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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读过一篇清人文章，第一句便是“君子之学必好问”。“学问”，学又兼问，这个汉语词的结构意义只怕在别的语言中难有相当的，很多年以来，我学的不多，由学所引起的问题可不少。偶然在报上看到讲史学情况的断片，想起了几个疑问，不妨谈谈。
一个是通行语的文献问题。通行语就是通行于不同民族之间或者一个大民族的不同部落语言或不同方言之间的语言。外国话叫做lingua franca，本来指地中海及近东一带通行过的一种语，现在可以泛指，例如普通话就是广大汉语区域（包括中国以外的华人社区）中的通行语，拉丁语在西罗马帝国，希腊语在东罗马帝国，梵语在南亚和中亚，波斯语、阿拉伯语在广大亚洲地区，都曾经是通行语或者官方语言。这种语言有雅俗或者书面语口头语之分，差别往往很大，用通行语写成的文献通行于官方和上层，不能完全表示出下层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例如甲骨文献只说明殷代官方和卜人的上层文化，《诗经》、《楚辞》用的是书面通行语，不完全等于各地方民间口头语。秦代曾经努力使六国语言文字统一于通行语，从三国到隋唐，民族杂居情况越来越严重，强化通行语的努力也越来越多，如《切韵》的求语音及读书音的规范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献内外的文化异同，要不要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注意？不仅是文物（如碑铭简帛等）与文献互证，而且是不是还要更重视无文之物的可靠性和意义（例如现藏台湾的六千年前的半颗蚕茧）？是不是需要突破上层书面通行语文献的局限？对于器物、语言、文献作为史料进行分析理解而不仅是搜集排比，这是不是需要有基本训练？过于重视官方文书和所谓正史，或者反过来过于重视民间私记，总是过于尊重通行书面语文献，会不会产生片面性而不见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全貌？
二是中国的社会形态问题。中国的范围当然是指现在的版图和这块土地上的居民，研究中国社会要从实际出发以印证理论而不能从外国的结论出发。现在公认经济形态是社会基础，中国历史上有三种经济形态一直延续下来，农业经济是大量的，这不必说。游牧经济的地区也不小，而且同样一直存在，如戎、狄、匈奴、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还有“五胡”等进入中原的民族本来以游牧为业，国内到今天仍有牧民。往往被忽视和轻视的市场经济，开始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换，随即发展为商业和城市，从殷代安阳起就存在（李济有研究报告及专著）。很快就有远途的国际性的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不限于丝绸，也会有进口货物，使用货币很早，春秋战国时期繁荣的城市已经很多，以后虽屡遭破坏，但并未断绝，宋、辽、金以后还越来越发达。处于这三种经济形态中的人都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上起过极大作用，研究历史要不要三方面兼顾？说单一社会形态能不能包括全部情况？研究历史只做简单结论够不够？
三是历史书问题。希罗多德的《历史》，普路塔克的《英雄传》，中国史书对之毫无愧色，但是希腊色诺芬的《远征记》，罗马恺撒的《高卢战记》，领兵大将亲笔写出自己经历的战事而有史料及文学价值，这样的书中国好像没有。文武双全的将帅如曹操，只留下几首口气不像他的诗为人传诵，近代如18世纪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9世纪蒙森的《罗马史》，才学识兼备，成为古典，作为历史研究已被超过，作为供给知识启发思想的文学书还将传下去，这样的名著在近代现代中国好像还没有比得上的。又如法国大革命只有短短几年而著名史书就有许多部，各有所长，各不相同，可能还会有新的出来，是不是我们的史学家也可以写这样的著作而不限于编撰课本、讲义、参考书、传记和专题？我们有雄厚的人力学力，但好像是用力的方向少而狭，习惯于浩浩荡荡四面包围打歼灭战，讲声势，比气魄，专攻的又喜欢作小题目，显难度，不知为什么。
我并未研究史学，不过看过些书，有些常识，未学而好问，不免贻笑大方，以上云云只能算是闲谈。
（刊登时间：1997年2月16日。作者系第三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