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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老友、散文家吴然先生和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晨光出版社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盛会。来昆明之前，我写了一段贺信，祝贺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
在彩云之南的苍山洱海间，在大青树、荔枝林和凤尾竹下，在呦呦鹿鸣的青山翠谷里，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们，为我们演奏了一支又一支音色瑰丽、旋律优美的奏鸣曲。
“美丽、神奇、丰富”的边陲风情和地域文化，赋予了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们以独特的灵性和融入乡土、感受生活、描述自然的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儿童文学，皆如林中滴水一样纯净明亮，折射着大自然四季的色彩与光芒，洋溢着清新馥郁的大自然的气息。套用一位散文家的名言说：“假如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能够因为人们悉心洞察了它的秘密，热情地歌颂了它的美丽，从而对人们怀有感激之情的话，那么，它首先应该感谢的人，将是生活在云南的这群可敬的儿童文学作家。”
寒来暑往，柳色秋风。追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也走过了三十年不平凡的历程。值此三十周年庆典之际，谨致遥远的祝贺。三十而立，美丽的事业依然蓬勃年轻。衷心祝愿云南儿童文学界的朋友们，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里，在中国儿童文学乃至全世界儿童文学的交响乐中，把云南儿童文学的奏鸣曲演奏得更加出色，更加瑰丽动听，让美丽的乐音飞翔在祖国各地，飞翔在全世界的上空。（2018年12月8日）
但是纸短而情长，一纸贺信，难以表达对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们，尤其是对吴然、乔传藻、张昆华等几位老朋友多年来给予我的温暖友谊的感激之情。那么，我就在这里再谈一点我对云南文学，尤其是对云南儿童文学的印象。因为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只能想到什么就说点什么，算不上是讲座，只是“漫谈”。
三四十年前，生活在内地的人要到云南的边疆地区来一趟，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旅游”的风气。像我这个年龄的一代人，对于云南的了解，大约都是拜一些文学作品和几部电影所赐。所以我很早就有了这样一个印象：云南的作家们，大都擅长描写自己这片有着浓郁的西南边疆风情的乡土生活。当然，也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描写云南风情的作品，是外地的作家写的。我在中学时代读到的一本让我印象很深的描写西南边疆生活的作品，是艾芜的《南行记》。
后来我有幸跟随在著名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徐迟先生身边，做了他数年的助手，他给我讲述了更多云南作家的故事。恩师徐迟是与云南缘分很深的作家，他对云南感情深厚，这种深厚的感情几乎贯穿了他大半生。1957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名的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收录的几乎全部是献给云南的诗篇。现在人们都喜欢用“美丽，神奇，丰富”这六个字来概括云南这片土地，徐迟先生功不可没。这六个字概括和提炼得真是精准，又有着诗人的文采。徐老跟我讲过，当年他作为《人民中国》特派记者，与另一位著名记者，也是作家和诗人的方纪先生结伴到云南采访。有一次在一个偏远的山林寨子里，参加了一个热闹的火把节，便连夜赶到县城，用拍电报的形式，向北京传送了一篇短小而精粹的描述火把节现场情景的散文《欢乐的火把节》，用徐迟、方纪两个人的署名发表了。徐老说，这篇散文虽短，却是他十分得意的一篇文章。他还跟我讲过，那时候他听纳西古乐，那种悠长的忧伤的调子，他听着听着就难受得受不了了。他还写过一篇长诗《望夫云》，写得缠绵悱恻。他的灵感也是来自云南的一处著名的断崖，过去是一些痴情的人悲壮殉情的地方。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徐迟先生创作报告文学名篇《生命之树常绿》，写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时，又一次与云南发生联系。这篇作品里写欢乐的泼水节的那一部分，很长时间里一直成为中学课本里的一篇有名的课文。这个时候我所知道的许多跟云南有关的作家及其作品，如李广田、冯牧、白桦、公刘、李乔、刘绮、公浦、晓雪、黄铁、饶介巴桑、彭荆风等，大多都是从徐迟先生那里知道的。从这些作家笔下，我们看到和听到了一个多侧面、多声部的、立体的云南，领略到了云南边疆的美丽、神奇与丰富。
我想，这些前辈作家与云南的故事，以及他们笔下的云南故事和云南风情，不仅是我们云南的文学资源、精神资源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我们出版资源的一部分。有一些东西是应该重新整理出来，让今天的孩子们读一读的。像艾芜笔下的边疆故事，徐迟笔下的边疆诗篇和散文，写得多美丽，也非常励志。我甚至还想到，要研究云南的文学，像“李广田与云南”“冯牧与云南”“徐迟与云南”“汪曾祺与云南”“白桦与云南”，每个人与云南故事和他们笔下的作品，都可以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我有一套《楚图南全集》，这是我们云南的一位大学问家、大翻译家的作品。他翻译的惠特曼的诗歌，我觉得最有惠特曼的味道。我有时候会抽出这部全集的某一卷读一读，那里面也写到了很多云南的故事和历史。
说得有点远了，现在回到云南的儿童文学上。一直以来，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也给我留下了几点很深的印象，我简单地谈一下，包括我从这些印象出发而想到的一点建议。因为今天有很多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同行在场，这些建议或许有助于年轻的作者们思考如何传承云南的儿童文学“文脉”。
第一点印象：我所交往了多年的几位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如吴然、乔传藻、张昆华等几位老师和老朋友，他们都非常善良、质朴、真诚、安静，无论是为人为文，都真诚、严谨、专注，既不游戏人生，也不怠慢文学，安安静静、一点也不浮躁和喧闹。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品质，是一个作家对于自己选定的创作道路的一种忠恳和执着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值得我辈学习，也值得在座的各位年轻的作家学习、继承和发扬。儿童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心灵的问题。好的儿童文学，有价值的儿童文学，一定是有赖于作家的某种道德完整，一定与作家的情怀、境界、格局和修养有关。文学最后的竞争，不是文学技巧和风格的竞争，而是作家的人格力量的竞争。云南儿童文学界的几位老作家，为我们树立了一种高尚的人格风范。我与几位作家的友谊，有的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是深受其惠。这是云南儿童文学最好的精神传统和“文脉”，年轻的一代应该保持这种文脉的有序传承。
第二点印象：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大多都是有自己的生活根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立足现实生活，有自己的生活根基，紧紧拥抱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用自己的作品去展现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生活故事。他们写的都是生动、鲜活的现实故事。我发现，老一代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写幻想类的作品。我想这是因为这片乡土，给作家们所提供的地域文化风情，已经足够绚丽多彩，足够丰富和神奇，只要你能够真实、准确地描写出来、表达出来、展现出来，就已足够绚丽了，胜过很多仅仅依靠想象力写出的东西。云南边疆多民族生活这些得天独厚的题材，生活在云南的作家不去抒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前年曾应中少社之邀，写过一本图画书《小宝的泼水节》。我对泼水节的了解与感受，哪里会有云南的作家那么真切和细致？我只能靠查阅资料来写。因此我想，生活在内地的作家，包括我自己，一定很羡慕云南的作家们拥有这片绚丽多彩的乡土。我们即便是想写云南，偶尔也会走马观花地看到一些风景和风情，但是多半也是浮光掠影，根本写不地道的。写云南生活，还是云南本土作家来写是最合适的。因为这里的生活故事、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细节，已经深入到你们的骨血里了，成为你们日常生活和生命里的一些组成部分。年轻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如果放弃云南现实生活，舍近求远，去写一些幻想类的东西，或去写内地作家们都在写的一些所谓“热门题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也未必不能写出好的作品，但是如果对自己本土的这种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未免太可惜了。现实之树常绿，这一点也是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留给我的很深很好的印象。
第三点印象：云南这片土地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传奇故事。像独龙族这样的民族，是从刀耕火种和结绳记事的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汇入了现代文明进程的少数民族之一，这些同样是我们现实中的“中国故事”。挖掘、发现、讲述多民族的边寨生活故事，应该成为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很好的创作的内容和方向，也应该成为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强项与特色。这么多的民族，一个都不应少。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生活。在这点上，老作家吴然先生创作《独龙花开——我们的民族小学》，真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这本书写得非常真实生动，却不是短时间的急就章。他最早接触独龙族孩子的生活，已经是在四十多年前了。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酝酿、采访积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他才能完成这样一本篇幅不大，却扎扎实实和独一无二的作品。不仅这部作品具有优秀的儿童文学典范意义，吴然作为一位老作家，这种肯付出四十年的牵挂与惦记，心心念念地去为一个民族，为这个民族的一代孩子写出一本“心灵史”一样的作品，这种脚踏实地的严谨的创作路子，同样具有典范意义。
第四点印象：云南老一辈的儿童文学作家，因为创作路子正、创作态度严谨认真，所以他们在儿童文学语言上，都是十分讲究的。吴然几乎每一篇散文作品，都可以放进中小学语文课本里作为“范文”，所以他才能成为作品被选入小学课本里较多的几位作家之一。乔传藻老师的散文语言更是非常注重锤炼语句。他不愧是教大学写作课的教授，自己在创作上同样为人师表。儿童文学的作用，不仅是要用故事感动小读者，用高尚的情怀影响小读者的心智成长，还有帮助小孩子学习和欣赏优美的文学语言、培养热爱母语之心的责任。因此，儿童文学语言不能粗糙、粗鄙、粗劣，必须是优美、规范、准确、纯正的，儿童文学读物，终归也是孩子们成长的“教科书”。所以，老一辈作家扎实的语言锤炼功夫和优美的文学语言传统，新一代作家也应该有所领悟和传承。
最后要讲的一点：云南有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资源，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故事、民歌，甚至是创世史诗，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民情和民族精神的元素，也有着现代的作家们无法想象的、绚丽多姿的幻想元素。这是一种大幻想、大智慧。对身在云南的儿童文学创作者来说，丰富的多民族民间文学题材，同样也是一个创作资源的宝库，需要我们去挖掘、发现和擦亮，去汲取其中的美丽元素和幻想智慧，去重述它们，让它们焕发出新的绚丽光彩。这些难道不是优美的“中国故事”吗？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关键是怎样去把它们重新擦亮，给它们注入新的生命，或者是汲取到它们最有价值的文学营养，把多民族的神话、民歌、传说故事和民间智慧，转化成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资源。我们从一些诺贝尔奖、安徒生奖、凯迪克奖等获奖作品里，经常可以看到世界上一些少数的原住民的故事，甚至是一些濒临消亡的民族的生活故事和文化传统故事。外国作家对这种题材的文学表达方式和书写艺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去瑞典访问的时候，瑞典国家文化委员会的一位女士跟我说，他们对来自两个方面的申请会特别予以“优先考虑”：一是关于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和文化权利的项目，二是关于国家各个地区整体文化发展，尤其是有利于落后地区的文化平衡发展权利的项目，目的就是让居住在最偏远地区的、暂时还比较落后或者贫穷的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到同样的文学艺术和科技文明成果，让国家各个地区的孩子均衡发展，让文化真正能够多样性、有效地、全覆盖地惠及每个民族。我想，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应该有这样的情怀和梦想。我的漫谈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2018年12月22日，昆明
在成为接力出版社的作者之前，我是她的读者。印象较深的，是买过这样几种丛书：“接力书信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当时接力出版社还没有正式挂牌），共有四册，分别是《少年与革命长辈》《少年与战斗英雄》《少年与科学家》《少年与作家艺术家》；“第四代诗人丛书”，选收的是邱华栋、何鲤等当时几位少年诗人的诗集；“名人子女写名人丛书”，包括郑尔康的《我的父亲郑振铎》、陈恭怀的《我的父亲陈企霞》、曾龙的《我的父亲袁殊》、冯健男的《我的叔父废名》、李岫的《我的父亲李广田》等数种。“名人子女写名人丛书”既是一套由传主子女撰写的人物传记，也是十分难得的现代文学史料集，当时印数很少，如《我的叔父废名》只印了500册。这么少的印数竟然也能出版问世，显示了出版者的一种文化情怀。还有一套精装本的人物传记，传主都是像马君武这样的广西名人，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是开辟和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的、相当于一部中篇的传记故事的“新模式”。
真正成为接力社的作者，是从给《中外少年》写稿开始的。《中外少年》在1988年创刊。当时在南方地区，广东有《少男少女》，贵州有《少年人生》，《中外少年》在少年刊物中是最具时尚感的。我不记得第一次在《中外少年》发表文章是哪一年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篇人物故事《向少女安妮致敬》，写的是“二战”时期在地下室里坚持写日记、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作家的德国少女安妮·弗兰克的故事。这篇故事后来收进了我的好几种散文集里，是我自己最看重的一篇励志故事。当时刊发这篇文章的编辑叫张引墨。有一次，她好像是从北京还是哪里回南宁，列车经过武昌时，会稍做停留。她约我在车站上见了一面。我后来把这次站台上的会面，比作金子美玲和诗人西条八十在东京下关火车站月台上相见时的“不死的五分钟”。
金子美玲15岁时，开始向《赤鸟》杂志投稿，杂志上每月都刊有诗人西条八十的童谣。美铃非常喜欢西条八十的诗，默默地“私淑”于这位恩师很多年。1927年夏天，西条八十从东京到九州去做一次演讲的途中，要经过下关，特意约金子美铃在下关火车站月台见了一面。那也是美铃一直以来求之不得的心愿。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时间，却是两位诗人生前唯一的一面。“她在人群中挥舞着白手绢，不一会儿，身影就消逝在混杂的人流中。”诗人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五分钟，竟是他和金子美铃的永诀，也成了日本诗歌史上“不死的五分钟”。当然，引墨不是美铃，我也不是西条八十。我之所以由此联想，只是因为，自从那次武昌车站匆匆一别，茫茫人海，我竟再也没有见到过张引墨。她后来离开《中外少年》，去罗马尼亚生活了几年，其间我们有过通信联系；再后来她回到北京定居，成了一位畅销书作家，与孙云晓合著的《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至今仍然是研究青少年早恋和两性问题的一本重要著作。
张引墨离开《中外少年》后，我就没再给该刊写稿了。其间与《中外少年》的一位创刊“元老”韦鸿学先生同在一个代表团，去博洛尼亚参加书展；又与接力社副总编辑黄集伟先生同在一个团，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算是与接力社还保持着一点人缘上的联系。
接力社北京出版中心成立初期，有一位老家是湖北的余人先生，曾约我为杨红樱的书写过书评；还有想不起是哪位编辑了，约我为童喜喜的“万能女生王卡卡系列”写过书评。这个时候，大概在接力社编辑眼里，我只是一个“书评人”。其中约我写得最多的，是关于黑鹤先生的动物小说的书评，记得写了好几篇。那位年轻的女编辑后来离开了接力社，今天我连她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我在接力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2012年2月出版的《散文应该这样读》。这是白冰总编辑策划的一套阅读例话和阅读指导性质的丛书“这样读系列”中的一种，除了我这一本关于散文阅读的，还有吴岩的《科幻应该这样读》、彭懿的《图画书应该这样读》、汤锐的《童话应该这样读》。原计划还有《小说应该这样读》《诗歌应该这样读》的，后来没见出版，估计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作者吧。
散文应该怎样读，其实并没有“定法”，倒是散文应该“随意读”更为靠谱。本来嘛，散文哪能规范怎样去读？也许小说、诗歌、童话或科幻的阅读可以有所规范、有一些阅读门径和阅读规律可循，因为这些文体本身有“机关”、有技巧，但是散文几乎没有。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实在是太随意、太宽泛了。我甚至觉得，散文最应该“散”着读，而且越是好的散文越看不出任何技巧。我仿照中国古代文论、诗论中常见的“二十四美”的范式，为这本书写了二十四章，相当于二十四堂散文阅读课。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李雅宁、孙燕楠两位年轻的女编辑，她们花了很大功夫，为这本书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她们很有耐心，也不惮麻烦，竟然动手“拆”了我原本的“二十四堂课”的结构，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每一章重新各归其位，分成了《散文是对生活诗意的理解》《散文带我们进入思想的至高境界》和《静静体会散文的语言之美》三个篇章。前两个篇章篇幅倒是不大，在后一个篇章里，又分别设置了“童趣之美”“自然之美”“动物之美”“文韵之美”四个单元，最后以一篇《我们美丽的母语》结束。
这样的结构，见仁见智，是否科学暂且不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两位编辑给自己增加的工作量确实不小。相当于把我盖好的一座房子拆散了，用原有的材料重新搭建。更让我惊讶的是，她们还给全书编制了一份详细的、用双栏排了足足8页、约有500条的作品和作家索引。我当时看了真的吓了一跳，没想到我的书中涉及了那么多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书目与篇目。这些烦琐的编辑工作，她们默默地做得这么好，我很感动。我们国内出版的书，向来没有在正文之后编制索引的习惯。但国外的书，索引却是常见的，尤其是学术类的著作。我迄今在国内出版了二十几种文论、诗论类的集子，书后编有完备的“索引”的，只有《散文应该这样读》这一种。这件小事，当时给我的感受就是，总编辑白冰和副总编辑黄集伟两位先生领导有方，接力社的编辑朋友既敬业又专业。所以说，好的编辑，也总会把自己的编辑智慧和编辑艺术，润物无声一般地投放在书中。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孙燕楠、李雅宁都相继有了新的去处，我和接力社的关系又“中断”了。偶尔会有接力社的新编辑约我写一篇两篇书评，我又变成了一个“书评人”。在这期间，有位编辑约我“译创”了一本故事诗体的图画书《十只小鸟斗怪兽》（[加拿大]西布莉·杨著，接力出版社2015年出版）。因为手边没有这本书，也想不起是哪位编辑的约稿了。
2019年，接力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拟联合出版“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丛书。有一天我在火车上，突然接到白冰兄一个长长的约稿电话，详细说了他对这套书的设想和计划，力邀我参与写作。记得当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吴运铎的那本《把一切献给党》。我还说到了自己高中时代读到的一本《居里夫人传》，对自己起到的励志影响。我很感谢白总的信任和邀约，从此忝为“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的作者之一。只是没有想到，我在这套人物故事里，竟然陆续写了《钱学森》《华罗庚》《雷锋》《李四光》《屠呦呦》《林俊德》《张富清》七本，可能是所有参与这套书的作者中写得最多的一位。如果后面一辑里有合适的人物，我也许还会再写两种。
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写这样真实的人物的传记故事呢？说起来还真的跟我少年时代读过的两本传记故事有关。在贫寒的高中时代里，曾跟同学借阅过一本商务印书馆版的《居里夫人传》。这本传记文笔清新生动，在那个年代里，对我这个乡村少年确实起到了励志的作用。后来又读到了叶君健先生写的一本传记故事《鞋匠的儿子》，篇幅不大，写的是童话家安徒生一生的经历。正是这两本书，让我最早体会到了名人传记能够感动心灵、励人心志、润泽成长的价值，也为我埋下了创作传记故事的种子。所谓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已有了。这些杰出的先锋人物，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英雄人物，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最闪亮的星。他们也是人类的群星，照耀着我们，指引着我们，也令我们敬仰和怀念。所以我想象着，孩子们在阅读这些非虚构的人物故事时，其实也是在仰望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加拿大的女学者利丽安·史密斯在那本讨论儿童文学与成长关系的名著《欢欣岁月》里说：“阅读历史和杰出人物的传记，可以矫正孩子们短视的人生观。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时代，只是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之始到未知的将来这一漫长旅途上的一小段路程时，就会产生了解其他时代、其他国度和人物生活的愿望。”我很认同利丽安·史密斯的这个说法，她的话也坚定了我创作这些人物传记故事的信念。
所以在这里，我真心感谢白冰兄当初的邀约。能承担这样的写作任务，我觉得，这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荣幸。我也非常感谢在这两三年来的写作过程中，不断给我一些具体帮助的“项目专员”、年轻的编辑王燕。没有她的一再“怂恿”和鼓励，也许我不会写这么多。
接力出版社还有许多像王燕这样敬业、乐业，热爱文学和出版的“后浪”编辑。30岁的接力出版社，也正当青春韶华之年。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把编辑出版和儿童文学的“接力棒”像大匠传艺、智者传灯、思想者传薪一样，用心传递着，我们的事业才会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世界终归是属于一代代新来的“后浪”们的。衷心祝愿三十而立的接力出版社，不忘初心，不负韶华，向着更辽远、更开阔、更明亮的远方，坚定地迈去。
2020年7月10日，写于武昌梨园
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曾涉足过幼儿文学。连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大师，都编写过传世的幼儿文学作品。他的《拔萝卜》《李子核》等，可谓幼儿文学的典范之作。
好的幼儿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把在草地上戏耍的孩童和坐在壁炉前取暖的老人都吸引过来的魅力。
幼儿文学，是难能可贵的文学，是一种高超的“浅语的艺术”。世界上没有渺小的题材和体裁，只有渺小的作家。
我们见识过许多无限深奥的作品，深奥得如同哲学和寓言，甚至我们干脆叫它们哲学小说、寓言小说。
但是，浅至无限的作品呢？我们似乎没有见识过。深不可测，其实，浅亦不可测。
幼儿文学，是那些内心里具有“母性”的作家，献给小孩子生命之初的温暖的“纯诗”。它应该非常的柔和、单纯、光明、温暖、美丽和悦耳动听，应该是一种“天籁之音”，不应该带有半点的深奥、杂质和噪声。
好的幼儿文学里，一定有一种纯净、光明、柔和的“佛性”。其实，童心即佛性。如齐白石画的小蝌蚪、小虾，丰子恺的儿童画，韩美林笔下的小狐狸、小狗，意境近似。
幼儿文学里会有德育，会有智育，会有美育。
幼儿文学里也会有文字和语言的感染力。
幼儿文学里更会有谐谑、趣味和游戏。
有时，幼儿文学可以是“无意义”的，仅仅是给小孩子们提供一种轻松、逗趣和谐谑的文字游戏，就像中国传统童谣里的“逗趣歌”“绕口令”和“颠倒歌”，没有什么逻辑性可言，甚至带点“无厘头”的意味。但是语言文字上要十分顺口，富有韵律感，让小孩子们念起来，像在念文字游戏般的“绕口令”一样，获得一种开心和趣味。
幼儿文学，是亲子阅读的文学。
幼儿文学，是一种真正的“悦读”。
小孩子首先获得的是心灵上的安全感、愉悦和放松，还有对母语的语感的感知和体会，才有那么一点点美德熏染、生活习惯、常识认知上的收获。
幼儿文学是最讲究语言、最需要字斟句酌的文类。
小说家汪曾祺先生讲到过一个写作上的细节：他有一部短篇小说，是写他小学时的一位国文老师的，那位老师是小学校歌歌词的作者。他的小说是从一首小学校歌写起的。
原来的开头是：“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
在一般读者如我辈者看来，这个开头没有什么不妥的，挺好。可是，汪曾祺先生还不满意。他是一位十分讲究语言的作家。他在外面转了转，回来换了一张稿纸，重新修改了开头：
“很多歌消失了。”
显然，这个开头更加简洁和峭拔了。
这个开头，也是很好的“浅语”。当然，汪曾祺先生并不是在写幼儿文学。
这个细节给我的启示是：写幼儿文学，就应该这么来对待语言和推敲语言；写幼儿文学，就应该这么细致和耐心。
图画书、幼儿画报、幼儿文学报、亲子教育杂志，以及众多的亲子网站，应该成为幼儿文学主流载体。
有的图画书是直接给小孩子看的，有的是给家长和幼儿园老师看的。但目前它们还没能进入所有的家庭，实在可惜，需待时日。
很多幼儿文学作家，是从幼儿文学报刊走出来的。因为幼儿文学几乎都是短篇或极短篇的篇幅，最适合在幼儿报刊上传播。
几乎没有哪位幼儿文学作家是直接从图书里走出来的。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就是幼儿文学。
那是一首短小的儿童诗《悄悄话儿》，在上海《儿童时代》半月刊上发表。之所以向《儿童时代》投稿，是因为我在故乡胶东念小学时，就读过这本儿童刊物，印象很深。
可惜的是，发表我这首小诗的这期刊物的目录上，诗歌栏目下的作者名字，只有“圣野、樊发稼等”的字样。
这首只有短短六行的小诗，对于中国当代幼儿文学而言，当然微不足道，却是我个人创作道路上所迈出的阿姆斯特朗式的“一大步”。
这个小喜剧一直埋藏在我心里。同时我想，它也将一直埋藏在1981年某一期《儿童时代》里，永远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不料，过去了二十多年后，我突然收到一部印制精美的《中国经典儿歌·新儿歌》（尹世霖主编），该书选编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05年的原创儿歌约二百首。令我惊奇的是，我的那首鲜为人知的处女作《悄悄话儿》，竟然被收录其中。
这是幼儿文学带给我的惊喜和光荣。
20世纪80年代，幼儿报刊好像比现在要多得多。
我记得曾给辽宁的《好孩子画报》，给著名的《幼儿画报》，给同样著名的《小朋友》和《幼儿园》，还有江苏的《儿童故事画报》、湖北的《小朋友故事画报》、浙江的《幼儿故事大王》都写过一些幼儿文学作品。
还好几次获得过《好孩子画报》《小朋友故事画报》的年度奖。
后来，我有一些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诗和儿童散文，如入选台湾地区教材的《大地巨人》《散步的小树》，入选香港特别行政区教材的《一片红树叶》《夏日雨景》《大地巨人》，入选其他省市教材的《美丽的心愿》《一片红树叶》《献给老师的花束》等，也都是“幼儿文学”。
这同样是幼儿文学带给我的光荣。
随着幼儿文学的载体越来越少，我一度退出过幼儿文学创作。
可见，幼儿文学作家是需要园地和土壤的。不然，把种子撒在哪里呢？
2009年10月1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