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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接力出版社的作者之前，我是她的读者。印象较深的，是买过这样几种丛书：“接力书信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当时接力出版社还没有正式挂牌），共有四册，分别是《少年与革命长辈》《少年与战斗英雄》《少年与科学家》《少年与作家艺术家》；“第四代诗人丛书”，选收的是邱华栋、何鲤等当时几位少年诗人的诗集；“名人子女写名人丛书”，包括郑尔康的《我的父亲郑振铎》、陈恭怀的《我的父亲陈企霞》、曾龙的《我的父亲袁殊》、冯健男的《我的叔父废名》、李岫的《我的父亲李广田》等数种。“名人子女写名人丛书”既是一套由传主子女撰写的人物传记，也是十分难得的现代文学史料集，当时印数很少，如《我的叔父废名》只印了500册。这么少的印数竟然也能出版问世，显示了出版者的一种文化情怀。还有一套精装本的人物传记，传主都是像马君武这样的广西名人，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是开辟和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的、相当于一部中篇的传记故事的“新模式”。
真正成为接力社的作者，是从给《中外少年》写稿开始的。《中外少年》在1988年创刊。当时在南方地区，广东有《少男少女》，贵州有《少年人生》，《中外少年》在少年刊物中是最具时尚感的。我不记得第一次在《中外少年》发表文章是哪一年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篇人物故事《向少女安妮致敬》，写的是“二战”时期在地下室里坚持写日记、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作家的德国少女安妮·弗兰克的故事。这篇故事后来收进了我的好几种散文集里，是我自己最看重的一篇励志故事。当时刊发这篇文章的编辑叫张引墨。有一次，她好像是从北京还是哪里回南宁，列车经过武昌时，会稍做停留。她约我在车站上见了一面。我后来把这次站台上的会面，比作金子美玲和诗人西条八十在东京下关火车站月台上相见时的“不死的五分钟”。
金子美玲15岁时，开始向《赤鸟》杂志投稿，杂志上每月都刊有诗人西条八十的童谣。美铃非常喜欢西条八十的诗，默默地“私淑”于这位恩师很多年。1927年夏天，西条八十从东京到九州去做一次演讲的途中，要经过下关，特意约金子美铃在下关火车站月台见了一面。那也是美铃一直以来求之不得的心愿。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时间，却是两位诗人生前唯一的一面。“她在人群中挥舞着白手绢，不一会儿，身影就消逝在混杂的人流中。”诗人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五分钟，竟是他和金子美铃的永诀，也成了日本诗歌史上“不死的五分钟”。当然，引墨不是美铃，我也不是西条八十。我之所以由此联想，只是因为，自从那次武昌车站匆匆一别，茫茫人海，我竟再也没有见到过张引墨。她后来离开《中外少年》，去罗马尼亚生活了几年，其间我们有过通信联系；再后来她回到北京定居，成了一位畅销书作家，与孙云晓合著的《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至今仍然是研究青少年早恋和两性问题的一本重要著作。
张引墨离开《中外少年》后，我就没再给该刊写稿了。其间与《中外少年》的一位创刊“元老”韦鸿学先生同在一个代表团，去博洛尼亚参加书展；又与接力社副总编辑黄集伟先生同在一个团，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算是与接力社还保持着一点人缘上的联系。
接力社北京出版中心成立初期，有一位老家是湖北的余人先生，曾约我为杨红樱的书写过书评；还有想不起是哪位编辑了，约我为童喜喜的“万能女生王卡卡系列”写过书评。这个时候，大概在接力社编辑眼里，我只是一个“书评人”。其中约我写得最多的，是关于黑鹤先生的动物小说的书评，记得写了好几篇。那位年轻的女编辑后来离开了接力社，今天我连她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我在接力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2012年2月出版的《散文应该这样读》。这是白冰总编辑策划的一套阅读例话和阅读指导性质的丛书“这样读系列”中的一种，除了我这一本关于散文阅读的，还有吴岩的《科幻应该这样读》、彭懿的《图画书应该这样读》、汤锐的《童话应该这样读》。原计划还有《小说应该这样读》《诗歌应该这样读》的，后来没见出版，估计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作者吧。
散文应该怎样读，其实并没有“定法”，倒是散文应该“随意读”更为靠谱。本来嘛，散文哪能规范怎样去读？也许小说、诗歌、童话或科幻的阅读可以有所规范、有一些阅读门径和阅读规律可循，因为这些文体本身有“机关”、有技巧，但是散文几乎没有。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实在是太随意、太宽泛了。我甚至觉得，散文最应该“散”着读，而且越是好的散文越看不出任何技巧。我仿照中国古代文论、诗论中常见的“二十四美”的范式，为这本书写了二十四章，相当于二十四堂散文阅读课。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李雅宁、孙燕楠两位年轻的女编辑，她们花了很大功夫，为这本书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她们很有耐心，也不惮麻烦，竟然动手“拆”了我原本的“二十四堂课”的结构，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每一章重新各归其位，分成了《散文是对生活诗意的理解》《散文带我们进入思想的至高境界》和《静静体会散文的语言之美》三个篇章。前两个篇章篇幅倒是不大，在后一个篇章里，又分别设置了“童趣之美”“自然之美”“动物之美”“文韵之美”四个单元，最后以一篇《我们美丽的母语》结束。
这样的结构，见仁见智，是否科学暂且不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两位编辑给自己增加的工作量确实不小。相当于把我盖好的一座房子拆散了，用原有的材料重新搭建。更让我惊讶的是，她们还给全书编制了一份详细的、用双栏排了足足8页、约有500条的作品和作家索引。我当时看了真的吓了一跳，没想到我的书中涉及了那么多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书目与篇目。这些烦琐的编辑工作，她们默默地做得这么好，我很感动。我们国内出版的书，向来没有在正文之后编制索引的习惯。但国外的书，索引却是常见的，尤其是学术类的著作。我迄今在国内出版了二十几种文论、诗论类的集子，书后编有完备的“索引”的，只有《散文应该这样读》这一种。这件小事，当时给我的感受就是，总编辑白冰和副总编辑黄集伟两位先生领导有方，接力社的编辑朋友既敬业又专业。所以说，好的编辑，也总会把自己的编辑智慧和编辑艺术，润物无声一般地投放在书中。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孙燕楠、李雅宁都相继有了新的去处，我和接力社的关系又“中断”了。偶尔会有接力社的新编辑约我写一篇两篇书评，我又变成了一个“书评人”。在这期间，有位编辑约我“译创”了一本故事诗体的图画书《十只小鸟斗怪兽》（[加拿大]西布莉·杨著，接力出版社2015年出版）。因为手边没有这本书，也想不起是哪位编辑的约稿了。
2019年，接力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拟联合出版“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丛书。有一天我在火车上，突然接到白冰兄一个长长的约稿电话，详细说了他对这套书的设想和计划，力邀我参与写作。记得当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吴运铎的那本《把一切献给党》。我还说到了自己高中时代读到的一本《居里夫人传》，对自己起到的励志影响。我很感谢白总的信任和邀约，从此忝为“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的作者之一。只是没有想到，我在这套人物故事里，竟然陆续写了《钱学森》《华罗庚》《雷锋》《李四光》《屠呦呦》《林俊德》《张富清》七本，可能是所有参与这套书的作者中写得最多的一位。如果后面一辑里有合适的人物，我也许还会再写两种。
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写这样真实的人物的传记故事呢？说起来还真的跟我少年时代读过的两本传记故事有关。在贫寒的高中时代里，曾跟同学借阅过一本商务印书馆版的《居里夫人传》。这本传记文笔清新生动，在那个年代里，对我这个乡村少年确实起到了励志的作用。后来又读到了叶君健先生写的一本传记故事《鞋匠的儿子》，篇幅不大，写的是童话家安徒生一生的经历。正是这两本书，让我最早体会到了名人传记能够感动心灵、励人心志、润泽成长的价值，也为我埋下了创作传记故事的种子。所谓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已有了。这些杰出的先锋人物，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英雄人物，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最闪亮的星。他们也是人类的群星，照耀着我们，指引着我们，也令我们敬仰和怀念。所以我想象着，孩子们在阅读这些非虚构的人物故事时，其实也是在仰望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加拿大的女学者利丽安·史密斯在那本讨论儿童文学与成长关系的名著《欢欣岁月》里说：“阅读历史和杰出人物的传记，可以矫正孩子们短视的人生观。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时代，只是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之始到未知的将来这一漫长旅途上的一小段路程时，就会产生了解其他时代、其他国度和人物生活的愿望。”我很认同利丽安·史密斯的这个说法，她的话也坚定了我创作这些人物传记故事的信念。
所以在这里，我真心感谢白冰兄当初的邀约。能承担这样的写作任务，我觉得，这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荣幸。我也非常感谢在这两三年来的写作过程中，不断给我一些具体帮助的“项目专员”、年轻的编辑王燕。没有她的一再“怂恿”和鼓励，也许我不会写这么多。
接力出版社还有许多像王燕这样敬业、乐业，热爱文学和出版的“后浪”编辑。30岁的接力出版社，也正当青春韶华之年。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把编辑出版和儿童文学的“接力棒”像大匠传艺、智者传灯、思想者传薪一样，用心传递着，我们的事业才会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世界终归是属于一代代新来的“后浪”们的。衷心祝愿三十而立的接力出版社，不忘初心，不负韶华，向着更辽远、更开阔、更明亮的远方，坚定地迈去。
2020年7月10日，写于武昌梨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