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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或者说“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据印度西海岸贸易重镇果阿（Goa），以及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西班牙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来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沿海。这两个国家的商人都把与中国贸易当作首要任务，或者说作为牟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渠道。这样就使中国进入了全球贸易的网络之中。
葡萄牙人为了把中国商品运往各国，以澳门为中心，构建了几条国际贸易航线：澳门—暹罗（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澳门—长崎（日本）航线，澳门—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航线。在这些航线上航行的大帆船，把中国的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运往各国。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远东贸易，每年五月至六月，他们乘坐大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果阿起航，装载着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印度货物，以及原产于美洲，经里斯本转运来的白银货币，抵达澳门。在其后的一年中，把货物与白银换成中国的生丝、丝绸、黄金、铅、水银、糖、麝香、茯苓、棉纱、棉布等商品，在第二年初夏，乘着季风继续东航，进入日本长崎，把生丝、丝绸、棉布等中国商品，以高昂的价格迅速脱手，然后装上日本白银以及少量其他货物，乘着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他们再在澳门用日本白银大批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黄金等物，到第三年秋天，才乘着季风返回果阿。由澳门运往果阿，再由果阿运往里斯本的中国商品，数量最大的是生丝。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有3000担，价值白银24万两，利润达白银36万两；1636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中国生丝有6000担，价值白银48万两，利润达白银72万两。由于中国对印度等地的香料之类商品需求量不大，葡萄牙商人必须用大量白银来购买中国商品。这些白银是墨西哥、秘鲁出产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运往欧洲大陆的塞维利亚、里斯本，再运往果阿，以至于当时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由澳门进入了中国。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当时日本对中国生丝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用来制作绢制品）。当时大内氏城下町山口的机织业名闻遐迩，最大的机织业中心莫过于京都的西阵；但生丝产量严重不足，17世纪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仰赖葡萄牙商人从中国运来。 [1] 据统计，1600年前后葡萄牙商人从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商品，首屈一指的就是生丝（500～600担）、丝线（100～500担）、绸缎（1700～2000担），它们的利润率分别是75%～87%、164%～186%、111%～127%；其次便是棉纱（200～300担）、棉布（3000匹），利润率分别是128%～157%、177%～186%。 [2]
西班牙商人的“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则把福建月港运来的中国商品运往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马尼拉大帆船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后，就在当地举办盛大的集市，中国价廉物美的生丝、丝绸深受欢迎，十分畅销。其影响之大，据说，使得当地的丝织业就此趋于衰落。
据严中平的研究，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从中国运去的棉布很快就成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1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发现，当地土著居民因为使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使用中国衣料（丝绸、棉布）。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同样，至迟在1680年代，中国丝绸就已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绸多于穿棉布。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基本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在秘鲁的价格只有西班牙制品价格的三分之一。中国丝绸不仅泛滥于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3]
无论是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澳门—长崎航线，还是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中国出口的商品都是以生丝、丝绸、棉布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的香料之类，葡萄牙、西班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之中，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顺差。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对方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白银货币。因此，这种贸易被外国学者称为“丝—银对流”或“丝—银贸易”。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美洲的白银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化贸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把西方国家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称为“商业上的‘纳贡’”，他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写道：
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甚至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都要大得多。
（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4]
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论断！对此学者们或许见仁见智，有不同意见，但他所揭示的历史事实——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结构性逆差之中，却是无可置疑的。
关于这点，中国学者早已有所关注。梁方仲的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指出：“欧洲东航以后，银钱及银货大量地由欧洲人自南北美洲运至南洋又转运来中国……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 [5] 而对此研究得最为精深的当推全汉昇。他在1969年发表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卷第1期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系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所提供的资料与结论，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他写道：
自1565年起至1815年止，共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西班牙政府每年派遣一艘至四艘（通常以两艘为多）载重由三百吨至一千吨（有时重至二千吨）不等的大帆船（galleon），横渡太平洋，来往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与菲律宾马尼拉（Manila）之间。
在16、17、18世纪间，每年由大帆船自美洲运往菲律宾的银子，有时多达四百万西元，有时只有一百万西元，但以二三百万西元的时候为居多……到了1765年2月10日马尼拉最高法院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上奏说：“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二万万西元。”其后，依照德科民（De Comyn）的计算，在由1571年至1821年的二百五十年中，自西属美洲运抵马尼拉的银子，共为四万万西元。 [6]
全汉昇认为，这四万万西元（即比索）当中，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国。 [7]
全汉昇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征引全汉昇的结论。
布罗代尔认为，16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地参加与日本列岛的丝绸和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群岛每个角落。 [8]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正如全汉昇所说：“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为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绸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9] 全汉昇所说生丝与丝绸的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这些市镇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湖丝”——湖州及太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就是以南浔镇的辑里村为中心的地区出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10] 这条史料揭示了当时外贸的实况：外国商船到清朝官方指定的贸易口岸广州，所买货物都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又以太湖流域的“湖丝”以及绸缎为主，这些由江苏、浙江等商民贩运到广州的出口“湖丝”及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白银上下，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样的外贸形势，刺激了江南市镇的蚕桑丝织业的蓬勃发展，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轨道。这种情况早在明代后期就已初露端倪，随着马尼拉大帆船把从福建运来的湖丝及丝织品运往美洲。在马尼拉港，“当日在中国每担值银一百两的湖丝，运到那里出售，起码得价二倍。除西班牙人外，有时日本人也在那里收购湖丝。当大家在市场上争着购买的时候，湖丝价格更急剧上涨，每斤售银五两，即每担（售银）五百两” [11] 。处于对外贸易前沿的福建、广东，鉴于太湖流域的湖丝及丝绸外销势头的旺盛，也纷纷从事以湖丝为原料的丝织业。全汉昇写道：“当太湖沿岸居民大规模种桑养蚕的时候，因原料供应充裕而产量增加的丝织工业，并不以江、浙各地为限，就是距离较远的福建、广东，也因能够利用品质优良的湖丝或吴丝，而织造出更多更好的绸、绢、纱、缎等物……此外，福建以南的广东也出产蚕丝，但丝质不佳，故那里丝织工业也以吴丝来织造甲于天下的纱、缎。” [12]
太湖流域的湖丝及丝绸的出口，进入清代以后更趋兴旺。从1670年代末期起，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出口欧洲的中国生丝，逐渐有了历年可以比较的统计数字。1679—1833年的1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从1840年代中期起，每年的出口量经常在5万担以上；1890年代初，中国生丝的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1920年代末，中国生丝出口曾经达到19万担的高峰。1845—1929年的85年中，仍保持年增长率3.5%的上升趋势。 [13]
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湖丝集散地南浔镇的丝商到上海经营湖丝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为近代上海丝业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诚，中西丝商倚为长城” [14] 。
资料表明，进入1870年代，出现了湖丝出口的全盛时期；1890年以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10万担上下。 [15] 刘大钧在谈到辑里丝深受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1870年左右而后，至1920年后止，为时计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 [16]
《吴江丝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的辑里丝出口市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光绪六年（1880年），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5400余担，占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 [17]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市镇在棉布出口中的地位也是如此。早在晚明时期，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由于价廉物美而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中国棉布远销南洋群岛，在16世纪后期有了历史文献的记载。17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南洋的望加锡（Macassar）和交趾支那出口。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运往日本。18世纪初，中国棉布销往俄国，称为Kitaika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品中占据首位。1730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英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以及北美大陆。
而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市镇。严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远程贸易，甚至在18—19世纪间远销英国等海外市场。 [18] 全汉昇说得更加明确：“早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Nankeen）。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也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 [19] 全氏征引马士（H. B. Morse）和R. Fortune的论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的英译。它充分表明，远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是江苏生产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确切。事实上，明清两代松江棉布以其质地精良而畅销于海内外，被称为“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的。
1786—1833年的48年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4400余万匹。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达330余万匹，价值170余万银元。1817—1833年的17年中，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输出110余万匹，价值达78万银元左右。1804—1829年的26年中，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3300余万匹，平均每年购买120余万匹。美国商船从广州输出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部分运往欧洲、西印度群岛、南美洲、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 [20] 在本书“棉布业与江南市镇的成长”一章中，我们还将讨论这一情况。
明清两代江南市镇及其四乡生产的生丝、丝绸、棉纱、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行销海外，在全球化贸易中，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这种盛况，是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所望尘莫及的。连续几个世纪，数量巨大的货源，从江南市镇流向海外，刺激了江南市镇的繁荣昌盛。把这种江南市镇经济称为外向型经济，是毫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