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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波士顿公共花园里漫步，经过华盛顿骑马的雕像，经过池塘里的天鹅船，从高大的柳树下走过，经过莱克、米克等鸭宝宝铜像 [1] 。
我穿着自己心爱的红底高跟鞋，黑漆皮、四英寸高、露趾。我喜欢鞋子踩在地上发出的声音。
嗒……嗒……嗒……嗒……嗒……嗒……
我穿过马路，来到公园。一个身穿黑西装的高个子男人跟在我身后，也过了马路。我经过棒球场和青蛙池。那个男人依旧跟在我身后。我略微加快了脚步。
嗒、嗒、嗒、嗒、嗒、嗒。
他同样加快了脚步。
我快步经过躺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流浪汉，经过公园街地铁站，经过打电话的商业大亨，经过街角的毒贩子。那个男人一直跟着我。
他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
别回头。
嗒、嗒、嗒、嗒、嗒、嗒。
我经过珠宝店，经过老旧的地下商场，在购物的人潮中穿行，最后往左拐上了小路。车流和人群都消失了，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我和跟踪我的男人，而他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跑了起来。
嗒！嗒！嗒！嗒！嗒！嗒！
他也跑了起来。他在追我。
我甩不掉他。我看见前面那座金融大厦的一侧有一条逃生梯。逃！我跑了过去，开始往上爬。我听见那个男人踩在金属梯上的声音，和我自己的脚步声一前一后，他正向我逼近。
嗒！噔！嗒！噔！嗒！噔！
我沿着逃生梯，不断向上爬，越爬越高，爬得上气不接下气，双脚发烫。
别回头。别往下看。接着爬。他就在我身后。
我爬到了顶层。楼顶平坦空旷，我跑到了最边缘，现在无路可走了。我的心脏“怦怦”地敲打着胸骨。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转身面对那个歹徒。
可是没有人。我等待着，可是没有人现身。我谨慎地走回到逃生梯旁边。
嗒、嗒、嗒、嗒、嗒、嗒。
人不在那儿。我沿着楼顶走了一圈，却发现逃生梯消失了。我被困在了这座大楼的楼顶。
我坐了下来，一边喘息一边思考。我望着一架飞机从洛根国际机场
飞向天空，思考着除了跳楼还有什么办法能下去。
我是个标准的波士顿司机。在波士顿，“限速”“禁行”这类交通标识不过是建议，而不是法规。我驶过一条条乱糟糟的单行道，绕开坑洼的路面和乱穿马路的“勇士”，及时避开“施工绕行”的标识，靠着身经百战的胆识冲过每一个黄灯。才过了四个街区，绿灯就亮了，前面那辆挂着新罕布什尔州车牌的本田牌汽车却还不动弹，不到一眨眼的工夫我就按响了喇叭，这是波士顿司机的自尊心使然。
比起早上上班，晚上下班路上更需要无限的耐心，可惜我从来不是个有耐心的人。早晚的上下班时段都是交通繁忙时段，不过晚上的交通要糟糕得多。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哨声一响，大门应声而开，我们一齐出发，像一百万只出来觅食的蚂蚁汇聚到三条撒着饼干屑的小路上——住在南北两岸的走93号公路，而和我一样住在波士顿西边的走马萨公路。负责规划设计这些道路的土木工程师八成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多通勤的人。要是他们想到了，那我敢打赌，他们准是伍斯特
人，工作生活都在那里。
我沿着马萨公路一点一点往前挪，不断损耗我的刹车片，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改坐地铁。我之所以每天忍受着晚高峰对刹车片和理智的折磨，就是为了一件事：趁孩子们上床睡觉之前看到他们。伯克利的大多数员工不到七点是不会走的，许多人会点外卖，然后一直待到八点多。我尽量在六点下班，而这正是回家大潮最汹涌的时刻。我每天早退，自然不会没人注意，特别是那些单身的年轻咨询顾问，我每天晚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面对他们评判的目光，我总忍不住想说，我每天晚上在家里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我有缺点，不过我不是故意偷懒的人，永远不是。
我早退，是因为我希望能赶回家吃甜点，帮孩子们洗澡，给他们讲故事，到了七点半再哄他们上床睡觉。不过，现在我这辆车一动不动，流逝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一分钟。现在是六点二十分，一个多小时之前天就黑了，总感觉现在已经很晚了。下雨了，车流行进得更慢了。按照这个速度，我很可能要错过甜点了，不过我们总算还在缓缓地前进，我应该还能赶上陪孩子洗澡、讲故事、睡觉的时间。
没过一会儿，一切都静止了。六点半，前方亮起一连串红色的刹车灯，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准是出车祸了。附近没有出口，我没办法驶下公路，走小路回家。广播里不知道是谁正在发牢骚，我关了它，留意救护车或者警笛的声音。什么也没听到。六点三十七分了，没有一辆车移动，我回去晚了，我困在了路上，我焦急万分，勉强压抑的焦急决堤而出。该死！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看旁边那辆宝马车里的老兄，他好像知道我在看他似的。他对上了我的目光，耸耸肩膀，摇了摇头，厌恶中透着无奈——他正在打电话。兴许我也该这么做，把时间利用好。于是我掏出笔记本，读起了项目小组综述，但我满心怒火，工作效率很低。要是我想工作，那我就应该留在公司。
六点五十三分了，交通还是处于瘫痪状态，我给鲍勃发了条短信，好让他知道我晚了。快七点了，孩子们要洗澡了。我擦了擦脸，对着手心做了几次深呼吸。我想大喊一声，把压力释放出去，可我担心宝马里的那位老兄会觉得我疯了，他说不定还会在电话里八卦，所以我只能忍住。我只是想回家罢了，我只是想踩着脚上的红底高跟鞋回家啊。
七点十八分，我终于回到了朝圣道22号。二十二公里的路开了七十八分钟，波士顿马拉松
的冠军都能打败我，比我先到家。被打败了，我心里就是这么个滋味。我把手伸向遮阳板，按下了车库开门器的按钮，眼看着车离车库门还有几米，刹那间，我突然想起来门还坏着，于是赶紧踩刹车。我顺利地通过了波士顿糟糕的街道和大堵车的马萨公路，结果在家门口差点把车报废了。我按了好几次开门器上那愚蠢的按钮，边按边骂，然后才下车。我顶着冰凉的雨水，踩着小水坑一路小跑，跑到门口时不由得想起“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句话来。
我暗暗祈祷，至少还赶上了讲故事和晚安吻时间。
我陪着露西躺在床上，等着她入睡。要是我走得早了，她就会央求我再读一本书。我已经给她读了《小企鹅特奇》和《蓝蓝最好的雨天》 [2] 。我回答说：“不行。”她会说：“求你再读一本嘛。”最后一个“嘛”拖得很长，表示她的态度超级礼貌，她的要求超级重要，但我还是一句“不行”。就在这么一场兴致盎然的谈话之间，她就彻底不困了，所以更简单的办法是等她睡熟了再走。
我紧贴着她小小的身体，把鼻子贴在她头上，像闻到了天堂的味道——婴儿洗发水、草莓味牙膏和香草小圆饼的味道。我心想，等到几个孩子都不再用婴儿洗发水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哭出来的。那时候他们身上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她身体是那么暖和，深沉的呼吸声也很催眠。我真想就这么陪着她一起睡过去，“不过我还要赶好多路才能安眠呢” [3] 。每天晚上，在她放弃了不睡的战斗之后，在我屈服于合上眼睛的欲望之前，我就离开。等我确认她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之后，就从被窝里钻出来，蹑手蹑脚地绕开地板上散落的玩具和手工制品（那简直是雷区），溜出关了灯的房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特工。
鲍勃坐在沙发上，端着一碗麦片在吃。
他说：“对不起，亲爱的，我饿了，就没等你。”
他并不需要道歉。我这时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很高兴不用考虑晚上吃什么，更高兴的是不用我做饭。好吧，我应该承认，我那也不叫做饭，只是开动微波炉，把已经做好了的饭菜加热一下罢了。外卖的电话号码已经设置成了家里的快速拨号。麦片大概是我最喜欢的家庭晚餐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去餐厅享受一顿丰盛而有格调的晚餐，只不过和鲍勃一起坐在沙发上吃晚饭无关营造气氛、享受美食，而是要尽快填饱肚子，好进行下一项工作。
之后的三个小时，我们就在客厅里，一人坐一张沙发，各自对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电视调到新闻频道，新闻节目当背景音，偶尔也能听到一两条有意思的新闻。我主要是给中国和印度的办公室发邮件，波士顿的时间比中国的晚十三个小时，比印度的晚十个半小时，所以这时候他们那边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这总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在时间旅行，穿越到了周四办理业务，而坐在沙发上的身体却还留在周三，这真是奇妙。
鲍勃在浏览网站、寻找人脉，因为他想换个工作。他现在的公司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信息技术初创公司，要是能被收购或者上市，他们就有望拿到一大笔钱，不过在现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大部分刚起步的公司前景都不太理想。经济衰退对他们的影响很大，鲍勃三年前签合同的时候曾预测公司会飞速发展，而今来看，这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眼下，他们公司只能竭力避免流血至死罢了。鲍勃刚刚逃过了第二轮裁员，不过他不打算继续留在那战战兢兢地等着第三轮裁员，而是决定主动出击，但问题是鲍勃的要求很高，而现在招人的公司却不多。我看见他嘴巴紧闭，眉头深锁，就知道他没找到合适的。
鲍勃现在和以后的工作都不确定，这让他每天压力都很大。他有时候顺着“如果”这条路一路滑向“末日城”——“如果我明天失业了怎么办？如果我找不到别的工作怎么办？如果我们还不起月供怎么办？”这时候我就会让他别胡思乱想，劝他抛开心理负担。“别担心，宝贝，你会没事的。孩子们会没事的。我们都会没事的。”
但这时候那些“如果”却在我的脑海里扎了根，而此刻我就是冠军雪橇队队长，正以破纪录的速度滑向“末日城”：如果他被解雇了，找不到别的工作怎么办？如果我们需要卖掉佛蒙特州的那套房子怎么办？现在房市不景气，要是卖不掉房子怎么办？如果我们还不起学生贷款、车贷，交不起供暖费怎么办？如果我们在威尔蒙特活不下去了怎么办？
我闭上眼睛，却看见两个用红墨水写的大字：负债。我胸口发紧，感觉屋子里闷得厉害，腿上的电脑突然烫得要命，热得我出了一身汗。我告诉自己不许再瞎想，我不是跟他说了吗，他会没事的。孩子们会没事的。我们都会没事的。这根本是自欺欺人的咒语。
我决定看一会儿电视，免得自己继续待在“末日城”里。安德森·库珀
正在报道有位母亲在上班的时候把两岁的孩子反锁在汽车后座上，过了八个小时才发觉，等她发觉并赶回车里的时候，孩子已经中暑而死。检方正在考虑是否对她提起诉讼。
我究竟是怎么想的？电视中的负面新闻报道的是“末日城”的首都。我一想到这个母亲和她死去的孩子，眼泪就涌上了眼眶。我想着那个两岁的宝宝被五点式安全带困在车里，在害怕和绝望中器官逐渐衰竭。孩子的母亲应该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吧？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鲍勃，你能换个频道吗？”
他调到了本地新闻台，一个主播正在盘点当天的新闻，从较糟糕的到更糟糕的：银行恳求政府出台救市措施，失业率飙升，股市自由落体。末日城，美利坚。
我站了起来，去厨房找巧克力，还拿了一大杯葡萄酒。
我和鲍勃都奋战到十一点。波士顿明天日出之前，欧洲那些办公室的咨询顾问已经喝上了一天里的第一杯浓缩咖啡，把早上的问题、关注点和报告发到我的收件箱，差不多这时候莱纳斯也醒了。“土拨鼠日” [4] 又开始了。
我以前要在床上躺好久才能睡着，有时候是二十分钟，有时候要整整一个小时。我原先习惯读点和自己的生活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会看小说来分散注意力，让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那时候鲍勃的呼噜声也吵得我发疯，他没被自己震天响的呼噜声吵醒，真可以说是奇迹了。鲍勃说呼噜声是在保护我们，免得有掠食者闯进我们的山洞。我接受他对“男人为何打呼噜”做出的解释，不过我认为，人类这个物种已经进化到不需要呼噜声了。最起码我们的前门上了锁，可惜他这个摩登原始人的呼噜声不甘心被现代技术淘汰。多少个夜晚，我真恨不得用枕头把他闷死，就让狮子、老虎和熊过来吧，我愿意冒这个险。
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自从我生了露西，只要脑袋一挨着枕头，不出五分钟，我就睡着了。要是翻开了一本书，我连一页都看不完；我已经不记得上次读完一本小说是什么时候了。有时候我刚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听见鲍勃的呼噜声也毫不在意，翻个身，照样安然入睡。
这件事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影响了我们的夫妻生活。我不好意思承认，不过我确实记不起上一次同房是什么时候了。我喜欢也想要和鲍勃享受鱼水之欢，可这种喜欢和想要不足以让我坚持着不睡。我知道，我们两个人都忙碌了一天，晚上也都很累了，但我不管怎么忙、怎么累，都会给露西讲故事，给中国那边发邮件，还会处理一堆账单，但每天晚上，我都止步于此。鲍勃也是一样。
我记得以前我和鲍勃会在傍晚，趁我们还没太累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在出去约会之前亲热一番（那时候我们还会出去约会）。现在呢，要是有这个精力，也总是在睡觉之前，并且总是在床上。亲热成了睡前才会做的事情，就像刷牙和用牙线，不过可从来没那么规律。
单身那会儿，我记得在《服饰与美容》还是《时尚》之类的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我只会在理发店翻翻这些杂志，里面说高学历的已婚夫妇一年只有十到十二次夫妻生活，是已婚夫妇中最少的。一个月一次。我当时想，我可永远不会这样。当然了，我那时候才二十多岁，未婚，没有孩子，教育水平也远远不如现在，每周至少有两三次性爱。那时候我看到杂志里的这些问卷调查，只觉得虽然读着很有意思，不过肯定都是胡编乱造的。现在我把这些文章中的每个字都奉为金玉良言。
但愿鲍勃不会觉得他在我心中已经失去了魅力。说来好笑，我反而觉得他比我们俩谈恋爱如胶似漆的时候更有魅力了。我看着他给莱纳斯喂奶，亲吻露西的小伤口，一遍又一遍地教查理系鞋带，全然忘我，一心一意地爱着孩子们，就觉得对他的爱就要抑制不住地奔涌而出了。
我后悔有的时候自己累得倒头就睡，没有对他说“我爱你”。有时候他自己睡着了，没有对我说这三个字，这也会让我莫名其妙地生气。就算我们没精力吃一顿像样的晚饭，各自忙着处理邮件、找工作，没办法依偎在沙发上看一场电影，也没心情考虑花三分钟亲热，至少我们也应该在昏睡过去之前说一声“我爱你”吧。
我躺在床上等着鲍勃，想要告诉他我爱他，还有，就算他明天丢了工作，我也依然爱他。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如果”，我们都会没事的，因为我们相爱。但他在卫生间里收拾了很久，我没来得及说就睡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怕自己不说出来他就不知道。
[1] 波士顿公共花园（Boston Public Garden）始建于1837年，是美国首个公共植物园，园中有池塘并设置脚踏游船“天鹅船”，建园一百五十周年时添置了根据著名绘本《让路给小鸭子》（ Make Way for Ducklings ）创作的青铜雕塑作品。该绘本讲述了野鸭夫妇定居公共花园的池塘，抚育莱克、米克等八只鸭宝宝的故事。
[2] 均为美国绘本故事。《小企鹅特奇》（ Tacky the Penguin ），讲述不合群的小企鹅特奇最终赢得同伴尊敬的故事；《蓝蓝最好的雨天》（ Blue’s Best Rainy Day ），讲述一只叫蓝蓝的小狗和朋友们雨天里不能出去玩，在家里想出各种游戏的故事。
[3] 出自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名诗《雪夜林边驻马》（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
[4] 《土拨鼠之日》（ Groundhog Day ），1993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讲述主人公单日循环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