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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长安作为大唐帝国的国都，是这个鼎盛时代的核心。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制度运作、军事事件，都是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展开的。文化的繁盛，更是这个朝代鼎盛的重要标志，长安也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之都。然而，唐代近三百年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都是不平衡的。长安经过了唐玄宗的极盛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中唐以后，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黄巢起义发生后，也就随其朝运一起衰败了。唐代长安的发展与变迁是动态的。但地面上的实物大多早已不复存在，只能通过留存下来的文献以窥其一鳞半爪。尽管如此，它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吸引后代无数学人去探究。他们试图从文献记载的层面恢复与想象大唐长安的辉煌，并得到很多启迪，以构建长安文化传承所特有的景观。自宋代开始，就有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等著作，清代更有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等。当代的考古发掘，如唐大明宫遗址的发现与唐华清宫遗址的发掘，都给长安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提供了契机。因而唐代长安，也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荣新江先生曾就长安研究与敦煌研究做过比较，以为：“有关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样丰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学’那样的‘长安学’来。然而，只要我们读一下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关于长安千福寺的记载，看一看《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关于其家藏文献文物的有关文字，我们就可以断言，敦煌资料的丰富远远不能和长安相比拟。”
因而长安研究是可以从多方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举、文化、艺术等等，诸多领域。
从文学研究的层面，再现唐代长安的辉煌面貌，以及在这一舞台上的人物活动，是研究唐代长安文化动态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本书所要着力的地方。长安都市社会的发展与文学的关系，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说：“进入八世纪，长安城成为无数的诗歌、小说、故事、传说、逸闻、传闻、市井闲话、民间说唱等的大舞台，通过这些作品和故事传说等，居住在长安的人们开始有了共同感受悲喜哀欢的契机。在各种各样的场所的记忆，随着时间一层一层地在居民们的意识中加深，并作为一种长安城的历史为人们所共有。长安城内各建筑物的固有的故事因时间的流逝日积月累，对这些故事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群就大量从街市上产生了。其结果，促进了不同于因政治权力建立起的自上而下的联系的居民们之间的联结纽带，长安的都市社会得以形成。”
霍松林先生说：“唐诗与长安的血肉联系可以从两方面探究：一方面，长安是唐诗发展的主要基地，对唐诗在融合南北诗风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不断创新有其特殊贡献。另一方面，有唐三百年间，全国无数诗人络绎来到长安，长安及京畿一带的历史、现状、山水、田园、名胜、古迹、城郭、人民，乃至一花一木，尽入吟咏；离开长安之后，犹通过回忆和传闻歌咏长安。”
阎琦先生说：“长安在诸多方面与唐代士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从士人行踪上说，长安是他们必至之地；从士人政治理想上说，长安是他们政治的归宿，是他们的一种追求，如果离开长安（无论是落第返乡，还是出任州县外地之职），则不免生政治失落或天涯沦落之感；从诗歌创作上说，长安是诗歌更加社会化、生活化的地方，这里的山川林苑、城阙宫殿，给他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诗材。”
长安诗坛无论是在诗史发展的纵向演进，还是在区域文学的空间形态方面，都处于中心的地位，具有引领全国诗坛风会的作用，“长安诗坛的理论倡导居风源之始，诗歌创作风气尤是如此。某一种诗风，一经作为中央诗坛的长安诗人发动，便会引起天下云合响应的效果；具体的某种诗歌审美趋向，在长安一有启动，也会牵动、影响乃至决定全国诗歌创作的动向”
。因而从文学再现的层面研究古代都市的风采，也就成为学术研究独特的视角。笔者常做这样的思考：唐代文学最为繁荣的体裁是唐诗，唐帝国最繁荣的核心都市是长安，这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这两者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无论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还是对于唐代历史文化，或者地理空间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而这方面研究，又会将唐代的政治运作、都城风貌、宫殿变迁、士人习尚、平民生活、社会风潮等聚合到长安城市这一点上，并用诗歌表现出来。
这里需要给文化做一个界定，因为近年文化的泛化，造成研究者无所适从，如果不做界定，就会使研究的对象漫无所归。有关唐代文化，我们沿用李斌城主编的《唐代文化》一书的阐释：“它是唐人在290年间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来讲，它包括：物质财富，如衣食住行等物化形态，即服饰、饮食、建筑、交通等；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史学、风俗礼仪、科技等。”
而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是包含在文化当中的。本章以“唐代长安的文学表现空间”为题，侧重把文学中的诗歌作为突破点，以展现唐代长安文化动态发展过程及传承的情况。诗歌表现的某些重要方面，如宫殿的兴衰等，本书将辟专章论述大明宫和华清宫，实际上是对本章内容的拓展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