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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在巴西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克莱尔。哈代为什么要这样写？就是要让克莱尔从跨文化的角度扩大生命体验，看到更多元的价值，改变他对苔丝的认识。克莱尔遇到的这个男人有一种自然主义、多元主义的生命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犹如地球表面，并不规则”，认为人生的“过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和未来。这都是20世纪之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具有人本主义的平等性。在哈代的这本《苔丝》中，对这个流浪巴西的英国男人描写极其简单，不过几百字，但却是全书的文化之眼，表达了哈代的世界观。从这种观念出发，克莱尔豁然意识到，“迫于暴力的屈服不能认为一定就该遭受鄙视”，“只要女子的失身是因为受了别人的欺骗”，就不应该被人憎恶。悔恨之下，克莱尔决定立刻返回英国，与苔丝重新开始。
这似乎是苔丝生活的希望，一个新的未来将要被两个人打开。这种大放光明的转折是哈代这部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叙事要素，苔丝的命运也因此而起伏不断，一个下落接着一个上升，一个上升又接着一个更大的下落。一般的小说写到克莱尔回到英国找到苔丝，就差不多到了终局，有情人尽释前嫌，终成眷属。但经典小说的使命就是打破套路，粉碎媚俗的花好月圆。哈代要写出的是，底层人民的苦痛会下沉到什么地步，写出绝望中的弱者会爆发出怎样的反抗，英国的法律体系对底层女性又是多么的冷酷无情。哈代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惊心动魄，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批判力，写出了毁灭苔丝幸福的终极原因——不合理的阶级社会。
克莱尔回到英国，震惊地发现苔丝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为了拯救陷入生活绝境的一家人，被迫又回到亚雷身边，用舍身饲虎的苦难为家人换取生存。对于苔丝来说，这是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过程：她的爸爸毫无征兆地死掉了。这个充满幻想的爸爸虽然平日不太踏实，但仍然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他一死去，房东不再让苔丝一家人继续住下去，苔丝的母亲，还有5个弟妹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这个时候亚雷又出现了，这个人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他居然变成了一个到处劝人行善的牧师，每天在路边宣讲一种比较极端的教派主张。亚雷的这个变化猛然一看十分滑稽，但仔细想一想，也很符合亚雷的性格逻辑。他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坏人，而是肤浅、虚浮，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人生走到哪儿算哪儿。此时的亚雷忽然迷上了这种宗教教义，于是就变得慷慨激昂。他总是在变，每一次变化都很真实，但全部人生加起来，就是不停地漂浮，生命像幻影一样。苔丝在路上突然看到他，心里觉得特别不对劲，苔丝的人生全是因为他的恶才掉入这么大的灾难，而他却在这里滔滔不绝地讲善，真是太讽刺了。亚雷也看到了苔丝，后来一打听，知道苔丝在一个农场干繁重的农活，于是就去找她，让她跟他走。
苔丝起初根本不理他，但全家人越来越饥寒交迫，自己成了拯救家人生命的唯一希望，苔丝身上的那种善良品质又开始升起，主导着她走向牺牲自我的方向，终于同意跟亚雷生活在一起。这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像皮鞭一样抽打着苔丝：“他不是自己的丈夫，然而，她意识到，从肉体关系上来说，只有这个人才是她的丈夫。这样一个意识似乎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在苔丝的宿命意识中，身体，这个女性的核心存在，却总是不能由女性自己掌握。面对给自己带来厄运的亚雷，苔丝却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再次交给他支配，这不但是苔丝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全部女性的命运。在那样的时代，女性的善良被引导到自我牺牲，温良的品质反而给自己带来灾难。哈代在写苔丝的这个变化时，心里充满了怜悯。
克莱尔回到英国，发现苔丝住在一个不错的宅子里。苔丝一开门看到是克莱尔，极为震惊。克莱尔很激动，告诉苔丝他想和她重新在一起。苔丝的绝望可想而知：这时间是多么错乱啊！她千思百虑，一步步屈从于亚雷的时候，克莱尔正在星夜兼程赶回她身边。如果时间不是这么残酷，她和克莱尔将会开始多么幸福的生活！可一切都来不及了，自己已经变成这样，怎么可能还和克莱尔生活在一起？人生最大的绝望就是幸福就在眼前，却有一座雪山横在中间，心里滴血的苔丝对克莱尔说：“太晚了，太晚了！不要接近我，克莱尔，不——你绝不能接近我，离我远点儿！”又惊又痛的克莱尔说：“我是到处打听才找到你这儿来。”苔丝更加悲伤：“我等啊等，等了你好久，但是你没有回来。我写信给你，你还是不回来！亚雷他一次次说你再也不会回来了，说我是个愚蠢的女人。他对我很好，对我母亲也很好，从我父亲去世之后，对我们全家人都很好——”惊讶之下克莱尔说：“我不明白你的这些话。”
苔丝说出一句痛彻肺腑的话：“他把我赢了回去。”
这个“他”不是亚雷个人，而是整个男权社会，是两性之间自古以来的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中，“丈夫”和“爱情”不是同义词，女性在这个不平等的性别游戏中，始终是输的一方，区别只在于输的方式不一样。
克莱尔听到苔丝的话，心里苦涩无比，他默默走向车站，不知该去哪里，只知道要离开。这时候，这部小说的最高潮到来了：就在克莱尔快走到车站时，苔丝忽然追了上来，她告诉克莱尔，自己把亚雷杀了。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克莱尔离去后，苔丝痛苦地走上二楼，却被亚雷冷嘲热讽了一番。苔丝对他的仇恨瞬间被点燃，她极其清晰地看到，自己本来可以和克莱尔幸福地生活，就是因为这个浮荡的男人，她的一生全毁了。悲剧的起源来自亚雷，现实的绝望也是因为亚雷，苔丝怒不可遏，一刀把他捅死。
“杀夫”这个情节在很多小说里面都有，例如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中国台湾女作家李昂的《杀夫》。一般来说女作家写这种情节较多，而男作家很少见。哈代写的这个情节，完全超出了苔丝的天性，非常震撼，但也非常合理，有着人性上的必然性。听到苔丝这样说，一开始克莱尔觉得难以置信，但他从苔丝的激动表情里看到了真相，更看到了真爱，看到苔丝灵魂深处的纯洁。他毫不犹疑地携手苔丝一起逃亡，虽然两个人都知道绝对逃不出警察的追捕，但在生死一线中实现生命之爱，无论多么短暂，都足以告慰一生。
两个人一路向北跑，最后一直跑到英国中北部的索尔兹伯里，那里有一个世界闻名的原始文化遗址——巨石阵，一圈巨大的石头柱子，还有不可思议的巨石横梁。两人在这个神秘而悠远的地方一起度过了最后一夜，苔丝平静地嘱咐克莱尔，要他在自己死后一定要再成家，娶自己的大妹妹丽莎露，这样就等于自己一直在陪伴克莱尔，“即使我死了，我们两个人也仿佛没有分离”。
苔丝明白自己被抓住之后必死无疑，所以她向克莱尔做了这样的最后交代。果然，在巨石阵度过一夜之后，苔丝被赶来的警察抓走了。小说的结局是，克莱尔和苔丝的妹妹丽莎露站在山坡上，望向监狱，“八角形平顶塔楼的飞檐上高高地竖着一根旗杆，八点过了几分钟之后，有一件东西顺着旗杆缓缓升起，在微风中舒展开来。那是一面黑色的旗子”。升起黑旗，那是宣告正在执行绞刑，这天处死的就是苔丝。
哈代的这部小说写了一个贫穷少女的坎坷命运。将一个“杀人犯”写得那么美好、那么无辜，这在当时相当需要勇气。1837年到1901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时期，禁欲主义盛行，面对一个“失身”的女子，社会主流不会考虑她遭受的欺骗和侮辱，不会反思社会深层的痼疾，只会指责苔丝这样的女子，诅咒她们是一切罪恶的来源。但哈代不一样，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多塞特朴实的土地上度过，与普通百姓共同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在日常中体会乡民的单纯、朴素，以及他们的无奈、无助。他把这些理解和感情都融入了苔丝这个女孩身上，给予她无限的同情。这种写法特别有历史价值，在文化上实现了一个超前的转型，它把男权视角转换为女性视角，特别是受苦受难的女性角度，为女性倾诉。所以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接受不了，一位很有名的文学评论家立刻在报上写了篇评论，第一句话就说：“昨天看到一本名叫《苔丝》的书，我才打开第一页，就不得不站起来去打开窗户，让书里的臭气赶快散发出去。”你看他是多么厌恶这本书！哈代的性情比较温和，但他在文学上的勇敢超出常人，能用另一双眼睛看到深藏的社会问题。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当时的大英帝国统领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表面看上去欣欣向荣，但哈代从所谓的辉煌中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穷人的苦痛，毅然写出了这本批判现实主义的厚重之作，具有为时代剔骨疗伤的文学力量。
从爱情的角度看，哈代在《苔丝》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男性爱一个女性的时候，如何超越“颜值”或“身体”的局限，看到更重要的内在精神；如何理解女性的处境、向往和价值；如何建立起与女性更深更广的共情。在世界文学中，有很多作品触及这个问题，比如长篇小说《简·爱》，就是一部奠基性的经典作品。这部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发出非常强烈的女性声音、女性呼吁。什么是女性的呼吁？就是在精神上要求女性与男性平等。作者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出生，在1847年，也就是31岁时写了这本书。写《简·爱》的时候，夏洛蒂·勃朗特在文化观念上已经比较成熟，可以说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大部分英国男子。她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文学积累深厚，长大了因为家境不好，去富人家当家庭女教师。这个职业听起来很文雅，但实际上在当时就跟仆人差不多。在这期间，先后有两个男人向她求婚，但都被她拒绝了，因为她知道这两个男人都不是爱她这个人，而只是想娶个老婆。30岁以后，夏洛蒂·勃朗特开始专心写作，第二年就写出了《简·爱》。这部小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小说之一，女主人公简·爱的经历跟夏洛蒂·勃朗特有一些重叠，她们都是上流人家的家庭女教师。《简·爱》中的男主人公罗杰斯特爱上了简·爱，简·爱也爱上了罗杰斯特，按照今天的逻辑，既然双方相爱，男人一表白，就大功告成了。其实不然，简·爱面前有两大障碍：一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罗杰斯特相差太大，二是自己的相貌普通。所以在罗杰斯特向她表白之后，简·爱有了这段著名的回答：“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能让我的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让我的一滴活水从我杯子里泼掉吗？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多么响亮的女性声音！只有打破“习俗、惯例”，只有超越“凡人的肉体”，才会有如此的自信。在《简·爱》之前，也有形形色色的“灰姑娘与王子”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姑娘长得都很漂亮，而且因为漂亮，所以引起“王子”的倾心。《简·爱》中的姑娘不美、矮小，却让家世高贵的罗杰斯特深深爱恋，这不仅仅是因为罗杰斯特个人的特殊审美，而是女性精神发展的魅力。哈代的《苔丝》相比《简·爱》的尖锐之处，正在于他写出了男性社会如何粗暴地打碎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而后男性又是如何一步步处死这个破碎的女孩。哈代的这部小说最难写的是克莱尔与苔丝的关系，这种关系直接挑战了女性身体最尖锐的失贞问题，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例如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虽然是1981年发表的作品，读起来却像一个中世纪的古老复仇故事。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讲的是，一个叫安赫拉的姑娘，结婚之夜新郎发现她不是处女，按照哥伦比亚的习俗，新郎马上退婚，把安赫拉连夜送回娘家。娘家的人气坏了，逼着安赫拉说出与哪个男人私通。安赫拉为了保护秘密情人，胡说这个男人是纳萨尔。家人都不敢相信，因为纳萨尔是当地品德最优秀的小伙子。虽然不相信，但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安赫拉的两个兄弟必须去把纳萨尔杀掉。这两兄弟知道这里面有冤情，不想去杀纳萨尔，于是他们到处告诉别人，他们某月某日要去杀人，大肆宣扬的目的是让大家出面阻止，这样就可以给自己台阶下，不用真的去杀人。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因为这个小镇好久没出现这种事，大家都很兴奋，巴不得看到杀人案，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止。兄弟俩最后没办法了，真的把纳萨尔杀死了。马尔克斯这部小说的核心问题就是男性对女性身体完整性的要求，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伦常和禁忌。
完整加上年轻，这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普遍欲望。至于女性的文化价值在哪里，基本上被忽略了。社会上很多人对于女性的要求，都是关于身体的倒计时，什么时候恋爱，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全是身体的逻辑，从来不考虑女性不是一个单纯生儿育女的存在，同时也是自由意志的存在，有她自己生命发展的需求。这使得当下的很多女性将婚姻视为洪水猛兽，宁可单身，也要抗拒社会对自己的角色设定。当然也有不少女性努力适应男性标准，在身体上狠下功夫。如今世界的化妆品市场有多大？7000多亿美元，和全世界的军费开支差不多。这当然不是坏事，全看出发点在哪里。如果只会美容，没有精神的独立，那就失去了生命内在的力量。
在苔丝悲惨的命运里，我们看到了她的顽强，她想通过自己的善良和劳动给家人带来温饱，可最后却一步步走向死亡。哈代要写的是历史的不公，这个来自男性社会的不公集中体现在苔丝身上。历史常常这样，占据强者地位的人总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弱者身上。在两性之间，把女性妖魔化、荡妇化是屡见不鲜的男性集体偏见，哈代吁求的正是男性必须转变立场。这是一本很有勇气的书，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接受两性平等，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有这样的书冲锋陷阵，为我们清除了精神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