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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李伯重推出新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题目看似标新立异，其实极富创新精神。他把西方学者关于欧洲早期工业化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对于中国江南经济的研究中，认为明清时代在1550—1850年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出现了早期工业化。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一提起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就是近代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很少有人会想到，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已经出现了早期工业化。李伯重从纺织业、食品业、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制造业、建材业、造船业等方面，展开论证。他所得出的结论是，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此语出于美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伊懋可鉴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引人注目，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伊懋可此语并不专指江南，但是由于江南农村工业最为发达，因此江南应是最“过度工业化”的地区。 [21]
为了避免误解，李伯重在该书的第一章“导论——本书题解”中，对“早期工业化”作了解释：“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展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 [22] 一些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农村工业的重大发展，称为“原始工业化”，指的是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 [23]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欧洲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或者说是可以比较研究的。王晋新《深刻而全面的经济变革——论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对此有所分析，其中有两点就颇值得注意，而且与中国江南颇有相似之处。
其一，农业经济的商业化。英国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史专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及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更具流动性状态迅速而集中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此后便延续不断且愈演愈烈，这在当时英国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有反映和表现。其结果是在农场经营中采用了商业的方式，人们不断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条件，商业化已成为英国农业的主导性趋势。
其二，工业的乡村化和乡村的工业化。杜普莱西斯在《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对中世纪西欧工业地理的变迁轨迹进行考察时说：中世纪欧洲工业地理是流动性的。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在农村；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世纪前后，西欧诸国工业地理布局都出现或大或小的向农村转移的现象，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趋势。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门德尔斯提出的“原工业化”理论，而后德国学者的《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以及布罗代尔的《论文明与资本主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工业向乡村转移或乡村工业发展上，英国是西欧诸国中发展最快的国度。乡村工业的勃兴是16—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促使英国乡村工业繁荣的因素很多，而最为关键的是英国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变革，为乡村工业化准备了有利条件。第一，此时英国农业生产的长趋势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第二，英国农业发展中所形成的专业化趋势，从结构上增强了购买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能力，为工业品扩大了需求空间；第三，农业结构变革中溢出了大量剩余劳动人手，满足了乡村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24]
这些现象与同时期中国江南出现的变革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两者之间完全可以比较研究。
15—18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地区就是中国东部和欧洲西部。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ison）新近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作了估算，得出了以下结果：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苏联地区除外）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3.1%（中国）、23.3%（欧洲）；1820年则分别为33.4%（中国）、26.6%（欧洲）。1700—1820年间GDP增长率，中国为0.85%，欧洲为0.65%。在引用了这些数据后，李伯重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尚不逊于欧洲；在另一些方面，尽管欧洲的发展已明显加快，但中、欧之间的差异也还并不很大。” [25] 这种观点，对于以往流行的所谓“定论”——明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于欧洲，是很有意义的挑战。
无独有偶，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2001年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2003年此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中国学者得以一睹其风采。然而在此之前，一些学者还未读到彭慕兰的大作，就匆匆忙忙发表一系列否定性意见，说他不了解中国历史，援引的都是二手资料，显得过于轻率。
其实彭慕兰对这一课题是有研究积累的，这从书末所附长达48页的参考文献目录就可以感受到。不论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他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肯定有所启发，我们不是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彭慕兰在该书引言中概括了他的结论：直到工业化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欧洲并不比东亚好多少；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并没有领先于东亚，但其制度促使工业化必然发生，东亚则不然。他在引言中还说明了撰写该书的目的是向欧洲中心论挑战，西方人写的世界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则是语焉不详的衬托。他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这本书让人们知道：第一，一旦去掉了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对欧洲历史将会有怎样的解读；第二，一旦看到了欧洲与中国经济之间有相似之处，对欧洲的历史将会有怎样不同的解读。 [26] 他的大作的结论和目的，不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并非故意耸人听闻。学术贵在创新，人们应该善待创新。
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对题目“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黄宗智译为“大分岔”）作了解释，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他的目的。他指出，进行比较——东西方比较，必须选择恰当的“单位”——具有可比性的“单位”。具体而言，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是有可比性的。中国与欧洲大小相当，中国有先进的江南，也有落后的西北；欧洲有先进的英格兰，也有落后的塞尔维亚。1750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口3100万～37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其经济发达程度，可以与英格兰加以比较研究。 [27]
比较的结果，他颠覆了西方盛行的一种历史观点：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停滞，或者说19—20世纪的历史是北大西洋核心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他认为欧洲核心区（北大西洋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东亚）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至19世纪时才出现。在此之前，即18世纪的中国，在知性和其他方面都比早先的著作对它的描述更有活力。彭慕兰和他的朋友王国斌都赞同布罗代尔的观点：清代中国（18世纪）出现了“市场经济”，但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并不表明中国落后于西方。他在书中多次引用一位日本学者杉原薰的研究成果，并且不无遗憾地表示，看到他的研究成果太晚了，书已经写了相当大一部分了。杉原薰说，1520—182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地稳定地提高；而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更快的人均增长率。 [28]
彭慕兰认为杉原薰所说的“东亚奇迹”，完全可以媲美于工业化的“欧洲奇迹”。杉原薰指出，1500年以来，西欧是“资本密集道路”，东亚是“劳动密集道路”。彭慕兰补充道，以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欧洲也是“劳动密集道路”；在此之后，欧洲才是“资本密集道路”。
此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原始工业化”，也叫“原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即工业革命之前的乡村工业化。他对“原始工业化”的界定在于：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彭慕兰也指出了“原始工业化”的局限性，他写道：“对‘原始工业化’——现代欧洲早期农村手工业的巨大增长——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戴维·莱文（David Levine）对英格兰农村纺织业的研究说明，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收入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某些农业收入或儿童劳动的参与，即使两个这类工人的收入通常也是不够的。” [29] 对于中国的“原始工业化”，他也指出：“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在出售足够的棉布，输入足够的粮食和木材以维持原始工业的发展或维持其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30]
看了以上介绍，读者诸君可能已经有所发现，李伯重和彭慕兰两位学者的研究方法与基本倾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不谋而合，当然不是偶然的。大家不是都很追求“学术前沿”吗？笔者以为，这就是学术前沿，国际学术前沿。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很佩服这两位学者的。前一段时期，一些学者对彭慕兰的非议，在我看来有所偏颇。而吴承明的评论则显得较为公允，他对于黄宗智与彭慕兰的论战 [31] ，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彭说，19世纪以前是多中心世界，工业革命发展后才有欧洲中心。我完全同意。”
——“彭慕兰提出另一指标，即看谁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结论是：18世纪江南的小农经济比同时期英国的大地主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原则，更能避免内卷化。黄宗智反对彭的结论。……我不同意黄的定义，因小农的效益不能用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衡量。我对彭慕兰的结论也有保留。”
——“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中国在科技和在制度（尤其法律和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 [32]
从上述视角来看，江南市镇的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所达到的水平，是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包括英国）的。
第一，江南丝绸业市镇的四乡，从明中叶以来，逐渐把养蚕缫丝与丝织业作为主业，也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明中叶人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引者按：指湖州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 [33]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沈廷瑞《东畲杂记》关于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方式，有这样的描述：“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 [34] 可见以出产“濮绸”闻名的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重心已由纯农业转移到蚕桑丝织业，即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当然是乡村工业、原始工业），而把农业看作副业，因无暇顾及，不得不雇石门、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
这种主业与副业的倒置现象，也就是农民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而把工业作为主业的现象，在丝绸集散中心盛泽镇也存在。据民国时代的调查，“盛泽的纺织业，也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可让土地去荒芜” [35] 。其他资料也都证明了这一变革：
——“初盛泽纺绸，乃是农家副业，无所谓工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 [36]
——“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业……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 [37]
在这种“重织轻耕”的背景下，当地农民不重视种田，农田耕作雇佣外地客籍人。看到历史上的这种情景，令人联想到1980年代“苏南模式”之下，苏南农民大多进厂务工，农田雇佣外地农民耕种的那一幕。两者之间，虽然相差几百年，却何其相似乃尔！
第二，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同样是乡村手工业，江南的中国丝织业的工艺水平领先于欧洲。
据严中平的研究，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中国丝绸，由于价廉物美，十分畅销，而使西班牙本国丝绸在美洲市场上几乎绝迹。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成本的10倍。中国丝绸不仅是马尼拉河、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尔科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也是墨西哥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 [38]
据前述汪敬虞的研究，中国生丝大量销往欧洲各国，到1890年代初，生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原因就在于中国生丝工艺精良。他指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举世公认的。” [39]
中国江南乡村工业所生产的生丝、丝织品，以其精良的工艺，畅销全世界，通过“丝——银对流”，巨额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进一步刺激了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第三，棉布业市镇也是如此。
从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米种植，即学者们所说的棉作压倒稻作。吴伟业《木棉吟序》说：“上海、嘉定、太仓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40] 这种“棉七稻三”的格局，就是棉作压倒稻作的明证。嘉定一带甚至达到了“棉九稻一”，乃至专种棉花不种水稻。另一方面，棉花的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地人说“田家输官偿息外”，“其衣食全赖此”。 [41] 也就是说，原先的副业一变而为主业，与丝绸业市镇一样，工业成为主业，农业成为副业。无怪乎黄宗智要把这种变革称为“棉花革命”。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指出，1350年至1850年间长江三角洲在围绕着“棉花革命”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商品化。 [42]
正德《松江府志》说：“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为天下第一……前志云：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要之，吾乡所出，皆出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43]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棉纺织品多是农家手工织机上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乡村工业的产品。而农家纺纱织布业又带动了染布业、踹布业，这也是乡村工业的一部分。农家纺纱织布的收益，明显超过了种植业。乾隆时人褚华在《木棉谱》中说，纺纱工具常见的多为手摇纺车，“以一手摇轮，一手拽棉条而成一缕，小儿女用以消夜而已”；如果纺纱出卖，“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 [44] 未成年的女孩，每天纺纱，即可达到“糊口”，即养活自己的程度。这是务农不可能达到的。如果织布，收益就更高了。《紫堤村志》说：“贫民竭一日之力（织布），赡八口而有余。” [45] 这与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即如彭慕兰所说：“戴维·莱文（David Levine）对英格兰农村纺织业的研究说明，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收入不能养活一个家庭。” [46]
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布业市镇生产的棉布，在西方世界曾经风行一时。以嘉定、宝山一带生产的“紫花布”裁成裤管像大象腿形状的长裤，流行于19世纪的法国市民中间，它生动地反映在著名作家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称为“The Modern Library”。这种被称为“南京棉布”的紫花布裤子，也是18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如今还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东印度公司要求其在广州的大班收集茶叶、生丝和南京棉布的生产情报，提供使团参考。可见中国棉布的出口，在东印度公司心目中，已经处于与茶叶、生丝同等重要的地位。英国的棉纺织业在欧洲是名列前茅的，它如此重视中国棉布的进口，可见中国江南市镇出口的棉布品质是上乘的，而且价廉物美。一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中国棉布，每匹价银不过0.34两，价格之低廉，在当时国际市场上无出其右。而且质量也在世界前列，一直到棉布出口走下坡路的1830年代，南京棉布的好名声仍然保持不坠——西方人说它“在色泽上和质地上仍然优于英国制品”。从1780年代起，英国商人就企图开辟英国棉布在中国的市场。继1781年港脚贸易商人向中国试销棉布后，1786年英国乡村织机织造的棉布，经东印度公司之手，第一次试销于广州，然而都卖不出去。原因是价格大大高于中国棉布，又不合中国服式之用。
这就表明，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欧洲国家和中国一样，也处在手工业阶段，或者说“乡村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阶段，中国江南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精良、劳动力价格低廉，使得欧洲国家同样处在“乡村工业化”阶段的棉纺织业相形见绌。然而，到了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出现了机器与工厂化的棉纺织业，而中国江南的棉纺织业依然停滞不前，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