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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的诗歌表现，以及与长安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大课题，涉及方面非常多，远非本章有限的篇幅所能容纳。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帝京的气象、宫殿的兴盛
、官僚的生活与方外的世界几个层面空间的表现与时间变迁的诗歌载体中，总结出这一课题研究对于文化传承与文学规律研究的启示意义。
第一，文化的传承与嬗变，是有着特定的空间维度与时间向度的。唐代长安，尤其是盛唐时期的长安，堪称中国历史的盛时与盛地，种种辉煌汇聚于此。有精神的，人们的面貌昂扬奋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融洽；有物质的，宫阙富丽，库藏盈满，文物昌盛，公私富实。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唐王朝空前富强的局面，并以其雄厚国力雄踞于世界之首。唐代长安更成为世界汇聚之中心，是当时各国景仰的舞台。由长安运作而成的各种制度与措施，不仅辐射到全中国，更是影响了全世界。至今还可以从日本等国家的城市中看到唐代长安的影子，以及唐代中枢官制分省制的情况。至于运作于长安的唐代科举制度，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承，甚至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
唐代长安在对前代的文化继承与后代的文化影响上也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虽然唐代以后，各朝的都城都不设在长安，但长安作为文化的象征、帝京的代表，一直影响着以后各朝的都城与一般都市。
在唐代长安文化的嬗变研究中，实物考察、文献记载与诗歌表现，是三个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研究对象。而在已有的长安研究当中，将实物考察与文献记载结合加以研究而形成的成果颇多，如对于长安历史地理的研究，有《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唐两京坊里谱》《隋唐两京考》《两京胜迹考》《隋唐两京丛考》《唐代的长安与洛阳》《隋唐宫廷建筑考》《长安史迹考》《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等著作，而长安文学表现研究的专门论著则甚为罕见。
第二，文学研究多层面与多元化。我们如果将长安作为一个坐标系，以其诗歌表现作为多维观察载体，以审视文学研究的现状，就可以进一步开拓研究的空间，扩大研究的视野。如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于唐代的应制诗，一向不够重视，文学史的著作，很少提到，能入选选本者更是寥寥无几。但《文苑英华》与《全唐诗》中应制诗很多，而应制诗又大多发生在帝都长安，是长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皇帝与朝臣及文人之间通过诗歌作为纽带的一种特殊的联系，从中也反映出唐代君臣之间关系较为融洽与开放，从应制诗中可以看出达官贵人的心理状态，对于认识高层社会的文学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频繁的应制唱和活动，使得本来就精于诗艺的朝臣，不断精雕细琢，诗歌形式也不断得以丰富成熟，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也从这里产生
。因而从长安文化发展的视角审视应制诗，就更容易清楚地看出它的潜在价值。再如地理空间研究，也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方面，清人徐松作《唐两京城坊考》已做了成功的尝试。他在该书的序中说：“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舛误。……作《唐两京城坊考》，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
沿着这样的思路利用《唐两京城坊考》，我们将会对文学的原生态认识，及其还原历史面貌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收获。然而，诸如《唐两京城坊考》一书，长期以来，并没有正式引进文学史研究领域，绝大多数学者也只是将其作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或在文学研究中作为文献的参照而已。可喜的是，朱玉麒教授就小说方面研究做了很有益的尝试，撰写了《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
、《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
等文，试图从“地理空间观”的角度从事文学解读。此外，他还就唐代建筑园林与文学的关系展开研究
。另有日本学者妹尾达彦作了《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
。若将这一研究进一步扩展，在每一断代的各种文学体裁上展开，一定会使得文学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以文学研究而言，空间、时间与人物的对应是研究方法的不二法门。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研究领域，有过不少方法之争，中西研究方法的对比、古今研究方法的异同，一直是热衷于方法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然而，我们回到文学产生的原生环境，就可以看出过于集中于方法的争论是无意义的。长安的诗歌，无论是表现帝京的气象，还是表现宫殿的兴衰，或者表现官僚的生活，都有特定的空间。甚至同在长安，街东与街西也颇不相同，南部与北部也差异很大。街东为高级官僚的居住地，街西是低级官僚与平民的居住地。同样是诗人，王维是这样描写街东新昌坊的：“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老作龙鳞。”
而白居易描写住在街西的张籍则云：“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
至于北面，是皇城与大明宫所在，是各项政策与制度运转与制定的舞台，故而显得十分忙碌，而城南则既为休闲之地，又面对终南山，就成为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学士聚集、读书与游览之地。如韩愈《游城南十六首》中的《把酒》诗云：“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我来无伴侣，把酒对南山。”
前二句指忙碌的官僚生活，而后二句则指城南的游览情况。在同样的空间里，不同的时间，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盛世的长安，即如王维诗所表现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大明宫高耸云霄，宫殿鳞次栉比，世界万国之士无比仰慕以至于汇聚于此。而安史之乱中的长安，则是杜甫所描绘的残破情况：“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山河依旧而京华已经陷落，春色又降但却满目荒芜，多少感慨，多少忧伤！到唐末韦庄描写黄巢起义后的长安，更是伤心惨目：“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由空间、时间与人物作为关合点，综合起来解读唐代文学作品，是我们研究唐代文学史的重要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