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徐苹芳

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是指研究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亦即进入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的历史。由于对文明一词的概念理解不同，往往把广义的文明（文化）与狭义的文明混为一谈。因此，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从一开始便与中国文化之来源连在一起，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独立（原生）文化，还是外来的传播（次生）文化，便成了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世界六大古老文明是：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近东文明关系密切，印度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也有密切的关系；墨西哥和秘鲁地处新大陆，与旧大陆文化无关。惟有中国的文明起源，成了独立论和传播论争论的焦点。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文化“西来说”便在法、英等国出现。法国的约瑟夫·德·契尼（Joseph de Guignes）首创中国人是埃及的殖民说。其后，法国的皮埃提（M.G.Pauthien）提出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认为中国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有某种关系。英国的李雅格（James Legge）更荒唐地说，中国人是诺亚的子孙。此时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并向外殖民的时代，对中国文化的来源作这样假设性的评论是不足为怪的。

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彩陶，似乎又为中国文化“西来说”找到了证据，但是，考古学的新发现，并不能证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正确。安特生自己在晚年也修正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看法。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未在西方某些学者的思想中彻底解决，直至1976年俄国人瓦西里耶夫仍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想，仍像一个幽灵似的在国际学术界游荡。现在，愈来愈多的国际学者已清楚地看到，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化，这已被中国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充分地证明了。

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端于20世纪初。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把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予以彻底否定。

中国何时进入文明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便涉及了这个问题。1929年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时便说：“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尔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主要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材料，论述人类社会从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向有阶级的社会转变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经典著作之一，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社会从蒙昧、野蛮发展到文明时代的一般历史法则。半个世纪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ordon Childe）根据西方的考古资料提出，城市、文字、金属加工（青铜器冶铸）、水利灌溉工程等，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商代已有了城市、甲骨文字和青铜器，已是发达的文明社会。因此，中国文明社会的产生当在商代以前的石器时代诸文化中探求。但是，柴尔德提出的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否符合中国文明社会起源的历史事实，这需要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实际加以认证。

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已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具体的标志是：以宫庙为主的城邑的出现，贵族墓和随葬品中“礼器”的发现，为统治者服务的文字的出现，金属冶铸——青铜器的出现。

文明社会早期城邑，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约有近二十处被发现。虽然，考古工作尚待深入，但有一点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些城绝大部分是离开了氏族社会的聚落（包括中心聚落）旧址，而重新营建的符合新的社会功能的城邑。从夏商时期城邑形态中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社会城邑的特征是以宫庙为主的建筑布局，宫是活人居住的宫室，庙是祭祀先祖的宗庙。考古发现的早期城邑中的夯土建筑便是宫庙的遗迹。

墓葬和墓地的发现也说明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贫富差别明显。山东临朐龙山文化贵族墓的发现，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发现，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贵族墓中发现了石磬、鼍鼓等礼器。贵族墓的发现说明产生了阶级，礼器是表现贵族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在礼器中最令人注意的是钺和琮，钺代表着有军事首领意味的王权，琮代表着以巫术可以通天的神权。王权与神权的结合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特征。

文字的出现无疑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这是一种成熟的文字，肯定在甲骨文之前还有比它更原始的文字。考古发现过在新石器时代有类似符号的铭记，但仍不能肯定它是文字。龙山文化时期可能已有原始文字，如近年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中发现的陶文。根据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记事内容来看，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文字，完全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主要用于占卜和王室纪事。

中国的金属冶炼技术——青铜器冶铸也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多是刀、锥等小工具和环、铃等小饰品，未见有大件的生产工具。商周时期青铜器虽发展，但均用于“礼器”的冶炼，说明中国古代金属冶炼技术未用于经济生产上，而是被贵族所占有，多用于政治性的“礼器”上。

水利灌溉等大型工程的出现，是表明文明社会的组织能力的程度，当然，这些遗迹在考古学上已很难发现。但是“大禹治水”的传说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些传说并非无史实根据的臆说。

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与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志相比较，两者在实质上显然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所说：“西方社会科学中一般被认为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学说主张是：文明出现的主要表现是文字、城市、金属工业、宗教性建筑和伟大的艺术；文明的出现，也就是阶级社会的出现，这是社会演进过程中一个突破性的变化。……文明与野蛮的不同在于文明人把他自己与自然的原始环境隔离开来，其中的重要含义即：文明是在技术和贸易经济的新环境中形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上述西方社会科学家提出的文明产生的法则很显然的有基本点上的不同。”张光直认为马雅文明与中国文明相似，应属于一种形态，而代表西方的两河流域的苏米（Sumerian）文明则是另一种形态。“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苏米文明）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张光直从世界史前史的立场上，把文明社会的转变方式分成两种。他说：“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张光直十分强调中国的历史经验在世界古代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提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世界历史已证明了这种规律的普遍性。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几乎没有论及。今天，确实是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一研究将会丰富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

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世界考古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文化发展中心论”的认识。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西方模式并不适用于东方。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也有自己的模式和发展规律，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考古学家利用新发现的考古成果，阐明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刊登时间：1997年4月7日。作者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