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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剧院前排正中间靠右的位子。我看了看手表，接着抬起头，伸着脖子朝走道张望，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鲍勃。一个矮小的老太太朝我走了过来。我一开始以为她是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但紧接着就明白过来，她是瞄上了我左边的座位。
我伸手按在座位上说：“这里有人了。”
她问：“这里坐了人吗？”她那双浑浊的褐色眼睛里露出困惑的目光。
“一会儿就来了。”
“什么？”
“一会儿就来了。”
“我必须坐在前排，不然我看不见。”
“不好意思，这里有人了。”
老太太那双浑浊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清澈而敏锐。
“我可不敢肯定。”
两排之后，一个男子起身离开了座位，走向了过道，也许是要去卫生间。老太太瞧见了，就不再纠缠我了。
我摸了摸蛇皮外衣的领子。我不想脱外衣。剧院里有点冷，而且我觉得自己穿着这件衣服很好看，可我也不想让别人占了鲍勃的位子。我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演出票。时间、地点都没错。鲍勃人呢？我脱下外衣，替鲍勃占了位子。一阵寒意从腰间一直蔓延到肩膀。我揉了揉露在外面的胳膊。
我又四处寻找鲍勃的身影，但剧院宏伟的气派装修很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华贵的红天鹅绒幕布、高耸的圆柱、罗马风格的大理石雕像。我抬起头，发现这是个露天剧院，夜色美不胜收。我正陶醉地望着头上的星空，这时突然感觉一片淡淡的影子罩在了脸上。我以为是鲍勃，没想到却是我的老板理查德。他把我的外衣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到我身边。
他说：“没想到会在这儿看见你。”
“我当然在这儿了，我特别期待这场演出。”
“赛拉，演出已经结束了，你来晚了。”
什么？我回头望着走道上的人，却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脑勺。大家都离场了。
下午三点半，我有半个小时的空闲时间，这是一天里的第一个空档，之后还有一个会要开。我一边吃午饭，也就是助理替我点的鸡肉凯撒沙拉，一边给西雅图办公室回电话。我嚼着生菜，等着那边接电话，同时开始查看未读邮件。那边的负责人接了电话，让我和他一起展开头脑风暴，想想我们的四千位咨询顾问里谁有时间，并且最能胜任下周的信息技术项目。我一边和他讨论，一边时不时地打几个字，回复英国那边发来的关于绩效评估的邮件，同时继续吃午饭。
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学会了同时处理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讨论，但我这么做已经很久了。我知道，这可不是一项普普通通的技能，就算在女性里也不常见。我还掌握了打字、点鼠标而不发出声响的能力，这样，电话另一头的人就不会分神，更不会感觉受了冒犯，后一种情况可更糟糕。我也得老实交代，打电话的时候，我只会回复那些不需要过脑的邮件，只要回答一句同意或者反对就够了。感觉有点儿像是人格分裂。赛拉在打电话，而她疯狂的另一个自我在打字，不过至少这两个我能够配合无间。
我在伯克利咨询公司担任人力资源副总裁。伯克利拥有大约五千名员工，在全球四十个国家开设了七十间办公室。我们为世界上从事各个行业的公司提供战略建议，比如如何创新、竞争、重组、引领行业、创立品牌、合并、发展、保持增长，还有最重要的一项：赚钱。为这些目标提供建议的咨询顾问学的大多是商科专业，不过也有很多是科学家、律师、工程师和医生。他们个个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才，惯用分析思维，擅长为复杂的问题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他们也大多是年轻人。伯克利的咨询顾问通常要被派到客户所在地工作，咨询顾问可以身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如果客户是新泽西州的一家制药公司，那么咨询顾问就会暂时住在新泽西州，一直到项目结束。比如说，伦敦办公室的一个咨询顾问有医学背景，所以负责这个项目，那么他周一到周四就会住在纽瓦克
的一家酒店，一直住上十二周。
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没结婚的年轻人来说也没什么不妥，其实就连那些结了婚的年轻人也能继续一阵子，可是等再过几年，等有了孩子，再过着这种拎包入住的生活就会让人迅速衰老，这些人中身心耗竭的比例很高。伦敦那个可怜的家伙会想念妻子和孩子，而伯克利不断给他加薪，好让他留下。但大部分员工早晚都会觉得，他们为了工作而牺牲了家庭，拿到的钱并不足以弥补这份损失。少数人撑过五年这个坎就会升任总经理，能坚持十年的人会成为合伙人，并且因此成为富豪。能走到这一步的大多数是男性，而且都是离了婚的男性。
我有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经历，并且毕业于哈佛大学，论经验、论学历，对伯克利来说都是完美的人选。这份工作工时很长，每周要投入七十到八十小时，不过我不用像那些四海为家的咨询顾问一样到处出差，只需要每两个月跑一趟欧洲，每季度去一次中国，再就是每个月去纽约住一两晚，不过这些都是定好的，不会没完没了，我完全可以应付。
我的助理杰西卡敲门走了进来，她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咖啡？”
我点点头，伸出三根手指，意思不是来三杯，而是三份浓缩。杰西卡明白我的手语，便出去冲咖啡了。
我在伯克利负责所有的招聘、优先项目团队组建、绩效评估和职业发展规划。伯克利咨询公司卖的是创意，所以有创意的人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和投资。公司团队今天想出来的某个创意，轻轻松松就能登上明天的《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头版，有几家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就是由我们的团队出谋划策甚至一手打造的，而这些团队都是我创造出来的。
我要了解每个咨询顾问和每个客户的优缺点，这样才能找到最契合的人选，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取得成功。咨询团队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项目，比如电子商务、全球化、风险管理、运营，涉足各行各业，比如汽车、医疗、能源、零售。不过一个咨询顾问不一定能胜任所有的项目。我需要多方兼顾，像扔杂耍球一样，而这些杂耍球都是昂贵、脆弱、沉重而又不可代替的。每当我以为手里的球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时，就会有一个合伙人又扔一个过来。我就像马戏团里争强好胜的小丑，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应付不来。我这个岗位上的女性屈指可数，我不想看到哪个合伙人向我投来那种异样的眼神：“看吧，她已经想破了脑袋。我们把她逼到极限了。看看卡森或者乔能不能接手吧。”就这样，他们把越来越多的任务扔给我，而我每次都微笑着接住。为了表现出轻而易举的样子，有时候我简直是在自我毁灭。我这份工作跟轻松沾不上边儿，事实上，我的工作非常非常辛苦，而这也是我热爱工作的原因。
可是，就算我有多年的经验，有坚定的职业道德，有同时吃饭、打字、打电话的能力，有时候也还是免不了崩溃。有一段时间，工作上不能出分毫差错，我没有时间吃午饭、上厕所，腾不出一点时间去做别的事。这样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气球，已经吹足了气，眼看着就要爆炸了，可这时理查德又塞给我一个项目，第一页上还贴了一张便笺：尽快给出意见——气球里又吹进一大口气。杰西卡给我发来邮件，一天里唯一没有任何安排的那一个小时又塞了一个会——又一口气。我觉得自己已经被抻成了透明的气球，胀得很难受。艾比打来了电话，莱纳斯起疹子了，有点发烧，她找不到泰诺——最后一口气。
每次我觉得自己就要爆炸的时候，我就把办公室反锁，坐在椅子上，我怕有人向里面张望，所以会转身对着朝向博伊尔斯顿街的窗户，让自己哭上五分钟。不能再多了。不出声地哭上五分钟，释放压力，我就恢复如初了。这个办法足以让我调整好状态。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办公室里哭，那是在我入职后的第三个月。我为自己的不堪一击感到羞愧，擦干眼泪之后，我就暗暗发誓，我再也不会这样了。我太天真了，在伯克利这种水平的咨询公司做事，压力值爆表，谁都逃不掉。有的人吃午饭的时候会在海鲜餐厅来几杯马天尼，有的人会站在亨廷顿大道的旋转门外抽烟，我则是坐在办公桌前哭上五分钟。我尽力把这个哭泣的恶习限制在每个月两次。
三点五十分了。我挂了电话，喝着杰西卡端来的咖啡。这正是我需要的，咖啡因替我催促着慢慢吞吞的血液，往我昏昏欲睡的大脑上泼凉水。我有十分钟的时间无人认领。该做点什么呢？我看了看日程表。
我总是把所有人的活动都写在我的日历里，我像空中交通管制员一样，什么时间，谁在哪，我都要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之前没想过要去看查理比赛，直到这时才动了心思。鲍勃说他这周可能还是走不开，艾比把查理送过去之后也不能留在那儿，因为她还得跑到镇子对面去接露西。这是查理在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我仿佛能看到比赛结束时，所有的孩子都冲下球场奔向父母，他们的父母张开双臂，准备庆祝孩子们的精彩表现，查理却看到自己的妈妈、爸爸没有在场下张开双臂迎接他，脸上写满了失落。这样的画面让我目不忍视。
三份浓缩咖啡、两份内疚加怜爱下肚，我最后看了一眼手表，接着抓起手机、通用汽车项目的文件夹、包和外衣，走出了办公室。
“杰西卡，通知四点开会的人员，我会打电话进去。”
我没有理由不能两者兼顾。
会议四点开始，我开了四十分钟的电话会议，才来到威尔蒙特镇的球场。从停车场出来是棒球场，再过去就是足球场，我在车里就远远地看见孩子们在踢球。电话里，我们正在讨论绿色技术领域有哪几个冉冉升起的明星专家，这时候我已经连续说了好一会儿。我正穿过棒球场往前走时，突然意识到清嗓子声、按压笔帽声还有会议室那些常见的背景音都消失了。
“喂？”
没有回应。我看了看手机：无服务。该死，我自言自语多久了？
我现在到了足球场，但没在开会，可我应该边看球赛边开会的。我低头看了看手机，还是无服务。这可不妙。
“嘿，你来了！”是鲍勃。
我脑袋里也是一模一样的想法，只不过这句话的标点在我这儿打的是个问号。
我说：“我以为你来不了呢。”
“我溜出来了。我碰见艾比来送查理，跟她说了我会带他回家。”
“咱们俩不需要都过来。”
我看了看手机，一格信号也没有。
“我能用你的手机吗？”
“这儿是无信号区。你要跟谁打电话？”
“我得开会。该死，我干吗要跑这儿来？”
鲍勃搂住我，用力抱了一下，说：“你来这儿看儿子踢足球啊。”
可我现在应该在和通用汽车的项目配备人员交流。我的肩膀开始往上耸，想要超过耳朵的高度，这是我精神紧张的信号，鲍勃知道，他揉捏着我的肩膀，想让我放松下来，可我不肯配合。我不想放松。现在的情况可让人没法放松。
鲍勃问：“你能留下来吗？”
我的大脑飞快地思考着错过下半场会议的后果。老实说，不管我错过了什么，都已经错过了。既然如此，我还不如就留下来算了。
“我试试换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有信号。”
我在足球场边上徘徊，想找一个有手机信号的位置，可惜今天运气不好。不过话说回来，一年级的足球比赛实在是太搞笑了。其实那根本就不应该叫踢足球，在我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场上位置，大多数孩子一直在追着球跑来跑去、踢来踢去，就好像那个球释放出强大的磁力，孩子们都被无法控制地吸了过去。这会儿有十一二个孩子围着足球，有踢脚的，有踢小腿肚子的，偶尔也能踢到球。接着，足球被糊里糊涂地踢飞了，大伙儿又一窝蜂地追了过去。
有几个孩子根本懒得理会这场比赛，一个小女孩在翻跟头，还有一个小女孩干脆坐在地上，用两只手撕草玩。查理在转圈，他转啊转，摔倒了。他站了起来，踉跄着走了两步，又摔倒在地，接着又站起来，继续转圈。
“查理，快去抢球！”鲍勃在场边替他鼓劲。
查理还在转圈。
其他的家长也在给自己的孩子打气。
“快冲，茱莉亚，快冲！”
“加油，卡梅伦！”
“出脚！”
我为了这个疯狂的活动错过了一个重要会议。我走回到鲍勃身边。
他问：“找到信号了吗？”
“没有。”
这会儿突然下雪了，大部分孩子都把足球比赛抛在了脑后，忘了来这儿是为了什么，都纷纷伸着舌头接雪花。我还是忍不住每隔一分钟就看一眼表。这场所谓的比赛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简直没完没了。
我问鲍勃：“什么时候比完？”
“一场应该是四十五分钟。你过一会儿直接回家吗？”
“我得回去看看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都说了什么。”
“不能在家里解决吗？”
“我根本不该到这儿来。”
“那晚上见？”
“但愿吧。”
我和鲍勃经常不能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他们的小肚子到了五点左右就开始咕咕叫，艾比会给他们准备奶酪通心粉或者鸡块。我和鲍勃会尽量赶在六点半左右到家，和孩子们一起吃甜点。他们一般吃冰激凌或者曲奇，而我和鲍勃一般吃点饼干配奶酪，喝点葡萄酒。说是甜点，其实更像是开胃菜，等孩子们七点半上床睡觉之后，我们俩才开始吃晚饭。
裁判是一个高中男生，他终于吹响了哨子——比赛结束。查理从球场上下来的时候还没看到我们，他的模样实在太可爱了，我简直忍不住要尖叫。他那头褐色的卷发总是显得有点太长了，不管多久剪一次都不管用。他的蓝眼睛跟鲍勃一样，黑睫毛特别长，我还没见过谁家男孩的睫毛比他的还长。以后，女孩们会因为这双眼睛而疯狂爱上他的。查理突然间像是已经长大了，可同时又显得特别年幼。他已经大到要做作业，长出了两颗恒牙，还能加入足球队；可他又年幼到每天都想出去玩，乳牙没换完，掉的牙也还没长齐。还有，他更喜欢转圈、抓雪花，而不是赢得比赛。
查理这会儿看到我们了，他的眼睛一亮，咧开嘴，露出傻乎乎的南瓜灯一样的笑容，整张脸都撑大了。他直奔我们跑过来，我把手机塞进衣兜里，好能腾出两只手拥抱他——我就是为这个才来的。
鲍勃说：“踢得好，小伙子！”
查理问：“我们赢了吗？”
输了，三比十。
我说：“应该没有，你玩得开心吗？”
“嗯！”
鲍勃问：“晚上吃比萨怎么样？”
“好耶！”
我们向停车场走去。
查理问我：“妈妈，你也一起吃比萨吗？”
“不行，宝贝，我还得回去工作。”
“来吧，小伙子，比赛谁先跑到车那儿。准备好了？预备——跑！”鲍勃大喊一声。
父子俩穿过棒球场，弄得脚下一阵尘土飞扬。鲍勃放水，让查理赢了。他演得太假了，我听见他说：“我都不敢相信！我差点就追上你了！你真是飞毛腿！”
我笑着回到自己的车上，看了看手机——有三格信号，七条新的语音信息。我叹了口气，打起精神，点了播放。我慢慢地把车挪出停车场，正好跟在鲍勃和查理的车后面。我按了按喇叭，朝他们挥挥手，望着他们左转回家，去吃比萨了；我则向右转，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