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央文史研究馆通知编纂“馆员文丛”，我翻阅了几本老前辈馆员已经出版的“文丛”，又对照中国文史出版社“政协委员文库”为我出的《守拙集》，实有自惭形秽之感。

在文史馆员中我应该属于另类，戏曲虽被称为“国粹”，但实际上在正统文学史中仍归列于难入大雅的稗官野史俗文化。我是个从小便在戏曲圈里摸爬滚打的人，自知不是个能成角儿的材料，又不是个聪明的主儿，也不是个有高远志向和理想抱负的人，只算是个兴趣的主人、命运的顺民，是个任凭命运推搡着向前走的愚拙之人。

我从九岁就进入北京戏曲学校学习京剧表演，成绩虽不太好，却常受到老师们的表扬，用老师的话说：“这孩子学什么都使拙劲。”也许正是这种“使拙劲”的愚拙之气，才让我受益终生。

大学毕业后搞创作，人家说我“演员出身，熟悉舞台，编的戏都是在玩儿‘七巧板’的拼图游戏”，算不上是戏剧文学，只是个“打本子”的。既然人家这样评价我，我也就不攀附“文联”“剧协”做什么家，只甘心做个“打本子”的书会先生了。因此我写的剧本被演员面敷粉墨者不少，却很少发表过。我的文章和讲稿基本上都是“真想写”和“真知道”的从心里流出的文字，赞美和吹捧的套话我是不肯说的。

《双玉缘》是我编写的第一个演出剧本，改编自吉剧《桃李梅》。我根据孙毓敏大姐的条件，在戏中给她加了冒充其母的一段老旦唱腔，后边又反串小生唱了一段“娃娃调”，增加了袁玉梅和赵英杰的爱情线。没想到这个戏演出后反响还挺好，被中央电视台拍成第一部外景的戏曲电视剧。

1981年，我拿着手写的《拜相记》（草本）列席了北京文化局在密云水库召开的剧本研讨会。没想到我这个没有列入讨论的本子却成了当年北京京剧院排演的重点剧目。由周和桐、马崇仁导演，马长礼、徐韵昌等主演。演出后该剧竟然被指定为党的十二大代表演出的唯一剧目。今天想起来是我走运，赶上了和老一辈艺术家们合作，是叔叔、大爷们把我捧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又写了《八珍汤》《尉迟恭》《管仲拜相》《仇大姐》，改编了《翠屏山》，与人合作了《八戒出世》等十几个戏。从1979年开笔写剧本，到1985年的六七年间，我就住在天桥赵锥子胡同一间七平米的小屋里，一边写作一边哄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那时候我享受着剧本创作给予我的极大乐趣。那段时光算是我为演员“打本子”生涯的第一个阶段吧。

1985年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虽然又写了不少戏，但由于排演的对象不明确，基本都搁在箱子底下收藏了。其中有一个读施蛰存先生新感觉派小说改编的《将军魂》，是用意识流的写作方法编的戏，还有改编自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童话诗的《渔婆梦》，本来是想在时尚和先锋点儿的路上试着迈迈步，可至今仍旧在箱子底下待嫁。

1987年从研究院毕业后我被调派到北京戏校，后来又被调到北京市文化局和中国京剧院工作。在其位谋其政，艺术教育和文化管理琐碎的冗务缠身，不得闲暇。十几年间所写的东西大多都是些改编、整理和替人补补针线、打打补丁的“小炉匠”活计。一方面是因为难以集中精力写作，另一方面当干部搞创作有“以权谋戏”之嫌，我也犯不着费力找骂，所以也就心甘情愿地为他人“补笔”做嫁衣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在十几年工作岗位变化的过程中，我发现视角的移动可以对原来熟悉的事物形成陌生的感受，并且吸引你去探究。如：戏曲艺术教育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戏曲形成的轨迹和美学特征，戏曲团体的管理方式和机制改革，传统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戏曲的普及与传播，艺术生产与经营的现状和发展，等等。一系列在过去从未重视和深入思考的问题使我不得不去学习和研究。这期间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是我在工作实践中重新学习、考察和思考的体会，只能算作“田野拾穗”吧。

我被调到中国京剧院任职后认识到，戏曲艺术要发展就必须争取观众，由于一些原因，相当多的年轻人并不是不喜欢，而是不了解戏曲艺术。我组织“进校园”进行讲座式演出活动，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后来国家图书馆约我为中央部级领导干部进行一次普及京剧的讲座，从而拉开了在全国许多大学和政府机关“普及高雅艺术”传播工作的序幕。“高雅”的艺术讲座，逼着我不能不对既熟悉又陌生的戏曲，在美学、创作等理论方面进行“使拙劲”的再认识和“盲人摸象”。

2002年“非典”期间，闲着没事的我又犯起了“打本子”的瘾，躲进小楼，没有干扰，一口气写了《泸水彝山》《图兰朵公主》等一批本子，原本是“阴天打孩子”——闲得找事儿做，谁知不少都被排演，并且有的还得了奖。自此我便一发不可收，又写了《文成公主》《情仇剑缘》《鞠躬尽瘁诸葛亮》《无底洞》《三打白骨精》等一批剧本。这大概算是我“打本子”的第二个阶段吧。

2011年退休后，我坐在书房里享受着从未有过的闲适和宁静，看书、思考、写作，多年一直想做却无暇做的事一下子在头脑中成了难以抑制的冲动，书桌上堆满了要写、要研究的资料和书籍。整理了清宫升平署的《昭代箫韶》，创作的《角觝春秋》侥幸登上了舞台。其余绝大多数不过是自娱自乐而已。其中有《蕉下客》（写《红楼梦》中的探春）和改编莫泊桑小说的《杨芝逑》（《羊脂球》）、改编莫扎特歌剧的《魔笛》与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解放教育妓女的《病树春》等十几个剧本；还有《盲人摸象戏曲谈》《中国戏曲的哲学精神》《戏曲艺术之美》《戏曲编剧琐谈》《编剧一孔见》等文章、讲稿。我又开始了第三个创作和讲稿、文章的写作阶段。

我打的剧本演出过的戏算起来有五十多出。由于一直没想出集子，所以很多连底稿都没留。我的创作，改编的多，原创的少；演出过的多，留下来的少。我经常感觉有一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将我从想走的路上拉开，而把我引上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路上去。由于多年超负荷地“使拙劲”，我退休后身心俱疲而且多病，朋友们都劝我“调养好身体，别再使拙劲做傻事了”，谁想积习难改，身在草野，心存魏阙。我生长在红旗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把我培养成一个有专业、有文化的人，我应竭力报恩，不愿做隔岸袖手之辈，不肯做吐槽抱怨之人。我爱优秀的传统文化，爱从小就把生命与之融为一体的戏曲艺术，我不在乎名利，只愿戏曲能发展、复兴，在有生之年尽量为戏曲多做一点儿事，使子孙们也爱它。

我没有“雁过留声”的能耐，更没有“人过留名”的奢望。中国文化人主张“木落粪本”。我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凑成这本《守拙续集》，依旧用《守拙集》“田野拾穗”“盲人摸象”和“枯枝败叶”的分类。其中有不少老前辈传给我的宝贵经验，对后学可能有点儿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比起前辈来，我算不得文人，只算是个愚拙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