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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春秋时期以前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劳动、生息和繁衍在祖国的大地上。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揭开了我国历史的序幕。陕西蓝田发现的8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的遗骸、石器和动物化石，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四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的遗骸、石器、灰烬以及动物化石等，都是我国远古历史和文化的瑰宝。我国的原始社会，是相当漫长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
从夏代开始，“大人世及以为礼”。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标志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代夏而起的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公元前1100年左右，周朝推翻商朝。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时止，史称西周。西周经济比商代有了更大发展，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夏、商、周三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如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出现，各种手工业的兴起，城市的建立，宫殿的建造，文字的形成，科学开始从生产技术中分化出来等，所有这些都是原始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奴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社会大规模的分工才得以实现，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初步分工，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夏、商、西周时期，由于青铜农具的逐步推广和用青铜工具加工出来的大量质量较好的木质农具的使用，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农业已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许多荒地被开垦，生产技术有了提高，剩余粮食增多。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青铜工具的使用，又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和技术的提高。手工业不但从农业中完全分化出来，形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而且手工业内部，因制造对象不同、技术条件不同，也有了较细的分工。分工越细，技术愈熟，产品益精。以商、周青铜器的制造而论，从采料、配料、冶炼，到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一系列程序，都有细致的分工。这样制造出来的青铜器，是相当精美的。例如湖南醴陵出土的一件商代铜象尊，形象栩栩如生：高举的象鼻为注酒之口，鼻端作凤头，凤头上伏一虎，象的四足敦实厚重，着地有力；全身满布纹饰，有兽面、夔龙、凤鸟和虎等图像，以繁缛细密的云雷纹为衬托，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商代青铜器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气魄雄伟。例如，1939年在河南出土的商代司母戊方鼎，重875公斤，通耳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5厘米，形制雄浑，是我国现已出土的最大青铜器。西周的青铜器继承了商代特点，具有厚重庄严的风格。如西周重器大孟鼎和大克鼎，分别重153.5公斤和201公斤，器度颇为庄严厚重。所不同的是西周的青铜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商代，而且铭文较长，字体严谨遒劲、优美奔放，发展到成熟阶段。
青铜器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文化的象征，它不仅具有很高的科学艺术价值，而且包含着重要的政治伦理意义。因为青铜器的制造除了满足当时社会生产的需要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为当时的礼乐制度服务。所谓礼乐制度，就是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明文规定了统治者的不同阶层（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尊卑贵贱的社会地位、道德规范等。它的内容包含在政治、军事、法律以至衣、食、住、行、婚、丧等各个方面。为了显示“贵贱有等，上下有别”，就制造出各种不同的青铜器。这种青铜器就叫作“礼器”，它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赐功臣、记功颂德，死后用来随葬。清人阮元说：“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阮元：《商周铜器说》）这说明青铜器与礼制不可分割的关系及其重要性。
在青铜礼器中，鼎是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它多用来煮牲祭天敬祖，成为一种祭器。古人是相信灵魂不死的，所以死后也用来随葬，在幽冥的世界中由灵魂来享用。不仅如此，鼎还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上记载了一个“问鼎”的有名故事，“楚子”即春秋时代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为了和晋国在中原争霸，先后用兵于陈、蔡、郑、宋等国，又于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亲率兵攻伐洛水流域的“陆浑”之戎。当陈兵在洛阳周的边境时，周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他。他向王孙满问周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王孙满又为什么不许他问呢？因为鼎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其政治价值犹如命根子一样重要。占有它就意味着有王权，失去它就意味着失去了王权。从王孙满对九鼎历史的追溯可知，它最早是属于夏王朝的，象征着九州。以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又“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夏、商、周王朝政权的更替，都曾以后代夺到前代的鼎作为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建立的标志。当时，周王朝已经衰落，强大的楚国自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楚庄王问鼎，显示了对周王朝的蔑视。王孙满为了维护早已风雨飘摇的周朝王权，自然是不允许他问鼎之轻重的，所以强调“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言下之意，周朝王权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重“德”而敬“天”，可以说是西周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德”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尚书·盘庚》中也多次提到“德”字，如说：“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这些“德”字，都有政治伦理之意。但殷人一味相信“天命”，所以对于“德”字的政治伦理含义并没有作更多的发挥。他们把“天”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大神——“帝”，而上帝即祖先，它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国运的盛衰、战争的胜负、人生的祸福等，都由“天命”决定。因此，事无巨细都要求神问卜，以断吉凶，按天命行动。周初的统治者虽然继承了这种宗教观，但对天命开始怀疑。周公告诫成王和周贵族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尚书·君奭》）意思是，天命是不可一味信恃的，我们的政治伦理原则是对文王“德”的世代继承。周公所谓的“德”，其政治伦理意义有三：一是“敬天”，二是“孝祖”，三是“保民”。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天不可信”，为什么还要“敬天”呢？《礼记·表记》说，周人“敬神而远之”。周人对天神上帝还是敬的，但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像殷人那样虔诚了。殷人十分虔诚地信仰上帝，结果是一败涂地，殷商的天下为周人所得了。这样还好再信上帝吗？天命靠得住吗？怀疑自然发生了，有头脑的政治家在朦胧地探索政治得失的因果关系。怀疑“天”是以殷为鉴，警惕重蹈覆辙。“敬天”则是神道设教，加强周朝的统治。二者相辅相成，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但在周初统治者的眼里，政治得失的关键在“德”不在“天”。这是由宗教型文化向伦理型文化转变的开始，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学派就是沿着这条发展线索而逐步形成的。
在奴隶社会里，除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大分工之外，还发生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夏、商、西周时期增长了的社会物质财富，开始可以供养起一些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的人，让他们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在商代，管理国家的有“尹”和“卿士”，管理生产的有“小臣”和“司工”，从事商品交换的有“商人”，以宗教、科学和文化为业的有“卜”、“占”、“巫”、“史”等。到西周，担任文化官职的是一些“祝”、“宗”、“卜”、“史”。据有的学者研究，“祝”的文化任务是代表祭者向神致辞，他必须有关于神的历史知识；“宗”的文化任务是管理宗庙祭礼的一切，他必须有关于氏族宗法的历史知识；“卜”的文化任务是掌管观兆的宗教事件（有的兼掌筮），他必须有关于吉凶祸福的一套知识；“史”的文化任务是掌管文书，观察天象，他必须有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所谓“学在官府”的学，就是这班文化官吏所专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士”阶层的出现。这个阶层处于贵族和庶人之间，大都受过六艺的教育，是一批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希望做官食禄，上达于贵族，但在未出仕时，生活接近庶人或过着庶人的生活，颇能体贴民间的疾苦。这个“士”的阶层，后来就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社会基础。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末期产生孔子和儒家学派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