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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称三不朽者，曰立德、立言、立功 （1） 。是三者果可分而视之哉？夫惟古之圣贤，本其德而垂诸言，以为功于万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曾、思、孟能兼是三者而有之 （2） ，六经、四子之书是也 （3） 。自孔门设教分为四科，有以德行称者，有以言语、政事、文学称者 （4） 。群弟子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5） 。至于后世，源远而流益分，则三者之各有所立，以不朽于世者，其不能兼亦宜矣。是以文章一道，近于古之所谓立言者，而盛衰升降，亦同源异流，不可胜纪。综而论之：六经，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国语》，衰世之文也；《战国策》，乱世之文也 （6） ；秦焚书，故无文；汉之文，贾谊、董仲舒、刘向为盛；东汉之文弱；三国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丽，乱杂而无章，立言之士，盖寥寥焉。至唐有韩退之、柳子厚，宋有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苏氏父子，数百年间，文章蔚兴，固不敢望六经，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汉之盛。后之论者，因推以为大家之文，傥所谓立言而能不朽者耶！
（1）古之所称三不朽者，曰立德、立言、立功：语本《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2）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曾、思、孟能兼是三者而有之：关于这一点，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笃志力行上》有进一步阐释：“吾人承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曾、思、孟学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汲汲行道，以济天下；孔、曾、思、孟皇皇欲行道，以拯救天下。”
（3）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四子之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的经典。此四书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言行录，故合称“四子书”。
（4）“自孔门设教分为四科”几句：典出《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邢昺疏：“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
（5）而得其性之所近：语出《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6）“综而论之”几句：语出黎靖德编《朱子语类·论文上》：“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
古人所称的三种不朽，指的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种不朽真的可以分开来看吗？古代的圣贤，其传之后世的言论常常导源于他们高尚的品德，从而成就他们影响万世的功业。尧、舜、大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能够同时具有这三种不朽，六经和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著作就是他们三不朽的标志。自从孔子收授生徒，便分成四科，有的以德行著称，有的以言语、政事、文学著称。众多弟子随孔子问学，各自根据自己的天性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目。到了后世，发端悠久的设科施教，其变化越发分化、细致，德行、言语、事功三者各有所立，并以不朽之名冠于世间，正因如此，三者之间越发不能兼而有之了。因此文章之道，和古代所谓的立言相似，但是，文章的盛衰起伏变化，也会发端相同而变化各异，这种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六经，是太平盛世的文章，是后世文章的源头；《国语》，是衰败时代的文章；《战国策》，是混乱时代的文章；秦朝焚书，因而没有文章；西汉的文章，以贾谊、董仲舒、刘向为代表；东汉的文章柔弱；三国的文章局促；六朝的文章，充斥淫邪之声与奢靡之风，杂乱没有章法，能够立言于后世的士人，寥寥无几。到了唐代，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宋代出现了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父子，数百年之间，文章之学大兴，尽管不能与六经相比，但是，高才大作萃集一时，足以比肩西汉。后世之人每有论及，便推许这些人所写的文章为大家文章，或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因立言而致不朽的例子吧！
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为难；其得称为大家，抑尤难也！是故巧言丽辞以为工者，非大家也；钩章棘句以为奥者 （1） ，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骈四俪六以为华者 （2） ，非大家也；繁称远引、搜奇抉怪以为博者 （3） ，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气昌明而俊伟，其意精深而条达，其法严谨而变化无方，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决江河而下也；高可以佐佑六经，而显足以周当世之务。此韩、柳、欧、曾、苏、王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者，夫岂偶然也哉？盖诸公天分之高，既什百于人，而其勤一生之精力，以尽心于此道者，固非浅植薄蓄之士所能仿佛其万一也！虽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圣贤非有意于文也，本道而发为文也。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见道 （4） 。故其文虽工，而折衷于道，则有离有合，有醇有疵，而离合醇疵之故，亦遂形于文而不可掩。韩子之文正矣，而三上宰相书 （5） ，何其不自重也。子厚失身遭贬 （6） ，而悲蹙之意形于文墨。欧阳子长于论事，而言理则浅。曾南丰论学虽精，而本原未彻。至于王氏坚僻自用，苏氏好言权术，而子瞻、子由出入于仪、秦、老、佛之余 （7） 。此数公者，其离合醇疵，各有分数，又不可不审择明辨于其间，而概以其立言而不朽者，遂以为至也。余故选其文而论之，不特以资学者作文之用，而穷理格物之功，即于此乎在。盖学者诚能沿流而溯其源，究观古圣贤所以立言者，则由六经、四子而下，惟有周、程、张、朱五夫子之书 （8） ，可以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曾、思、孟之心传，兼立德、立言、立功以不朽于万世者。夫岂唐宋文人之所及也哉 （9） ！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夏穀旦 （10） ，仪封后学张伯行题于榕城之正谊堂 （11）
（1）钩章棘句以为奥者：此指以文辞艰涩、难懂为深奥。
（2）取青妃（pèi）白：亦作“取青媲白”。意为以青配白，比喻诗文讲求对仗。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妃，匹配。骈四俪六：指骈体文。因其多用四言六言的句子对偶排比，故称。
（3）繁称远引：广泛援引事例，旁征博引。搜奇抉怪：寻求奇特的语词，挑选怪诞的文句。
（4）“虽然”几句：语本黎靖德编《朱子语类·论文上》：“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5）三上宰相书：指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七日，给当时宰相赵憬上书。然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处于生活窘迫境地的韩愈，于十九日后再次上书《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第二封信仍无反馈。二十九天后，第三次上书《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6）子厚失身遭贬：指柳宗元因“永贞革新”被贬柳州。
（7）仪、秦、老、佛：指张仪、苏秦、老子、佛教，张伯行认为，此四者皆对苏轼、苏辙有影响。
（8）周、程、张、朱五夫子：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前四人又被称为北宋理学四先生。
（9）唐宋文人：张伯行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目的，如本文所言，是“不特以资学者作文之用，而穷理格物之功，即于此乎在”。他反对“为文而文”，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可见，他所说的“唐宋文人”，指的就是“为文而文”的文人。
（10）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孟夏：指初夏。穀旦：旧时代称吉日。
（11）仪封：今河南兰考。榕城：今福建福州。
对于立言之士来说，所立之言能够自成一家很困难；倘使能够称为大家，就更加困难了！因此，仅仅擅长华美的辞藻，不能称为大家；依靠艰涩的文辞显示深奥的，不能称为大家；讲求词语对仗、句式整齐划一，并以此显示文风华丽的，不能称为大家；旁征博引，追求语词奇特、文句怪诞，以此炫耀学识渊博的，不能称为大家。大家的文章，气势盛大而宏美，意蕴精深而畅达，文法严谨而变化无穷，语词简单质朴而都有根源；好像可以引领星辰扶摇直上，又好像凿开壅塞使长江、黄河之水奔流而下；往高处说，可以辅佐六经，显达则可以周济当世的事务。这正是韩、柳、欧、曾、苏、王诸位先生，卓越无愧于大家之称的原因，他们的作品能够流传到现在而永不磨灭，难道是偶然的吗？这几位先生所秉承的天赋之高与众人相比，是百与十的关系，而且他们用一生的勤奋，潜心于文章大道，本来就不是积累浅薄的士人所能比拟其万分之一的！尽管如此，圣人之道，是文章的根本；文章，不过是这一根本大道的枝叶；古之圣贤并非有意作文，是以道为根本而写出文章。文人作文，免不了以文传达道。因此，尽管文章写得很工巧，但是用道的标准来衡量，有的与道偏离，有的与道相合，有的所展示的道很醇正，有的则有瑕疵，不论是偏离、相合，也不论是醇正、瑕疵，所有这些都会体现在文章当中而无法掩藏。韩愈的文章可谓醇正了，但是他的三次上呈宰相的书信，未免显得太不自重了。柳宗元因政治上失节而被贬黜，其幽怨之思在文章中则有显现。欧阳修的文章长于论事，但是论述道理则显得很浅显。曾巩文章讲论学术虽然精到，但追溯其学术根源则并不通彻。至于王安石固执怪癖，刚愎自用，苏洵喜欢谈论权术，而苏轼、苏辙深受张仪、苏秦、老子、佛教的影响。这几位先贤文章或与道偏离，或与道相合，或述道醇正，或不免瑕疵，程度各有不同，后人读其文章，不能不小心别择，明确分辨，不能一概将其文章视为不朽之作，而以为他们达到了顶峰。我之所以别择八大家文章并且加以评论，不仅仅帮助学者学习作文之用，其中也蕴含了格物致知的功夫。如果学者的确能够沿着支流追溯源头，就能够看到古代圣贤立言于后世的，由六经、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下，只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先生所著之书，可以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得其心传，同时兼能立德、立言、立功，于万世之后仍然不朽。这哪里是唐宋文人所能赶得上的呢！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初夏吉日，仪封后学张伯行题于榕城正谊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