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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曾涉足过幼儿文学。连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大师，都编写过传世的幼儿文学作品。他的《拔萝卜》《李子核》等，可谓幼儿文学的典范之作。
好的幼儿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把在草地上戏耍的孩童和坐在壁炉前取暖的老人都吸引过来的魅力。
幼儿文学，是难能可贵的文学，是一种高超的“浅语的艺术”。世界上没有渺小的题材和体裁，只有渺小的作家。
我们见识过许多无限深奥的作品，深奥得如同哲学和寓言，甚至我们干脆叫它们哲学小说、寓言小说。
但是，浅至无限的作品呢？我们似乎没有见识过。深不可测，其实，浅亦不可测。
幼儿文学，是那些内心里具有“母性”的作家，献给小孩子生命之初的温暖的“纯诗”。它应该非常的柔和、单纯、光明、温暖、美丽和悦耳动听，应该是一种“天籁之音”，不应该带有半点的深奥、杂质和噪声。
好的幼儿文学里，一定有一种纯净、光明、柔和的“佛性”。其实，童心即佛性。如齐白石画的小蝌蚪、小虾，丰子恺的儿童画，韩美林笔下的小狐狸、小狗，意境近似。
幼儿文学里会有德育，会有智育，会有美育。
幼儿文学里也会有文字和语言的感染力。
幼儿文学里更会有谐谑、趣味和游戏。
有时，幼儿文学可以是“无意义”的，仅仅是给小孩子们提供一种轻松、逗趣和谐谑的文字游戏，就像中国传统童谣里的“逗趣歌”“绕口令”和“颠倒歌”，没有什么逻辑性可言，甚至带点“无厘头”的意味。但是语言文字上要十分顺口，富有韵律感，让小孩子们念起来，像在念文字游戏般的“绕口令”一样，获得一种开心和趣味。
幼儿文学，是亲子阅读的文学。
幼儿文学，是一种真正的“悦读”。
小孩子首先获得的是心灵上的安全感、愉悦和放松，还有对母语的语感的感知和体会，才有那么一点点美德熏染、生活习惯、常识认知上的收获。
幼儿文学是最讲究语言、最需要字斟句酌的文类。
小说家汪曾祺先生讲到过一个写作上的细节：他有一部短篇小说，是写他小学时的一位国文老师的，那位老师是小学校歌歌词的作者。他的小说是从一首小学校歌写起的。
原来的开头是：“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
在一般读者如我辈者看来，这个开头没有什么不妥的，挺好。可是，汪曾祺先生还不满意。他是一位十分讲究语言的作家。他在外面转了转，回来换了一张稿纸，重新修改了开头：
“很多歌消失了。”
显然，这个开头更加简洁和峭拔了。
这个开头，也是很好的“浅语”。当然，汪曾祺先生并不是在写幼儿文学。
这个细节给我的启示是：写幼儿文学，就应该这么来对待语言和推敲语言；写幼儿文学，就应该这么细致和耐心。
图画书、幼儿画报、幼儿文学报、亲子教育杂志，以及众多的亲子网站，应该成为幼儿文学主流载体。
有的图画书是直接给小孩子看的，有的是给家长和幼儿园老师看的。但目前它们还没能进入所有的家庭，实在可惜，需待时日。
很多幼儿文学作家，是从幼儿文学报刊走出来的。因为幼儿文学几乎都是短篇或极短篇的篇幅，最适合在幼儿报刊上传播。
几乎没有哪位幼儿文学作家是直接从图书里走出来的。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就是幼儿文学。
那是一首短小的儿童诗《悄悄话儿》，在上海《儿童时代》半月刊上发表。之所以向《儿童时代》投稿，是因为我在故乡胶东念小学时，就读过这本儿童刊物，印象很深。
可惜的是，发表我这首小诗的这期刊物的目录上，诗歌栏目下的作者名字，只有“圣野、樊发稼等”的字样。
这首只有短短六行的小诗，对于中国当代幼儿文学而言，当然微不足道，却是我个人创作道路上所迈出的阿姆斯特朗式的“一大步”。
这个小喜剧一直埋藏在我心里。同时我想，它也将一直埋藏在1981年某一期《儿童时代》里，永远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不料，过去了二十多年后，我突然收到一部印制精美的《中国经典儿歌·新儿歌》（尹世霖主编），该书选编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05年的原创儿歌约二百首。令我惊奇的是，我的那首鲜为人知的处女作《悄悄话儿》，竟然被收录其中。
这是幼儿文学带给我的惊喜和光荣。
20世纪80年代，幼儿报刊好像比现在要多得多。
我记得曾给辽宁的《好孩子画报》，给著名的《幼儿画报》，给同样著名的《小朋友》和《幼儿园》，还有江苏的《儿童故事画报》、湖北的《小朋友故事画报》、浙江的《幼儿故事大王》都写过一些幼儿文学作品。
还好几次获得过《好孩子画报》《小朋友故事画报》的年度奖。
后来，我有一些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诗和儿童散文，如入选台湾地区教材的《大地巨人》《散步的小树》，入选香港特别行政区教材的《一片红树叶》《夏日雨景》《大地巨人》，入选其他省市教材的《美丽的心愿》《一片红树叶》《献给老师的花束》等，也都是“幼儿文学”。
这同样是幼儿文学带给我的光荣。
随着幼儿文学的载体越来越少，我一度退出过幼儿文学创作。
可见，幼儿文学作家是需要园地和土壤的。不然，把种子撒在哪里呢？
2009年10月1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