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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唐代已臻于极盛，僧徒的众多与寺院的林立都盛况空前。“两京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同时又是宗教活动中心，寺院建设和活动尤其兴盛。而这些京城的大寺不只在当时的佛教内部占据着指导地位，在与世俗政权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上更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
即以两京相较，洛阳与长安也是无法抗衡的，因为洛阳只是在武则天至唐玄宗前期兴盛过一段时期，而长安则在唐王朝的近三百年间一直处于中心地位。
唐代长安佛教兴盛，寺庙遍布于各坊里。日本僧人圆仁于武宗朝入唐求法，就记载“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
。宋代宋敏求编写《长安志》，记载天宝以前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合计九十一所；日本学者塚本善隆根据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列出唐代长安寺院一百零三所。在以上基础上，孙昌武先生撰写《唐长安佛寺考》，对长安佛寺进行了一次最为详细与系统的整理与考证，以为“在长安城及其近郊有一定规模的佛寺就应有二百所以上。此外，还有大量不知名的山寺、野寺、佛堂、僧舍、兰若等”
。在考证的基础上，还论述长安佛寺“寺院管理与经营”“寺院的宗教活动”“寺院的社会文化活动”，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研究长安佛寺的集大成之作。
在诸多佛寺中，慈恩寺是最为著名的一所，因而唐诗表现也很多。慈恩寺在长安东南晋昌坊，本为隋无漏寺之地，武德初废。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二十四日，高宗在春宫，为其母文德皇后立为寺。因纪念皇后之慈母之恩，故以“慈恩”为名。仍选林泉形胜之所。寺成，高宗亲自登览。寺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唐代有关慈恩寺的诗篇，留存至今者多达七十六首
。慈恩寺建成后，唐高宗多次登览，并作《谒慈恩寺题奘法师房》《谒大慈恩寺》诗，后诗写得很有气势：“日宫开万仞，月殿耸千寻。花盖飞团影，幡虹曳曲阴。绮霞遥笼帐，丛珠细网林。寥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
群臣与文人一并奉和有《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作者有上官昭容、宋之问、崔日用、李峤、李适、刘宪、李乂、卢藏用、岑羲、薛稷、马怀素、赵彦昭、萧至忠、李迥秀、杨廉、辛替否、王景、毕乾泰、麹瞻、樊忱、孙佺、李从远、周利用、张景源、李恒、张锡、解琬、郑愔等二十八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同登慈恩寺所作诗，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云：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储光羲《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
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闲，登之秋清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太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
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高适《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诗：
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这组诗作于天宝十一载（752）秋，以岑参之作最为杰出。诗的开头言塔之高，势如涌出，上耸天宫。登临者高出世界，出阁道而盘入虚空。峥嵘突兀，足以镇压神京，似非人力所造。写法是先从下望，再写登塔，是从下向上写。登塔后则是从上临下之景。所见天形穹隆，其色苍苍。鸟飞虽高，窥之而在下；风从下过，俯听以足惊。从塔上远望，只见山势相连起伏，有波涛之状，似奔走而来朝。其间青松夹道，宫观玲珑。又见秋色满乎关中，茫茫无际。最后四句写决意辞官之情。诗人因登上寺塔，顿觉感悟，表现出厌倦宦游、皈依佛教的情绪。全诗笔力纵逸，意境阔大。明人唐汝询云：“此诗首状塔之高，中述望之远，末始有悟道意。言此塔孤立，高出世外，足以镇压神州。是非人力，鬼神所建也。穷其巅而窥听，则高鸟惊风悉在其下，山陵宫阙尽入于目中，举关中之秋色靡不在望，所见博矣。因言于此顿悟禅机，是亦夙缘所聚，我若挂冠而皈依，是真资我无穷之觉路者也。”
杜甫诗则以象征的手法，抒发诗人登塔时的感慨，翻出对于长安的忧伤。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卷一云：“此伤长安也。登高望远，百忧皆集，三、四两句，为一篇扼要。言天下惟放达者无忧，我非其人，翻生百忧，反言见意。‘虞舜’，忧明皇之游幸。‘瑶池’，忧贵妃之荒宴。‘黄鹄’，忧君子之去位。‘阳雁’，忧小人之贪禄。皆暗以‘忧’字串，而妙处在不即接，又以‘俯’‘仰’二段，参错成章，几以为写登塔之景，而实隐其用笔之端。意奇法变，纵横跌宕，非可以寻常规矩求之也。讽切明皇，不忍直露。看其登塔处，直陈所见。入时事，皆用引喻。末八句四用比，不参正意，若全与登塔无涉者，然皆自不可求、不可辨中生出。”
霍松林先生曾对唐代雁塔诗所表现的时代氛围做过论述，颇为精到：“初唐上官婉儿、宋之问等人的‘应制’诗于‘颂圣’中显现升平气象。天宝末年杜甫等登塔，于自然景象的描写中已寓社会危机。中唐前期，欧阳詹的登塔诗则以‘因高欲有赋，远意惨生悲’收尾，安史之乱后满目萧条的景象依稀可想。经过黄巢起义，军阀混战，唐末诗人扬玢以《登慈恩寺塔》为题的诗却劝人‘莫上慈恩最高处’，原因是‘不堪看又不堪听’！从前后咏塔诗还可看出此塔本身的变化。盛唐诗人岑参说它‘七层摩苍穹’，大历诗人章八元说它‘十层突兀在虚空’，晚唐诗人李洞说它‘九级耸莲宫’，现在看到的则是七层。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以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同登此塔的四首五古最出色，杜诗尤压倒群贤，雄视千古，至今传诵不衰。”
唐代的社会风习，中进士者必登慈恩寺，题名于塔内。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下篇》云：“元和中，中书舍人李肇撰《国史补》，其略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为时所重。……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
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云：“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故贞元中，刘太真侍郎试《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
又载：“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
刘太真贞元五年（789）知贡举，试《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今存李君何、周弘亮、陈翥、曹著四人之作。唐代士子们以中进士第后一登雁塔题名于上作为一生荣耀之事，慈恩寺与唐代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题名也就成为后世研究唐代科举制度与进士风习的重要文献。
现在流传的慈恩寺壁题名残卷，亦有题诗，故知当时士子登塔，题名与题诗并行。以慈恩寺为代表的寺庙题咏对于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唐人何光远《鉴诫录》卷七称：“长安慈恩寺浮图，起开元至大和之岁，举子前名登游题纪者众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唱和千百首，传于京师，诵者称美。凡所至寺观台阁林亭，或歌或咏之处，向来名公诗板潜自撤之，盖有愧于数公之咏也。会元白因传香于慈恩寺塔下，忽睹章先辈（八元）所留之句，命僧拂去埃尘，二公移时吟味，尽日不厌，悉令除去诸家之诗，唯留章公一首而已。”
知寺庙题诗有高下之分，故元稹、白居易、刘禹锡题诗，超过从前题诗之人，而前者暗自撤板。这种普遍意义的诗歌竞争，无疑对于唐诗向广度的社会化发展，与深度的艺术性提升，都有重要的作用。
慈恩寺又是唐代长安重要的名胜之地与休闲场所。尤其是春暖花开季节，更有无限的吸引力。权德舆《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澹荡韶光三月中，牡丹偏自占春风。时过宝地寻香径，已见新花出故丛。曲水亭西杏园北，浓芳深院红霞色。擢秀全胜珠树林，结根幸在青莲域。……独坐南台时共美，闲行古刹情何已。花间一曲奏阳春，应为芬芳比君子。”
夏天，这里是避暑的胜地。李远《慈恩寺避暑》云：“香荷疑散麝，风铎似调琴。不觉清凉晚，归人满柳阴。”
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云：“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
秋高气爽的季节，登临斯塔，则能排遣胸中的忧愁。郑谷《慈恩寺偶题》云：“往事悠悠添浩叹，劳生扰扰竟何能。故山岁晚不归去，高塔晴来独自登。林下听经秋苑鹿，江边扫叶夕阳僧。吟余却起双峰念，曾看庵西瀑布冰。”
除了慈恩寺外，诗人吟咏长安寺庙的名篇还有：王维《过香积寺》诗：“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登辨觉寺》诗：“竹径从初地，莲峰出化城。窗中三楚尽，林上九江平。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
岑参《登总持阁》诗：“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
但这种游览观赏到武宗毁佛后，则大为萧条。故段文昌《桃源僧舍看花》诗云：“前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今日长安已灰烬，忍能南国对芳枝。”
前后对比甚为鲜明。
长安的寺庙作为京城重要的交际场所，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与文化史意义。“如文学史上著名的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同登慈恩寺塔，各自赋诗，这样的活动对诗人们的生活和创作都有一定的意义。这是文人间的交流。再如萧颖士有时名，李林甫欲见之，时萧正居丧，‘请于萧君所居侧僧舍一见’。这是官僚和文人间的交往。又大历四年，据有朔方重兵的‘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时章敬寺刚刚建成，鱼邀请郭参观自有炫耀之意，但也是为了加深二者的关系，所以宰相‘元载恐其相结’。其至情人利用寺院来传递信息。又如‘姜皎常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而小说《任氏传》中的韦崟说到‘昨者寒食，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缅张乐于殿庭，有善吹笙者，年二八’云云，则寺院中可以歌酒饮宴。”
诗人在寺中唱和，文人与僧人结缘，使得寺院在政治、宗教、文化、学术、文学诸方面得到有机的融合。以长安青龙寺为例，我们检索了一下《全唐诗》，就有直接题咏青龙寺的诗作三十六首。
青龙寺在长安新昌坊南门之东。新昌坊在长安坊里中是一个淡雅超逸的园林境界。“这一泉声树影之地无疑是一些文人官员心目中的桃花源。无论是青龙寺还是私人住宅里，大都绿柳、修竹成荫，青山、绿水掩映，清泉奇松，这样幽雅清丽的景致，定会吸引一部分文人到此居住或经常来此吟诗作文。”
与青龙寺的环境交相辉映。青龙寺本为隋灵感寺，开皇二年（582）立。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灵感为名。至武德四年（621）废。龙朔二年（662），城阳公主复奏立为观音寺。初公主疾甚，有苏州僧法朗诵《观音经》，乞愿得愈，因名焉。景云二年（711）改为青龙寺
。日本有著名的“入唐八家”，其中有六家（空海、圆行、圆仁、惠远、圆珍、宗睿）在青龙寺修学。尤其是和尚空海入唐求法，曾于青龙寺求授大悲胎藏金刚界，并诸瑜伽教法。空海归国后，弘扬密宗，为日本佛教密宗真言宗之开山祖师。有关青龙寺，1973年以来，对其遗址先后作了三次调查和发掘，至1980年春发掘结束。共发掘了两个院落遗址，其中有佛殿和塔基、回廊等遗址，出土了佛像、经幢等佛教遗物
。青龙寺是著名的佛教胜地。此处林木深邃静谧，四季风景各异，唐代文人、官员以及科举考生都会到此俯瞰长安城的风景，并留下感怀抒情的诗文。许多文人都与寺里的僧人有交往。文人和官僚的诗中透露出，青龙寺在他们的意识里与长安的官场和繁华的闹市相比，代表的是另一种景象
。
白居易《青龙寺早夏》诗，是描写青龙寺环境的著名诗篇：“尘埃经小雨，地高倚长坡。日西寺门外，景气含清和。闲有老僧立，静无凡客过。残莺意思尽，新叶阴凉多。春去来几日，夏云忽嵯峨。朝朝感时节，年鬓暗蹉跎。胡为恋朝市，不去归烟萝？青山寸步地，自问心如何？”
唐代诗人常常是几位友朋集结在一起，去青龙寺拜访寺内禅师。王维有《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云：“龙钟一老翁，徐步谒禅宫。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莫怪销炎热，能生大地风。”
此诗题注：“与裴迪同作。”裴迪亦有同题之作云：“安禅一室内，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鸟飞争向夕，蝉噪已先秋。烦暑自兹适，清凉何所求！”
王维与王昌龄、裴迪、王缙游青龙寺集昙壁上人院，维作诗序以纪其胜云：“吾兄大开荫中，明彻物外，以定力胜敌，以惠用解严。深居僧坊，傍俯人里。高原陆地，下映芙蓉之池；竹林果园，中秀菩提之树。八极氛霁，万汇尘息。太虚寥廓，南山为之端倪；皇州苍茫，渭水贯于天地。经行之后，趺坐而闲，升堂梵筵，饵客香饭。不起而游览，不风而清凉。得世界于莲花，寄文章于贝叶。时江宁大兄持片石，命维序之。诗五韵，座上成。”诗云：“高处敞招提，虚空讵有倪。坐看南陌骑，下听秦城鸡。眇眇孤烟起，芊芊远树齐。青山万井外，落日五陵西。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
王缙和作则描绘了此地“林中空寂舍，阶下终南山。高卧一床上，回看六合间。浮云几处灭，飞鸟何时还”的清幽环境，这样的环境自然地引导人们产生出世之想，以至于其兄弟有大隐于市的念头：“问义天人接，无心世界闲。谁知大隐者，兄弟自追攀。”
裴迪与王昌龄的诗也表现了“檐外含山翠，人间出世心”
的高远境界。
中唐以后，青龙寺成为官员们办完公事以后的休憩之所，“晓出文昌宫，憩兹青莲宇”
。“官清书府足闲时，晓起攀花折柳枝。九陌城中寻不尽，千峰寺里看相宜。高人酒味多和药，自古风光只属诗。见说往来多静者，未知前日更逢谁。”
秋天玩赏红叶，面对终南山景，别是一番情趣：“十亩苍苔绕画廊，几株红树过清霜。高情还似看花去，闲对南山步夕阳。”
当然这样的环境，对于失意之人，也会有莫名的惆怅之感。韦庄《下第题青龙寺僧房》诗云：“千蹄万毂一枝芳，要路无媒果自伤。题柱未期归蜀国，曳裾何处谒吴王。马嘶春陌金羁闹，鸟睡花林绣羽香。酒薄恨浓消不得，却将惆怅问支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