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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把“仁”作为早期儒学的基本范畴，从伦理道德、治学教育等方面论述了人的理性作用和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之价值，故早期儒学亦可称为人学。
这里所谓的人学，是指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学说，而不是关于人的科学。马克思曾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自然 是 关于人的科学 底直接对象。人底第一个对象——人——是自然、感性，并且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诸力量，如同它们只在自然的诸对象中发现它们的对象的现实化一样，只在自然本质底科学全体中能找到它们的自己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70页）当然，孔子在创立早期儒学时，对自然现象也是有所稽求的。《论语》中保存了他和弟子们对于自然认识的大量资料，有关于天文现象的认识、理化现象的认识、动植现象的认识、农工技艺的认识等，总计五十四条。从这五十四条资料中可以看出，孔子儒家所研究的“直接对象”并不是“自然”，而是借自然认识作比喻，以说明政治伦理和治学教育的意义与价值。例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北辰”就是北极。由于北极是移动的，所以古今所谓极星是不同的。孔子所谓的“北辰”是指天帝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小熊星座的β星。但极星的移动非常缓慢，古人错觉地以为它不动，故孔子说“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共”同拱，有围绕环抱之意。孔子用这个天文现象说明“为政以德”，其意在于：凭借道德来治理国家，人民就自然归服。他还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这是用松柏不畏严寒，来说明独立而高尚的人格。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他把“君子之德”比作“风”，又把“小人之德”比作“草”，说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由此可见，以自然喻人事的用意在于揭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孔子是非常重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研究的，这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有关。当时的社会变革引起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剧烈变化，从而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诸侯对周天子不朝不贡，周天子也在或者说不得不破坏礼。诸侯僭用天子礼，大夫僭用诸侯礼以及天子礼。臣弑君、子弑父、弟弑兄的现象，层出不穷。有一次，“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所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是周礼崩溃的真实写照。周礼的破坏已成为不可挽回的了，人们便把目光转向了“仁”。从《左传》和《论语》可以看出，在孔子以前和孔子的同时，大家纷纷讲“仁”。《国语·周语》说：“言仁必及人。”也就是说，凡讲“仁”的都必然涉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君臣关系，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仁不怨君”，如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要杀太子申生，“人谓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释，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国语·晋语》）另一种态度与此相反，如公子絷要杀晋君而以重耳代之，并说：“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国语·晋语》）这种观点同“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是同一类型的。其次是父子、兄弟和夫妻的关系，“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不背本，仁也”（《左传》成公九年），都属于这一类。如冀缺因为父亲犯罪，由贵族而被降为平民去耕田。其妻给他送饭时，夫妻相敬如宾。这就是所谓的“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又如，“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左传》僖公八年）也就是说，兄弟之间礼让就是仁，当然兄弟之间相互争夺君位就是不仁了。另外，还有：“仁者讲功”（《国语·鲁语》），“度功而行，仁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仁人不党”（《国语·晋语》），等等。这些“仁”都涉及人的问题，为“人”学的形成准备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在此基础上，孔子加以取舍、提炼和综合，使“仁”真正成为一个范畴，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了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使人和人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达到理论化的程度，这就是人学形成的思想渊源。
孔子的人学是一个内容复杂的多层次结构，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仁”。他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道”有学说之意，在这里就是指他的人学。他的人学有一个基本的范畴贯穿其中，这个基本范畴就是“仁”。“仁”的伦理道德意义有三层：第一层是“爱人”。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后来，“忠恕之道”被古今中外誉为做人的格言。例如，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认为这是基督所未曾说到的，基督不过禁人行恶，而孔子则劝人行善。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又用此来论证他的人道主义。然而，它的本来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这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他人当成人；无宁是先要把他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不管你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都是一样的。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即“博爱”。有的还说：“孔子承认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的平等关系。”不错，这无疑是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是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孔子固然讲过“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即子贡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但孔子认为这是尧舜也做不到的。他还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仁者”既有他所“爱”的人，又有他所“恶”的人。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爱人”，并不是爱一切的人。对于“人”中的“小人”，他是恶而不爱的。因此，“仁”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而是有范围的差等爱。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君子中固然有不仁的人，但小人中是绝不会有仁人的。这说明，在“仁”这种伦理道德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仁”似乎是专属于“君子”的。就是在“君子”范围内，“仁”所体现的“爱”也是有差等的。这种有差等的“爱”，主要是用来调整君臣、父子等关系的。拿父子关系来说，孔子一方面主张：人愿意父亲对他慈，那他就应以慈来对儿子，人愿意儿子对他孝，那他就应以孝来对父亲。这就是他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孔子又主张：人不愿意父亲对他不慈，那他就不要以不慈来对儿子，人不愿意儿子对他不孝，那他就不要以不孝来对父亲。这就是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父子之间才能彼此相爱。君臣之间，也要彼此相爱。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里所谓的“忠”和“礼”，都是君臣之间彼此相爱的表现。
“仁”的第二层含义，是“克己复礼”。孔子和颜渊有过这样一段对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纳“礼”于“仁”，以“礼”作为人的道德规范，这并非孔子的发明创造。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0年，楚灵王驻兵乾溪。他滥用民力，醉心于对外扩张，甚至要求周天子把“九鼎”转让给楚国。在听到右尹子革的娓娓忠告后，他仍然不能痛下决心而煞车勒马，终于“不能自克，以及于难”。孔子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左传》昭公十年）他认为，楚灵王不能“克己复礼”，是一种以臣欺君的悖乱行为，所以不会有好结果。“克己复礼，仁也”是“古也有志”，并非孔子独出心裁。他没有自我作古，以掠前人之美。又据《国语·周语》记载，单子在议论晋侯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日绝其义，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听淫，日离其名。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这和孔子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孔子讲得更有条理一些。孔子的独特见解在于：“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实现“仁”，必须首先从“我”开始。每个人都能自觉地“克己复礼”，那天下也就“归仁”了。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看，孔子非常注重自我的道德修养，把自我的道德修养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同时又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我道德修养的归宿。从人学的角度看，他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克己复礼为仁”，只讲了人的义务，而缺少人的权利观念。这同那种只讲人的权利而缺少人的义务观念一样，都是片面的。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如果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并没有发现真正的人，这就是他的人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的发现，有所区别的地方。如果将“克己复礼”和“爱人”联系起来考虑，那“仁”就是对己以合“礼”的自我节制、对人以有范围的差等“爱”，这就是孔子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准则推演出来的。无论他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温情脉脉的说理，都无法掩盖这个人学的本质所在。这个本质就是通过道德伦理的调节，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周礼的要求，以维持西周时期的社会稳定。可见孔子所论述的“人”还被血缘的宗法制紧紧地束缚着，还不是真正独立的“人”。因此可以这么说：孔子提出了人学，但他还不具有独立的“人”的思想。
“仁”的第三层含义，是“恭”、“敬”、“惠”、“义”、“宽”、“信”、“敏”、“静”、“讱”、“不忧”、“先难而后获”等。孔子在评论子产时，说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四种所谓的“君子之道”，都属于“仁”的范畴。有一次，“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意思是庄重可以不受侮辱，宽厚可以得到众人拥护，守信可以得到别人的任用，机敏可以成功，实惠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孔子还说：“仁者静”（《论语·雍也》），“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认为，花言巧语而装出一副伪善的样子，都是缺乏“仁”这种道德品质的表现，与此相反，沉静安详，说话不多，才是仁道的表现。他又说：“仁者不忧。”（《论语·宪问》）只有“不忧”，才能安贫乐道，达到“仁”的境界。有一次，樊迟问仁，孔子说：“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先难而后获”是什么意思？再看孔子和樊迟的一段对话：樊迟问怎样去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孔子说：“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论语·颜渊》）意思是问得好，先努力而后获得，不就是提高道德品质的方法吗？这里的“先事后得”和“先难而后获”是一个意思，都强调经过苦难的磨炼，不断努力，才能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
如果说“仁”是孔子人学的核心，那么，围绕着“仁”还有一系列道德范畴（或规范）。如“勇”、“刚”、“毅”、“木”、“讷”和“友”等，都是一些外围的概念。这些外围概念，是接近“仁”而又辅助“仁”的，孔子说过：“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他认为与正直、信实、见闻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于“仁”的。曾子也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这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孔子认为，有些道德概念是接近“仁”的，但不一定就是“仁”。他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意思是仁人一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仁”。他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强、坚毅、朴质而又不信口开河，这些品质都是接近“仁”的。只要通过学习把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就达到了“仁”的理想境界。
孔子是非常注重学习的。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这就把学习当成了人生的一大乐趣。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学习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和文化知识素质。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也就是说，喜爱仁德而不喜欢学习，那流弊便是容易被人愚弄；喜爱耍聪明而不喜欢学习，那流弊便是轻浮放荡；喜爱诚实而不喜欢学习，那流弊便是容易被人利用，反而害了自己；喜爱直率而不喜欢学习，那流弊便是说话尖刻，往往刺痛人心；喜爱勇敢而不喜欢学习，那流弊便是捣乱闯祸；喜爱刚强而不喜欢学习，那流弊便是胆大妄为。在孔子看来，所谓“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那不过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人格的完善是不能停留在朴素感情和低级范围之内的，而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怎样才能使朴素的感情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呢？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舍此而无他法。他从人生的角度来阐明学习的重要性，如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人类的性情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悬远了。这就如同画花一样，同是一张白纸，但由于习染不同，画出来的花就大不一般。有一次，子夏向孔子请教《诗经·卫风·硕人》中几句诗的意思。子夏问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论语·八佾》）诗的原意是：有酒窝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孔子认为，这是说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画花。“绘事后素”和“素以为绚”的关键在于“为”和“事”，也就是“学而时习之”。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将人的朴素性情陶冶为完善的人格。孔子不仅重视学习，而且重视教育。他的著名格言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在“诲人”方面，他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所谓“无类”，就是说人类在性情方面是很相近的，没有多大的区别。这正是他广收弟子，从而教之的理论根据。他经常用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来教育学生，如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孔子对学生的一段讲话：你们为什么没有人研究《诗》呢？读《诗》可以培养想象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强化社会意识，可以掌握讽刺方法；近则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事奉父母，远则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事奉君王；还会多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可见，他平素学《诗》是很有体会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直到晚年，还希望：“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都说明，孔子的人学的确从伦理道德、治学教育等方面，论述了人的理性作用和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