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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春，因疫情之故，我被困于故乡数月。我的家乡在胶东半岛昆嵛山山脚，山中生活清淡，村庄里的人五更即起，夜落而眠，这些寂静的日子，我却充满不适、孤独与焦虑：人生苦短，这样无意义的时光，将夺去我多少生活？
闲来，我只能一个人从山里走到山脚，又从山底返回山上，一个人来来回回。忽地一天，我在踱步下山之时，看见了一个皮肤黝黑、鬓角花白、光光的头顶上全是一层层褶子的男人，他倚靠在一株柳树下小憩，那时柳叶刚起了嫩芽，垂下青黄的丝绦，抚摸着他满布沧桑的脸庞，三只灰绿色的麻袋斜靠在他身边，麻袋个个敞着口子，露出堆满的废旧塑料瓶——这是一个拾荒的老人。我远望过去，好似一幅伦勃朗笔下的风景画，脚步不自觉地走向他。他见了我，只是自在地把眼睛眯起来，微微露出一条罅隙，仿若我们相识已久——这便是乡土里的人情。
我坐到他身边，和他聊了一下午，聊到星起，聊到日落。他的叙述大多平淡无奇，他的故事用几十句话便能讲完，他的一生，如大多数人的一生那样，到头来只用十几分钟便可回述。我不甘于此，追问他更多的故事，在一段漫长的沉默后，他拿出一根卷烟，深深地吸了两口，说，今年过年，我们村子倒是发生过一件十年不遇的大事：除夕当夜，村子里有人杀人了。
杀人的人叫祝长生，年已八十有二，被杀的人叫瑛姑，是他老伴儿，也八十一岁了。祝长生不但把瑛姑杀了，还将她连夜肢解了，他把她埋在了院里几株樱树之下，又把一些内脏装入了两个黑色塑料袋里，送去了村子里一户人家的门前……
我头皮奓了起来，一连串的疑惑汹涌而出：八十二岁的老人还有这样的力气吗？他为什么要把肢解后的身体分埋在那几棵樱树下？又为何要把内脏送去那户村民家？我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藏着隐秘悲伤的故事，接下来的数日，我开始走访、写作，写下了《浮生如树》这篇文章：一个巨大的乃至荒诞的悲剧之后，最打动我的，却是这两个被命运抛弃的人——内心本能的高贵与情深。
老天似乎给了我一道光。紧接着，我的母亲向我讲述了“小香港”——曾在这座小镇引发过三次风暴的性少数者的一桩痴情往事，地头儿割麦子的阿婆给我讲了“美人迟暮”——一份“一父卖六女”的、“现代潘金莲式”的女性悲情……我的笔尖犹如春水，涓涓而流，一发不可收，山间与村庄里的日子骤然间变得广袤而丰沛，《生而为人》这部短篇小说集，由此而生。
这些人、事的曲折大都是真实的。但或因岁月久远，或因故人已逝，许多往事，我只能取其头尾，抑或骨头，其余血肉经络，只能本着对生灵纯良的悲悯，对他人痛苦的关注，在命运的牵引下向他们缓缓靠近。文学常常很难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和解释，但它却能忠实地记录并表达生命的轨迹与感受：他们来过、爱过、活过。
人年轻时，眼睛总是长在头顶上的。青春见惯了往上看的生机，却看不到底下的泥泞，但泥泞里也是有生机的。直至经历了一定的岁月，我才醒悟，绝大多数人的生机，都是在泥泞里挣扎出来的。
《生而为人》写的便是胶东半岛这片土地上，那些身在泥泞里的人的命运沉浮与百年往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跟得上时代步伐、没有登得上前行的巨轮，甚至是被这巨轮无情地抛入大海里的人，可他们不是命运的沉默者，也绝不肯做苦难的帮凶，他们在泥泞里奋力喘息。
他们不相信，一个草草而生的人，就该潦草地活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从这个视角上来说，《生而为人》里的所有人，都配得上痛苦的意义。他们或许没有足够的认知去辨认命运为何物，却在作为一个男人、女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恋人……在作为任何一种“人”的角色陷入困境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诠释活着的价值。
“人”啊，多么神奇的创造！
对很多人来说，“活着”是大过一切的，云再高，也在月亮底下，生老病死、成住坏空，这一切都不如活下去来得重要；可还有一些人，他们眼里总有一些大过生命的东西，比如情感，比如抗争，比如信念。他们构成了中国人一种高贵的精神、民族的底色、生生不息的力量——生而为人，是为了活着，又不只是为了活着。
他们总是这样，把悲伤装进心里，把希望穿在脚上。
他们饱含着生命的沧桑与情感，去接受命运的审判。
在这尘土满面的人世间。
二〇二二年 立冬 威海卫
毕啸南的小说让我联想到九十年前萧红的《生死场》。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百姓，在芸芸众生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时光里，我们可以聆听、感受和体验到平凡中的传奇，平静中的爆发，平实中的力量！在浓烈的生活质感中，扑面而来，令人震撼的是那些被人忽略、淡忘甚至歧视的小人物，有着一样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对于生命尊严的渴望。
现实的切入，历史的纵深，生命的观照，风情的凸显，读来行云流水，回味隽永。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 胡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