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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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2日，当巴黎人正发起一场震惊文明世界的起义时，英国作家阿瑟·杨格独自在巴黎以东、凡尔登与梅斯之间的路上旅行。一路上，他一直在揭露并批判法国农业的不足，特别是与英国相比。他每天的手记记满了对自己观察到的贫困景象的严厉批评，以及法国农民的愚蠢和无知。

他骑马走到莱西斯莱泰与马斯拉图尔两座村庄之间的小丘上，和一个“一直在抱怨生不逢时、国家凋敝的穷苦女人”攀谈起来。这个女人向他详细倾诉了她家农场需要承受的重担，包括贡金、教会的什一税和种种杂税。他们对话的时机和内容完美地呼应了当时正发生的一切，这段对话也因此成了重要的史料之一。当时杨格借此对话，不免带有几分说教意味地评论道：

这个女人，哪怕是近观也会被人当作六七十岁，她的身体那般佝偻，僵硬的脸上布满皱纹，但她却说自己只有二十八岁。这都是劳作的结果。一个没怎么见识过外面世界的英国人无法想象这正是大多数法国村姑的样子，只一眼便不难想象她们经历过怎样的繁重劳动。我倾向于认为，她们不光是比男人干活更卖力，还承担着繁衍孕育下一代奴仆这一更加痛苦的任务，这让她们形体上的对称性被彻底摧毁了，哪怕一丁点儿女性特质都没能留下。我们应该把英、法两个王国的下层人民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归咎于什么呢？ 答案是政府。 ¹

但在杨格这段评论之前，他记录下的那位妇女的话似乎才最具预言色彩：“那人说，现在该有个大人物来为穷人做点儿什么了，尽管她不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来做这件事，但上帝总会拯救苍生，而现在赋税和贡金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了。”

这段发生在巴士底狱被攻占两天前的对话，仿佛成了历史上的一段悲鸣，是被囚禁在痛苦中的劳苦大众渴望解放的悲哀恳求。但实际上，这些呼喊的声音本身更不平凡，因为这些信息暗示着一种长久发酵的无知，抑或是不诚实（毕竟听者是个来路不明的外国人），因为这和实际发生在法国各地的情况截然相反——从上一年冬天起，法国农民就已经真正拿起武器，尝试将自己从沉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

几个月前，在沙隆附近的鲁菲村，居民们以书面形式递交了自己的要求，包括制定更公正的新财产税法、废除商品税、消灭公共机关滥用职权现象、建立自由的司法机构等。他们还主张那些收取什一税的教士有义务妥善利用这笔资金，将之用于教堂及其“装饰、书籍、织物及圣器，并根据什一税比例发放救济”。 ²

与此同时，在梅斯西南方向约一天路程的阿尚，居民们提出的要求中还包括如下一则直截了当的声明：

所有这些权利都起源于封建制度下的痛苦时期，当时的领主有权将任何自己满意的枷锁强加给臣民，说这是真正的虐待也毫不为过。我们要求进行改革：洛林省需成为法兰西的一部分，我们要求享受所有与法国人同等的特权与自由。 ³

几天之内，另外数十个村子也做出了类似的声明，每个省内这样的声明数以百计，全国范围内则有数万之多。阿瑟·杨格骑马经过的每一寸土地，无不哀叹着自身的死气沉沉与落后之态，而一场革命正孕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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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peasant”（农民）这个单词包含着一种独特的轻蔑意味。它已经脱离了其十分明显的词源——法语中的“paysan”，即一个乡下人、支付（租金）的人、本地人，或是意大利语中的“paesano”，即同胞。西班牙语中的“campesino”特指犁地的人，和古德语中“Landsmann”或“Ackermann”意思相同，而“bauer”的“农民”含义则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阿瑟·杨格描绘的这场历史运动正是“peasant”这一英语术语被赋予了格外消极的含义的原因之一。

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为主要生活在自有土地上的群体，缺乏对更广泛市场关系的强烈依赖。这个群体从英国农村逐渐消失，到18世纪晚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农业改良有多种形式，但总是围绕着整合大型农场进行，而这些大型农场最终都会由地主控制。地主们渴望更高的作物产量，为的是出售给城市市场，以获取高额现金利润，可这打破了农村社会根据农学专家的指挥来部署劳动力的传统。在杨格这样的人看来，这毫无疑问将整个社会带向了更高水平的繁荣，使人民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还能将潜在的劳动力释放出来，去做其他事情。那些试图抵制这种处处有益的变革的人只能深陷于过去，他们不文明，甚至没什么人性：他们是农民！

从这个角度看（在这里，只有进步的最前沿才真正重要），事实上在1789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法国人是在土地上劳作的“paysan”，即前文提到的支付租金的佃农（而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都以某种方式扎根于农村社会）。或者应该说，法国乡下人在过去七十年里成功提高了产量，养活了增长出来的三分之一人口，可这些似乎意义不大。这不仅代表着当代 英国人的蔑视，还表现出法国革命精英意识到了自己对“paysan”的厌恶，他们甚至将“cultivateur”（种植者）作为更政治正确的词加以推广。尽管他们使用这个单词，好像它真的恢复了被压迫者的尊严，但这些革命精英中的许多人似乎仅仅将农业社会理解为肤浅的理想主义的一个容器。

面对城市失业问题时，革命精英一贯的口号是：“把他们送回农村！”在1793—1794年雅各宾派领袖当权的“恐怖统治时期”，社会激进主义达到了巅峰。在“风月法令”中，他们提议没收叛国者的土地，并重新分配给“贫穷的爱国者”（他们不假思索地假定后者想要被委托一座小农场，而且一到那里就能立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保守派反击阶段后期，一群极端激进的阴谋分子策划了一场政变，他们对社会主义历史的贡献是主张“革命胜利后土地财产划归共有”。因此可以想到，他们甚至也会征用1794年那些“贫穷的爱国者”的土地（这是假设那些人真的有地，其实他们没有，因为这两项著名提议最终都毫无成效）。

历史对“风月法令”和“平等派密谋”的策划者的关注，远比对1789年初次崛起的数百万法国农民的关注多得多，可后者才是最热衷于捍卫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新革命性解决方式的人。他们有时甚至还会反抗革命领袖。即使他们因没有无条件追随激进分子的领导而遭到其迫害与痛斥，有时还会被城市精英中的固执己见者推进“反革命”的怀抱，但这些农民还是将在这场由他们自己发起、持续了十年的动荡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农民革命。作为农民革命，它成功地使更多的人民受益，相较于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刻印象的律师精英革命和城市中所谓“无套裤汉”激进分子革命而言，其意义更加深远。离中心最远的人，极少能得到他们应得的关注，甚至很少能在历史记载中找到他们自己的声音，就像杨格记录的农妇的话，最终却变成了对他们的谴责。本书要展示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回顾18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人民的生活，体会这场斗争的混乱程度，尊重他们为之奋斗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作为不完美之人身上那些复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