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克劳德·贝耶迪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80年圣诞节，在巴黎，他正在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时年十九岁。读的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达松法尔》。那时年轻的让-克劳德·贝耶迪还不知道《达松法尔》是三部曲之一（另外一部是英国题材的《花园》，还有波兰题材的《皮面具》，《达松法尔》则是法国题材）。但是，这一无知，或曰知识空白，或者阅读疏漏，可以归咎于年少，可这并未丝毫减弱《达松法尔》在他心中产生的惊奇与敬佩。

让-克劳德·贝耶迪从1980年圣诞节那天起（或者说从阅读完《达松法尔》那天深夜起），就变成了一位热情的本诺迷并且开始了寻找本诺其他著作的朝圣之旅。这任务可不容易完成。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是在巴黎，要设法弄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也绝非易事。困难是各种各样的。在他念书的大学德国文学教研室图书室里，关于阿琴波尔迪其人，没有任何资料。让-克劳德的老师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本诺。有个老师告诉让-克劳德：他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十分钟后，让-克劳德才愤怒地（或者吃惊地）发现：老师耳闻的这个人是意大利画家，而对这位画家，这位老师也无知到了傲慢的程度。

让-克劳德给出版《达松法尔》的德国汉堡出版社写信，却一直没有回音。与此同时，他也跑遍了在巴黎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德语书店。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在德国文学辞典里出现过；还在一本介绍普鲁士文学（比利时出版）的杂志上提到过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但让-克劳德始终不知道那提法是玩笑，还是认真。1981年，让-克劳德随同系里三位朋友前往德国巴维尔旅行，在那里，在慕尼黑乌拉姆斯大街的一家小书店买到了两本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一本是不到一百页的《米慈的宝物》和前面提到过的英国题材的《花园》。

阅读这两本书愈发加强了让-克劳德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1983年，二十二岁的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达松法尔》。谁也没要求他翻译。那时没有任何一家法国出版社对这个奇怪的德国名字感兴趣。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这本书的基本原因是他喜欢，因为他翻译《达松法尔》的时候感到愉快，虽说他也盘算着在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之前，提交一份成果作为论文，而且谁知道呢，将来也能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基础吧。

1984年，他完成了《达松法尔》的翻译定稿。一家巴黎出版社经过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百般矛盾地审读之后，接受了译稿，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这部作品；出版社准备最多印刷不超过一千册。经过两次互相矛盾但态度积极，甚至过分积极的宣传介绍之后，三千册《达松法尔》一销而空，从此打开了第二、三、四次印刷的道路。

到了那个时候的让-克劳德·贝耶迪早已经读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十五部著作，翻译了其中两部；几乎被文学界一致看成是整个法国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头号专家了。

于是，让-克劳德才回忆起第一次阅读阿琴波尔迪著作的情景，才想起自己那时年轻、贫穷，居住在小房间，与十五个人共用刷牙、洗脸的盥洗室；那十五个人挤在黑暗的阁楼居住。让-克劳德大便的地方不是什么卫生间，是与那十五个人共用的臭茅坑。如今，那十五个人里有的已经拿着大学毕业文凭回各省去了，有的已迁居到巴黎某个较为舒适的地方去了；只有少数几个依然留在原地混日子，或者慢慢臭死。

同样，他还回想起自己节衣缩食的样子，埋头查阅德语辞典的样子：伴着一盏孤灯，消瘦，顽强，好像他整个是由骨头和肌肉组成的意志，没有脂肪，狂热地工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句话，是首都大学生的正常形象，但他心里有一种上瘾的东西、一种兴奋剂，让他想哭泣，如同19世纪一位荷兰拽文诗人说的，像一种打开激情和看上去像是自我怜悯，但又不是（那么是什么？是愤怒？或许吧）自我怜悯闸门的兴奋剂；这上瘾的东西让他想了又想，但不是用话语，而是通过痛苦的形象，回想他的青年学生时期；经过整整一夜，也许是无用的一夜，心里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第一次独立生活的时期总算结束了；二是，光明的前途已经展现在眼前，为了保证前途光明，他应该继续意志顽强，这是他对阁楼生活的惟一纪念。他觉得坚持顽强的意志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

让-克劳德·贝耶迪1961年出生，到1986年已经是巴黎的德语教授了。皮埃罗·莫里尼1956年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镇上，虽然他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76年，也就是说，比让-克劳德早四年，但是翻译阿琴波尔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叉的分叉》是1988年了，而且送到意大利各家书店时遗憾多于快乐。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在意大利的处境，与在法国大不相同。实际上，皮埃罗·莫里尼并非意大利第一个翻译阿琴波尔迪著作的人。另外，落到莫里尼手中的第一部阿琴波尔迪长篇小说是《皮面具》的意大利译本，译者是个什么克罗西莫，出版时间是1969年。继《皮面具》在意大利落户之后，1971年出版了《欧洲的河流》，1973年出版了《遗产》，1975年是《铁路之美》。但是，此前，1964年罗马一家出版社出版过阿琴波尔迪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不乏战争故事，书名是《柏林渣滓》。因此或许可以说阿琴波尔迪在意大利并非完全鲜为人知，尽管也不能说他是成功作家、半成功作家、不大成功作家，而是成绩为零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躺在书店发霉的书架上无人问津，或者降价处理，或者被遗忘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等候切纸机裁处后化为纸浆。

莫里尼当然没有被阿琴波尔迪作品在意大利读者中的暗淡前景所吓退，译完《分叉的分叉》，他分别给米兰和巴勒莫的两家杂志撰写了两篇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一篇是研究《铁路之美》的命运问题，一篇是研究《忘川女》和《比特丘司》中的意识和过错的种种伪装。《忘川女》表面上看像情色小说。《比特丘司》篇幅不到一百页，在某种程度上像让-克劳德在慕尼黑小书店购买的《米慈的宝物》，主要情节是介绍阿尔贝特·比特丘司的生平遭遇，这个人物居住在贝尔纳州，是路策尔富鲁地区的牧师，写过布道文章，使用笔名“耶雷米亚·戈特黑尔夫”。两篇文章都发表了，莫里尼介绍阿琴波尔迪其人的说服力或者文章魅力清除了许多障碍，因此1991年莫里尼的第二部译著——《圣托马斯》，得以在意大利问世。那个时期，莫里尼在都灵大学讲授德国文学，此前医生们诊断出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经历了这种奇怪而严重的意外，造成他此后终身坐着轮椅。

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是通过别的渠道接触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他比莫里尼和让-克劳德都年轻，在大学前几年没学德国文学，而是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在诸多伤心的原因中，有一条就是想当作家。关于德国文学，他只了解（皮毛而已）三位经典作家：荷尔德林，因为他十六岁时以为命运安排他写诗，于是把一切可以弄到手的诗歌作品统统阅读了一遍；歌德，因为在中学最后一年，一位幽默的老师建议他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认为他有可能找到知音；席勒，因为阅读过席勒一个剧本。后来，他常常阅读一位现代作家的作品——荣格尔 ，主要原因是怕落伍，因为马德里的作家们（他表面上敬佩，骨子里十分仇恨）喋喋不休地总说荣格尔。因此可以这样说：曼努埃尔只了解一位德国作家，那就是荣格尔。起初，他觉得荣格尔的作品很出色，由于大部分荣格尔的作品已经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所以轻而易举找到了这些书并且一一读完。假如不这样轻而易举，或许他更高兴些。另外，他交往的人不单单是荣格尔的崇拜者，而且其中有些人是荣格尔的译者，这对曼努埃尔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渴望见到的光辉是原作者的，而不是翻译家的。

岁月的流逝常常是悄悄的和残酷的，这带给曼努埃尔的是某些不幸：迫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很快发现迷恋荣格尔的圈子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坚定地追随荣格尔，而是像一切文学圈子一样，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不错，秋天是荣格尔派，但是到了冬天就突然变成了巴罗哈 派；到了春天成了奥尔特加 派；而到了夏天，则离开聚会的酒吧，上街高唱田园诗，纪念卡米洛·何塞·塞拉 ，如果在上街活动中多些青春和狂欢的气氛，他或许还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套，因为骨子里他还是爱国的嘛，但绝对不会像那些冒牌的荣格尔迷做严肃认真状。

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叙事学论文在圈子里的看法，意见之坏，让他有时，比如一次烛光晚会上，认真思考：那些人是否言谈话语之间并没请他参加活动的意思，而是要求他少来打搅，以后别再露面了。

还有更为严重的是，当荣格尔本人来到马德里时，小圈子为他安排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 ，这是文学大师突发奇想，非要看看这建筑群的景观，曼努埃尔打算加入陪同之列，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行，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好像这些冒牌的荣格尔迷认为他没有足够的成就可以做大师的陪同，或者好像他们担心曼努埃尔用年轻好胜的妙语连珠会让大家出丑；但正式给他的说法（可能一时出于怜悯）却是：他不会德语，因为凡是陪同荣格尔一道郊游的人们都会德语。

到此为止，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与西班牙荣格尔迷们的故事算是结束了。于是，开始了孤独的季节，雨季，有种种打算，有时互相矛盾，有时则不可能实现。那个季节的夜晚既不舒服，更不愉快；但是曼努埃尔发现有两件事在开始几天帮了他大忙：绝对不当小说家，一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青年勇士。

他还发现自己年轻气盛，怨天尤人，浑身充满了忧愤，只要可以减轻马德里这孤独、多雨和寒冷的分量，哪怕杀人都在所不惜。但是，他宁可把这一发现留在暗处，聚精会神地接受永远不当作家、给他刚发掘的价值观捞取种种好处。

于是，他就在大学继续攻读西班牙语文学，但是同时又选修了德语系的课程。每天睡上四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读书中去。在完成德语文学学位之前，他撰写了一篇论文，有二十页，论述维特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先后发表在马德里一家文学杂志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报上。二十五岁，他已经拿到了这两种语言的学位。1990年，他获得德国文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1991年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到那时，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已经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国际大会和圆桌会上的常客了。他掌握德语的水平，不能说出色，但过关绰绰有余。他还能讲英语和法语。如同莫里尼和让-克劳德一样，曼努埃尔也有一份好工作和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学生和同事都非常尊敬他（凡是能尊敬他的地方）。他没翻译过阿琴波尔迪以及任何德国作家的作品。

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三人除去都喜欢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三人都有钢铁意志，百折不挠。实际上，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但是这要等到后面再说。

丽兹·诺顿则相反，她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女强人，也就是说，她不制订什么中长期计划，也不发挥自己的能量去完成计划。她缺乏毅力。有痛苦就哭，有快乐就笑。她不能确定明确目标，不能坚持不懈地把行动贯彻始终。再说，也没什么目标足以让她动心或者喜欢到保证全面完成的地步。“达到目的”用到个人问题上时，她觉得这说法太小气了。她常常在“达到目的”中间加上“生活”二字，个别时候，再加上“幸福”。假如毅力与一项社会要求联系在一起，就像威廉·詹姆斯 认为的那样，那么去打仗比戒烟容易；而对丽兹而言，那她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性。

一次，在大学里，有人说“你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人”，她听了很高兴，但并没有因此就去阅读威廉·詹姆斯的著作，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总是始终不读罢了。她认为，读书直接与快感联系，而不是直接联系知识，或者费解的事情，或者话语的结构和迷宫。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主张后者。

她发现阿琴波尔迪的过程是四人里最没有心理创伤或诗意的。1988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在柏林生活了三个月，其间，一位德国朋友借给她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她不熟悉。作者的名字让她感到奇怪，她问那位德国朋友：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德国作家却带着意大利的姓氏，而且带着一个“冯”的贵族头衔在前面！那位朋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说，可能是笔名吧。为了奇上加奇，他还补充说，在德国，男人名字用元音字母结尾也不寻常。女性名字是有的，但男性的确没有。那部长篇小说就是《女盲人》，她喜欢，但是还没到立刻跑到书店去购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其他作品的程度。

五个月后，丽兹·诺顿已经回到英国，收到了那位德国朋友寄来的礼物。她一下子就猜中了是阿琴波尔迪别的长篇小说。她读了，很喜欢，在学院图书馆寻找这位有意大利姓氏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她找到了两部：一部是在柏林读过的《女盲人》；另外一部是《比特丘司》。读完《比特丘司》之后，她真的跑出门去了。在方格庭院里，天上在下雨，方形的天空像机器人苦笑的脸，或者像按照我们人类模样制造的上帝；在公园的草坪上，雨丝斜斜地落下，但是这同样也可以意味着雨丝斜斜地通天啊，随后斜线（雨滴）变成了圆圈（雨滴），被长着绿草的土地吞噬；绿草和土地似乎在说话，不，不是说话，而是争论，它们难懂的话语像是晶体化的蜘蛛网，或者像是晶体化的小小呕吐物，像是几乎听不见的吱吱声，好像那天下午丽兹喝的不是茶，而是仙人掌汁。 lSQqPkOoJNl1Fed5GW60vgEQwIhSdQ19OxLFfIralSMDFHnmOWk3kogk9g/m1L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