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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我从2019年年初起在《文史知识》所开专栏“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撰写的三十篇文章（ 成书时标题及顺序有所变动 ）。大多是一人一篇，或节取大诗人生命中的一段经历来写；也有一篇里写到几位诗人，如《乔驸马家的儿女》谈及驸马乔师望的三子一女，《述桐庐三章》介绍祖籍桐庐的章八元、章孝标、章碣三人，《说甘露四相》讲述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四人（ 其中李训无诗留存 ），《述修行杨家》讲到杨发、杨收、杨乘、杨凝式为代表的这一家族的发达与成就，《唐代的夫妻诗人》述及五对夫妻的存世诗歌（ 唐太宗太有名而从简，徐惠、上官婉儿身份是妾 ），《欧阳詹的生死情恋》也说到他所痴心眷恋且有一首诗保留的太原妓。实际叙及五十余人，希望借此展开唐代诗人真实人生的画卷，介绍各自不同的生命历程和诗歌成就，就各自走过的悲欢人生解说他们的作品。
我长期从事唐代文学与历史基本文献的校订与研究工作，虽然非常赞同文学即人学的主张，在某次《文学遗产》召开的治学方法座谈会上，也曾谈到今人之多数文学研究无法写出古人鲜活人生的遗憾，但一直也没有做写作的准备。十多年前，受到意外的刺激，发愿以个人力量从事全部唐诗的重新写定。此前已经有过与人合作失败的教训，深知此一工作宜追求的目标，一是全面占有文献，所涉文献且务必利用存世最好文本，在此基础上逐一备校，记录异同；二是理清所有唐代诗人的人生记录，重新编写小传，理清所有唐诗篇章之流传轨迹，追溯源头，记录歧互，甄辨真伪，求真求全；三是充分吸取从唐代至今学者研究、引录、分析、考辨唐诗的意见，折中群言，务求允洽。这当然是很高的学术目标，也深知自己实在没有能力来承担完成。但有以往的经历，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无可奈何地立志完成。完成且要达成上举标格，所有工作只能一手一力地落实完成，不敢借手他人，甚至无法请学生协助。或正因如此，得缘为有一句以上诗歌存世的诗人重新写了小传，所有存世唐诗都因校勘各本而读过五到十遍，所有涉及唐诗的互见、依托、舛讹、传说，以及文本之存逸、完残、是非，皆曾逐一加以分析条理，考订取舍。上述工作，着眼于一代基本文献之建设，即希望为所有从事相关学术研究者提供可以取资信任的文本，一切表达和取舍都追求冷静客观，避免个人感情，力戒一己好恶。然而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无数个夜晚独居斗室，面对电脑，据善本校勘诗歌，口诵心念，目验心会，体会唐人在诗中倾诉的人生喜怒哀乐，内心不能不受到深深的触动。我曾在回忆赵昌平先生的文章中写道，2018年5月20日晚，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晚，我据宋蜀本柳集对读柳宗元诗，忽然感受诗人长期贬谪的内心绝望与痛苦，不觉悲动于心，泪水涌出。这样的感受，我在读校唐诗过程中，曾经无数次碰到。
2017年到2018年，在《文史知识》以“唐人佚诗解读”为题，写了二十四篇文章，随后结集。责编孙永娟女史问我，是否愿意续写，我认真考虑后，决定用“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为总题，继续写专栏。其实意思就是我对唐朝诗人的认识，颠倒一下语序，给人以特别的印象。开写之初，有一节破题文字：“五万多首唐诗，近四千作者，每篇皆曾阅读校写五到十遍，每人皆穷搜文献，务知始末，名家固得了然于心，仅存单篇只句者亦未敢轻忽。朝兴夜寐，行坐餐息，萦怀挂念，何曾或忘。读其诗知其为人，识其人更参悟其诗。韩愈云：‘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恰是我今日写照。”至今写了将近四十篇，所幸能始终坚守这一原则。在这三四年中，我的主要精力一直在做《唐五代诗全编》的校定工作，既承编辑与读者厚爱，专栏文章也希望能保持水准，新鲜可读，更希望尽量不重复自己与他人的见解。自述感受，有许多篇写出来，似乎读懂了古人的心声，内心愉快而畅达。以下略举些例子。
所写李山甫，今人似乎很少选他的诗，但司空图曾有诗称“谁似天才李山甫？牡丹属思亦纵横”（ 《偶诗五首》其二 ），读其诗可以感受他的个性极其强烈。宋人曾多次称许他的《崇徽公主手痕》诗，其诗集中此诗题作《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其中“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二句，可说是千古咏和亲诗之绝唱。他咏史之“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也极其强烈。梳理这位诗人之人生轨迹，更看到他久历科场之绝望，失意而往河北叛镇寻找出路，甚至策划了对旧相王铎一行拦截灭杀之暴行。天才诗人人生绝望到居然堕落与盗匪为伍，能不让人感喟叹息吗？
欧阳詹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名家，更是闽中文学之奠基者。中年遽亡，韩愈作《欧阳生哀辞》，称赞他“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近乎道德完人。根据同时人孟简和同乡后学黄璞所述，他往太原游历期间，私恋一官妓，无法宣示于公众，乃约以后期。当他有能力去迎请该女时，此女已因病而亡，欧阳詹得知消息，情动五内，昏迷数日而卒。整合文献，相信孟、黄所叙是事实，韩愈为朋友办理后事，顾惜其身后名，难免会有所掩饰。孟简则认为其对爱情之执着，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华山畿》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具有感动天地之真情。
今人谈初唐文学，多赞颂陈子昂之醇儒品格与改革文学之努力，而鄙夷与其同时代者杜审言、崔融、宋之问等人的人品与诗文的思想成就。我则试图指出，陈子昂出身蜀中豪家，从仕以后对朝中人事变化及政治权变，体会极其敏锐，对武后之擅权称帝及废移唐祚，曾努力迎合，以窥机缘，但他有底线，遭排挤，内心仍多痛苦。而杜、崔、宋等人，痛苦也都有，姿态可以放得更低，境况改变时也能将内心感受写出。与陈子昂有关联之乔知之、卢藏用，前者生在驸马家，却因眷恋婢女而不婚，更因遭强权欺压而殒亡；后者以隐居求宦达，人品似可讥，但忠于友道，为亡友编定文集，予以揄扬，能不给以肯定吗？
唐代一流大家，仅述及杜甫与韩愈生命中的关键节点。
杜甫传记出版过许多种，似乎无法说清楚他为何离蜀？为何滞峡？出峡后又为何奔走荆湘？《杜甫的大历三年》一篇，承我以前数文之余说，指出杜甫出峡前与江陵幕府诸人及弟杜观有过多次联系，似乎有了双保险方出峡，但在江陵则出了许多状况，倍受冷遇，只能离开，以此揭示《登岳阳楼》所谓“亲朋无一字”，确实走投无路了。
韩愈治潮州七个月，前人言之详矣，宋人斥其无气节，今人多认为他谏佛骨之浩然正气贯穿于南行及刺潮始末。我通读相关诗文，肯定韩谏佛骨之锐于进言，也赞同韩文之不善说理，以此篇为突出，更注意到他南行途上不断自我反省，抵潮诗文努力改变宪宗对自己之印象，以求脱离险境。写《韩愈在潮州》之初，也想显斥他的昨是今非，批评《潮州刺史谢上表》之谄媚无耻，写的过程中则原谅了他的一切。写韩、柳友谊那篇，认为韩、柳可能初识于宣城是我以前的发明，认为二人在诸多方面见解有分歧，友谊则终生不变，从柳临终以后事与文集拜托韩愈与刘禹锡二人，可得证明。君子和而不同，在韩、柳二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我更体会到二人写诗之好古好奇，功力悉敌，从未联句，很少唱和，是所可惜。
唐五代名臣诗歌，本书谈到武元衡、裴度、令狐楚、李绅、高骈诸人，且希望从各人之事功与文学结合起来谈。
今人因肯定永贞革新，对武元衡不免常加贬低，其实他是严维的弟子，张为《诗人主客图》以他为瑰奇美丽主，武元衡之治蜀与讨叛皆努力有所作为，且为叛镇所刺杀，为政为诗都有成就。
裴度是中兴名臣，诗名为政声所掩。他在平淮西后，初看一身系天下安危逾二十年，其实因人望太高，难有作为，也忌于政途险恶，避免干涉朝政。读懂他在绿野堂之享受与闲趣，更可理解他的苦闷与无奈。
令狐楚是“牛党”大佬，他与李逢吉的友谊更常被视为权奸勾结，其实二人诗文可见彼此关系之坦荡。令狐楚在甘露事变后坚守大臣风节，拒绝朝会，临终进表言事，尤为难得。
今人知李绅，多因《悯农二首》，其实他是新乐府最早的倡导者，《莺莺歌》如果全篇得存，歌行更足与元、白鼎足而三。他在治家或为政方面皆疾恶如仇，内心却极其柔软，对嫂子崔氏与对政敌张又新皆如此。他是李党仅次于李德裕的党魁，有趣的是牛僧孺热忱招待他，居然叫出备受诽谤的真珠妓劝酒佐欢，高层政治的境界毕竟与群氓起哄不同。
高骈晚镇扬州，史家对其保持实力而坐放黄巢渡淮北上颇多不满，中和间更与唐廷纷争，因内乱而败亡。我因读到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对《桂苑笔谈》中有关甘露寺鬼的一段隐情揭发，对他有新的认识。他是出身神策军家的诗人，在安南、天平、剑南、荆南皆著政声，唐末名臣中诗声最高。他在扬州七八年，是非真很难判断，而他之笃信道教，则始终如一，最终败亡，不免咎由自取。他的诗歌，则颇有可肯定者。
其他各篇也力求有所新意，读者可细心体会，在此不一一说明。由于刊物面对中等文化以上程度读者的定位，文章必须深入浅出，波澜起伏，曲折生动，但又不能做任何的虚构，可以有联想与判断，但不能任意发挥，不着边际。对我来说，这尤其是应该遵循的原则。唐诗流传之初的唐代，就已经有许多名家名篇的八卦故事，后代更多牵强附会，不加摧陷廓清，自己也不免会陷在其间。好在我已经有四十多年从事文献考订的积累，大多能逐渐接近真相，当然无法释读的传闻仍多。用现在人比较通达的立场来说，学者可以尽可能地科学分析，客观论证，读者不妨姑妄言之信之，毕竟传播变异也是文学流传的常见现象。当然，就我对自己的要求来说，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还原诗人真实的生命历程和独特的性格禀赋，是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
当然，首先最重要的还是全面占有并仔细阅读文本。近年不少学者呼吁重视经典，重视文本，我十分赞同，但立场稍微有些差异，即经典极少数是作者一经发表，即获广泛认同的，如李白《蜀道难》与白居易《长恨歌》，大多则是在后人阅读、称赏和拟写中形成的，后人之理解与作者之本意间常存在巨大的落差。任何诗人所写，一定是他所经所感，表达真实的心情（当然人际交往中的作品会有特殊的要求），读者应抱理解之同情，方能深入其内心所思及作品之所欲言。孤立地看一篇作品，当然会得到部分认识，但如果将全部相关作品联系起来阅读，就会有更深刻的了解。比方杜甫大历三年存世诗歌很多，部分是场面上的应酬，其间甚至有肉麻的吹捧，也有一些是他有求于人写的请托诗，能真实记录他心境的还是《秋日荆南述怀》一类诗。再如欧阳詹身亡的真相，韩愈《欧阳生哀辞》提供了一种面向，为朋友盖棺论定，很动真情，但毕竟有所讳饰。孟简、黄璞记录了友朋间流传的真相，结合欧阳詹存世诗歌，可以澄清事实。至于评价，自可言人人殊。
其次，坚持文史融通的立场。其实，古人生活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他们的出生受限于不同地位的家族，他们的成长必须面对社会给以的机遇与自己的努力，仕宦则难免抗尘走俗，不仕又必须解决生计困境，各种意外的事变不可避免地改变他的人生轨辙和写作兴趣，诗人科举或仕宦上的成功当然带来人生的快意，而在严峻政治氛围挤迫下的诗人，其创作的局促变形，乃至人生困境，穷途末路，也常非他本人可以决定。我在写本书诸文时，始终坚持文史融通，在特定环境、特定事件、特定交往中评价人物与作品，希望对所有诗人有不同立场而大体公允的认识。比方甘露事变，是改变唐代国势的重大事件，本书有几篇文章谈到。《说甘露四相》讲李训，用到近年新见他为母亲所撰墓志，揭示其家世与人生历程，特别关注李逢吉党人在事变中之卷入；讲舒元舆之抱负、忮刻与才华，揭示他与李训之相知，两人之志大术疏，加上入相不久就想有惊天动地的大动作，不败也难；王涯、贾餗可能没有参与诛杀宦官的密谋，连坐族灭，连带他们的作品也很少流传。从时人诗文中勾稽他们的政事与文学，可以有一个大体的轮廓。还有两文也或多或少写到事变之影响。一是令狐楚，近代谈牛李党争似乎对他评价不高，但在甘露事变后不久，他拒绝参加上巳曲江会宴，认为“新诛大臣，不宜赏宴”，因此称疾不赴。次年临终上表，希望施恩天下，为亡者昭雪。上表执笔者就是李商隐，李对甘露事变大量激烈批评的诗作，未必不受令狐立场的影响。在讲裴度晚年那篇中，特别说到裴对事变之毫无反应。从表面看，裴在平定淮西后地位崇高，且与各军镇都有复杂之关联。但其实他位尊而无权，且深知皇权操于内臣之手，他难有作为，不免动辄得咎，于是高卧绿野堂，终日流连风物，戏谑友朋，内心掩藏极深。
再次，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这里所云现代传记文学，特指本师朱东润先生因特别推崇英国传记文学，而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倡导，以《张居正大传》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朱先生的见解，这里作最简明的说明。朱先生认为英国传记文学的特点是真实全面而生动地写出传主一生之经历和事功，他的时代、他的家族、他的交往、他的言谈，不允许任何的虚构，也不作刻意的掩饰和拔高。在英国古典的时期，这类著作都附有极其繁重的文献与复杂的鉴别，进入现代，这一做法得以延续，全面的文献搜集与繁复的甄辨考订仍不可少，但未必全部加以展示。朱先生中年后专诣于此，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传记一般都会写上三到五年。往年曾在海外广泛翻书，近年更读到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名人传记，相信这一传统在海外长期占据主流图书市场。相比较起来，当前似乎更流行虚构历史小说与歌颂类的传记书写，朱先生的主张响应者不多。我相信这绝不是朱先生的误判。我年轻时曾饱闻师说，心向往之，虽才力不逮，加上近十年困于唐诗校定，难以集中时间专治一家，所幸利用余暇，不断写作，希望有一些所得，各篇是否能达到这一目标，可请读者甄别。在细节叙述方面，则力求从可靠文献的反覆比读中提出见解。比方我说李绅性格偏激而内心柔软，证据一是他为兄嫂所撰墓志，兄李继去世时，他痛骂嫂崔氏之失德，但读崔氏志，则可知他照顾孀嫂逾二十年，亲为其操办后事；二是他在敬宗即位初贬官端州，在《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痛骂李逢吉、张又新等人，待到他晚年镇守扬州，恰遇张又新罢温州任北归，途遇覆舟，狼狈不堪，来找他帮忙。他说前嫌从来不忘，但对你的遭遇深表同情，甚至还有一段赠妓的传说。另说陈子昂迎合而有底线，说韩愈南贬后之深悔自责，也都在综合分析文献后作出认知。
曾有某名家说道，如果我们觉得鸡蛋好吃，为何一定要知道是哪只母鸡下的蛋呢？今人常据以认为纯文学之研究可以忽略作者及其时代，对此我深不以为然。因为诗歌毕竟是有七情八欲、有喜怒悲欢的活生生的诗人投入全部的热情和血泪留下来的记录，古人说知人论世，言志缘情，今人讲真情实感，言为心声，都希望努力准确地理解诗人，读懂诗歌。我曾在某次讲座中将本书各文的致力方向概括为以人为中心的唐诗研究，希望这样的研究有更多的学者给以理解与关心。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诸文皆是在从事唐诗全面校订期间，利用余暇写出，且一月一篇，到时交稿，仓促疏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本文引诗大多以尚未刊布的拙辑《唐五代诗全编》为依据，部分文字与通行本稍有不同，又未能逐一备注，也请读者鉴谅。
中华书局主事诸公支持本书出版，谨此一并表示由衷感谢！
春夏间，上海疫情严峻，校园封闭管理，今为恢复正常之第一天，感慨系之。
陈尚君 2022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