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经济明显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经济。面向全球化贸易的市场经济，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标志着江南市镇正在发生有别于传统的变革。这种内部变革，还显示在以下几方面。
江南市镇是一个工商业中心，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例如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便应运而生。
乾隆《吴江县志》谈及绫绸业的发展时，回顾道：明代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以后，“土人（引者按：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 [47] 。盛泽镇上受机坊老板雇佣的“佣织”，有机工、曳花等，人数多达几千人。乾隆《盛湖志》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 [48] 除了受雇于机坊的机工、曳花，还有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清末时“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 [49] 。盛泽镇（包括四乡）当时拥有人家万户，其中机工、曳花有数千人，炼坊、染坊、踹坊等的雇佣工人有近千人，几乎可以说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
如此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构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富裕机户开设的机坊大多“雇人织挽”。这些雇佣工人并非固定的长工，而是临时的短工——闲时解雇，忙时雇佣。因此，就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佣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于固定的劳动力市场——在长春桥、泰安桥的桥堍，“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这种等待雇佣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长，在丝绸生意兴隆的年代，机坊老板为了招徕、笼络工人，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工人“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一到生意清淡季节，机坊老板便辞退工人，这些工人因“无人雇织”，往往沦为乞丐，“沿途求乞以为常”。 [50] 这些工人显然是早期的无产者，而那些雇主则是早期的资产者。
另一个丝绸集散中心濮院镇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拥有较多织机和较多资本的机坊老板，经常要雇佣工人，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劳动力市场——太平桥头的太平巷，等待雇佣。这些工人有专门的技艺，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 [51] 太平巷就是这些工人的集结地点，也是劳动力市场。《濮川所闻记》说：“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拽工，每晨集此以待雇。” [52] 《濮院琐志》说：“织工、拽工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来雇者一见了然，谓之‘巷上’。” [53]
棉布业市镇也有数量可观的雇佣工人群体。与朱泾镇齐名的枫泾镇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吴遇坤《天咫录》记载：“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染坊、踹坊雇佣的工人数量巨大，以致“往来成群”，经常与镇民发生冲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于酿成一桩大案。吴遇坤《天咫录》根据康熙二十二年案碑，如此写道：“（染匠、砑匠）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死者数百人……后死者家属数百人，各以白布缚首，持械复仇。恤以资，乃罢。” [54] 被镇民“设计愤杀”的染匠、砑匠竟有数百人之多，其家属数百人上街复仇，可见枫泾镇上受布局雇佣的工人群体，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肯定在数百人乃至数千人。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构成不同于乡村，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从事丝织业，乾隆时人杨树本说：“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操作。” [55] 所谓“比户操作”，就是说家家户户都在从事丝织业。这样的记载当然不够理想，失之笼统。当时又缺乏人口职业统计的数字，难以量化分析。到了晚清以降，才有了一些稍微像样的统计数字。嘉庆《珠里小志》就有关于朱家角镇的人口分类统计，它在户数、口数之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伙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朱家角镇镇区（即四栅以内）有1502户，5937口，其中店伙口267，雇工口99，如果加上店铺主、作坊主（这两个数据没有统计），那么工商人口比重肯定不小。 [56]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提供了当时嘉定县各个市镇的人口分类统计。尽管当时嘉定县盛极一时的棉纺织业（土布业）已经衰落，但是一些市镇的工商业人口依然相当可观。号称“银南翔”的嘉定县最大工商业中心南翔镇，农业人口明显少于工业人口，更少于商业人口。该镇农业人口838，工业人口957，商业人口1126，工商业人口是农业人口的2.5倍。 [57]
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的乡村城市化，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经济中心地的形成。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盛泽镇、乌青镇、平望镇、朱泾镇、罗店镇、王江泾镇、双林镇、濮院镇等。当时人都认为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具有县城、府城的规模，即“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 [58] 。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十分繁华，迥然区别于乡村。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市化的模式。饶济凡（Gilbert Rozman）及赵冈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点：英国及日本的城市人口比较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在英国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而小城市及市镇的人口只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国则不然，不足一半的城市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其余都散居于小城市及市镇。中国的7100个小型城市，包括不足万人的县城、州城，大部分是市镇。 [59]
明中叶以降，江南市镇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时期，工商业蓬勃发展。多层次市场的形成，市场经济的活跃，全国乃至海外对于这里生产的生丝、丝绸、棉布等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刺激了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更加繁荣。江南的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个个都是一派万商云集的繁忙景象，大量商品和货币在这里集聚，造就了工商各业及服务行业的普遍繁荣，出现了江南市镇的黄金时代。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苏州，堪称全国最为奢华的城市，直到近代上海兴起之后，才被上海所取代。苏州的奢侈风尚，逐渐弥漫于邻近各府县、市镇。当时文献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明中叶以来，江南社会逐渐由俭入奢，以后愈演愈烈。康熙《淞南志》说，自明朝以来“人有恒产，多奢少俭”，入清以后，“饮食服饰竞以侈靡相尚”。 [60] 淞南即吴淞江（苏州河）以南地区，在近代上海成为时尚之都以前，这里已经很时髦了。
江南市镇的奢侈风尚，集中体现在迎神赛会的节庆活动中。《枫泾小志》说：“赛神之举莫甚于枫泾，始于乾隆癸巳岁（1773年），至戊戌（1778年）更踵事增华……择童子十岁以下貌端好者，遍扮诸天列宿，尽态极妍，衣皆奇丽，珠以万计，金玉以千计。其有不足，则假诸邻邑。互相夸耀，举国若狂，费几累万。至期士女倾室往观，百里内闻风而来者，舟楫云集，河塞不通，一时传为胜举。然废业耗财，莫此为甚。” [61]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朱泾志》也说：“忙做忙，莫忘朱泾赛城隍。”那意思是说，无论多么繁忙，都不应该忘记朱泾镇的迎神赛会，因为那是轰动方圆百里的盛大狂欢节。但是，“凡村庄胜会最非善事，会中置办物件，有形之花费，动以累千计。倾动远近，四处人舟云集，阖镇亲友盘桓，其无形之花销更以累万计” [62] 。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江南市镇的奢侈风尚呢？明中叶松江人陆楫在《蒹葭堂稿》中对奢侈风气给予全面肯定，提出“奢能致富”的观点，令人刮目相看。针对当时的“论治者”主张“禁奢”，理由就是“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陆楫反驳道：
——“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
——“予每博观天下大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
——“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越俗之奢莫盛于杭。……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持爨者不知其几。”
——“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
——“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且自吾海邑（引者按：指上海县）言之：……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 [63]
陆楫这篇反驳“禁奢”主张的精彩短论，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超越了同时代人，面对社会的转型，向传统观念挑战，对伴随市场经济繁荣而来的奢侈风气给予最大限度的肯定，指出这种现象乃是社会富庶的产物，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富庶。“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多么卓尔不群，多么不同凡响！
有意思的是，乾隆时期的苏州人顾公燮也有类似观点，互相共鸣。他说：“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 [64] 奢侈提供了无数就业机会，如果禁奢，势必使这些人断绝生计。
陆楫、顾公燮是从经济的角度而不是从道德层面来看待奢侈的，从消费刺激生产的角度提出新的消费理念，显然有助于当时蓬勃发展的江南市场经济。
十分巧合的是，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于奢侈现象的论述，与二三百年前的陆楫、顾公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肯定了奢侈的历史意义。桑巴特理论的精髓在于：浪费应被视为奢侈，但奢侈未必是浪费。他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
对于“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主义观点，桑巴特独抒己见：“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因如此，所有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奢侈的大力倡导者。” [65] 这种理论，被《奢侈与资本主义》的英译本导言作者菲利普·西格曼称为“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心理学的奢侈动力学理论”。西格曼在评介桑巴特关于奢侈消费对资本主义成长具有的重要性时指出：“到了17世纪末，在欧洲广泛出现的已经增长的财富，带动了非常强烈的奢侈需求，桑巴特认为这一变化震动了从以手工业立场看待商业到关注工业资本主义的所有的商人。农业也对奢侈需求产生了回应……到18世纪时，所有真正的奢侈品企业都转变为通常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企业。” [66]
桑巴特认为，欧洲的海外贸易起源于奢侈品消费，而中国江南市镇生产的生丝、丝绸、棉布等商品，在当时欧洲被当作奢侈品的典型代表。正是由于欧洲的奢侈品消费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达，源源不断的生丝、丝绸、棉布运往欧洲，巨额白银流入中国，从而推动了江南市镇丝织业、棉织业的持续繁荣，使江南市镇社会日趋富庶，奢侈风尚弥漫。这是当时两个先进的经济共同体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