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危机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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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理解农民持续的不满和要求如何催生出“法国大革命”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我们必须把视角拉大，从更多角度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面临的境遇。大革命源于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危机，各个阶段的危机涉及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庞大，有些群体在上一段危机的涉事者看来还在冷眼旁观，在这一阶段就已经挺身而出，表明自己关心什么问题、阐明自己的愿望，大革命涉及的问题范围也因此逐渐扩大。

回顾18世纪60年代，长期的战争债务问题激发了许多改革尝试，而在王室政府和司法阶层精英之间似乎出现了争端。大臣被委任执行王室的“专制”意志，而贵族法官宣称自己是古老宪法的捍卫者，因此有权反对可能会对特权结构产生威胁的税收改革。老国王路易十五在他统治的第六个十年里厌倦了争论，因此在18世纪70年代初关闭了最高法院，他似乎是本着一种颇具前瞻性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行事。

但是，法官们的说辞在更广大的受过教育的民众中反响很好，这些民众来自王国的资产阶级，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以及知识分子机构中日益活跃，相互影响。一本名叫《民意》的小册子用激烈的措辞，不顾重重审查，谴责关闭法院是违抗宪法的行为，是一场叛国的政变。而年轻的新国王路易十六于1774年登上王位时，恢复了最高法院的所有权力，并明确表示自己愿意遵循这种无懈可击的观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新国王雄心勃勃地支持无可争辩的“开明”财政总监杜尔哥，却因为他的经济自由化政策遭到最高法院和其他地方保守派势力的诋毁，最终造成了更多困境和政策上的灾难。此后，市场管制政策的取消在巴黎地区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粮食暴动。在此影响下，杜尔哥下台，市场管制政策也被迅速恢复了。

法国王室借着“民意”的高涨，让对美国独立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从秘密走向公开。这场针对旧“英国人”的新战争非常受公众追捧，而这个新美洲国家的共和主义精神，依靠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精明形象，奇特地吸引了法国贵族军官阶层的热情支持。18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政府严重依赖贷款和传统的临时战时税收来拨款给陆军和海军，避免了进一步的危机。但是，在一场高层政治争端将富有热情的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赶出政府之后，他的继任者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完全无法维持的局面。

债务负担已经膨胀到就算不进行任何重大改革，仅仅试图缓慢而长期地偿还债务本身，也足以使国家财政状况崩溃的程度。从1783年开始的几年和平时期带来了减税的紧急政治需求，但没有带来任何解决方案。到1786年，路易十六和他的财政总监卡洛纳决定通过权贵会议这种曾经短暂存在于17世纪的手段，绕过顽固不化的最高法庭。权贵会议是一个由精心挑选的、来源范围更广的社会和政治精英组成的机构。如果王室的改革获得权贵会议许可，便可以无视法院的阻挠，得以合法化。

与前几次危机一样，这些权贵并不像政府期望的那样被动地默许政策通过。在1787年2月的会议上，他们谴责财政总监的无能导致了现有的债务状况，并认为改革会威胁到宪法赋予特权阶级的权利。几个月后，随着卡洛纳丢掉总监之职，这些人再次让王室为获得短期应急手段而陷入和最高法院的斗争。双方都越来越多地企图吸引“民意”和“民族情绪”，大臣威胁法院，说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对手抛向人民，这种说法就像是要将对手抛向恶狼一样。

1788年春末最高法院第二次被废除时，事态进一步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波动乱，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18世纪70年代的水平，毕竟当时还只是发发小册子，而这次已经演变成大规模暴动。1788年8月，走投无路的王室几乎完全失去了资金储备，国王不得不让步，再次恢复最高法院，以便获得他们急需的短期借款。召开三级会议的想法已经不可避免，这个会议象征着政府“专制主义”模式的终结，历史性地回归到人们普遍轻率地理解为更加开放、更具协商性的国家统治形式。

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这种集会在过去断断续续地存续，持续召开的时间通常很短，而且往往是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最开始权贵抵制得十分激烈，并示意可能得等上四五年才能召开三级会议，但到1788年夏天，在次年召开三级会议仿佛成了将国家从分崩瓦解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手段。但是，上次召开这个会议还是在1614年，当下该如何召集这样一个议事团体呢？1788年9月，巴黎最高法院的法官、宪法正义的守护者们，宣布了从他们的角度看来唯一合乎逻辑的答案：把与会成员像上次一样分成三级，即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阶级”，他们将拥有平等的表决权。

这也为法官们参与政治斗争的情况敲响了丧钟，因为先前支持他们的开明民众似乎终于意识到，法官对现实的落后看法会将绝大多数公众置于被动的边缘化过程中。而且，由于王室放松了对与会代表构成的审查，法官们被一波又一波的文章、小册子和书籍淹没，它们宣称第三阶级才是真正的国家意志，应该在会上拥有发表决定性意见的权利。

眼下，整个精英阶层面临着一场广泛的公众动员，而他们继续对这个问题施以模糊处理方式。到年底，大臣们勉强同意第三阶级的代表人数可以翻倍，但到底是否采取按人数计票的方式，好让这种翻倍具有实际意义，这个问题被搁置，留给未来与会的“阶级”们自己决定。而政府方面，在再次受聘的、“创造奇迹”的财政总监内克尔领导下，在短期的财政应急手段上耍了些花招，所以对选举和陈情书的起草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指导意见。王室政府仍然坚信人民会老实地按照会议议程安排行事，而那些认为自己能引导民意的受过教育的人同样确信，整个国家都将听命于他们的安排。

到1788年底，这个国家的居民正经历着一个近乎饥荒的冬天，他们不再愿意被动地追随任何人，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无论是通过陈情书还是直接付诸行动，他们都明确且颇具威胁性地强调了这一点。还是在这几个月里，另一股政治势力也开始聚集，贵族们被迫意识到，在前几年所有的精英反抗运动中，他们自认为具有的那种天生的、上帝赐予的社会优越性受到的威胁实际上并不是来自王室专制主义，而是来自王国中被他们鄙视的广大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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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会议危机爆发之前，法国贵族们在观察自身周围的社会环境之后会有很多理由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渴望过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律师和商人一有机会就会将毕生积蓄投入追求土地和封建权力中，以追求一种不受生意所恼，能够将自己奉献到更高事务中去的贵族生活。法国各地的贵族们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广泛传播的开明社交制度增光添彩。无论是官方学院还是非官方的地方文学团体，都加入了诸如农业改良协会之类的团体，以促进文明和改革意见的交流。与此同时，贵族也从一个更肮脏、灰暗的方面认识到了自身地位能带来的利益：昂贵的王室官职就像封建权力一样可以交易，从蓬勃发展的全球贸易中得利的大量新富人对这种交易的需求攀升，这让官职价格在18世纪80年代飞涨，而贵族们正是看中了这个天价市场。

选举进程打乱了这一切。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它突然在那些实际上被法律承认的贵族和那些只是在社会阶层上游、过着“贵族生活”的人之间劈开了一道裂口。任何没有必要的认证文件的人都只能加入第三阶级，和那些乌合之众一起投票，还有许多贫穷的乡绅和前任部队军官对于重新发现自己经过官方认证的血统中的权力要胜于那些刚刚发迹不久的暴发户这一事实感到非常开心。这一点在选举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因为几乎所有贵族选民都拒绝投票给那些仅仅拥有王室官职的所谓新贵族和法官。他们选到凡尔赛宫的是真正显赫的代表，包括狂热的改革派拉法耶特侯爵，但他们大部分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那种只是虚张声势的社会地位十分不满，也越来越对源源不断的有国家倾向的言论产生警惕，因为这十分明显地威胁到了贵族社会身份的核心。

与此同时，第三阶级正在以国民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经过数百次地区会议，参会代表最终通过选举诞生了，并为他们写着各种各样需求的陈情书提供了明确的议程，即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要求永久修改宪法，并废除财政（也含蓄地提到了其他）特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寻求严格意义上的平等。1789年5月5日，第三阶级代表及时赶到凡尔赛宫，参加了盛大的三级会议开幕仪式，他们之中律师占绝大多数，其中许多人还是地主，还有一些人显然也过着“贵族生活”。按照官方规定，他们都穿着一套过时、寒酸的黑色服装参加仪式，与神职人员的鲜艳长袍和贵族配有金饰的华贵服装形成鲜明对比。据说第三阶级的服饰成了荣誉的标志，但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第三阶级议员拒绝在着装上受到此等羞辱，提议采用这种服装作为制服的投票也彻底失败。

开幕式结束后，所有在凡尔赛宫的议员都发现，原本应该出面主持会议的政府代表不见踪迹。由于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动荡一直持续，内克尔和国王几乎没有在三级会议的组织或议程安排上给出任何指导。三个阶级最初分别在单独的会议室开会，在核实每个代表的选举资格这一初步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改革者们要求所有阶级共同完成这一任务，这为将三个阶级整合成一个整体机构处理事务铺平了道路，也让占有其他阶级两倍席位的第三阶级更有话语权。对此，贵族和神职人员中的保守派持抵制态度，一个多月来，三个阶级一直没能在任何事务安排上达成一致。

无意义的停滞伴随着日渐加剧的紧张氛围，让那些仍然每天聚集在会议厅里的第三阶级代表有机会结识彼此。他们开始要求在集会上发言，并参与到更复杂的关于所谓民族身份认同和政治立场的讨论中去。过去一年在小册子里开始成形的想法得到进一步阐明和宣传，对当下局势抱有最坚定信念的个人开始脱颖而出。

到6月中旬，第三阶级代表借着这股力量，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决策，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并召集其他两个阶级以统一的身份加入。国民议会不满足于政府主导的改革，着手为法国编纂了一部全新的现代宪法。6月20日，第三阶级的代表们发现自己的会议室被上了锁，于是惊慌失措地休会，来到附近一个室内网球场，宣誓不论将来面对何种危险，都将团结一致，完成制定上述宪法。

他们的会议室被上锁，事实上是为6月23日举行国王亲临的御前会议而重新装修（这是宫廷礼仪的要求）。这项没有事先通知的安排最终向三个阶级提出了一项王室改革计划，但这项计划除了取消了一部分财政特权并示意举办更频繁的咨询会议之外，并未对国民议会和宪法予以承认。王室命令国民议会重新回到按阶级划分的会议室里去，但遭到拒绝，因为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改革派神职人员和贵族加入他们。国王听到被拒绝的消息后，只是耸了耸肩，但他周围的人却决定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乡绅并不是唯一害怕国家主权的人。从前一年年底开始，国王的兄弟、表亲和王子们就极力辩称王室权威正受到改革者新式政治思想的威胁。到6月底，这些人连同王后和大多数王室成员都确信，君主制正面临着一场必须以武力镇压的叛乱威胁，需要把凡尔赛宫里的代表与他们在巴黎潜在的支持者之间的联系切断。当年4月才镇压了暴乱者的驻军现在却危险地哗变了。一个新政府已经出现，并坚持要求王室服从6月23日的议程，否则他们将采取强制手段。劝说之下，路易十六同意了，这中间还有其子女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的因素。王室从7月初开始下达军事命令，数万军队向首都进发，其中许多人来自瑞士雇佣兵团或其他“外国军团”，他们在这场危机中被视为更加可靠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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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议会策划者发起了进攻，王室宣布解雇内克尔，并设立了一个由值得信赖的保守派组成的部门。但从最初的几个小时开始，政变就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因为没有足够多、足够可靠的部队就位。军方领导人警告说，他们甚至连保卫好首都的关键地点都不能保证。此外，民众对内克尔被解雇的消息反应之大也完全出乎王室的意料。巴黎群众很快理解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将其与面包价格的飞涨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用饥荒征服民众的阴谋的一部分。7月12日的示威游行让人民与军队发生了冲突，人们在一夜之间袭击、摧毁了巴黎许多座收税站（巴黎共有数十座这样的建筑）。食物储备从城市修道院中被抢夺出来，但在地方议会成员和叛军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无差别抢劫者被当即处决。这是一场起义，而不仅仅是暴乱。

几个月前为选举三级会议代表而设立的全市议会被征召为公民民兵队伍。他们入侵了荣军院，抢夺了数千支步枪，但巴黎的火药储备被锁在巴士底狱的要塞里。因此，7月14日，在几次和平谈判的尝试失败后，驻军、民兵部队以及成群的当地民众在这座中世纪建筑内战成一团，造成一百多人死亡，也为这些事迹附上了传奇色彩。

这个传说的一个方面是，庆祝胜利的群众认定巴士底狱的典狱长和巴黎那位由国王任命的市长为叛徒，将他们杀死。考虑到在这场血雨腥风中丧生的人，以及对城市的军事袭击可能造成的伤亡，这种处决几乎微不足道。但这群杀死了显要人物的平民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歌颂，这在精英阶层的思维模式中显得卑鄙而反常，这些事件因此获得了图腾般的象征意义。一周后，又有两名高级官员被从藏身之地中拖出来，惨遭群众杀害，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就是“饥荒阴谋”的罪魁祸首。

到那时，巴黎起义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响应。自7月12日以来，起义的回声一直回荡在惊慌失措的国民议会内部。那时国民议会刚开始举行一场长期会议，他们感觉自己像是被围困了一样，时刻警惕着王室军队的到来，害怕与会代表们被逮捕。他们听闻了巴黎城中的骚动，却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当消息传来，他们得知这座城市已经为保护他们而崛起，并取得了胜利时，紧张与喜悦一同爆发了，那效果之强，据说让一名代表突发中风而死。7月15日，国王在几乎没有任何侍卫跟随的情况下亲临国民议会会堂，宣布自己是议会中的一员（他几乎别无选择），这让代表们更加欢欣鼓舞。两天后，巴黎举行了庆祝活动，国王受到自封的革命领袖欢迎，所有人都宣称将团结一致，为共同利益而努力。

然而，这些姿态仅仅是为了保护国民议会不被立即解散。7月11日的事件向所有人证明了改革正面对着切实存在的危险敌人。国王最小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和事件的其他谋划者一起逃往国外，毫不掩饰他们打算抵制议会尝试创造出的任何新事物的态度。从1789年夏天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亡贵族，对此还存在一种往往被夸大，但不完全是胡编乱造的看法，即他们的触手伸向并摧毁了国家的每个角落。

这一刻，农民再次在国家政治中彰显出自己的存在，但他们参与的事件通常不能被正确地解读，后来又常被认为是非理性且在政治层面上不太重要的。曾参与春夏之交各种反抗与起义运动的农民团体，以及仅仅对这些运动有所耳闻的其他农民团体都做好了“站着死”的准备。他们对之前种种因饥荒或不公平待遇而奋起反抗的经历，以及他们最后总会付出的代价记忆犹新。从7月中旬开始，人们担心“贵族”利用日益庞大的贫穷人口，以其包税人身份掠夺人们的收成。这种担心时而因来自巴黎的消息影响产生，时而因当地情况产生。这样的情绪开始在法国蔓延开来。

后世会将这一阶段称为“大恐慌”，并强调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规模的阴谋。但以之前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背景来看，不光是预测这种危险对个人来说完全合理，就连贵族和国家政治中的爱国团体互相指责对方煽动了这样的危机也变得可以理解。没有人能在这几周里保持冷静。最初有几个事件遭到人们误解或过度反应，这些事件的影响通过特定的地方和区域通信渠道蔓延到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地点，造成了“大恐慌”的局面。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事件的传播速度远超想象。

农民团体预料到了这种消息，并做出了反应，他们武装起来，时刻保持警惕，有时还去巡逻（也给“有武装的陌生人到处流窜”的谣言进一步提供了依据），或像几个月前那样，入侵并征用领主的城堡。在国家权力彻底崩溃的情况下，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务实且以团体为导向的行动，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发生过无端的暴力事件。两名贵族死于勒芒以北一个名为巴隆的诺曼底人村落中爆发的冲突，还有一人死在法国另一端维瓦莱地区普赞村的冲突中，但关于这次席卷全国的风波的全部死亡记录仅此而已了。如果说大恐慌带来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让农民们终于意识到改变已经发生，而他们已经不必再世代受权力压迫，能够自己站起来反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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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政治中心来看，情况稍有不同。无论远近，来自各地的消息都传进了巴黎和凡尔赛宫，不过，传递速度甚至赶不上邮车的速度。来自不同地方的消息还经常在半路被同质化，这让实际上几场零散且短暂的危机给人一种全国范围内大起义的感觉。在忧心忡忡的地主看来，乡村动员变成了会彻底摧毁秩序的威胁。自7月中旬的创伤以来，国民议会发现自己陷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边缘状态：尽管所有人都同意国王仍是他们希望的宪法秩序的核心，但实际上王室权威已经化为泡影，王室政府也陷入瘫痪。7月底，内克尔被召回复职，那时他已经走完了流放之路的四分之三，但现在，除了不断努力筹集足够的资金以避免政府破产之外，再没有什么新政策出台。

议员们梳理了陈情书上的意见以寻找灵感，就结束财政特权并公开国家立法机构政务的看法达成了一致，但除此之外几乎就没什么成果了。贵族身份，尤其是封建领主对普通民众的支配权仍然十分突出，还可能引发分裂斗争。8月的头几天，一群更激进的改革派代表，包括一些贵族，开始以由布列塔尼的第三阶级代表组成的“布列塔尼俱乐部”为核心召开会议，推行更果断的干预措施。几年来，布列塔尼一直承受着因顽固贵族反对改革而导致的激荡局势，以至于其省级机关受贵族控制，抵制了三级会议。基于这样的背景，布列塔尼的平民代表十分乐于攻击特权制度本身。

在他们的鼓励下，8月4日晚的议会会议上，两位改革派贵族——诺瓦耶子爵和艾吉永公爵急于打破眼前的僵局，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提议废除领主特权。其他发言者紧随其后，其中有贵族也有神职人员。他们对自身周围的环境充满恐惧，同时又受到启蒙运动的熏陶，这二者混合成一种易燃物，迅速燃烧成语言上的熊熊大火。这场针对特权的战火，就这样一直燃至三更半夜。

夏特雷公爵等特权捍卫者抛弃了他们集中起来的权力和权利，这被某位观察者称为“一种魔法”。某个更加愤世嫉俗的观察者可能会注意到，直到7月16日夏特雷辞职之前，他一直是巴黎驻军的指挥官之一，他可能有充分理由担心自己未来会面临残酷的命运，除非人们认为他和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他还坚持表示，自己希望放弃宝贵的权利能换来“公正的补偿”，并在一名教士将贵族的狩猎领地垄断权放在公众目光的“火焰”上“炙烤”后，又一次站出来，要求废除教会收取的什一税。 ¹²

另一名观察者或许更尖刻地评论了不同群体之间“慷他人之慨”的行为，平民阶层的布列塔尼代表也带头放弃了他们的贵族同胞珍视的地方特权。当时的记录表明，午夜过后，呼吁完全宗教自由、废除贵族概念以及废止殖民奴隶制度的提议赢得了掌声。但是，这三个提议都没有出现在记录着会议最终结束前，代表们匆忙鼓掌通过的十六个关键问题的书面清单中，可见会议的局限性和参与者的犹疑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一名平民代表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向家里写信道：“我们是一个兄弟国家，国王是我们的父亲，法国是我们的母亲。” ¹³ 然而，还没等到天亮，这种手足之情几乎就已经散去了。

随后的几天里，大会选举产生的秘书起草了一份修订版的决议案，8月11日人们进行表决。关于“8月4日晚”发生了什么事情，消息已经传遍全国。当然，这有助于平息眼下一些更急于解决的骚动。但当代表们感到眼前的危机有所化解时，他们便开始用更加务实的方法看待自己究竟放弃了什么东西。

8月11日的决议大胆地以“国民议会决定彻底摧毁封建政权”的宣言为开始，这是人们为囊括其抨击的各种特权而创造出的笼统术语。 ¹⁴ 第二项和第三项条款废除了饲养及狩猎动物的权利，特别针对鸽子，足见人们对这些行为的厌恶之深。不过法令还是留了些余地，即允许巴黎周围的狩猎保护区为满足“国王的个人乐趣”而保留下来。下一项里，议会废除了领主法庭，并且“毫无补偿”，尽管他们坚持要求领主法庭官员继续履行职能，直到被新制度取代。同样，尽管决议列举了长长的清单，写明了应该废除的各种形式的什一税，却还是命令民众继续“按之前惯用的方式依法”支付这些税，直到能给教会提供财政支持的新方案出台。

这种语言模式贯穿整个决议。王室官职的买卖被彻底叫停，但议会承诺补偿官职持有者的损失，并要求他们在被取代之前继续履行职责。税收、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存在于各省、镇和其他地理区划的特权也被立即废除，但封建制度的核心实际上是依附于农民的领主杂税，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和王室官职一样，被废除的这些都是宝贵的财产。

从第一项条款开始，决议一直坚持强调这种区别。和奴役个人或是农奴制度历史遗留问题相关的权利都明确被“无补偿”废除，但所有其他权利都“可赎买”，具体执行原则议会将进一步规定，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可赎买”的权利可以“持续有效，直至赎金付清”。这种模式被重复采用，由教会以外的机构拥有的领地什一税“将可被赎买”，但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命令收税方继续征收税款”。

所有构成日常土地负担的“永久地租”和所有其他收获杂税同样可以赎买，但也仅仅是“可以赎买”而已，其所有者完全有权在赎买期间继续收取这些款项。对于“赎买”这些重担究竟意味着什么，并没有具体说明，但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一次性支付大约二十年的税金，以及把它们当作年利率为百分之五的投资利息。

这根本不是全国农民在过去半年里集体抗争千百次想要达成的结果。如果村民们想知道国民议会对他们的抗争有何想法，他们只需参考前一天颁布的一项法令就行了，那项法令声称“虚假的警报”传播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是“国家的敌人”为阻止“建立自由”而策划的“犯罪计划”。 ¹⁵

他们还会了解到，依靠新秩序的力量，市民、民兵组织和正规军队奉命合作追捕“这些阴谋的领导人”，让他们受到“严厉处罚”，并且“以儆效尤”，而且“所有煽动性集会……就算以狩猎为借口”也应当“立即解散”。这些机构还对所有“声名狼藉者、无业者和居无定所者”进行登记，所有这些人都应被解除任何程度的武装，并受到“国民自卫队”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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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法国农民安静地消化了国民议会的态度中隐含的深意，将其与村民们已经牢牢掌握自己命运这一无可动摇的事实相权衡（而且，不久后每座村庄都会获得正式的自治权，有权选举地方长官并建立委员会来管理内部事务）。1789年最后几个月，农村又恢复了相对平静的状态，因为农民们要开始收获他们宝贵的作物，并默默地拒绝缴纳各种什一税和杂税，而大多数包税人都对此持谨慎态度，没有十分坚持自己的主张。与此同时，在首都，城市消费者的恐慌、有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对反革命的恐惧结合在一起，激发了新的决定性变革。

国民议会将1789年8月下旬的时间都用来讨论如何制定宪法，他们决定让这部宪法以一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开头，之后又花了数周争论这样一份宣言里该包含哪些内容。代表们十分沙文主义，坚持认为这是一份对所有人而言都很重要的宣言，它向世界宣告了法国的志向和优越性。然而，他们实际不过是写下了中产阶级对法国治国方针的种种不满，再将其转变成听起来就很笼统的主张。他们宣布人民享有“与生俱来且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只包括四项，即人身自由权、保有财产权、享有安全权和反抗压迫权。接下来的大部分内容都取决于用“法律”裁定权力的范围，它从“本质上属于国家”的主权中产生，并起到“表达共同意愿”的作用。 ¹⁶

通过一系列很有说服力的列举，我们发现只有法律才能明确一个人“被起诉、逮捕或拘留”的条件，这是对蛮横的行政权力的打击。但同样，任何受到依法传唤的人“必须立即服从，拒捕即为有罪”，这个条款出现在一份关于权利的文件中非常奇怪。言论自由和观点自由得到法律保障，但不得“扰乱法律确立的公共秩序”，而且“滥用这种自由”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受到惩处。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的权利只存在于一个权威性且可能带有独裁性质的乐观法律框架中。

宣言最后三分之一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就选举国家代表的权利以及对政府开支的公共监督提出的非常具体的主张。第十七项条款末尾着重强调，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得被国家征收，除非“公共需要”，就算如此也必须予以“公平且预先支付的补偿”。在封建权利和国家机关中投入了数十亿里弗尔资金的上层阶级，在这份所谓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宣言中，小心翼翼地确保了自己得到赔偿的权益。

《人权宣言》虽然通过非官方渠道广泛宣传，但并未经官方颁布，关于封建政权的法令也是如此。国王作为政府首脑，正在用不作为的方式行使非官方的否决权，而到9月，国民议会就陷入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在新秩序中给予国王官方否决权的激烈辩论。激进派和保守派在另一问题上不同寻常地形成了统一战线，他们几乎一致否决设立立法机关上议院的提议（他们认为这是得到任命的改革派高层企图篡夺权力的行为）。关于否决权的辩论却毫无方向地打转，最终演变成关于对可以阻挠新法律通过的“暂停”权概念的议论，但这个想法后来也被连续两届立法机关投票推翻。

议会之外，在凡尔赛宫、附近其他城镇和巴黎的街道上，由粮食供应问题和更普遍的经济混乱掀起的民众骚动浪潮愈演愈烈。新的民兵队（现在被称为国民警卫队）迅速处理了首都那些失业的打工者的需求：他们逮捕了数以千计的人，并用船将其遣送回原籍省份。其他劳动人民为得到救济而举行的公开会议遭到禁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但事实证明，与之相比，改变女性消费者抗议面包价格及其短缺情况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要困难得多。从9月中旬开始，抗议示威和扣押运输中的粮食等现象不时发生。人群两次包围市政厅，要求政府解决问题。

随后传来消息说，10月2日晚，国王和王后在凡尔赛宫为招待刚刚抵达的部队举行宴会，还提出为“反对革命”共同举杯，而刚刚被采用的三色帽徽，革命的神圣象征，据称被众人踩在脚下践踏。10月5日，对政治走向的警觉与持续发酵的粮食危机突然融合，发生聚变反应，促使数以万计的男女走上巴黎街头。当天下午，领头的人们决定出发前往凡尔赛宫，去向政府的核心寻求解决方法。供应危机、隆重的请愿和天黑后一场突发的暴力冲突，在这一系列发生在传统女性角色身上的惊人且复杂的碰撞中，这种干预从根本上转变了革命进程的走向。

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警卫队领袖的拉法耶特侯爵说服路易十六在奋起的群众面前妥协，听从他们的要求迁往巴黎，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他的安全。人们似乎相信，让他以半人质、半保护者的身份和家人一起来到巴黎，就能让人民免遭“饥荒阴谋”的折磨。第二天，在国王的陪同下，游行队伍回到城市，这是一场狂欢似的凯旋。然而从那时起，路易十六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彻底的囚犯，并与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起，开始更加坚定地决心推翻革命。国民议会投票决定跟随王室一同前往巴黎，仅仅几天后就在那里建立起了临时基地。10月21日，议会投票通过了新的戒严法规，用于应对未来发生的任何公众骚乱事件。 OJtopwaMZ2NxMmrohVQKHi/dl9IQqGxFcChY1As69RbuwSwTzNCh0GqWQmimz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