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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铮（1904—1996）这个名字，对不少读者来说也许有点陌生，但这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是画家，也是作家，举办个人画展时，齐白石为她“站台”，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畅销欧洲；她出身于安徽东至的名门望族周家，后随家人定居天津，是真正的“金枝玉叶”，却在九十多年前，像巴金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以叛逆的姿态走出让她感到窒息的“贵族之家”，成为津门轰动一时的“五四少女”；她没有念过小学，却进了中学，没有念完中学，却就读于南开大学。少女时代，她和邓颖超是同窗好友。之后赴法国求学，成为从巴黎政治大学毕业的首位中国女学生。
“二战”时期，周仲铮有五年的时间和家人住在地下室里。战后她成了享誉欧洲的华裔艺术家和作家。她与邓颖超、周恩来保持着终生不渝的友谊。1972年，联邦德国与中国建立了邦交关系后，她又为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许多贡献，被周恩来总理赞为“中西文化的使者”。她的先生是一位汉学家，晚年她把自己的藏书和毕生的作品都捐给了祖国。
安徽东至县，在清代称为建德，因与浙江一个县同名，后改为秋浦、至德，后来又与相邻的东流县合并，称为东至。东至周家，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政界、民国时期的实业界，以及新中国诞生后的学术界，可谓声名显赫。周仲铮的祖父是晚清重臣周馥（1837—1921），字玉山，做过李鸿章的幕府，后来先后担任过朝廷任命的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周馥共有六个儿子：学海、学铭、学涵、学熙、学渊、学煇。长子周学海是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任过浙江候补道（清代官职），后来厌弃仕途，离开官场成为医学家。周学海有五个儿子，三子周明暹（即周叔弢），是著名爱国人士、实业家和收藏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有十个子女，其中八人成为高等学府的著名教授。
周馥的四子周学熙，即周仲铮的四伯父，有“北方实业巨头”之称。周仲铮的父亲周学煇是周馥的幼子，任过湖北武昌的候补道，后来厌弃官场，跟随四哥弃政从商。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周家与德国几代汉学家都有渊源。我们从德国汉学家卫礼贤（1873—1930）夫人写的回忆和卫氏传记里，从周叔弢的长子周一良的回忆录里，都能看到一些踪影。
曾有人说过，曹禺（万家宝）的名剧《雷雨》里的周朴园和“周公馆”，是以周学熙为原型的。周学熙离开官场在天津办实业时，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和他关系密切。周学熙在周家大排行老九，曹禺这一辈称他“九老爷”。万德尊不幸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瘾，病故前曾将妻儿托付给“九老爷”。万家的股票，也曾交由周仲铮的父亲帮忙托管。所以，少年时的曹禺经常会去天津泰安道周仲铮家领取学费，周家在天津的那个“很大很古老的房子”，在少年曹禺心中印象深刻。但《雷雨》的故事与周家的故事大相径庭。曹禺后来专门撰文说：“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往来，但事件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住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倒是《雷雨》中的周冲、四凤这些青年人身上对令人窒息的资产阶级家庭和不平等的封建制度的反抗精神，与周仲铮身上那种对旧礼教的叛逆、对新思想的向往，是一致的。
1904年7月20日，周仲铮出生时，祖父为她取名“莲荃”，意为“荷香”。莲荃出生后不久，父亲周学煇出任湖北武昌候补道，母亲就带她前往武昌居住。她和哥哥、姐姐和两个弟弟，在武昌度过了七年的童年时光，后又跟随父母到上海等地居住。《小舟》（周仲铮著，卢居琴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出版）以细腻和清新的文笔，讲述了她童年和学生时代独特的经历与心路历程。“小舟”是大学时代同窗们对她的昵称。
她的童年时代，正处在黑暗腐朽的清王朝风雨飘摇、即将土崩瓦解之时。但她在书中并没有正面去书写天地玄黄的时代风云，而是以一个女孩子的视角，从家庭成员一言一行的细节入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读者们从一些细枝末节里，从一家人的辗转迁徙中，从深宅旧巷、烟雨楼台的物是人非与名物、风俗的转移秘密里，也可辨认出那个改朝换代的大时代真实的样子，听到那个时代的风声和雨声。弦歌散尽，人去楼空。芭蕉和翠竹斑驳的影子，缓缓移动在南阁北窗，海棠和银杏树叶，也默默卷过光影晃动的庭院回廊，时代的风雨，竟是无情地涤荡了一座座华丽不再的深门大宅。高悬的月亮，虽然还是昨夜的那一轮，但繁华已逝，老屋无言，多少旧日的楼台，都迷失在岁月的烟雨之中……《小舟》的叙事和回忆里，处处流淌着这样悠长的韵味。
“我掉了一颗乳牙，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说：‘上牙掉了，要把它放在低处；下牙掉了，要把它扔到房顶上去。这样，人长大后才会有一口漂亮的牙齿。’我掉的那一颗是下牙。保姆把它扔向房顶，它掉了下来。保姆再扔一次，它又滚落下来。保姆只好继续扔，直到它终于留在了房顶上。我高兴极了。”
作者的叙事里，有冰心般的温婉，也有林海音似的细腻与敏感。成长中的点点滴滴，都完好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也闪耀在她清丽的文字里。她的童年生活故事，确如一只小舟缓缓飘摇，暂时还没有大起大落和纷纭复杂的情节。她用散文的笔调记录着成长中细微的遇见与感触，用丰盈的小细节支撑起了悠长的故事讲述，让读者看到了那个时代大户深院里的儿童生活，也呈现了幼小的生命和纯真的童心的澄澈、活泼与可贵。
住在武昌的时候，孩子们有自己的一个小花园，他们学种了不少蔬菜，还收获了两个大紫茄子。母亲答应，明天中午就做烧茄子给他们吃。接着，作者写道：“可惜，我们没等到母亲口中的这个‘明天中午’。第二天黎明，我们一家就突然离开了武昌。祖父被派去上海，我们也得随行。……我在武昌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从此，再也听不到窗前小鸟的歌唱，再也看不见学堂前四棵漂亮的芭蕉树，再也欣赏不到那童话般的荷塘，再也吃不上浸泡在大水桶里的西瓜，再也不能在中元节里接那被和尚道士抛落的小馒头。被我们悉心照料的小菜园，也同其他所有的一切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年是1911年。时代的风雨打湿了童年的小窗。武昌起义爆发后，作者跟随家人离开武昌，搬去了上海居住。
作者的母亲是扬州人。江南女子都喜欢养蚕和刺绣。春天里，母亲在竹箩里养了许多蚕。作者用大段的文字描写了母亲养的那些蚕儿和蚕儿吃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其中有个细节：不久，孩子们总听母亲对父亲说“是时候上山了”。孩子们以为，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去爬山玩了，因为他们家在庐山牯岭有两处别墅。哪知道，母亲说的“上山”，是指让蚕儿们爬上用稻草扎成的小草山，准备开始吐丝结茧了。像这样的小细节，作者写得真实、准确而又鲜活动人，也完全贴着小孩子的心理来叙述。在这一章的结尾，作者又写到一个细节：“母亲把几张沾满蚕卵的白纸放在了衣柜里。有一天，当她打开衣柜收拾衣服时，突然发现，那些小墨点已经开始蠕动。母亲这才意识到：春天来了。”描述是那么准确，而又干净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刚刚熟悉了上海的生活，作者的父亲被选为北京议会的议员，于是，举家又从上海迁到了北方的天津。在天津，周家是一个真正的大家族，亲戚众多，足足有五代人。周家大宅院给少女小舟这样的印象：“这是什么样的院子啊！没有绿草，也没有成林的树木，只有一棵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树上光秃秃，连一片枯叶都没有。……当人穿过院子时，总有一种感觉，好似行走在被劈开的寒冷彻骨的海水中间，我甚至都不能自如呼吸。”
而更让这个少女感到压抑的，是沉重的封建礼教笼罩下的这个大家族里，繁文缛节、规矩众多的沉闷和死寂的生活。男尊女卑、长幼有序、嫡亲庶出……各种礼数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令她感到无所适从。就连她和兄弟姐姐一起读书的私塾，也唤不起她的兴致。“我不懂自己在念些什么，只觉得和哥及杏姐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哀伤，我自己的读书声里更是带着哭腔。”渐渐地，“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的躯体里，此刻正有小小火苗燃起。我感受到它的摇曳，我愿让它长明不熄。我愿这火苗照亮我前行，交给我人生的真谛”。
虽然每年也有夏蝉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不知疲倦地鸣唱着：“夏天到了！夏天到了！”但是，纯真的少女已经失去了童年时的荷塘和莲花。“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黯然神伤。我已十三岁，是一位‘小姐’了。”反叛的种子，正在她的心中无声地萌芽。她在等待着一个时机。“我已经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我不要再待在这个家里，我要奋起反抗那些家规旧例……”
果然，就在祖父去世的日子里，趁着家里忙乱的时候，她给双亲留下一封信，言明自己出走的理由，还把《新民意报》的地址留作联系地址，然后夹起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小包裹，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了！“如同一个战士披上战衣冲上战场。战斗已经打响！”她的一个闺密友伴峙山还帮着她拆散长辫、盘起发髻，以显示与旧礼教、旧世界决裂的决心。
“长辫拆散，发髻盘起”这一章，写的是她在离家出走那个夜晚前前后后的各种安排和心理轨迹。这一行动的惊世骇俗自不必说，作者写的也是惊心动魄，把书中原本是韵味悠长的散文化叙事推向了紧张的高潮。
“我得只身走入并面对外面的世界。此刻，我独自一人坐在这个昏暗狭窄的小屋子里，感觉从未如此形单影只。没有家，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一切正如我所愿。
“天色渐黑。乌鸦的叫声听着凄凉而悲惨。我没有哭泣。童年已逝，我亦蜕变成一名反抗家族与双亲意愿的斗士。我今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双亲还爱我吗？他们会忘记我吗？他们会原谅我，并允许我去上学读书吗？……”
因为有真实和深刻的体验做底子，书中的心理描写才会如此准确和生动。至此，一个受到“五四”风雨的洗礼而生出了叛逆和渴望之心，毅然走出了大宅深门的“五四少女”的形象，活脱脱站在了读者面前。
后面的故事是：她的家族对她的出走自然感到十分丢脸，父亲在报纸上登出启事：“自儿离家，母伤心至极，甚念。望见字速归。求学一事再议。父。”气愤中的父亲还对家人声言：“等她回来，一定得把门锁好。”而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说：坚持！坚持！不要软弱！不要软弱！
她的抗争和离家出走，也成了天津新闻界的一桩热谈，甚至惊动了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她在大姐和好友峙山的帮助下，进入了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周家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最终答应送她正式入学读书。结果，她先后被天津北洋女师中学班和南开大学录取就读。
“这个孩子早晚有一天会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她离我们远些，或许也不是坏事。她在家里，对其他孩子来说就是个坏榜样。”在作者出国之前，她从嫂子口里听说，父母亲有过这样无奈的感叹。这同样也是坚定她逃出家庭，去往远方的决心的一个原因。
1924年9月21日，刚满20岁的周仲铮，南开大学还没毕业，就与两位同学一道从天津乘船去往上海。临走的前夜，她与双亲告别时，写道：“母亲的心在颤抖，眼睛和嘴唇也在抖动哆嗦，可是她忍住不哭，只说了一句：‘走吧！凡事小心！’该说的她都已说过。”轮船带着她奔向了另一个世界。《小舟》的故事至此结束。
《十年幸福》（周仲铮著，卢居琴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出版）是《小舟》的续篇，叙述了她在欧洲度过的艰辛曲折的求学生活。正如她在前言里所说的：“这位女性曾想走上一条与中国传统旧式妇女截然不同的道路，曾想通过自身的不懈抗争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这条先驱之路上荆棘遍布，障碍重重。”在《十年幸福》里，我们看到了她不畏艰难、孤身向前，以坚强的毅力在异乡奋斗的故事。
“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会有挚友自遥远的家乡而来。心中无尽的悲伤，在汹涌的波涛声中被彻底埋葬。”她用这四行诗道出了自己在异乡的心境。有道是“苦心人，天不负”，她不仅完成了在巴黎政治大学的学业，成为从该校毕业的首位中国女学生，还攻读了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在个人生活上，她为人妻，为人母，拥有了自己小小的幸福。
因为所见所闻、所思所述都是在欧洲的生活，所以《十年幸福》里的文学色彩，比《小舟》更为浓郁。在流畅的叙事同时，不时有一些清丽的风景描写和淡淡的“抒情”段落，描画和衬托着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比如：“小路上长着一些灌木，有一些枝头已经有了花骨朵，小鸟飞来，轻吻一下花骨朵，接着就又飞走了。我的思绪有些凌乱，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想念母亲。”
从《小舟》到《十年幸福》，周仲铮完成了自己的蜕变，从那个具有叛逆精神的“五四少女”，变成了精神独立、思想成熟的新女性。在此后的岁月里，她在文学写作和绘画领域里，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她的文学作品还有《金花奴》《树王》《小采鱼》以及《必须是红红的，必须是圆圆的》等。
作者多才多艺。《小舟》和《十年幸福》的全部插图及封面图，都采用自己的木刻绘画，质朴而简洁的木刻艺术，化繁为简，以少胜多，不仅完美地传递出了“中国故事”的神韵，对于书籍来说，又极具装饰性和文学质感。
《小舟》最初在德国问世，接着被译为英、法、意、荷等语种译本，一度成为欧洲的畅销书。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首次出版了中文版，由著名女画家郁风作序。可惜的是，这个版本当时印制得比较简陋，印数也不多，早已绝版了。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小舟》和《十年幸福》是幸运的，在今天又遇见了新的“知己”。一位年轻的“90后”编辑汪可，偶然看到了“文联版”的《小舟》，竟然爱不释手，心心念念，再也难以放下，费了几年工夫，终于辗转联系到了该书版权所在的一家德国出版社，取得了《小舟》及其续篇的中文版授权。出于对这两部书的挚爱，这位编辑小姐姐又精心挑选了奶白色洁净素雅的布面材料，几乎是用原版“复刻”的方式，完整呈现了原书的木刻插图、封面图和装帧设计上的肌理纹路、质感与美感。所以，这两本书的被“重新发现”，也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出版的“后浪”力量。
2020年8月18日，东湖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