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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底，每个村庄自身的具体情况突然转变为一场国家性大危机的一部分。这个专制的君主制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尝试之后，终于陷入了致命的僵局：它试图对混乱且时常受特权干预的税收制度做出现代化尝试，并因此开始偿还国家自18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一系列全球战争中不断堆积的巨额债务。特权，这种压迫农民的法定条件，既是社会的根本问题，又是积极反对任何可能削弱强大贵族精英的影响力、降低其社会地位的变化的原动力：在实践中，“专制主义”远非在真正意义上行使绝对的权力。
政府不顾一切，急于寻求一个能够说服这个国家接受改革的总体架构，因此屈服于反对者的要求，召开了“三级会议”。这是全国性的协商会议，起源于中世纪的合作社会观念，上次召开还是在1614年。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传统上需要地方选举与会代表，还需要将陈情书提交给国家，其潜在意义是，让不满被注意到，使其得以解决，而这在现在看来尤其明显。
因此，农民们在不断升温的启蒙运动那关于国家特征和公众舆论重要性的争论中被刻意忽视了数十年后，终于有声音呼吁，应当重新发现其作为第三阶级（历史上天主教神职人员属于第一阶级，贵族是第二阶级，而农民在两者之后）基石的身份。但现在，正如一位著名作家在1789年1月所说，农民注定要成为“一切”。
在那个月以及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村民直接参加了会议，抛出了他们全部的质疑。中上阶层的激进改革人士散发了关于“陈情”的书面建议和“模板”，但记录显示，村民们虽然有时会遵循这些建议，但也对它们进行了调整，把自己的顾虑加了进去，甚至更多时候，他们会简单地从自身角度出发，详述他们个人和集体受到虐待和压迫的经历，并要求几乎所有关于他们周身社会结构的条件都得到改善。
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往往恭敬却毫不妥协。在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博纳克，村民们的陈情书这样开头：“我们无比谦卑而恭敬地感谢国王陛下……以这种既符合宪法又使人民真正得到代表的方式……召集他忠实的臣民。”在那里以及许多其他村庄，“陈情”还包括详细阐述一个村庄的经济和地理环境，以及从居民的角度来看，改革如此必要的原因。与此同时，正如离博纳克不远的巴里诺夫的村民所写，许多人为强调自己的意见，表明愿意为国王和王国的利益忠诚效劳，“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4
国家税收是法国繁多陈情申诉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危机的直接源头，并因其不公正和复杂性受到强烈谴责。呼吁设立统一标准、没有特权阶级可以被普遍豁免的土地税制度之声从王国四面八方传来。同样高涨的还有要求废除私人包税人征收严苛且低效的“务农税”的呼声，这些包税人不仅获得了类似当局的权力，还有自己的准军事化部队支持，让人民无法反抗其要求。特别是在收缴盐税时显得格外不公平，这项臭名昭著的税款在各个相邻地区的征收比例各不相同，这也导致了具有武装力量的盐税包税人和走私者之间无休止的战争。
一幅当代漫画，描绘了无特权者身上极为沉重的税收负担，这都是为了供养身为特权阶级的教士和贵族（卡纳瓦雷博物馆藏）。
鲁昂附近的萨尔蒙维尔-拉-里维埃发表了一份十分惊人的公开谴责，指向包税人及其所有帮凶：“他们是国家的水蛭，是侵吞一切的害虫，是肆虐的瘟疫。”他们恳请国王“根除这种危害，确保它永远不再繁衍”。安茹地区加斯蒂纳的农民报告称，如果他们能通过养一头猪获得哪怕一点儿好处，“三四个收盐税的人就会找上门来。他们是人类的死敌，只会搜刮、攫取和掠夺”。 5
利用有形边界（桥梁、城墙）对通过的货物征收多重消费税，而特权阶级只需简单地申明身份及自己拥有的财产，就能免于缴纳这些费用，这种做法也受到了人们的谴责。解决税收问题的过程已经把特权问题摆在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上，所以农民也抓住机会，毫不犹豫地抨击领主制度的弊端。他们很少敢抨击领主阶级这一概念本身，但它引发了对权力的滥用——从本应伸张正义实际只会服从领主个人利益的法院，到榨取民脂民膏的地方长官和包税人，再到通过重新规划权力行使规则勒索更多不义之财的行为都受到了谴责。
在距南部城镇卡奥尔不远的圣文森特（奥尔特河滨地区），村民如此哀叹：“我们的村子不得不向十几个领主上缴种类多到数不清的杂费，对他们来说，让这些收费的特权得到承认就像换件衣服一样容易。” 6 在布列塔尼北海岸的庞吉利，居民用法语音标清晰地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要求农民可以自由出入磨坊，那里才是他们快乐的源泉，无须受制于领主的特权。” 7
这些要求终结税收特权的普遍呼声，隐晦地体现出社会地位与国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概念的根本不同。少数村庄甚至敢于更明确地阐明这一点。诺曼底西部的利涅雷斯-拉-杜塞勒居民要求以后将贵族身份作为“只给那些值得拥有它的人”的奖赏。 8 在埃克斯（普罗旺斯地区）附近的洛里斯，人们公开批判贵族特权剥夺了国民良性竞争的可能，因为大多数人永远没有达到贵族高度的希望，“国家因此失去了可能会启迪、指导并捍卫她的天才，这实在是一种罪行”。 9
神职人员也遭到了一些攻击。天主教的等级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是法国社会的缩影，许多几乎身无分文的教士为偏远的村庄服务，而富有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遍布于城镇和乡村，主教的任命为贵族所垄断。虽然作为个体，神职人员宣誓要保持贫穷，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显然过着富足的生活，却很少提供本应作为回报的精神服务。教会机构与其他特权形式之间存在复杂而交错的关系，修道院从各处牟利，可以在百里之外的教区收取什一税，出租其名下位于其他村庄的土地，甚至连成为其他地方的名誉领主都不算什么天方夜谭。圣文森特的居民再次抱怨了自己的处境，他们被迫向吕泽克当地河对岸的一家教会医院支付费用，但该医院实际上从未收治过他们的任何村民，同时他们还被禁止在卡奥尔其他更大的医院接受治疗。
梅奥贝克教区（今安德尔省内）陈情书的封面，上面的第一条要求是“废除‘gabelle’”，即臭名昭著的盐税。
这些收入没能回流到平常急需慈善支持的村庄，这个问题和各种受到投诉的问题一样，在许多陈情书中遭到强烈指责。然而，当这些陈情书被收集到一起，递送到大约三百个地区法院的司法辖区中（这些辖区还承担着选出三级会议与会代表的任务）审阅时，很多记载着某个村子具体情况的陈情书丢失了。由于中产阶级倾向于关注那些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国家问题，如继续代表权和宪法改革，村民们关注的问题很容易就被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对鸽子和兔子、修篱笆和挖沟渠的抱怨。能进入凡尔赛宫的陈情书只反映了有文化、有资产的民众关心的问题，农民的声音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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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这些陈情书时，国家的政治危机与经济灾难之间的冲突已经不言自明。从1788年11月开始，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来临了，这对这个连续歉收几年的脆弱国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在1788年7月那场极具破坏力的冰雹之前，收成就已经很不好了），贸易额也在持续两年的政治危机中急剧下滑。积雪的道路和结冰的河流阻断了粮食运输，食物储备日益减少；失去饲料的动物逐渐虚弱；在遥远的南部，霜冻冻死了葡萄树和橄榄树。政府在破产边缘摇摇欲坠，在严寒之中也没能果断采取行动补充供给。饥荒，这个笼罩着每个前现代社会的可怕威胁，在持续一周又一周的霜冻后显得更加严重了。
在全国各地的一座座村庄里，农民家庭和社区对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讨论，并采取了行动。在撰写陈情书之前，问题就已经存在了。此前一年，诺曼底当地的官员因为害怕公众的不满情绪爆发，彼此之间互相谴责囤积粮食；驾驶运货马车的马夫也因害怕遭到暴徒袭击而拒绝在城镇之间运输这些珍贵的食物。例如，1789年初，贝桑松附近的村庄中充斥着关于起义反抗领主压迫的谣言，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类似的警报也出现在了更南部的地方，先是格勒诺布尔附近，再是普罗旺斯。领主们粮仓中的情况加深了民众对其滥用权力的担忧：他们的粮仓就像教堂的什一税谷仓一样，堆满了前一年从农民的田里抢夺来的食物。
3月14日，在马赛以北的马诺斯克，当地一名主教遭到群众投掷石块攻击，因为他们指责他囤积粮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这个地区骚乱频繁，动荡不安。一名主教的宅邸被攻陷，他持有的分封和领主权利相关文件都被夺走并销毁。修道院、领主城堡、作坊和律师办公室同样遭到袭击。各村庄奉行双管齐下的原则，一方面要求领主归还先前收缴的粮食，另一方面还试图销毁那些作为领主权利基础的文件资料。
例如，格勒诺布尔附近山区阿旺松村的村民们首先以书面形式警告他们的领主，声称自己已经不受其支配，又于4月19日要求领主偿还上一年他们以实物形式缴纳的各项费用。次日，他们游行到他的城堡，强制执行这一要求，但没能搜查到他们试图销毁的文件，也没破坏其他什么东西就离开了，留给领主一个星期的期限投降。骑警迅速的反应让村民不敢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这位领主本人写了信给国家当局，哀叹他在乡间村庄的力量已经化为乌有。
农民自己也会写信给凡尔赛宫，抱怨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的问题占满了会议议程，他们质问宫殿里的官员，并要求官员支持他们采取惩罚性措施，重新分配议事日程。有谣言称，他们确实得到了王室的允准，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们已经得到了国王授予的代表封建制度结束的“金函”。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天真的想法，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肯定是一面策略性的挡箭牌。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转暖，食物短缺的形势再度恶化。从复活节到8月这段时间被称作“转接期”，总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因为之前收获的果实已经不再新鲜，而且数量越来越少。由于一开始几乎什么资源也没有，食物价格飞速攀升，民众的行为也变得更加激烈。到四五月，法国北部大批农民夺取了修道院的粮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又抢夺了领主甚至是富裕平民的粮食，还迫使领主放弃权利。
那时，农民已经在巴黎周边地区开展了数月活动，他们入侵贵族精英的私人狩猎场地，以获取急需的木柴，还剥了动物的皮。这样的事在东部的香槟地区也有发生，他们甚至还入侵了王后的私人森林。为粮食发起的暴动让诺曼底和布列塔尼陷入混乱，里昂附近的乡村集体拒绝缴纳什一税，而在尼姆、普瓦捷、卡尔卡松和这个国家许多其他角落，粮食暴动、拒缴封建杂税、销毁文件以及直接以暴力挑战各种权威，将国家带入了恐惧和动乱的狂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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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于农村的焦虑和行动也经常被城镇居民效仿：初春，城市市场为反抗粮价上涨而发动的骚乱在诺曼底爆发，席卷了法国北部各个城镇，紧接着成为马赛地区骚乱浪潮的一部分。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一样，在陈情书上表现出了对税收和特权滥用同等的关注，然而他们之间根本的分歧依然存在。农民采取行动针对那些“囤积”粮食的人，那些人这么做是为了把粮食从生产者社区转移到需求旺盛、利益丰厚的城市市场，无论远近。而城市人群则涌向市场，要求以“公道的价格”将粮食送到他们手中。在实践中，这两者的视角有很多重叠的部分，农村居民也需要在市场上消费，这种情况在那些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越发依赖家庭手工业和现金经济，以此作为生存手段的农村地区尤为常见。但基本的两极分化依然存在，对现在以及未来几年人们在这场危机中的态度持续产生着影响。
一些农村陈情书中流露出村民对城市外来者的愤懑，正如塞纳河流域的一个教区写道：“通过个人手段发家的仆役，取得了巴黎资产阶级的光荣头衔，可以出租或购买庄园。”和这样的声音相映衬的是，在许多地区的综合陈情书中，中产阶级毫不掩饰、轻蔑地攻击农村穷人，称后者为“以乞讨开始、以偷窃结束的乞丐精英”，“混乱、孤立、作恶、劫掠和偷窃的精神”均为其特征。城市居民担心这一群体日益壮大，所以一次次地申诉，呼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打击懒惰、酗酒又“危险的穷人”，甚至要求禁止其流动。 10 在充满危机的严峻现实的推动下，寻常的贫困人口比率翻了一番，近五分之一的人陷入贫困和绝望之中，人们对农民身上潜在暴动威胁的长期反感情绪也因此开始沸腾。
夏末，布列塔尼中部的一位地方官员总结了农村的情况，声称这一状况导致“我和所有其他理智的人”对未来产生了“极度恐惧”。有传闻说，农民决心拒绝缴纳所有新的什一税，并公然表示“收费便意味着流血牺牲”，他们宣布废除什一税，因为这一提案已经被他们写进了陈情书。 11 其他社区也广泛采取了这一态度来对待国家和封建领主的强征，从城市领导阶层的角度来看，伴随良好秩序的彻底崩溃而来的是对财产的真正威胁，这已经成为近在眼前的恐怖事件。
4月，巴黎市内底层人民已经尝到了这种威胁的滋味。这个约有75万人口的拥挤城市，出于安全考虑将三级会议与会代表的选举推迟了几个月，而当选举真正开始时，一个富有制造商发表的一些欠妥言论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因为他暗示了可能会实施普遍减薪的政策。数千名工人在城市东部游行，与当地驻军反复发生冲突，他们高呼口号，维护自己“第三阶级”的地位，并最终围攻了让-巴蒂斯特·雷维隆，即那位轻率地发表了意见的制造商的工厂。
虽然引发人群愤怒的对象成功从工厂逃离，但整个现场遭到彻底破坏，军队对暴动者施加了残酷的镇压，这反映出后者造成的事态之严峻。至少有几十人在冲突中死亡，也有记录称死亡人数可能达几百人。司法当局迅速将一些穷人处以绞刑，宣布他们有罪，希望能够借此抑制任何一种进一步动乱的趋势。
这些针对雷维隆的骚乱事件，在三级会议与会代表准备聚集于凡尔赛宫之际，成为全国的爆炸性新闻，并对加强针对全国性骚乱的新兴反抗趋势起到了帮助作用。一年前，特鲁瓦率先引入了武装志愿巡逻队，这些队伍由可靠且拥有财产的居民组成，负责在王室官方机构无能为力时维持秩序。1789年春天，包括奥布河畔巴尔、桑斯、亚眠在内的其他地区也纷纷效仿。还有一些地方，比如埃唐普、卡昂和奥尔良，搬出了尘封已久的法规，允许官方性质的民兵队伍成立，并重新组建了被忽视了数十年的“火枪手队”或“弓箭手队”。马赛和利穆结合了上述方法，史无前例地组建了半官方性质的民兵团。在一些地区，城市和农村的领导者联合起来，组成了武装人员同盟网络，准备保卫财产。
所有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为一场全国性危机而团结起来。随着春夏交替，人们越来越明白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是“贵族”的敌意。尽管如此，他们恐惧和侵略的直接目标往往还是农村人口中比较贫穷的那些。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关键几周，这种尖锐的社会对立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