨勇《谢灵运年谱》将谢灵运袭封之年系于元兴三年（404），其所依据的也是《之郡初发都诗》“从来渐二纪”句，而永初三年与元兴三年之间只有十九年，为了弥补其与“二纪”的不合，也说“二纪”为“概词”
。其实，谢灵运还有作品证明“二纪”不是概数。
与《之郡初发都诗》作于同年的，尚有《过始宁墅诗》。其云：“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左，二纪及兹年。”
“束发”指十五岁成童之年。即使顾氏校注也解释说：“束发，指童年。古代男孩成童时（一般是十五岁左右）即束发为髻，因以束发指成童。”
顾绍柏附于《谢灵运集校注》之后的《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与杨勇《谢灵运年谱》均将两首系于同年，可见此诗与《之郡初发都诗》均为谢灵运追忆十五岁成童以来至永初三年（422）二十四年间的往事，“二纪”非概数无疑。《大戴礼记·保傅》载：“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清人王聘珍注引卢辩之说云：“大学，王宫之东者。束发，谓成童。《白虎通》云，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
汉崔寔《四民月令》载：“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旧注“成童”曰：“谓十五以上至二十也。”
《白虎通·辟雍》载：“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学何？……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学，学经籍。”
由上可知，十五岁对于谢灵运而言是重要的人生转折，其由钱塘返回后行冠礼，由《之郡初发都诗》“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句，透漏了他同年又袭封康乐公的线索，继而接受员外散骑侍郎的起家官，从而引发了他“逐物遂推迁”的政治野心，这也是他连续在两首诗中回顾本年的原因所在。
谢灵运正式入仕是在义熙元年（405）三月，出任琅琊王司马德文司马行参军。因此年正月改元兴为义熙，谢灵运又习惯上称自己元兴年间入仕
。如景平元年（423）秋，他称病离开永嘉时作《初去郡诗》说：“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李善注：“牵丝，初仕；解龟，去官也。臧荣绪《晋书》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兴，灵运初为琅耶王大司马行军参军。”
从隆安三年（399）至义熙元年（405）的七年时间里，谢灵运除了以“乌衣之游”的形式接受谢氏家学的熏陶，还有可能进入太学学习。学者依据《宋书·礼志》，认为：“穆帝永和八年（352），因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后，直到元嘉二十年（443）才始立国学，就是说从谢灵运出生（385）直到十五岁，国学一直废置，根本不存在入国学的问题。退一步，即便有国学，也名存实亡。”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却不能排除谢灵运入国学的可能性，毕竟谢氏所说“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兵技、医日、龟策、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涉及的学科知识实在太广，恐怕很难全部由谢氏家塾或杜明师教授。另外，前述征引《白虎通·辟雍》《礼记·内则》《大戴礼记·辟雍》《齐民要术·杂说》等已说明十五岁左右是贵族子弟入太学学习之年，这在晋宋之际同样适用。客观地说，在谢灵运出仕前七年中，政局因桓玄篡政，孙、卢起义，刘裕勤王等事件而动荡不已，其入太学受教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王微追忆幼年从学经历说：“小儿时尤粗笨无好，常从博士读小小章句。”
如果他像王微一样，直接向太学博士学习章句及其他专门之学，也是可能的。只是相比太学受教而言，谢氏家学对谢灵运的影响更深。史载：“（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
谢氏家学以文学教育为核心
，对谢灵运提升文学修养与“文义”水平都有直接的助益。同时，谢混作为“乌衣之游”的核心人物，其政治立场、道德倾向也为谢门后进入仕后的官格塑造具有潜在影响，至少谢混《诫族子诗》已可以看作是对谢灵运仕路命运的预言了。
应该说，谢灵运只是南北朝时期众多文士仕前教育的一个缩影。文学作为仕前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文学世家的世代延续中更易看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早年的文学教育往往是文士入仕后以文笔不断获取仕进的根基。众所周知，“人人有集”“一官一集”的琅琊王氏最为典型。至于吴郡张氏、陆氏，亦足资为证。吴郡张率为张欢十二子之一，“张氏五龙”中张环之孙。张率十二岁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其诗曾遭到虞讷的诋毁，“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足见少年时代张率诗已颇为老练，甚至毕肖沈约。此后，张率向陆澄之子陆少玄借阅其家藏图书万余卷，“尽读其书”
。可以说，张率十六岁之前启蒙阶段的教育显然以诗歌训练与创作为主，此后才开始以经学、子史为主导的博学教育阶段。这些为其建武三年（496）举秀才、除太子舍人奠定了才学基础。另外，沈约曾称誉张率、陆倕为“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
，足见二人已被士林公认为世族文学教育的典范。
吴郡陆氏中除了陆倕外，陆琼也出自文学世家。其祖父陆完，梁琅邪、彭城二郡丞；父陆云公，梁给事黄门侍郎，掌著作；从祖陆襄，太子家令、管书记，太清元年（547）为度支尚书，卒于太清三年（549）。陆琼自幼受到文学教育，六岁为五言诗而颇有词采，八岁即以棋艺见称，陆襄赞其孝性说：“此儿必荷门基，所谓一不为少。”
侯景叛乱期间，陆琼于吴县西乡勤苦读书，以博学善属文闻名。可以说，太清之乱是陆琼避乱读书而成才的重要时期。永定中，陆琼州举秀才，深得陈蒨赏识。天嘉三年（562）春，陈蒨讨伐周迪、陈宝应等人，都官符及奏牍檄文均由陆琼撰制。自太建元年（569）以来，陆琼历任太子庶子、中书侍郎、太子家令、给事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扬州大中正、度支尚书，参掌诏诰，并判廷尉、建康二狱事。不仅如此，他还在其父陆云公奉梁武帝敕撰《嘉瑞记》的基础上续撰自永定讫于至德的祥瑞记录。最终升任吏部尚书，以“详练谱谍，雅鉴人伦”
，号为称职。陆琼以文才先后为陈蒨、陈顼、陈叔宝所用，逐步由藩王属僚历任中书、门下、东宫、尚书等中枢部门，且长时期参掌诏诰，是为一代宰辅文匠。陆琼子嗣也在早年接受文学教育，为入仕为官奠定了坚实的文史基础。如陆琼第三子陆从典，八岁读《沈约集》，仿拟集中《回文研铭》，“便有佳致”。十三岁作《柳赋》，“其词甚美”
。从父陆瑜去世后，陆从典为其纂集文集十卷，并撰集序。其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于《汉书》尤所属意。年十五，本州举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转太子舍人。入隋后，陆从典除著作佐郎。经由尚书右仆射杨素的举荐，陆从典续撰了《史记》至隋代的历史。以上均足见陆从典的早年教育对其从事文史撰述之职的奠基作用。
类似的例子，南朝还有琅琊王氏、陈郡袁氏、济阳江氏、南乡范氏、吴兴沈氏、东海徐氏、南阳庾氏、庐江何氏等，北朝则有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渤海高氏、赵郡李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河间邢氏、巨鹿魏氏等。上述南北名族开展的文学教育启蒙及仕前吏能训练的情况，在正史、碑志及相关文集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揭示，兹不复赘。
南北朝历代新君即位往往颁布荐贤诏，注重汰劣留良，甄选杰出人才以充实官僚队伍，以提升政体运行的效能。这体现了南北朝以贤能政治配伍贵族门阀政治的多元治国追求，也是为了稳固政权基础、提升朝野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客观来说，北朝的政权文化糅合了草原游牧文化与华夏礼乐文明的双重特质，治国理政更加注重实效。虽然北朝与南朝一样将招贤纳士置于国策的高度，但由于大相径庭的经济模式和骑射立国的军政制度，使北地很难出现持续而成规模的隐逸群体和朝隐文化。另外，北朝主要采用九品官人、孝秀策试、官员荐贤、君主制选、勋戚恩荫、高年版授等方式选材，对于隐逸之士的选任政策、职位安排远没有南朝政权的手段多元和灵活。这就导致北朝的招隐文学题材不甚发达，反而由于战乱、暴政、灾荒等原因而出现了像祖鸿勋《与阳休之书》、卢思道《劳生论》这样的“反招隐”名篇。因此，这里讨论的“宫廷招隐”现象主要针对南朝而言。自隋入唐，立足关中文化本位的北方政权机制不断吸纳江南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文化，江南的隐逸生活方式、朝隐政治类型也逐步获得了向长安、洛阳等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移植、增生的条件，并使朝隐文学演变成唐代文坛令人瞩目的独立类型。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察南朝“宫廷招隐”的相关论题，无疑有助于揭示隋唐朝隐文学发展、成熟的历史成因。
尽管宋、齐、梁、陈招贤国策实施的情况迥然不同，客观上却激发了朝野旁搜隐逸、荐贤引才的政治热情。诸如谢灵运“四友”、萧子良西邸之游、任昉山泽之游等群体虽不乏文学交游的色彩，交游的实用属性却不容忽视。通过参与交游，不但可以加深参与者与发起者的相互了解，还能使参与者凭借发起者的政治资源和人际网络获得跻身上层的通道。不仅如此，南朝君主往往率上垂下，在颁布、实施招贤诏策的同时，躬自撰制以招隐为主题的诗赋作品，以文艺形式扩大招隐政策的传播与影响。南朝文坛的招隐题材创作方兴未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萧衍《赠逸民诗》十二章及萧纲《和赠逸民应诏诗》十二章，均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萧衍、萧纲父子之间的诗歌赠和以“逸民”为题，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论语·尧曰》所言“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大致是唱和的主旨所在。另外，《论语·微子》还载孔子评价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逸民”的多重品质，他们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或“言中伦，行中虑”，或“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都可以归入节义之士的范畴。这些经过孔子亲口褒奖的士格，无疑为后世士人树立了杰出的标杆。针对梁初曾发生颜见远绝食而死以抗议齐梁禅代事件，萧衍愤称：“我自应天从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
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士林支持，早在天监元年（502）四月，萧衍即遣使四方，寻求谠言、贤才，立赎罪科，并下诏求贤说：“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各依名腾奏，罔或遗隐。”同月，萧衍下诏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怀傅、吕之术，抱屈、贾之叹，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匦……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天监五年（506）正月，萧衍还下诏要求“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以实现对于地方旧族的安抚。天监七年（508），萧衍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人才。普通三年（522）五月，萧衍下诏公卿百僚各上封事，要求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中大通三年（531）萧统去世、萧纲立为太子之后，萧衍更是延续招贤纳士的政策，于大同七年（541）设立士林馆以延纳招集四方学者。以上足见萧衍对于招贤国策的重视。
由萧纲和诗第十一章“伊臣不佞，叨备元子”来看，萧纲写诗之际已然册立为太子。同时，两诗均着眼春景，尤其萧纲和诗第九章“国献选士，乡荐教忠。论才司马，试射郊宫”、第十一章“傅训弦颂，司教诗史。朱绶傍垂，安车高跱。膳则不会，宴则以齿。泽优礼博，兢惧何已”诸句
，说明萧衍、萧纲二人上述诗歌唱和发生在开春京郊大射礼的场合，萧衍《赠逸民诗》某种意义上发挥了汉代以来三老在射礼实行过程中箴诫太子的功能。加之萧衍《赠逸民诗》具有明确的以贤能治国的政治动机，萧纲的和诗则踵袭前者思路、实施路径和治国愿景，从而体现了父子之间基于任贤与能的治国方略的高度认同和自觉传承。
就二人诗歌内容而言，萧衍《赠逸民诗》十二章各有独立的章旨，第一章以《论语·泰伯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立论，指出：“任重悠悠，生涯浩浩。善难拔茅，恶易蔓草。逆思药石，愻求非道。珠岂朝珍，璧宁国宝。想贤若焚，忧人如捣。”
其认为举荐贤才难以做到《周易·泰卦》所言的拔茅连茹，但鉴于贤人箴言有药石之效，必须视之为“朝珍”“国宝”。这大致是对《荀子·大略》“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的简括征用。第二章标举虞舜、周文王等上古三代圣王举贤任能之例，称道其“缉熙朝野，体邦经始”的圣治；第三章据《论语·阳货》“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立论，认为“是代皆有，何代无人”，强调主动发现俊哲、高尚之士的意识；第四章进一步申论“目因见生，才为时育”的主动作为的态度，对于俊异不凡之士要“岂须托梦，宁俟延卜”，强调以敏锐眼光甄选人才，且做到礼贤下士、不拘一格；第五章宣扬“仁者博爱，大士兼抚。慈均春阳，泽若时雨。心忘分别，情无去取。等皆长养，同加妪煦”，要求采取广采博收的育才方式与尊重差异的客观立场，以实现“譬流趋海，如子归父”的聚才效果
。该章儒佛兼宗、以佛为主，颇有“大士应世，其体无方，或为儒林之宗，或为国师道士”的思想基调
；萧衍在第六章自述心志，标榜建立萧梁“非为富贵”，而是“投袂剑起，澄清泾渭”的志向体现；第七章描述寄心石泉、香林而不恋丝竹、琴瑟的“百非不起，万累俱沉”的心境；第八章写与故旧交心的畅然；第九、十章写与故旧知交同游春园的欢适；第十一章以木、鸟、山、水的差异化与多样性，喻示博闻广交的益处；第十二章则总结诸章，以突出“切念不减，疑虑益多。季俗易骄，危心少和。我之忧矣，用是作歌”的主旨
。显然，萧衍强调纳贤与育才的必要性、可行性、灵活性及开放性，并现身说法，希望结交贤士友朋以起到相互砥砺、陶冶乃至移风易俗的效果。
萧纲作为太子，其和诗不可能完全沿用萧衍以君主求贤为主旨的叙事、说理、自证的框架，而主要围绕萧衍建国的合法性及一系列求贤诏的必要性展开申论。其第一章以“爰昔在田，君德夙盛”句，颂扬萧衍起兵代齐之前已具备了“以膺天命”的政治属性；第二章称颂萧衍自荆州起兵，效法姬周革命、刘邦建汉，实现“一戎定齐，二仪贞观”；第三章称颂黄帝、大禹、舜、尧敬天勤政而瑞应屡臻；第四章以“白虎谈经，石渠称制。齐稷罢疑，鲁洙忘滞。南风庆云，禹谟汤誓”诸句，来衬托萧梁制礼作乐而建立完善的六乐、七艺制度的功绩。另外，这也与萧纲《七励》“至如稷下缝掖，泗上章甫”的典源颇为相近
；第五章歌颂萧梁重农劝农、财税丰盈、商贸便利的盛况，其“楼船举帆，卖药藏名”句
，又是萧纲《七励》“卖药无藏名之老，河泗无洗耳之翁”的改写
；第六章称道萧梁军力雄厚，而形成“呼韩北款，楼兰南摧。威加四海，武詟九垓”的稳定局面，这又是《七励》“九截同文，八极齐轨……此亦天下之壮绩”的体现
；第七章写萧梁广施以佛治国的政策，宽刑减罪，所谓“率土祛惑，含生离忧。大罗网息，作士刑休”句，正是萧梁推行赎罪科的结果之一；第八章写萧梁复现商周圣王之治，“君唱臣从，无违何弼”；第九章才开始结合萧衍诗中招隐纳贤的主题，歌颂萧衍借助“国献选士，乡荐教忠。论才司马，试射郊宫”的射礼仪式以实现“思诸举逸，美彼淳风”的目的；第十章与萧衍同章相似，着力描摹射礼举行的春景；第十一章写萧纲以太子身份参与射礼时“泽优礼博，兢惧何已”的戒惕心态；第十二章则与《七励》“尧舜垂拱，焕彼前闻。今惟圣历，万代一君”一致
，颂美萧衍为“圣亲明主，千载一逢”，并明确接受萧衍诗歌的箴诫：“子法臣道，竭诚思恭。周记希习，齐箴愿从。虽加砥砺，顾揆愚蠢。匪躬斯鉴，孰肯为容。”
行文至此，最终完成了萧纲对萧衍举贤任能治国理念的接受与传承。
如上所说，萧纲的和诗与其《七励》多有关联。萧纲和诗限于场合及身份，主要复述或颂扬萧衍的武功文德，举贤纳士的主题反而在组诗中占据的篇幅与比重不大，集中体现其纳贤思想的作品则是《七励》。《七励》沿袭枚乘《七发》所开启的七体模式，以“寂镜公子”劝说“藏名外臣”出仕为主线，共分八项内容、七个主题。开篇作为引子，为“寂镜公子”亲往“藏名外臣”栖隐山居宣讲语默出处之道，其中“盖闻智者不怀道没志，遗俗埋名。迷邦碎宝，却粒辞荣”等语
，就与天监元年（502）求贤诏“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各依名腾奏，罔或遗隐”极为接近，故《七励》可视为对萧梁招隐纳贤政策的张目之作。“寂镜公子”劝解“藏名”出仕的七项主题分别为宫楼居处的华丽闲适、家具服饰的靡丽奢华、食材烹饪的珍稀美味、音乐舞姬的奇巧妙曼、经史百家的富博藏书、征服四方的武功壮绩、制礼作乐的圣王之治，其遵循七体叙事的固有逻辑，以感官享受让位于价值追求，宣扬富贵荣名不及治世理想，最终在圣王之治的号召之下完成对“藏名外臣”的招募。
《七励》第七项劝说内容较为典型。其云：“公子曰：‘尧舜垂拱，焕彼前闻。今惟圣历，万代一君。壁仪照气，玉井珠分。德合天地，道方华勋。沧海碧彻，黄河黛文。爱人育德，泽等春云。宣尼茂典，周姬礼容。黄裳进士，清襟俊童。邦知改俗，国化移风。卖药无藏名之老，河泗无洗耳之翁。德星夜映，庆云昼色。异草双条，灵禽比翼。狐尾既九，茅脊复三。金船漾宝，银瓮呈甘。康歌壤笑，悦礼枢谈。隆周谢德，盛汉知惭。慈照无生，化湛灵觉。散漓弘淳，拯浇敦朴。国被仁寿，家欣无学。三明鉴道，六度弘风。出尘照苦，入冥观空。善识无尽，因性必通。天不爱宝，地无隐瑞。百神受职，三苗奉义。石策紫泥，绳金玉刺。或托讽梁甫，权卧德而龙盘。或织箔渭滨，耻藏名而凤跂。于是露点饴蜜，溜泓澄于玉掌，云垂五采，覆旖旎于仙楼。漾醴泉于浪井，拂垂杨于御沟。或联七叶，一姓五侯。’外臣于是观色内动，神貌外移，忽正山巾而言曰：‘盖闻幽居独善，见机往圣。傥不遗蒙叟，亦愿顺来命。’”
这一部分与萧纲《和赠逸民应诏诗》第九、十二章一致，围绕萧衍“万代一君”的形象展开塑造，主要包含德比尧舜、治超周汉、制礼作乐、兴学劝教、儒佛并崇、移风易俗、祥瑞屡臻等因素。上述因素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以致“卖药无藏名之老，河泗无洗耳之翁”，隐居之士“耻藏名而凤跂”。他们纷纷出山入仕，并通过为国效力而取得“或联七叶，一姓五侯”的荣名。正因如此，“藏名外臣”才最终接受劝说而放弃隐居以乘势进取。
无独有偶，萧统亦作有《七契》，其叙事架构及主题命意与萧纲《七励》完全一致，当知此大致为萧纲与萧统同时所作。按照萧统与萧纲的身份来说，萧纲自然属于应制跟风而作。直至萧纲在萧统死后而被立为“元子”，又将早年所作《七励》中颂圣招隐的辞句及构思移置于《和赠逸民应诏诗》之中。萧统《七契》虚拟的对话对象为“逸士”与“君子”，“逸士”即是萧衍、萧纲诗中“逸民”。这说明萧统《七契》为鼓吹萧衍圣治与招隐而作，反过来为萧衍作《赠逸民诗》以激励萧纲提供了文本依据。换言之，萧衍通过赠诗的形式将原先寄托在萧统身上招隐纳贤的使命又传达给萧纲。就萧统《七契》而言，“君子”所言“盖闻智士不希狷介，仁者莫有迷邦。傅说终受殷爵，吕望遂启齐封。余敬吐诚而毕虑，子能留志而见从乎？”
仍是天监元年（502）招贤诏的复述。继而，其遵循游观清谈、“至味”“策马争驱”“鲜衣”、丝竹舞姬、射猎、仁道圣教的七个主题进行劝说，最终借“君子”之口大力颂扬萧衍弘扬儒典、尊儒尚才、兴仁推义、海内归信、祥瑞遍至的盛世景象
，从而使“逸士”折服而出仕。萧统在颂扬萧衍诸多文治业绩的过程中基本以儒教、礼乐为着眼点，知其招纳的“逸士”自然以儒学为基本知识背景的士人为主；萧纲《七励》则补充了萧衍弘扬佛法、儒佛兼治的内容，使后者文治内容更为丰实，也使“逸士”的群体范围更趋广泛。
以上以萧梁萧氏父子的招隐诏书及宫廷招隐诗文为例，集中探讨了南朝招隐的政治动因及其文学表现。诸萧之作堪称汉晋南朝宫廷招隐文学的楷则，遑论招隐文化相对欠缺的北朝了。总起来说，宫廷招隐文学是南北朝招贤国策的直接产物。其宣扬贤能政治的理想模式，承载任贤与能的政治承诺，颂美“圣主得贤臣”式的盛世蓝图，客观上充当了国家意志的传声筒，扩大了纳贤、招隐政策的传播渠道，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向心性和基层人才的拣选、荐拔。当然，宫廷招隐文学旨在与失志之士的“反招隐”思想进行论争，并围绕主流意识形态来塑造文治图景。其叙事架构一般依托汉赋主客问答、“七体”之七问七答以及《招隐士》《招隐诗》等固有模式，也不乏过度美化乃至谀颂当朝的流弊。因此，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来判断，南北朝招隐文学除了融入方兴未艾的朝隐文化元素外，官方价值导向在布局谋篇、命题立意方面完全压制了“隐士”的底层诉求和生存逻辑，总体上承袭多于创新。不过，随着反映朝官经营京郊别业、名士依山筑庐、官员田园闲居的《郊居赋》《山居赋》《小园赋》以及相关诗文的盛行，它们事实上已经渐变为南北朝招隐文学的重要分支。南北朝宫廷招隐文学在无形中逐步让位于时兴的朝隐文学，从而发生了由汉晋“官—隐”对立的叙事特征向“官—隐”合融的特征转换，并为隋唐朝隐文学的成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遵循新朝必制礼作乐的惯例，奏献赋颂成为文官必要的撰述义务。其中的佳构鸿篇在朝廷的推动下往往能够引领舆论，凝聚朝野，传播异域，从而起到武力征伐所不具备的精神宣传的作用。故而，相关颂献活动也容易演变为重大的文化事件，相关文士不仅能以文取名，更能以文取官。诸如刘协《星德赋》、何尚之《华林清暑殿赋》、韩兰英《中兴赋》、王僧祐《讲武赋》、周兴嗣《休平赋》、虞寄《瑞雨颂》、虞世基《讲武赋》、颜晃《甘露颂》、陆琛《善政颂》、徐伯阳《辟雍颂》、元顺《魏道颂》、高闾《鹿苑颂》、高允《北伐颂》、魏收《赤雀颂》《皇居新殿台赋》、邢邵《新宫赋》《甘露颂序》、李德林《春思赋》《天命论》、李昶《明堂赋》、庾信《象戏赋》、颜之仪《神（一作“荆”）州颂》等，均是献赋得赏、人因颂擢的例证。此外，王僧绰编纂《颂集》二十卷，太和十九年（495）群臣上《木连理颂》二卷，则分别是南北朝颂类总集以及群体献颂的代表。上述针对国家朝典、节庆、祥瑞、宴乐等重大礼乐事件的献颂活动，并非是文人单向利己的行为，而一般分为自发与奉敕两种，且均以构拟王朝盛世、鼓吹治化为主旨。可以说，上献赋颂本质上属于文人与皇权合谋、共建的性质，赋颂是文人逞才效伎的载体，也是朝廷量才授官的依据。其政治、文学功用主要体现为四方面：
其一，君主授意以文名见长的朝官献颂进赋，以起到为新朝润泽鸿业、宣扬帝德的舆论功效。史载：“是时中书侍郎杜台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颂》，齐主以为未尽善，令和士开以颂示（李）德林。宣旨云：‘台卿此文，未当朕意。以卿有大才，须叙盛德，即宜速作，急进本也。’德林乃上颂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载。武成览颂善之，赐名马一匹。”
高湛之所以点名指定由李德林撰作《世祖武成皇帝颂》，在于后者此前即以《春思赋》“代称典丽”而称誉文林
，拥有比杜台卿更高的文坛地位。同时，李德林幼年时期已能背诵左思《蜀都赋》，十五岁时每日记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数千言，为文以该博坟典、辞核理畅著称，先后得到高隆之、魏收、崔谌、高湝、杨愔的赞誉。尤其高湝称道其文才说：“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
高湝为高欢第十子、高湛之弟，故而高湛认为李德林“有大才”，虽沿袭了魏收“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的论调
，也可能是受到高湝推毂的结果。总之，多重因素印证了李德林具有撰制皇家赋颂的“大才”，并最终得到高湛的青睐。为皇权意志代言的回报也颇为丰厚，李德林上颂之后，不仅得到名马的赐赏，还很快擢为中书侍郎，仕途可谓更加坦顺。类似李德林由君主指定撰作《世祖武成皇帝颂》的例子，在南北朝文坛也较为常见。皇权与文官作手之间形成了相互依托、彼此借力、各得所需的双赢局面，君主通过赋颂水平判断文官作手是否具有“大才”，进而成为后者进一步铨选授职时的重要依据。
南朝也不乏其例。史载：“高祖革命，（周）兴嗣奏《休平赋》，其文甚美，高祖嘉之……（天监四年三月）河南献儛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为赋，高祖以兴嗣为工……是时，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
由张率《舞马赋》“洎我大梁，光有区夏，广运自中，员照无外……均仪禽于唐序，同舞兽于虞庭”诸句来看
，周兴嗣、到沆同题之作均不出颂美萧梁国运、帝德的范畴。文人针对重大的礼制、祥瑞、政治命题展开献颂写作，客观上具有逞才争胜的文学竞赛性质，文场中的表现也为君主制选、吏部选授提供了直接依据。上述“河南国”献“能拜伏，善舞”的赤龙驹事件中，诏命张率、到溉、周兴嗣同题为赋，“武帝以率及兴嗣为工”
，正是南朝君主亲自主持文衡、裁定品次的显证。此次上巳宫筵也具有宣扬国威的意涵。“河南国”，为齐梁时期对于吐谷浑的别称。《梁书·诸夷传》“西北诸戎”之“河南王”载：“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庶长曰吐谷浑……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
除了天监四年（505）三月献马，吐谷浑此后分别于天监十三年（514）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上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天监十五年（516），遣使献赤舞龙驹及其他贡物；普通元年（520），遣使奉献贡物；大通三年（529），萧衍下诏以呵罗真为宁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大同六年（540），河南王遣使朝献马、方物，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萧衍敕付像并《制旨涅盘、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零三卷；太清元年（547）二月，遣使献白龙驹于萧纲。可以说，有梁一代，吐谷浑与之保持了密切的朝贡关系：“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
因此，天监四年（505）正是萧梁重整皇族、世族秩序、确立新朝权威、筹备北伐的关键年份，吐谷浑献赤龙驹则从外交、文化层面为凝聚朝野、四方提供了良好的藉口。其实，张率因诏献《舞马赋》之前，即因献《待诏赋》、侍宴赋诗而迁秘书丞，萧衍解释授职的理由是：“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
可见，秘书丞正是张率献赋的政治性奖励。张率献《舞马赋》后，本应有更大升迁，却因在丁忧期间遭到仪曹郎顾玩之飞书诬告而废顿不仕。萧衍惜其才，于天监七年（508）特意敕诏解除清议而命其出仕，使之历任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中书侍郎、太子仆、司徒右长史、太子家令、黄门侍郎等中秘之职。张率生前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曾补《七略》及《汉书·艺文志》所载诗赋的缺佚者。大通元年（527）去世后，萧统叹惋“其人才笔弘雅，亦足嗟惜”
，亦见“才笔”是其历任中秘、宫职的直接原因。
其二，文人上献歌诗、赋颂往往针对具体的礼乐、军政事项而展开，在文学撰述中包涵了丰富的礼法、官制等内容，甚至可以成为当朝议礼建制的重要依据。史载：“时朝仪草创，衣服制则，未有定准，（王）俭议曰：汉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谒者金貂出入殿门。左思《魏都赋》云‘蔼蔼列侍，金貂齐光’，此藩国侍臣有貂之明文。《晋百官表》云‘太尉参军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齐公之礼，俭又曰：晋王受命，《劝进》云，‘冲等眷眷’，称名则应尽礼……世子镇石头城，仍以为世子宫，俭又曰：鲁有灵光殿，汉之前例也。听事为崇光殿，外斋为宣德殿，以散骑常侍张绪为世子詹事，车服悉依东宫制度。”
不难看出，王俭直接援引左思《魏都赋》、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荀绰《晋百官表》，借鉴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为订立萧齐朝仪、车服、宫室制度提供了历史参照。正因如此，朝廷若有婚、丧、冠、祭、即位、饯送、出征、竣工等重大礼制、军政事件，均需要献颂来润饰升平，上献赋颂也为文人升迁带来机遇。史载：“献文传位，徙御崇光宫，（高）闾表上《至德颂》。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献文所知，参论政事。承明初，为中书令、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
其实，高闾献《至德颂》后，高允还曾命其撰《鹿苑颂》《北伐碑》，在确证后者“文章富逸”后，才加以荐举。高闾此后官居中书令、给事中，主掌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等各体王言撰制，从而成为北魏前期中央文枢的大手笔之一。由此足见，《至德颂》在高闾仕宦生涯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止高闾，高允也通过献颂得到北魏的重用。史载：“（高）允从献文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帝览而善之。帝时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诸大臣，以次召问。允进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劳神听。愿陛下上思宗庙托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于是传位于孝文，赐允帛百匹，以标忠亮。”
高允在魏献文帝北伐期间献《北伐颂》，充分表明了其“忠亮”立场。加之高允一生公忠体国、德高望重，又使其获得参议立储的使命。
类似的例子，在南朝更为常见。殷贵妃去世后，丘灵鞠献《挽歌》三首，其中有“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句，刘骏“擿句嗟赏”。尽管丘灵鞠因泰始初坐事禁锢数年，却因献诗而名震本郡。吴兴太守褚渊即称：“此郡才士唯有丘灵鞠及沈勃耳。”
在褚渊申理下，宋明帝又命丘灵鞠撰著《大驾南讨记论》，而后起用为太尉参军。不仅如此，丘灵鞠之子丘迟也因献表颂诗而仕路通达。齐末，萧衍平定建康后，丘迟献《劝进梁王表》《九锡殊礼表》，特被任用。梁初，丘迟以中书郎待诏文德殿。因在朝臣数十人中继作萧衍《连珠》文笔最美，又得萧衍瞩目。其一度坐事免官，后在狱中献《责躬诗》，而被萧衍再次启用为永嘉太守。丘迟因在任不称职遭到弹劾，萧衍亦不加过问。天监四年（505），丘迟随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北伐。其招降陈伯之的书信不仅“辞采丽逸”，还以“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等句
，构拟了萧梁祥瑞屡臻的圣治图景，从而成功劝降了陈伯之。因此，丘迟回朝之后即由萧宏府僚擢为中书侍郎。无独有偶，王俭之孙王规于天监十二年（513）太极殿建成之际上《新殿赋》，以辞美见称。此后，历任太子洗马、新安太守、中书黄门侍郎，可谓仕迁顺遂。普通六年（525），萧衍于文德殿饯送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
。“其文又美”之“又”字，足以说明授予侍中一职是王规《新殿赋》与饯送诗累加效应的结果。
其三，文人上献歌诗、赋颂一旦得到朝廷认可，有助于确立或稳固其在文坛的地位，也利于朝廷借助所扶植的文人实现对文坛秩序的划定和引导。比如，高允晚年作《征士颂》，用以缅怀三十四位同年应征为官者。鉴于他们不乏能文之士，《征士颂》实则提供了一份关于北魏前期文坛的骨干名单。如游雅好学，有高才，“世祖时，与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征拜中书博士、东宫内侍长，迁著作郎……征为秘书监，委以国史之任。不勤著述，竟无所成。诏雅为《太华殿赋》，文多不载……允著《征士颂》，殊为重雅”
。太华殿建成于太安四年（458）六月，为了庆祝竣工，拓跋濬特意宴飨群臣，颁布大赦令。可知，游雅《太华殿赋》正作于此时。该殿为北魏平城时代的正殿，多用于朝见群臣、制定律令、宴飨百官及京邑耆老等事项。直到太和十六年（492）太华殿圮坏，才为太极殿所代替。游雅能够受诏为《太华殿赋》，足见其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地位。随着北朝遇有国家大事则须赋颂的不成文规定渐成传统，何人赋颂入选，在入选诸作中居于何种等次，诸如此类的文学议题也逐步政治化，甚至成为君主借以扶植亲己、掌控文林的手段。史载：“三台成，文宣曰：‘台成，须有赋。’（杨）愔先以告（魏）收，收上《皇居新殿台赋》，其文甚壮丽。时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赋前数日，乃告邢邵，邵后告人曰：‘收甚恶人，不早言之。’帝曾游东山，敕收作诏，宣扬威德，譬喻关西。俄顷而讫，辞理宏壮，帝对百僚大嗟赏之。”
魏收早年为高欢、高澄父子器重，高洋即位后视之为心腹旧臣，刻意扶植魏收为高齐时代的文坛领袖。尽管邢邵年位、才华均相对于魏收等而上之，却因忠于元魏皇室的保守立场而遭到高洋疏远。因此，三台建成后，高洋授意杨愔将撰写《皇居新殿台赋》的消息率先透露给魏收。又利用出游东山的机会，命魏收当众作诏，以此为魏收获得朝野声望而创造条件。经过高洋、杨愔的合力培护，魏收自然就取代了邢邵的地位，而以“三才”之首的姿态成为北齐文坛的新出领袖。
对于南朝来说，近似的例子也有不少。由于天监七年（508）任昉去世，陆倕、周兴嗣分别出任中书侍郎、给侍中，成为中秘文书的主要撰著者，梁初开国文书由任昉主导的局面也发生更迭。周兴嗣一度取代任昉，成为颂扬梁初军事、水利、历法、文教功绩而全面建构萧衍帝德的关键人物。其曾在天监初奉敕撰制一系列重要的文书，如《铜表铭》旨在颂美萧梁新建的灵台测日影、定时的圭表。至于《北伐檄》，属军国大手笔；《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则是在梁初萧子范制《千字文》、蔡薳注释的基础上，集王羲之拓字而按韵编排的童蒙习书课本。另外，周兴嗣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还佐助周舍注萧衍《历代赋》。萧衍于天监六年（507）至七年（508）舍建康三桥旧宅而建成光宅寺及宝塔，无疑是梁初以家舍国、以佛弘孝的标志性事件。为了扩大光宅寺在文坛的影响，萧衍还命周兴嗣、陆倕撰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
。周兴嗣《铜表铭》当与陆倕《新刻漏铭》相近，即“通过设立新的时间标准来管理时间，利用新的时间标准来确定秩序，确立新的时间起点，以达到‘与天作始’、创造历史的政治目的”
。不过，随着天监十二年（513）周兴嗣罹患眼疾、沈约去世，陆倕又成为天监中期至普通年间新的应制文书领袖。萧纲《与湘东王书》“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
，即是明证。
另外，献颂赋诗也是南朝拓宽选材渠道、丰富主流文坛华、庶阶层构成的重要举措。在文史取士的时代氛围中，颂献诗赋是皇族子弟引起君主关注，并使之得到优遇的口实；对于世族或寒族文士而言，同样是取悦皇庭并获授职位的捷径。前者如萧道成第五子萧晔，“性刚颖俊出，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高帝。帝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由此建元二年（480）出任会稽太守，加都督，萧道成派遣名儒刘瓛至郡为其讲授《五经》，以特加培养；又因巫觋之徒称其“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负”
。可见，“短句诗”使萧晔得萧道成赏誉，又使其滋生了非分的政治幻想。萧懿之孙萧孝俨以射策甲科除秘书郎，官至太子舍人，“从幸华林园，于坐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
，深得萧衍赏异。若非早逝，当有广阔的仕途前景。萧顺之之孙萧晔在萧纲册立为太子之初，即为之上《储德颂》；同时，其“名盛海内，为宗室推重，特被简文友爱。与新渝、建安、南浦并预密宴，号东宫四友”
。这些都使其很快由兼宗正卿迁给事黄门侍郎。另如，王揖弟王彬好文章，书法与王志齐名，“齐武帝起旧宫，彬献赋，文辞典丽”
。此后，王彬尚萧道成女临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官太子中庶子、永嘉太守。“献赋”正是王彬作为高华世族向萧道成、萧赜父子示好的凭信，彼此联姻则是深化之举。再如，张正见适值十三岁而向萧纲献颂，深得后者赞赏，被引入经筵。“简文雅尚学业，每自升座说经，正见尝预讲筵，请决疑义，吐纳和顺，进退详雅，四座咸属目焉”
。正是有了东宫侍讲经筵的契机，张正见才以才辩闻名，并于太清初射策高第，继而以邵陵王国左常侍的身份步入仕途。周弘正在平西邵陵王府谘议参军任上获罪，本应流徙干陀利国。在尚方拘押之际，周弘正于狱中上萧衍《讲武诗》。萧衍即降敕免罪，命其官复原职
。统观南北朝的历代君主，萧衍可谓以辞赋甄选士人的显例，以致出现“时献文章于南阙者相望”的盛况
。这又为寒族多才之士脱颖而出提供了时机。如袁峻早孤，家贫无书，通过自课日五十纸的刻苦抄读，得以工于文辞。天监六年（507），其模拟扬雄《官箴》而上奏，萧衍不仅赏赐束帛，还将其除为员外郎、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此后，又奉敕与陆倕各制《新阙铭》，可谓因文得官、才尽其用。再如，谢蔺因甘露降士林馆而献颂，得到萧衍嘉赏。后下诏使其撰制北兖州刺史萧楷《德政碑》《宣城王奉述〈中庸〉颂》，并因称旨而得以由外兵、记室参军升为兼散骑常侍出使北魏。余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四，在皇权与文林的共同作用下，献奏歌诗、赋颂不仅在当时产生轰动效应，许多题材、篇章还成为历代相沿的典范。史载：“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二首，唯（卢）思道独有八篇。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
“八米卢郎”不仅是对卢思道文才的肯定，也成为后世称誉秀出班行者的固定用法。在南朝文坛中，许多献颂场合往往迭代复现，与之相关的赋颂、诗文也就演变为相沿日久的文学传统。如前所述的《舞马赋》，即为显证。早在刘宋大明年间，河南国贡献舞马，刘骏下诏群臣为赋，以谢庄《舞马赋应诏》称最。刘骏又特命谢庄作《舞马歌》，并令乐府谱曲歌唱，使之以宫廷雅乐的形式宣扬四方来朝的皇权声威。迄至萧梁，张率、周兴嗣在承继谢庄舞马赋、歌的传统的基础上，又对“舞马”的象征属性进行了更全面、深刻的政治比附。张率《舞马赋序》云：“臣闻‘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故《礼》称骊騵，《诗》诵骝骆。先景遗风之美，世所得闻；吐图腾光之异，有时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区夏。广运自中，员照无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贽。风被之域，越险效珍。軨服乌号之骏，
駼豢龙之名。而河南又献赤龙驹，有奇貌绝足，能拜善舞。天子异之，使臣作赋。”
张率将“舞马”视为萧梁新朝的瑞应，并将其上续《礼记·檀弓上》夏后氏戎事乘骊、周人戎事乘騵、《诗经·鲁颂·駉》的崇马传统，以作为萧梁寻求连通夏、商、周三代王统的标志。继而，张率又借上巳禊饮宴乐凸显萧梁的礼乐盛况：“时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镐饮之故实，陈洛宴之旧仪。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国良于民俊，列树茂于皇枝。纷高冠以连衽，锵鸣玉而肩随。清辇道于上林，肃华台之金座。望发色于绿苞，伫流芬于紫裹。听磬鏄之毕举，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阕，及九变之已成。均仪禽于唐序，同舞兽于虞庭。怀夏后之九代，想陈王之紫骍。”
张率将“舞马”赋予《尚书·舜典》“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礼制内涵，并将其塑造为四方来朝的象征。至于贡马的舞姿，则在模拟谢庄《舞马赋》凸显马的骨貌、舞姿的基础上，着重表现舞马合乎雅颂节拍的礼乐特质。赋中揭示舞马乐大致分入场、开场、中场、终场四个部分，舞马严格按照“节”“桴”“颂”“雅”的音乐变化及要求分别作出疾徐、抑扬、跃引、行止等动作姿态，与之伴舞的则有“褕袂”（舞姬）与“髦皇”（武士）。舞马是表演的主角，完全不依赖伴舞者的人为参与，就能达到“岂借仪于褕袂，宁假器于髦皇”的效果
。张率认为，舞马作为四海辐辏的瑞应，完全可以作为萧梁开启封禅的契机。其回顾既往“下禅”“上封”的仪轨传统，认为萧梁的治化水准、军事能力完全达到了封禅的资格。同时，又以司马相如《封禅书》与《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之典，督促萧衍尽快实施封禅礼
。可知，此次吐谷浑献马事件已然具有了类似傅亮为刘裕所作《九锡文》“绝域献琛，遐夷纳赆，王略所宣，九服率从”的政治意义
，故张率借此描绘出远裔宾服、封禅天地的政治蓝图，并为萧衍接下来的北伐而大加张目。
此后，大同三年（537），萧衍车驾幸乐游苑，命羊侃调试河南国所献紫骝马。羊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观者登树。帝曰：‘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此矟为‘折树矟’。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余绪，帝宠之逾于他者……上又制《武宴诗》三十韵示侃，侃即席上应诏。帝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是日诏入直殿省”
。不难看出，羊侃调试河南国紫骝马、武宴赋诗成为萧衍招抚北将的政治、文化事件。太清元年（547）二月侯景率河南十三州归降，萧衍“幸太极殿，如初即位之礼。是日，神马出，太子献《宝马颂》”
。《宝马颂》虽已佚失，但其主旨当与《舞马赋》一致。侯景降梁之前，萧衍“梦中原平，举朝称庆，旦以语（朱）异，异对曰：‘此宇内方一之征。’”
可知，梁末再次造作“神马”瑞象及撰制《宝马颂》，与前述南越所献驯象、河南国献紫骝马一样，因其边裔朝贡属性要么是萧衍“宇内方一”的政治诉求的具象化，要么成为中央驯服四夷而选授武官的潜在依据。总之，不管卢思道树立的挽歌楷则，还是从《舞马赋》到《宝马颂》所体现的类型化、同质化、经典化等特征，都充分说明奏献赋颂因其朝野瞩目、士民共推的政治属性，而成为南北文坛中独树一帜的题材。
从现实功利角度来看，上献歌诗、赋颂从功能上与地方供赋、四方朝贡、进献奇物有一致之处，其分别从精神和物质角度引起受献者的愉悦，自然会为仕途迁升带来便利。一般而言，物质方面的输纳对仕迁更具效用。如谢弘微精于厨艺，“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与亲旧经营。及进之后，亲人问上所御，弘微不答，别以余语酬之，时人比之汉世孔光”。谢弘微出身华族，“仍世宰相，一门两封”，其文学、孝行均有名当世，早年曾为刘义隆宜都王文学，后者即位后历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右卫将军等中秘机要之职，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人共称“五臣”
。其厨艺颇得刘义隆欣赏，这种密切的私人关系无疑更能增进刘义隆的信重，进而委以重任。无独有偶，虞悰“家富于财而善为滋味”，加之与萧赜有旧交，“武帝幸芳林园就悰求味，悰献粣及杂肴数十舆，太官鼎味不及”。正因如此，虞悰在永明年间由太子右卫率、侍中迁祠部尚书，“朝廷咸惊其美”
。再如，毛修之降顺北魏后，“尝为羊羹荐魏尚书，尚书以为绝味，献之太武，大悦，以为太官令，被宠，遂为尚书、光禄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尚书如故”。不仅如此，毛修之在北魏“教以在南礼制”
。可见，厨艺和礼法成为毛修之在北朝取官、履职的前提。至于徐之才、祖珽、魏收，则是北朝以艺术、音乐、谈辩而获宠遇之例。
反之，若不能满足当朝的物质嗜欲，则会招致仕途的障碍。如泰始六年（470）刘彧借江简珪册封为皇太子妃之际，暗示朝士州郡官员贡献方物。始兴太守孙奉伯因只献琴书，引发刘彧大怒，几至封药赐死
。当然，地方、边裔向中央贡物本是其分内义务，若君主将贡物转赐臣僚、宗室，后者往往须撰制谢赐表文以感戴荣宠；若贡物并未进献宫廷而为权臣截留，则可能会成为君相矛盾的爆发点。史载：“时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刘）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噉柑，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还东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刘义康逐步与刘斌、刘湛、王履、刘敬文、孔胤秀、孔劭秀、邢怀明、司马亮、盛昙泰、何默子、韩景之、颜遥之、刘素、刘温等人结为朋党，“若有尽忠奉国不同己者，必构以罪黜”。由此可见，贡柑事件已然成为刘义隆、刘义康“主相之势分矣”的先兆
。此后，南平王刘铄进献鹦鹉，刘义隆普诏群臣为赋，则颇有通过献赋活动淡化刘义康的政治影响并激劝藩王尽忠王室的潜在用意。不过，“文冠当时”的袁淑读毕谢庄的同题之作后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
由此说明，此次献赋具有了判定文人水准高下、调整文人所在文坛序列的功用。这自然可视为刘铄献鹦鹉的政治事件的溢出效应。
出于上述原因，奏献歌诗、赋颂者也会注意与献艺输纳以取宠的行径相区别，并非全然着眼求取官位而更在意保全名节。如王寂好文章，躁竞乐进，王融死后宾客多归其门下。为了谋求更大的势位，建武初一度打算献《中兴颂》于萧鸾，其兄王志加以谏阻：“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
王寂鉴于王融的教训而作罢。王俭从弟王僧祐崇信庄老，在萧齐一代官至黄门侍郎，“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尝与一人游”，被萧道成称为“朝隐”。萧赜在永明年间多次举行阅武活动，王僧祐奏献《讲武赋》，“王俭借观不与”
。王俭时为侍中、尚书令，掌握铨选权。所谓“借观”，不过是给王僧祐迁升寻找合适的理由而已。王俭早年超迁秘书丞，因奏献《七志》四十卷、《元徽四部书目》而擢为司徒右长史，自然深知学术或文学献礼的仕迁效应。王僧祐拒绝将《讲武赋》稿本借阅，亦是自绝晋升机会。因王僧祐不乐仕进，其子王籍入梁后只能出任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中散大夫、唐侯相之类的低位下僚，“弥忽忽不乐，乃至徒行市道，不择交游。有时途中见相识，辄以笠伞覆面”
。这是出于愧对琅琊王氏家族荣誉的体现。当然，王僧祐似乎也预见成为琅琊王氏的衰宗弱支的后果，故而才在早年出现献赋以求势位的反常举动。王俭意图凭借铨选优势施以奥援，反而引起王僧祐的反感，以致无果而终。再如，大同中虞寄上《瑞雨颂》，萧衍对虞寄之兄虞荔说：“此颂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龙也。将如何擢用？”虞寄却拒仕说：“美盛德之形容，以申击壤之情耳。吾岂买名求仕者乎？”
于是闭门称疾而不应辟召。由上数例不难看出，文人的献颂行为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求宦的功利目标也可能让位于保全名节的德性追求。随着梁末时局日紊、玄学日盛，文士生存的需求也超越官位所带来的价值满足。如刘缓就说：“不须名位，所须衣食。不用身后之誉，唯重目前知见。”
这种末世心态属于极端的例子，并非南北朝文士以官位为主导的世俗价值的反映。
总而言之，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相关联的内在机制复杂多样。以上从储备官员的仕前文学教育、选官事件文学化、献赋（诗）利于仕选的政治效益三个角度加以探讨，虽能揭示两者互动勾连的一些断截面，却不能涵盖所有情况。诸如文学创作如何在九品官人法的体系下发挥荐拔文士的作用，休沐制度与山水休闲文学的关联，文人谢表与致仕制度的弹性操作，藩府文僚与东宫、中央直属官署的迁转关联，散骑省与南北外事及文学活动的开展，三省（尚书、中书、门下）运作与京城文学秩序的形塑，著作省、秘书省在皇庭史集修纂、文学雅集等活动中的角色，国子学（或太学）与文士人才培养、官员储备、输送，军府僚佐与南北朝战争文学，僧正制度与佛教文学的世俗化等等，才大致体现了文士自启蒙教育至致仕终老的诸多环节。这些互动环节又包含了文人仕前知识培育，文官职能学术化、文事化，文士官场社交，宫廷（或地方官署、藩府）文学运作，文官致仕后政治、文化角色的社会化、地方化等相关命题。也只有深入探究这些命题，才能更全面、系统地揭示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广泛、灵活的关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