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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常说的“人文精神”中的“人文”译自英文以human为字根的词，humanism，humanity，尚有sciences of human译为“人文科学”，不过sciences of human又被英美人用来译从狄尔泰到胡塞尔的Geisteswissenschften。这是哲学上的一种理解，以human来译Geist说明了一种哲学观点，即对于“人”来说，“Geist”是最为核心的。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就很难翻译，英文勉强译为“humanistic spirit”，指的是一种“人文”的态度。
就我国的传统思想看，用“人文”的很少，但就“精神”、“态度”来说，则是贯串古今的。
我国古代“人文”这个词，最早似乎见于《易·贲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就是对待宇宙、万物的“人文精神”。“人文”是“人”的“轨迹”、“人”的“事迹”，“化成”是“成”“天下”的“事”，而“天”的“下”面是“地”，“化成”“地上”（世间）的事。
“人文化成”涉及“天”、“地”、“人”的关系，这也是我国古代哲学——包括《易经》在内所考虑的核心问题。《易经》就是要把握天、地、人的关系，以见出世事的运行进程。
按照《易经》——包括《系辞》的思想，天、地、人中“人”占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易经》没有讲“天人合一”，而讲“天”、“地”“合一”，这个“合”力，乃在于“人”。所以在《易经》看来，不但“天”“人”要“合一”，而且“地”“人”也要“合一”，“天”“地”更要“合一”——“天”“地”通过“人”“合一”。
《系辞》第一句话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地乃是高下的方位，天因其高而贵，地因其下而贱，但地并不因其下贱而可以忽视，因为“地”肩负着“（完）成”的重任。就观测的眼光来看，“天”呈现的只是一种“气象”，“象”是很恍惚的；而“地”才成“形”，“形”是具体的事物。
那么，为什么有“贵贱”、“尊卑”之分？因为在古人看来，天因其高而有一种“支配”力量，所谓“居高者”“临下”。“天”“支配”着“地”，但“天”又只有“象”，不能自己成“形”，所以“地”虽卑下，仍是很重要的，是一种“承受”、“负担”的力量。所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样，乾坤、男女、阳阴、始终（成）、父母、道器……在《易经》来说都是必要的、重要的，所以《系辞》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故《易经》有三材、三道，天地人各占其一。
“人”生“天”、“地”之“间”，“人”在“天”、“地”之“中”。“人”下“立足”于“地”，上“承受”着“天”，“人”在“天”、“地”之“中”、之“间”，“人”为“天”、“地”之“交”——“人”为“天”、“地”之“子”，“人”不仅是“天”之“子”，而且也是“地”之“子”。所以后来《礼记》（《礼运》）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天”高高在上，“冥冥”中“支配”着“地”，但“天”只显示一些“象”，它的“道”太普泛、太恍惚；“地”上万物，承四时之恩泽、雨露之滋润，“形成”自己的“诸存在者”，但“天有不测风云”，并非都是“恩慈”的；“天”“地”有了“人”这个“产物”，才不“各行其道”，“天道”、“地道”才通过“人道”“和合”起来。所以“人道”无他，为“参”“天地”之“道”。
就这个意思说，“天”虽高贵，但光观“天象”是不能卜吉凶的，所以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吉凶乃是“人事”，即“人文”，是要把“天”“地”“人”“合”起来说的。《系辞》说：“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物”是“地”的事，物与物的关系（杂）为“文”，“人”根据对“天”垂“象”之理解，来处理“地”上“物”与“物”的关系，使“天”“地”配合，是为“人文化成”。
“人文化成”说的是“人”在“天”“地”的“中”、“间”的地位。“人”可上，可下，可以“高贵”，可以“卑下”，可以仰观“天象”，俯察“物理”。
“人”在“天”“地”之“中”、之“间”，“中间”，也就是“中心”，《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这里的“心”与“端”对应来用，实是“中心”——“中间”的意思。
“中心”乃是“核心”，所以我国的“人文化成”的传统，实在也是“人类中心”的思想，不过在古代相当朴素，并没有近代西方哲学那样严密的逻辑体系，所以西方更为激进的反对派——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反不到我们这个传统上来，因为在我们古代，至高的是“天”，“人”只是“天”、“地”的“中间环节”。
然而，这个“中间环节”还是很“神”的。中文里“神”的意思是多方面的，不专指西文里的God；不过在古代，“神”与“天”的关系更多些，而“鬼”与“地”的关系更多些。“人”作为“天”、“地”的“中间环节”，不仅有“神”气，也有“鬼”气，所以叫做“鬼神之会”。
《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拥有许多物质财富，每天都有新的臣民来归，这是部族社会的“盛德大业”。而要有此成果，则要重视“易”之理：“易”为促进生长，“乾”为显示天象，“坤”为按大地的法则办事，“占卜”要穷尽“卦”的数，“事”要掌握变化规律，“神”要认识到阴阳转化的深远性和偶然性——要在诸偶然性中运用自如，这是“神”，而“运用”阴阳的变化的是“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又是“神”，“人”总有那么一些“神”气。因此《系辞》上又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阴阳不测的变化，全看“人”的具体运用了。
“人”是天地、乾坤、阴阳……“生”出来的，在它们“之间”、“之中”，所以两个方面都是可以相通的，参天地、通乾坤、卜阴阳，都在一个“神”字，是一种“精神”。
这里的“神”——“精神”，很像德文里的Geist，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就是物（质）化了的“精神”。
Geist基本的意思是一种“活力”、“生命力”，是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古代希腊叫ψυχη，也有“灵魂”（英文soul）的意思。
古代希腊早期主要讲ψυχη，到了阿那克萨哥拉，vous的问题被突显出来。vous是理智性的、认知性的，它与ψυχη强调的方面不同。ψυχη不容易一代代传下来，离开躯体的“灵魂”是没有活力的，处境很悲惨，但苏格拉底在吸取阿那克萨哥拉vous观点后，ψυχη似乎只有脱离躯体后才“纯净”起来。vous保证了ψυχη的“永存”。vous的“产品”——科学性的思想的记载，是可以长久流传下来的。希腊人以“科学”来使“灵魂”“不朽”。
Geist同样保留了vous（理智）的意思在内，这一点，我们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看得很清楚。在黑格尔那里，Geist是理性的，是Vemunft，但仍保持着自身的“活力”、“生命力”。
在黑格尔那里，Geist首先是一种否定的力量，所谓“活力”、“生命力”乃在于对现存的世界说出一个“不”字。“不对”、“不行”，于是“人”们努力劳作，使Geist“外化”出来，即人们在一切现存的东西中，看到“本来可以不是如此”，而它“应该”如何、如何。于是，又表现为“现在”的东西在激发、邀请人们来“改造”它，如此经过历史的发展，Geist又回到自身，是为“哲学”，即Geist自己直接观照、思考自己。在这个意义上，Geist是“不可限制”的，是“无限”的。“无限”不是1，2，3，4，5……而是就在那“有限”的、现存的事物中，因为一切“有限”的、“现存”的东西都是要变的，可以变的。
黑格尔这个理性的、生气勃勃的Geist，后来成为“人文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所以“人文科学”实际是“精神科学”。
希腊人以“理智”vous统率知识，使“知（识）”成为无时间的结构，以使人类生命得以存留。胡塞尔说，现在的人在解几何题时和欧几里德一样，因而不必到历史上去找“起源”；这样，“历史”亦成为一门“科学”、“知识”。黑格尔以Geist统率科学知识，Geist必体现在具体的事物中，故不能不重“历史”和“时间”，但他的“哲学”在“逻辑”范畴推演中纳入历史和时间内容，从而需要一个纯范畴体系——思辨概念体系的“哲学”总其大成。
就黑格尔言，“时间”本在“有限”之中，这与经验科学——或形式科学中“无限时空”的观念已经不同。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开发“时间”之“有限性”，使之与自希腊以来“人”之“有死性”联系起来，又有很巨大的现代意义。海德格尔从“人”之“有死性”来理解“时间”，已没有黑格尔Geist的不可限制性的特点，所以他不大谈Geist，不大强调“无限”。
然而，海德格尔在后期不再一般地强调Dasein，而却很着重地讨论了天、地、人、神。他提出的“四大”，比我们古人提出的三材、三道，多了一个“神”——他的“神”，是God，也是“神圣性”。
西方远古时代，当然也分天、地，而“大地”崇拜似乎是比“希腊神话”——奥林匹亚山上（天上）诸神崇拜更为古老的宗教；但按他们的科学传统，天和地都是“自然”的，因而他们强调思考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海德格尔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个传统，但他却将天、地分了开来说，这真是很值得注意的。据他的一篇《论艺术之本源》中所谓“艺术把大地带到（突显于）世（界）上”的观点看，他把“（大）地”与“天”分开，似乎用意在强调“大地”的作用。的确，西方人也把“（大）地”遗忘得太久了。
海德格尔说，天、地、人、神合而为“一”，就是“人”的“历史命运”，“人”受制于“四合一”的“运作”，“四合一”就是Sein，就是Ereignis。可见，海德格尔也在批判“人”的中心（西方人）说，即似乎是“人”的“主体性”原则在支配着——当然要经过艰苦的学习、劳作、斗争——“自然”（天地）。海德格尔是说，“人”作为“有死的”、“时间性的”Dasein，固然使Sein“明”了起来，但“明”出来的Sein却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玄”、“暗”的东西。
我们古代讲天、地、人中的“天”，只是垂“象”，这个“象”也是模糊的，并不那样清楚明白。“天”高高在上，“天道远”“非所及也”（子产语，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因其高、远而恍惚，老子的“道”，亦有这种意味。“地”当然更是“黑暗”的，“人”在“母”腹中连天日都见不到。“天”因其高远虽“明”而模糊不清，“地”因其深厚而漆黑一团。只有“地”上之“物”，才是真正“明”的。
“天”之所以有这种模糊性，还在于它也是“动”的。“天行健”，“健”与“乾”音近，所以《系辞》上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天、地都是动态的，“动”才有合不合“度”的问题，所以圣人按照天地的“度”（位），立“仁”、“义”之说，“仁”要人“安”于“名”（位），而“义”则约束着“利”，所以“仁”、“义”是“名”和“利”的“度”。这个“度”，是“人”参照“天”“地”运行的“度”（道）制定的。“人”的“度”——仁和义是“明”的，但天地未身的度，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它们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古人早就体会出那个there is；il y a，单纯的Sein是玄的、暗的，而对于它的“度”的运用，全存乎“人”；但“人”运用这些“度”（制度），总是相对的，是因时、因地制宜的，而天和地的“道”则占主导的地位，尤其是高高在上的“天道”支配着地上（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的“历史命运”。
这并不是说，“天道”和“地道”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的“规则”、“公式”，果如是，则“人”生在世就很容易了，按照那些“规则”、“公式”办事就可以了。所以在古代，“天”和“地”也都是“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说的是“人”不能左右它，天知道不因人的参与而改变自己的“道”，而这个“道”本身并不是那样一成不变的；就像海德格尔的Sein，并不是一不变的抽象概念，而同样是由动词变化来的，保持着“动”词的原意。
“动”就是“历时性”的，不仅是方位的移动，还是“空间性”的。历时性、时间性的“动”，是“绵延”（duree）；空间上的“动”为“拓展”（extension），这两者在中国传统看是相对应的。天、地、人都有时空，都有绵延和拓展，“天”为“时”，但居“高”“位”；“地”为“方（位）”，但亦随“时”“荣枯”。要之，时空之“延展”在于“不断”。“天”“地”既有“人”居中，“天”“地”亦不“断裂”——不仅仅是“开天辟地”而是大裂口。
“不断”并非“物”之间没有分别，“物”“杂”才能成“文”，“人文”不是没有区别，而说“物”虽“断”，但“精神”相“连”。黑格尔的Geist为一种“否定性”力量，中国的“（精）神”则更多有“肯定”的力量。Geist的“活力”、“生命力”说“不”，“人文”的“活力”、“生命力”则更多说“是”。这种倾向上的区别，是现代现象学以来经过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思路，于是有海德格尔的“Sein”（“是”、“在”……）以及伽达默尔的“有效历史”观，都是在历史中、时间中、万物中见出相继的肯定力量。
当然，见出肯定力量不是说否认“变”和“动”，不是完全抹杀“否定”，只是说理解的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否定”的问题在于现成的事物本可以（应该）“不是”如此，而“肯定”的问题则在于现成的事物本可以（应该）（更）“是”如何、如何。
我们的古人同样要扩展自己的疆土，繁衍自己的子孙，同样要改造世界，也要改进自己的制度、政策，但他们侧重于从此种历史的“变革”中看到其间的承续性；西方人也不是不要继承，但他们着重的是看历史中的“变革”性。同样的，在思想史上有不同学派，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只是从大致的趋势来说如此。康德的“应该”本是最大的“肯定”力量，但这个“无条件的命令”，就现实的感性世界言，却永远强调为“本不该如此”；而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却建立在人的“有死性”的基础上，为了使“有限的”“时间性”连续起来，“人”要“提前进入‘死’的状态”。这样，在“时间”中，“延续”的似乎不是“生”，而是“死”。“人”作为Dasein之“生”使“死”得到延续。
中国传统的观念则重在“生”，“生生不息”，因为天、地之大德在“生”。儒家不言“死”，道家齐“生”“死”，都是重生轻死的态度。当然，古人也知道“人固有一死”，但“人”作为“天”“地”之中间、中心，要协助天地“生生”，要使万民、万物都能获得生机。“生生”就是“催生”、“促生”、“助生”。“生”不仅是肉体的生命，而且是精神的生命，是知识，是智慧，是力量。一切精神产品，一切“人文化成”的作品——“文化”的作品，都是存留着“生”，存留着“精神”。
“人”这种“生生”的能力（德），“得”之于“人”自身，也“得”之于天、地，天地是比这个中间环节更为根本、更有力量的源泉。《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自“天”“始”，由“地”“成”，“天”“始”“地”“终”（成），如是反复，是“人”的基本的“道”。“天”生之，“地”成之，天地都是“大”于“人”的力量，也是“长”于“人”的力量，所以“天长地久”；而“人世”要能“长治久安”，则要效法天地造化之道，而不完全是“人”之“主体性”的发挥。海德格尔说天地人神得其一必见其三，得“人”，则必见“天”“地”（“神”），“人文”合“天文”和“地文”。
中国人并不是无缘无故就要聚到一起，我们同在一个蓝天下，同在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天”、“地”“令”我们相“合”，我们的“历史”“命”我们相“合”。中华的“人文”的精神，无论多久、多远，仍是“延展”的精神，是合天、合地的“和合”的精神。
（刊登时间：1997年5月5、19日。作者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