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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诗人里尔克一生写过无数“亲切而美”的谈艺书简，他因此被诗人、翻译家冯至先生誉为“一位永不疲倦的书简家”。《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也许只是这位诗歌大师无数书简中的“沧海一粟”，但是信中的文字真的是从容雅致，不仅充满对于诗歌的爱与知，更能让人处处感受到一种“温暖、和蔼而多情的关怀”。
“请你走向内心。……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比如这个著名的诗学命题，就出现在第一封信里。
收信人是一位籍籍无名的青年诗人，但是因为拥有里尔克的这些书信，这个喜欢坐在古老的栗树下读书的青年人，比任何人都要富有和幸福。他对自己的“定位”也很明智：“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
前几天，我读到文学批评家刘绪源的一篇文章《谈艺是最美的事业》。这个题目真好，让我顿时想到，我有幸能与金波老师保持着二十多年亦师亦友的交谊，而且深受其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金老师一直也是把论诗谈艺看作是最美的事业。
近三十年来，我们有过不少书信来往。金老师每次给我写信，多多少少总是离不开论诗、说文、谈艺的话题，而且行文和书写也总是从容不迫、亲切而美。有时，他还特意选用十分讲究的宣纸洒金套红印制的传统八行笺纸来写“谈艺书简”。
这些书简，文辞朴素、字迹秀美、笺纸殊佳，每一封都是我心目中的一件“艺术品”，也一次次让我从心底叹服：金波老师，真正是一个高尚和纯粹的诗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仅以我手边的一封漂亮的洒金宣纸八行笺书简为例。记得收到这封书简当天，我在微信里信手写了两句韵语，记下了那一刻我心中的喜悦：“诗人赠我八行笺，长者深情不夜天。”
书简中对拙作多有谬赞，我当然只能当作一位温厚长者对我的激励。我引出此信，只是想让读者感受一下，什么是一位长者的“谦谦恂恂”，为什么说“谈艺是最美的事业”。
徐鲁先生：
昨天收到您嘱李朵女士寄来的三本书：《乘着童话的秋千》《漫步诗歌的花园》《享受散文的陶冶》，立即在灯下读起来。读您的文字，我一直有一种如沐春风、暖我心怀的感觉。特别是读到关于我的作品的感觉，又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写出来的内容，陌生的是您的阐释、发现和充盈在字里行间的思虑，启发着我对自己的作品的再认识。还有一点，就是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这就是融评论、散文和诗为一体。阅读这样的书评，那感受是十分丰富的。虽然一直是在寻绎着作者的思路，但一直是伴随着诗意的温暖、美文的享受。特别是作者带着情谊的表达，会感染更多的读者去热爱阅读。
还要向您报告的是，我即将有一本小书出版，书名是《婷婷的树》。这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小说。它的雏形是那篇小文《一棵小桑树》。书出版后即寄您指正。祝
夏安！
金波
2015年7月3日
金老师历年来写给我的每一封书简，我都仔细珍藏着。我想，以后我肯定会找时间，把这些论诗谈艺的书简整理出来，公之于世。
在我的心中，它们就像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一样，充满了温暖、和蔼和人道关怀。
1982年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后，担任过短短几年的高中语文教员兼班主任。那时候当然还不认识金老师，但已读过他不少诗歌，当时手上还有一本他的诗集（歌词集）《林中的鸟声》，十分喜欢。
其时我正是“二十岁人”，爱诗如命，精力旺盛，有的是热情，所以几乎每隔三五天，我就把《林中的鸟声》里的一些诗，抄写到教室后面的黑板上，供学生们阅读。
现在想来，这不就是今天所说的“诗教”吗？只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诗教”的意识。当时我的板书写得不错，向那些比我的年龄小不了多少的中学生们炫耀一下自己漂亮的粉笔字，这个意识倒是有的。
“自从踏进学校的门槛，我们就生活在老师的身边。从一个爱哭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在五四青年节晚会上，我也和中学生们一起朗诵和演唱过金波老师的《在老师身边》等诗歌名篇。
那时我已在学习写诗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早期的两本校园诗集《歌青青·草青青》《我们这个年纪的梦》，里面多多少少能看到金波老师诗歌的影子，说得好听一点，那两本习作，都可算是对《林中的鸟声》的“致敬”之作。
第一次见到金波老师是在哪一年、在什么场合，我想不起来了，总归是在1990年我从鄂南调到武汉，进入少儿出版界之后不久吧。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结识了台湾地区的散文作家、资深出版人桂文亚女士。那时候文亚经常往返大陆和台湾，为大陆儿童文学界很多作家朋友都出过繁体字版的作品集，我也荣幸地成了她的作者和朋友之一。
文亚每次到大陆来，都会举办一些文学活动或朋友聚会，在我的印象里，我和金波老师最早认识，就是在欢迎文亚的一次聚会上。在金老师家里，在孙幼军先生家里，还有在文亚下榻的酒店里，我参加过好几次其乐融融的聚会。
有一次，文亚的妹妹文飞（曾做过北美华语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给大家朗诵了金波的诗歌名作《红蜻蜓》：
“你也许没有找到，你丢失的东西，你飞得倦了，伏在我家的竹篱上，静静地休息……”
这首诗本来就写得温婉、优美，文飞字正腔圆的柔婉的声音演绎，使这首诗美得宛若天籁，至今我也难以忘怀。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刚认识金老师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身材修长、挺拔，言谈举止温文尔雅，虽然已是闻名遐迩的诗人、音乐艺术家和名校教授，却并非如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些诗人那样张扬，甚至狂放不羁，而是从容、内敛，谦谦恂恂，就像一篇“信达雅”的美文，透出一派春风拂面、意气怡然的君子之风。
这个印象，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岁月不居，时光如流。但是，老去的只是时间。除了鬓发飞雪，体态略有消瘦之外，金老师一直还是二十多年前留在我记忆里的那位温文尔雅的诗人，那位谦谦恂恂的长者。
前年，中少社为庆贺金老师80华诞，特意出版了一本“贺寿书”《点亮小橘灯——金波80岁寄小读者》。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金老师说：“为孩子写作，是对自身的一种忘我的修炼”，“那是最真诚的交流，最纯朴的告白，最平等的探讨，最快乐的共享。……栖息在孩子的世界里，是有诗意的，是最纯粹的，是最安宁的”。
我相信，没有八十多年春花秋月的人生阅历，没有六十多年心无旁骛为儿童写作的纯真初心，是换不来这一番发自心底的告白的。
“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不知不觉，与金老师结交二十多年了。他是我见过的最为温厚和宽容的一位长者，仔细回忆一下，二十多年来，我还真的从来没看见他发过什么脾气，或者说过什么人的不是。
我记得唯有一次，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徐鲁，有件事，我心里憋屈得难受，又没法跟谁说，只有向你倾诉一下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问：“怎么了，金老师？您千万别生气。”
原来，是我认识的一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不太懂事，做事又漫不经心，把金老师的一本诗选集的稿子排得有点面目全非，该空行的不空行，还自作主张地删掉了一些诗行。金老师耐心地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却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好像被置之不理了。
“徐鲁你说，有这样当编辑的吗？”在电话里我就能感觉到，这件事是真的伤了这位一向温厚和宽容的长者的心了，不然他不会感到这么憋屈，要打长途电话向我诉说一番。
即便是这样，他也只是埋怨和感叹了几句而已。当我问他，需不需要我给那位女编辑打电话时，金老师赶忙阻止说：“不用，不用。我就是觉得心里忒别扭，跟你说说就好了。”
除了前面说到的那样一些谈艺书简，让我总是难忘、不时地会回忆起来的，还有三次愉快的旅程，有幸与金老师同行。每次旅途中，也是听金老师论诗谈艺最好的机会，我当然是最大的受惠者。
一次是在1998年，金老师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编了一套《红帆船诗丛》，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我忝列为六位作者之一。这年冬天，主持这套诗丛出版事务的孙建江兄，在哈尔滨举办了一场读者见面会。我从武汉赶到北京，与金老师，还有当时还健在的诗人雷抒雁先生一起，搭乘同一个航班飞往遥远的北国。
飞机飞到东北上空时，大雪弥天，竟然无法在哈尔滨机场降落，只好先飞到沈阳的机场停留了一下，等雪停了再飞。
这次北国之行，我们一起去拜谒了冰雪覆盖的呼兰河，一起瞻仰了萧红故居，是我平生最为难忘的一次远行。
当时，金老师的那本十四行儿童诗名作《我们去看海》，也在《红帆船诗丛》里首次面世，一路上，我不断地请教他写十四行诗的“秘诀”。记忆尤深的是他说到的两点，至今难忘。
一是他引用了散文家普里什文的一句话，说他的天性中，“素来有渴求韵律的愿望”。他说，他对韵律的敏感，对“韵脚”的感知，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听母亲给他念诵童谣和儿歌开始培养起来的，所以他后来一直对中国传统童谣和儿歌怀有敬意和好感，从没停止过对它们的欣赏与研究。
二是他引用了歌德的两句诗，“在限制中显示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自由”，说明十四行诗的那些格律要求，不但没有给他造成束缚，反而总是激起他挑战汉语新诗，包括儿童诗的语言、格律、韵脚等方面的试验的灵感与信心。
因为金老师的这一席经验之谈，我后来也一直把歌德的这句诗奉若圭臬。不久前，我在为他的三组十四行长诗《献给爱的花环》《献给母亲的花环》《献给树的花环》（也被称为“花环诗”）写的一篇文章里，又把歌德这两句诗引来发挥了一下，借以表达我对这三首长诗杰作的一个感受：巨匠总是在限制中表现自己。
还有一次旅行是在1999年，《中国少年报》和《儿童文学》杂志在太行山举办了一次“儿童诗会”。
深秋时节的豫西北，满山秋叶已经红透，山中高大的柿子树已掉光了所有的叶子，枝头上挂满了已经熟透的、像小小的红灯笼一样的“火晶柿子”，而第一场薄薄的雪已经降临……
这次旅行，在太行山蜿蜒曲折的山道上，在人间奇迹般的“红旗渠”边，在初雪飞舞的山居窗前，我几次听金老师谈到他自己的创作甘苦，也交流了我们对同时都在关注的几位作家新作的看法。
当时，参加儿童诗会的还有年届八十的老诗人圣野先生。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厚厚的白纸小本子，随时都在写诗，还喜欢为大家高声朗诵自己的新作。
金老师和我对此也交流过看法，他说：“与圣野先生对儿童诗的挚爱、痴迷与勤奋相比，我们都做得不如他。写儿童诗的人，童心永在，永远不会老，圣野先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还有一次同行，是在2003年早春时节，应香港教育学院、香港儿童文学研究会等机构邀请，金波老师、曹文轩先生和我等，赴港参加了“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因为内地的与会者比较少，会议期间，金老师、曹老师和我三人，几次在香港教育学院空旷的操场上散步、聊天，所以每次回忆起来，都觉得是一次甚为愉快和难得的“谈艺之旅”。
金波老师已是八十初度。历尽了八十多年风风雨雨的过往与遇见，一颗心早已是洗尽铅华、归真返璞，好像重新返回了童年的初始起点。这样一颗宝贵的初心，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敬重的。
奈保尔说：“好的或有价值的写作，一定有赖于作家身上的某种道德完整。”金老师为孩子写作六十多年了，他以儿童为师，以大自然为友，把寻美、向善、求真作为自己孜孜不倦的理想与艺术追求，即使进入了八十高龄，仍然在向着更美的文学盛境迈进，向着更高的艺术高峰攀登。
他用自己一本本美丽的书，为新中国的一代代小读者点亮小橘灯；他也用自己谦谦恂恂的人格和一部部杰出的新作，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传灯和传薪，为年轻的一代作家树立了一种德艺双馨的风范。
近几年来，他几乎每年都会献出一部新作：长篇童话《开开的门》，长篇小说《婷婷的树》，散文新作《点亮小橘灯》《自然笔记·昆虫印象》，还有那三组“鬼斧神工”一般的十四行长诗……这些作品，显示了这位老作家强劲有力的创造力和永不倦怠的探索步态。
但他总是自谦地说，到了他这个年纪，只能写一点“小题材”了，一些小昆虫、小鸟、小树、小花朵，甚至小到在屋顶瓦缝里默默生长的从来不被人注意的瓦松，还有他童年记忆里的那些富有灵性的、永远那么鲜活的“小物件”。他喜欢为这些微小的生命而歌。
其实，世上哪有渺小的题材和体裁，只有渺小的作家。金老师几乎每一篇作品，哪怕是一首短小的童诗和散文诗，也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位儿童文学家的“大智慧”和他的长情大爱。
这也使我想到伟大的特蕾莎修女说过的几句话：“我们一定要为美好的生活而生活，不为‘大’而爱，只为‘琐细’而爱。要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
2017年8月农历立秋，沙湖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