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思与思之路

王树人

当今，哲学虽然被冷淡，但人们的内心，还是渴望着哲学的净化与升华。因此，即使不甚懂哲学的人，有时也把“哲理”挂在嘴边，张口“哲理”，闭口“哲理”，以示对哲学的崇敬。这样，也就提醒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应当作一点像样的认真的哲学思考。在这里，提出“敞开思与思之路”，就是想尝试进入一种哲学思考。虽然这个提法，似乎与已经流行的“解放思想”有点相似。但是，两者的内涵与层次，却是很不同的。

当然，又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与常人所思相关的哲学话题。不过，这种相关，是比较间接的。这一点，在如下的分析中，就不难看到。在这个话题中，有三个概念需要解析，这就是“敞开”、“思”与“思之路”。应当说，要说明这三个概念，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人们在日常也经常使用这三个概念，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并不等于真知。例如，有一首歌的歌词说：“敞开你的心扉。”所谓“心扉”，实际上就包括这里所说的“思与思之路”在内。当歌唱家这样演唱时，人们对于“敞开”和“心扉”，肯定会有所感悟。但是，如果有人这时问：如何“敞开”？何为“心扉”？即使有所感悟的人，也难于作出明确的回答。我认为，在这里，能提出问题和指出对问题回答的困难，就已经进入“思”了，而且是进入“哲思”即对于所思之“思”了。

现在所要作的，是使这种“哲思”继续下去。也就是在继续发问中，使问题具体化。记得，被称为亚圣的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但是，心的这种官能，是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其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歌词作家用“心扉”这个形象性或描述性的表达作指引。仿佛人们从心这个门户进去，就可以窥见“思”与“思”之运动了。在这里，又进而提出“思”之运动的问题。我想，对于这种运动，在每个正常人那里，大概都不会感到有问题。因为，事实上，人们总是处在这种“思”的运动之中，倒是要让这种运动停下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在睡梦中也不能完全停下来。如果人们确乎能感受到这种“思”的运动，那么，人们能不能认识或把握这种运动？将在什么意义上能或不能把握这种运动？

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人类也从来不放弃认识和把握。这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于是，人类发明了各种符号，从而借助于符号，采取间接认识和把握的方式。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这种符号。语言文字的产生和运用，就包括不自觉的逻辑的产生和运用。语词和概念，可以说是并生的。名词和动词结合成主谓关系，已经蕴涵着最基本的逻辑形式。这样，人类的“思”之运动，随着语言文字的成熟和运用，特别是逻辑的产生和运用，似乎就与语言文字或概念分不开了。这种“思”之运动和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概念思维”或“理性思维”。这种思维，诉之于概念或理性，也就是用语言文字符号或逻辑概念，来认识和把握“思”之运动。在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学派认为这是唯一真实有效的“思”之运动。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把“思”之运动的一种可能性，推向极端而已。当然，在西方与此相对立的，还有经验主义学派，诉之于感觉或感性。但是，这两派所争论的问题，只是在于强调理性为真为根本，还是感性为真为根本。事实上，它们的哲学体系，在借助语言文字符号作概念思维上，并没有不同。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概念思维的框架中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崇尚概念思维的人，或者理性主义者，他们向人们提出的问题是：离开语言文字符号或概念，还存在“思”吗？还能找到“思之路”吗？这在语言文字发明出来以后，人类须臾离不开语言文字的时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并且似乎只能给予否定的回答。但是，如果作出或完全相信这样的回答，那么，这仍然不过是囿于概念思维框架而不能自拔的表现。对此，就必须提出“敞开思与思之路”这个问题了。或者说，就要领悟“敞开”的内涵和深义了。如果说，“思与思之路”只表现为用语言文字符号所显示的“概念思维”，那么，“敞开”的问题，似乎就变得简单了。就是说，“敞开”只要求助于语言文字或概念的变化就行了。但是，即便如此，仍然需要追问：语言文字或概念的变化又靠什么来推动？事实上，语言文字或概念不仅不是表现“思与思之路”的唯一方式，而且其本身还有僵化从而局限“思与思之路”的负面效应。这在中国古代的先贤那里，例如儒家的孟子、道家的庄子，早在两千多年的战国时期就指出来了。后来，魏晋时期王弼所提出的超越言象之说，所谓“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就是对孟、庄的继承与发展。在西方，例如在已故的现代大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也指出了存在着不能用语言文字或概念对之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思”（见《面向思的事情》）。因此，所谓“敞开”，它所针对的正是在“思与思之路”上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思维”或“理性思维”，即针对这种思维统治对于“思与思之路”所造成的“遮蔽”。

可见，“思与思之路”，并不是只有“概念思维”或“理性思维”一条，或只有“概念思维”或“理性思维”那么宽。针对上述局限或“遮蔽”，曾经有“超越”之说的提出。为了寻找新的“思之路”，“超越”是必然的。但是，在“思与思之路”上，新路与所谓老路的关系，并不是弃旧图新的关系，而是有点像现代的城市道路交通，人行道、自行车道、汽车道，各行其道。因此，“敞开”包括“超越”，而不能归结为“超越”。也就是说，“敞开”并不是在使新路解蔽的同时，又将老路遮蔽起来。实质上，“敞开”是在拓宽“思与思之路”。

说到这里，还只是停留在对“敞开”意义的评价，指出它解蔽而拓宽“思与思之路”的作用。对于“敞开”的真正内涵，还有待揭示。就是说，还要追问：“敞开”何以能解蔽而拓宽“思与思之路”？或者说，它所“敞开”的“思与思之路”又是怎样一条路？就“敞开”之可能而言，在西方哲学家中，从古希腊就有智慧之“光”的说法。在现代，胡塞尔则明确提出认识中的“理智之光”。也就是说，因为存在这类的“光”，“思与思之路”才能“敞开”。但是，海德格尔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有“光”还不足以“敞开”，相反只有“敞开”，才能使“光”得以显示。为了解释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观点，我想再回到孟子的“心之官则思”的命题。就是说，如果“思”是“心”的官能，那么，上述“敞开”与“光”又是何者之官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心”与“性”是分开说的。孟子说了“心之官”，没有说“性之官”。我认为，上面胡氏与海氏所说的“理智之光”、“敞开”，似乎就属于“性之官”的范畴。如果我这里提出的“性之官”可以成立，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这种“性”与“性之官”的性质如何？

所谓提示“性”与“性之官”的性质及其意义，也就是回答“敞开思与思之路”如何可能以及它所“敞开”的是怎样一条路。这里所说的“性”，是一个广大的领域，例如包括情感、意志、趣味、风格等等。现在，仅就“思”而言，如果说“心之官则思”表明为“理性思维”或“概念思维”，那么，“性”与“性之官”则属于“非理性思维”或“非概念思维”。在中国人的传统修养中，经常提到一句四字真言，叫做“修真养性”。从“思”的角度看，所谓“修真”，就是“理性思维”或“概念思维”的培养和锻炼；而所谓“养性”，则是“非理性思维”或“非概念思维”的培养和锻炼。

从人类的发展及其个体发展史看，都是非理性的东西先于理性的东西而发生。例如，一个婴儿，早在他或她会说话之前，就有了哭笑的情感，有了欲望倾向所显示的意志等等。同样，就“思”而言，“非理性思维”或“非概念思维”最早产生，而后才逐渐发展出“理性思维”或“概念思维”。那么，应当如何正确看待这两种思维方式？由于以“科学思维理性”为代表的“理性思维”或“概念思维”，直接与近现代社会的发展相联系，所以，理性至上的思潮，一直占统治地位，以至产生出“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这种新的异化形态。事实上，晚出的“理性思维”高于早生的“非理性思维”，不是绝对的，而只是在一定意义上。在“思之官”发展的同时，“性之官”也在发展。而且，“思之官”原本就是在“性之官”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思之官”继续发展和大显神通之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基础。前面已经提到“理性思维”或“概念思维”的局限性，即它所显示的抽象、概括和定量分析精细这些特点，一方面能有效地把握现实具体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在思维方式上也容易陷入僵化或绝对化。若要打破这种僵化，在概念里兜圈子是没有出路的，而只能求助于“非概念思维”，求助于“敞开”（也包括智慧之“光”、“理智之光”）。实际上，那些真正能一生保持其创造活力的科学家，都不仅具有发达的“理性思维”，而且同时也具有发达的“非理性思维”。

那么，现在要问，“敞开”（包括前述的智慧之“光”、“理智之光”），作为“非理性思维”，其特点如何？如果说“概念思维”或“理性思维”的僵化“遮蔽”了“思与思之路”，那么，所谓“敞开”，首先就表现为对于“概念思维”或“理性思维”的“中断”，或者如前面所说的“超越”。用禅宗的说法就是求“顿悟”或“开悟”。常人也说：“一经点化，豁然开朗。”其所指，也是一种“悟”。如果同作为“理性思维”或“概念思维”相比，那么，这里的“非理性思维”似乎可以称为“悟性思维”。禅宗的“开悟”虽然属于“悟性思维”，但是，它对于“概念思维”或“理性思维”的“中断”，就存在前述缺点，即停留在仅仅“超越”的水准上。在“开悟”的同时，把“概念思维”或“理性思维”完全抛弃了。这里所谈的“敞开”式的“悟性思维”，则不然。它对于“概念思维”或“理性思维”的“中断”，只是为了打破这种思维所造成的僵化或异化，除此之外，并不抛弃这种思维。因此，这里所作的“中断”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这种“敞开”式的“悟性思维”，源于大众的教养，也能够融入大众的教养，而不像禅宗那样必须脱离大众，独立地形成一个宗派。

可见，“敞开”的深层内涵，不仅在于“超越”，也不仅在于“解蔽”，而且还在于不同“思与思之路”的“接通”或“打通”，例如上述“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两大“思与思之路”的“接通”或“打通”。历史上，禅宗有许多“公案”，无论是“棒喝”，还是言语的“机锋”，都还停留在“超越”或“解蔽”的层面上。已故日本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想进一步，曾提出这个“接通”或“打通”的问题。但是，他感到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所谓难题，主要是在理论的说明或描述上。因为，在人们的实际思维过程中，不同“思与思之路”的“接通”或“打通”，是经常发生的。此外，所谓难题，还难在所要说明或描述的对象，是现有语言文字所难以完全胜任的，就像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才成为常青的哲学课题，并具有永恒的魅力吧。

（刊登时间：1997年6月16日。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