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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诗文大国，历代不乏优秀的诗文选本。有些优秀的诗文选本一经问世，便家弦户诵，甚至洛阳纸贵。关于这一现象，鲁迅先生在《集外集·选本》中曾论述道：“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这段话里，鲁迅先生敏锐地拈出了影响选本这一文献形态传播的三个关键因素：作家（作品）、选家（选本）和读者。在三者之间，选家处于核心地位。选家通过选本，将作家的作品推介给读者，同时，选家也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别择、品鉴，向读者传达自己的审美兴味及美学主张。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写道：“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可见，选本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手段，直接通过作品，并辅以适当的评点，更为直观地向读者传达选家的美学主张，从而能够更快地打动读者。
从读者的角度来讲，面对浩若烟海的诗文作品，如果没有时间，抑或没有能力进行广泛的阅读，借助选家的选本，读者能够高效地达到自己的阅读目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鲁迅先生前面提到的，在读者看来，操持作品别择的选家是否具有一定的“名位”，是关乎选本是否流行的核心要素。因为“名位”意味着选家不凡的鉴别眼光，好比文物一经大师鉴定，尽管身价倍增，但买家却心甘情愿掏钱购买一样。这样的例子很多：远的如南朝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稍近的如明代茅坤编选的一百四十四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代张伯行编选的十九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
“唐宋八大家”包括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韩愈（768—825），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官至吏部侍郎。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官终柳州刺史。从韩、柳二人的生卒年可以看出，二人生活的时代高度重合，皆为中唐贞元、元和时人。韩愈之兄韩会与柳宗元之父柳镇交谊甚深，韩愈与柳宗元可谓世交。二人相交以义、相商于道，尽管文风不同，论道有别，且分属不同政治集团，却能相互敬重，全交情于始终。
八大家中北宋占有六家，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六家中的核心人物。欧阳修自宋仁宗年间登上政坛、文坛，其后三十余年，围绕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文学集团，其中，嘉祐二年（1057）是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欧阳修知贡举，曾巩（1019—1083）、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2）皆是这一年登进士第。王安石（1021—1086）尽管早在庆历二年（1042）就已进士及第，却在庆历四年（1044），由曾巩引荐给欧阳修，并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遂成为欧门中人。苏洵（1009—1066）于嘉祐元年（1056）偕二子来京，参加第二年的科考，并在张方平的引荐下拜访了欧阳修。苏洵与欧阳修年龄相仿，欧阳修前此已经听闻过苏洵的文名，此番相见，大加赞赏。其后，由于苏轼、苏辙连中高第，三苏文名声震京师。
“唐宋八大家文”，也即韩愈所说的“古文”。在唐以前的《文选》时期，文学创作一直以诗赋、骈文为主流。自中唐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并创作“古文”以来，至北宋，在欧阳修的带动、影响之下，“古文”创作逐渐成为文坛主流，涌现出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一批古文大家。《文选》时期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文笔之争，逐渐让位给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诗文之分”。至南宋，基于丰富的古文创作实践，作为指导古文创作的理论——“古文之学”应运而生。古文之学兴起的一个最为直观的体现便是优秀的、有广泛影响的古文选本的大量出现。
唐、宋在政权上是两个朝代，在古文创作上却是一个时期，因为两者在古文创作的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文脉相通，都属于古文创作的鼎盛时期。将唐、宋古文揽入一个选本的做法，始于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选文六十余篇，尽管规模不大，却收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等八家文章，基本奠定了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的格局，俞樾在《九九消夏录·八先生集》中称其为“八大家之滥觞”。元末明初，朱右编了十六卷本《唐宋六先生文衡》，六先生，实为八先生，也即韩、柳、欧、曾、王、三苏，因有六个姓氏，故称“六先生”。《唐宋六先生文衡》流传不广，今已不存。但俞樾在《九九消夏录·八先生集》中亦称之为“八大家之滥觞”。至明嘉靖年间，经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的再发现、再整理，唐宋八大家的选本体系才最终固定下来。
诗文选本在科举考试兴起之前，尤其是书籍的复制、传播还没有商业化之前，其编纂目的更多是在发挥其文学批评作用，比如《文章流别集》《文选》等，皆是其类。隋唐以来，科举制度逐渐成为朝廷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参加科举的士子们（习称“举子”）逐年增加。据贾志扬《宋代科举》研究，举子人数从北宋中叶（十一世纪初）的两三万人，增加到北宋末（十二世纪初）的近八万人，而到南宋后期（十三世纪中期），更猛增到四十万人，这标志着“科举社会”出现了。随着科举社会的出现，指导举子们应试的书籍也多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雕版印刷业的繁盛。南宋魏天应编纂的《论学绳尺》就是一部指向性非常明确的选本。共十卷，收文一百五十六篇，作者大部分为科场折桂者，可称得上是南宋一百余年科场优秀试卷的汇编。
除了选择科场范文提供给举子们学习模拟，人们也从前人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可供学习揣摩的作品资源。明罗万藻《此观堂集·韩临之制艺序（代）》说：“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遂以为家，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别为一界。”古文而有法可循，应自唐宋古文始。作为现存最早的评点类古文选本，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所选文章皆是唐宋古文名家经典篇章，其评点的关注点也主要放在文章的结构形式、用笔技巧上，对具体的内容并不关注，显然也有指导举子如何应试的实用目的。可见，古文选本从兴起之初，就与科举取士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及至明代初年，官方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的八股取士制度。八股文僵化的程式，大大约束了举子们的创造力，也悖逆了唐宋以来日渐成熟的古文传统。举子们尽管平素鄙弃八股，但是，作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举子们又不得不潜心揣摩八股文的写法。他们发现，唐宋古文竟然与八股文在写法上存在一定的关联。这一点在明代归有光身上就看得非常清楚，号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为文潜心学习《史记》《汉书》，成为古文大家，同时，他也是写作八股的高手。他在《与沈敬甫》中云：“春闱之文，读之，诚自谓不愧，但徒为市中浮薄子所讪笑，以是不出也。”“春闱之文”也即八股文，可见，归有光私下对自己的八股文水平是很自信的。清代的张伯行早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据张伯行的两个儿子张师栻、张师载为其编写的年谱《张清恪公年谱》卷上记载：“（康熙）二年癸卯，公年十有三，始作文。四子五经以次读毕，乃习为时艺，甫试笔，即敷畅有条理，先生长者咸异之。公尝自言：‘初学文时，随俗诵习时选墨程，屡试辄斥。乃从先王父言，取前辈八大家文习之，果获售。’公为文思如泉涌，下笔立就，稍有未慊，即自改窜，尝云：‘文愈改愈佳。’故有一题而数易稿者，统计前后所作四书文数千首。”据此可知，张伯行早年仅仅诵习时选，也即八股文选，无法考中，于是听从祖父的建议，改为诵习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最后得以考取功名。
如果说归有光的古文写作与时文写作间或交互影响还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那么张伯行先学古文，再研习时文应举，已经成为明清举子们代代相传的诀窍了。他们将古文的笔法融入八股文的写作之中，以提高八股文的文体品位。茅坤在《文诀五条训缙儿辈》中这样告诫后辈为文之法：“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汝辈不能知，恐亦不能遽学。个中风味，须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将吾所为文打得一片凑泊处，则格自高古典雅。”艾南英《金正希稿序》也说：“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举子们有这样的需求，选家就会想办法满足这些读者需求。为此，茅坤、储欣等人选编唐宋古文选本，并在其评点中努力打通古文与八股文的写作技法，并有意用八股文的题义章法来评点古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御选唐宋文醇》条评价茅坤、储欣的古文选本：“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储欣虽以便于举业讥坤，而核其所论，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于古文，自明以来历历可数。坤与欣即古文以讲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论。然论八比而沿溯古文为八比之正脉，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八比，即八股，四库馆臣并没有苛责茅坤和储欣，反而将八股文与古文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了：八股文源于古文，然古文之法并非拘于八股之法。至如王闿运《论文法——答陈完夫问》说：“八家之名始于八比，其所宗者韩也。其实乃起承转合之法耳。”将八大家之名与八股相联系就显得非常牵强了。
综上所述，明清间，唐宋八大家选本广为流传，与其深度参与科举考试的工具价值密不可分，这是最为直接的，也是最容易被后世研究者有意或者无意忽略掉的历史逻辑。
明朝中后期，阳明之学作为官方认可的程朱之学的反动在民间兴盛起来。明亡以后，阳明之学就自然坐实了空谈误国的说法，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易代之际的士人，竭力批判空疏不实的阳明心学。而逐渐式微的程朱之学趁机再度得到官方的重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张杨园、陆桴亭、陆稼书、王白田附其他》中这样写道：“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自然之数也。因为几百年来好谭性理之学风，不可猝易；而王学末流之敝，又已为时代心理所厌；矫放纵之敝则尚持守；矫空疏之敝则尊博习；而程朱学派，比较的路数相近而毛病稍轻。故由王返朱，自然之数也。”清朝建立后，依然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程朱理学依然是官方认可的教化工具。康熙帝玄烨极力标榜程朱，曾亲自过问编纂《性理精义》，又重新刊印《性理大全》等书，起用李光地、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等程朱派的学者并委以重任。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主政福建的张伯行主持刊刻《正谊堂全书》，其中收有其所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张伯行在序言中介绍编纂的目的：“余故选其文而论之，不特以资学者作文之用，而穷理格物之功，即于此乎在。盖学者诚能沿流而溯其源，究观古圣贤所以立言者，则由六经、四子而下，惟有周、程、张、朱五夫子之书，可以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曾、思、孟之心传，兼立德、立言、立功以不朽于万世者。夫岂唐宋文人之所及也哉！”由此可以看出，张伯行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目的并非完全为了服务于科举考试，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按照他的说法，他企图通过选编八大家的古文，让学者因文见道。张伯行反对“为文而文”，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这也是朱熹所提倡的文道观。
自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观点后，文作为道的载体广为人所接受。至宋代理学家将道的地位推向极端，文进而成为道的附庸。即便如此，理学家们反对“害道”之文，却不反对“传道”之文，于是文道之间的关系从“文以载道”“作文害道”，逐渐演变成为“文道一贯”。朱熹在《与汪尚书》中写道：“语及苏学，以为世人读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于此求道，则其失自可置之。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则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讲也。讲去其非以存其是，则道固于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在这段论述中，朱熹以三苏文章为例，提出了“文道一贯”的观点，也即文道一体，文与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不能分出彼此，这显然要比传统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等观点更圆融。自二程以来，大多数理学家对三苏的文章心存偏见，反倒不如朱熹的观点更为圆融。张伯行所谓“选其文而论之，不特以资学者作文之用，而穷理格物之功，即于此乎在”。其用意与朱熹“文道一贯”的观点是一致的。
“古文”作为首倡于中唐、重新确立于宋代的重要文体，如果说这一文体在起初蕴含的更多的是文学复古的意义，那么，到了宋代，它又承载了儒学复兴的意义。所谓儒学复兴，也即理学的产生。宋代古文运动的肇启者如柳开、王禹偁、石介，几乎都是理学思想的先驱，这说明了宋代古文与理学的同源性。随着古文运动的深入，古文阵营又分出“文人古文”与“理学古文”两大阵营。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属于理学古文，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属于文人古文，两者之间的“洛蜀之争”一直持续到南宋。不论是文人古文，还是理学古文，也不论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他们都上尊韩愈，以继承韩愈所发明的道统为己任，在道统和文统中都给韩愈留有一席之地。具体到古文选本上来说，也可以分为文人古文家选本和理学古文家选本。明清间，两部同名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选本，茅坤的可以说是文人古文家选本，张伯行的则属于理学古文家选本。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恕斋，又号敬庵，谥清恪。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张伯行为官每到一地常兴建书院，曾先后兴建请见书院、清源书院、夏镇书院、鳌峰书院，并修葺济阳书院和东林书院。张伯行曾先后担任顺天乡试正考官和会试副考官，在康熙五十年（1711）的科考风波中，康熙帝亲自为受人诬陷的张伯行主持公道。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擢张伯行为礼部尚书，并赐其“礼乐名臣”匾额。其生平事迹详见《清史稿·张伯行传》。张伯行一生学宗程朱，以宣扬程朱理学为己任，先后登门受其学者达数千人。张伯行作为清朝初年的理学名臣，全面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文学观。这在《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选篇、点评方面体现得尤为充分。这部选本共计十九卷，收文三百一十七篇。具体到每一家的篇卷分配是：韩愈三卷，六十篇；柳宗元一卷，十八篇；欧阳修两卷，三十八篇；苏洵一卷，两篇；苏轼一卷，二十七篇；苏辙两卷，二十七篇；曾巩七卷，一百二十八篇；王安石两卷，十七篇。可以看出，曾巩入选篇目最多，超过了韩愈、欧阳修入选篇目的总和。广为后世所称道的苏轼，所选入的篇目不过二十七篇，这样的格局似乎无法用现今评价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史地位进行解释。
唐宋八大家中最先得到后人重视的是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是韩、柳开启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韩、柳历来并称，然两者相比，张伯行以为“柳非韩匹也”，“柳子所工者，文也；余所执以绳柳子文者，道也”（《柳文引》）。柳文并非无见于道，只是柳之道驳杂，“醇正不如韩”。而衡量醇正与否的标准，张伯行则以是否合乎儒家之道为鹄的。尽管“韩子之文正矣，而三上宰相书，何其不自重也”（《原序》），文虽正而行有瑕，亦见斥于张伯行，可见张伯行对“合乎道”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到了北宋，欧阳修接续柳开、穆修等先驱，将古文革新运动推向深入。与欧阳修同时的人已将其与韩愈相比，其开创风气的宗师地位自不待言。张伯行称其“起衰之功，不在昌黎下”（《欧阳文引》）。即便如此，用“道”的标准来衡量，张伯行认为欧阳修的文章“长于论事，而言理则浅”（《原序》）。
在张伯行看来，欧阳修的“理浅”尚属小疵，至于三苏父子及王安石，则有“坏道”之患。他在《三苏文引》中引用朱熹对三苏的评价：“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此言极得苏氏之病”。“三苏文章不惟倾动一时，至今学者家习而户诵之”，“且以其便于举业，而爱习苏氏者，尤胜于韩、柳、欧、曾。及其习焉既久，与之俱移，不觉权术之用，生于心而形于文字，莫有知其弊者”。“苟惟苏氏之文是习，其不至为心术之坏也几希”。随着理学的兴起，苏氏兄弟与二程兄弟的洛蜀之争，苏氏兄弟的影响被挤压到文学一隅，蜀学之“道”也成为映衬理学的旁门左道。张伯行继承了历代理学家对三苏的评价传统，在选择三苏文章时声明：“余选三苏文，老泉聊存一二，东坡、子由亦择其醇正者而录之，其多从小处起议论者不录。”可以看出，“醇正”仍是张伯行别择三苏文章的标准。
对于王安石的文章，张伯行在《王文引》中明确说：“王介甫以学术坏天下，其文本不足传。然介甫自是文章之雄，特其见处有偏，而又以其坚僻自用之意行之，故流祸至此；而其文之精妙，终不可没也。”后世之人但知介甫为文峭峻严洁，于八大家中，独树一格；并不太了解介甫为配合其改革之举，在经学领域著《字说》《日录》《三经新义》等，对传统经学有比较大的改造，对科举取士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时号称“新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理学家对其大加挞伐。朱熹在《谢监庙文集序》中说：“是时士方专治王氏学，非《三经》《字说》《日录》、老庄之书不读，而生之业乃如此。”朱熹在《楚辞后语》中又说：“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乱极矣。”《宋史·王安石传》引朱熹此言为王安石盖棺定论，并称：“此天下之公言也。”可见朱熹此论影响之深远。张伯行受朱熹影响，在选择王安石文章时宣称：“余特择其文为世所传诵者若干首评之，以质知言之君子。”其质正之意至为明显。
张伯行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选录了曾巩一百二十八篇文章，曾巩缘何在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张伯行对曾巩的评价，与朱熹对曾巩的评价密切相关。朱熹对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都有过评论，他最喜欢的是曾巩的古文。他在《跋曾南丰帖》中写道：“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朱熹甚至为曾巩撰写了年谱，他在《南丰先生年谱序》这样评价曾巩：“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子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朱熹将曾巩与孟子、韩愈比肩而论，评价不可谓不高。
在唐宋八大家所撰写的古文中，朱熹为何独独钟情于曾巩的古文呢？《朱子语类·论文上》记载朱熹曾这样说：“南丰文却近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东坡则华艳处多。”朱熹所说的“道理”也即理学之理，可以这样说，在唐宋八大家所撰写的古文中，曾巩的古文最接近理学家的古文。曾巩和理学的先驱二程所处的年代大致相同，但曾巩与二程似乎并没有多少交往。作为一位文人，曾巩并不像二程一样系统建构起了理学的大厦，但对理学某些问题的认识，却不亚于二程，甚至对朱熹都具有启发意义。曾巩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提出了“理当无二”的观点：“至治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未尝不同其指。何则？理当故无二也。”朱熹后来提出著名的“理一分殊”的观点，不排除从曾巩这里得到过些许启发。元人刘埙在《隐居通议·文章二·南丰先生学问》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曾巩与宋代理学的关系：“濂、洛诸儒未出之先，杨、刘昆体固不足道。欧、苏一变，文始趋古。其论君道、国政、民情、兵略，无不造妙。然以理学，或未之及也。当是时，独南丰先生曾文定公，议论文章，根据性理。论治道则必本于正心、诚意，论礼乐则必本于性情，论学必主于务内，论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其初见欧阳公之书，有曰：‘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又曰：‘趋理不避荣辱利害。’其卓然绝识，超轶时贤。先儒言欧公之文，纡余曲折，说尽事情。南丰继之，加以谨严，字字有法度。此朱文公评文，专以南丰为法者，盖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然世俗知之者盖寡，亡他，公之文自经出，深醇雅澹，故非静心探玩，不得其味。”可以这样说，曾巩的学问植根于经史，并敏锐地把握住了经学至宋向内演进的趋势，对北宋理学有发轫之功，是北宋古文家中最有思想深度的，尽管他不以理学名家，却深得历代理学家喜爱。
受朱熹的影响，茅坤也给予了曾巩一定的重视。他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定公文钞引》中这样评价曾巩：“曾子固之才焰，虽不如韩退之、柳子厚、欧阳永叔及苏氏父子兄弟，然其议论必本于六经，而其鼓铸剪裁必折衷之于古作者之旨，朱晦庵尝称其文似刘向，向之文于西京最为尔雅，此所谓可与知者言，难与俗人道也。近年晋江王道思、毗陵唐应德始亟称之，然学士间犹疑信者半，而至于脍炙者罕矣。”茅坤所谓的“才焰”，也即气势逼人、锦心绣口的才华。茅坤在比较曾巩与韩、柳、欧、苏等人的高下时，看重的是“才焰”，这也是茅坤所谓“俗人”不能接受曾巩的原因。茅坤尽管在评论中为曾巩进行了正名，但在选文时就现出了他的真实态度，在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八大家按所选篇目的多少排名如下：欧阳修（三十二卷）、苏轼（二十八卷）、苏辙（二十卷）、韩愈（十六卷）、王安石（十六卷）、柳宗元（十二卷）、苏洵（十卷）、曾巩（十卷）。曾巩的选文几乎是最少的，这也反映出曾巩在注重文采的文学史中的真实地位。
张伯行深受朱熹的影响，他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引》中这样评价曾巩：“南丰先生之文，原本六经，出入于司马迁、班固之书。视欧阳庐陵，几欲轶而过之，苏轼父子远不如也。然当时知之者亦少。朱子喜读其文，特为南丰作年谱，尝称其文字确实，又以为比欧阳更峻洁。夫文不确实，则不足以发挥事理；不峻洁，则其体裁繁蔓、字句瑕累，亦不足以成文矣。南丰之文深于经，而濯磨乎《史》《汉》。深于经，故确实而无游谈；濯磨乎《史》《汉》，故峻而不庸、洁而不秽。文而至于是，亦可以上下千古而卓然垂不朽于著作之林矣！虽然，以先生之好学深思，而仅以文人著称，何也？朱子以为南丰初亦止学为文，于根本工夫见处不彻，所以如此。今观朱子之文，波澜矩度似亦从南丰来；而其义理广大精微，发于圣心，传以垂教万世者，视南丰相去何如也？”张伯行从思想渊源上来评价曾文，相比于茅坤的重文采，张伯行更加关注文章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启发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伯行在八大家中尤其重视曾巩。
在有些目录学著作中，人们将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收入集部，而将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收入子部中。比如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在湖南长沙建立的“湘水校经堂”，校正时下“等篇章如刍狗，视典籍为饩羊。八比之余，授本不通其读，《四书》而外，称文罔识其名”等时弊。校经堂所编《湘水校经堂书目》分经类、史类、子类、集类，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没有归入集类，而是归入了子类。分类者正是看到张伯行“文道一贯，因文见道”的选文宗旨，而做出了如此分类。结合上面的分析，显而易见：张伯行的选本是一部理学家的古文选本。“因文见道”，“道”是第一位的，“文”则是从属的。
张伯行服膺理学，终生践行，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廉洁，深得康熙、雍正赏识。康熙四十六年（1707），张伯行升任福建巡抚，当年十月，在九仙山麓建鳌峰书院，设正谊堂。召集四方有志者来书院研习。筹集资金，供给来学之士衣食、川资等费用。一时间，慕道来学之士达数百之众。张伯行在公余之暇，来书院参与众人研讨、指点读书次第、门径。他还注意搜求先儒遗书，并手自校刊，集数年之功，刻成《正谊堂全书》，收书五十五种，分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共六部。其中，立言部文集刻成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此部编韩、柳、欧、曾、苏、王八家之文，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在朋友周铁樵处看到张伯行正谊堂所刊书十数种，遍寻全刻而不得。同治五年（1866）六月，左宗棠参与平定太平军后，出任福建巡抚。来到张伯行的旧治，左宗棠亟寻正谊堂所刊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的版片，已经饱受虫蛀。左宗棠于是筹措资金，开设正谊堂书局，就所存本先行开雕印刷，所阙部分则多方寻访续刻。据《鳌峰书院纪略》记载，当时《唐宋八大家文钞》已经遗失。预其事者听闻陈寿祺家有藏本，遂前往借阅，终不可得，随后将其列入寻访目录之中。同治八年（1869），终于访到此书。由于左宗棠已经带兵挺进西北平叛，此时主政福建的是夏筱涛，遂由夏筱涛续刊《唐宋八大家文钞》。正谊堂原刻本八大家各家自为一帙，自同治八年刻本开始，八大家才合刻为一帙。
与明清间众多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相比，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算是篇幅较小的，可以说是精心之选。《朱子语类·论文上》中记载朱熹曾谈论唐宋古文选本的篇幅问题：“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但采他好处以为议论，足矣。”朱熹选文主张宁少勿滥，精选精评，如此读者方能精读精练，鉴赏写作手段自然高妙不凡。张伯行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来操持选文的。也许是受“诗三百”的影响，晚清、近代以来，普及性的文学读本也存在一个“三百系列”，如《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等，而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可以算作“唐宋古文三百篇”了。
由于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收录了八大家的代表作品，且篇幅适中，便于阅读、传播，遂成为八大家作品普及读本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选本。本次整理以同治八年（1869）正谊堂书局刊本为底本，并参校八大家各家别集，文字不同之处，择善而从，限于体例和篇幅，一般不出校记。文本尽可能保留正谊堂本的原貌，除正文外，也保留了便于读者深入理解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原序、文引、本传、评点，不负“全本”之称。注译部分除借鉴吸收前贤时彦已有研究成果外，在人物、事迹等考订方面，及文章主旨的阐释方面，皆不乏新见。整部书由吕明涛、诸雨辰、韩莉三人合作完成，具体分工如下：吕明涛负责韩愈、曾巩部分，计十卷；诸雨辰负责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部分，计五卷；韩莉负责苏辙、王安石部分，计四卷。本次整理难免还存在一些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宋凤娣、周旻、张敏秉持中华书局一贯的专业精神，费心良多，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吕明涛
2022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