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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

塔玛拉·莫耶医生的办公室坐落在一座五层写字楼的第三层,这栋楼在哈佛广场西边几个路口远的位置,离爱丽丝上次突然迷路的地方挺近的。等候室和诊室的墙是灰色的,是那种高中学校储物箱的颜色,墙上还挂着安塞尔·亚当斯 摄影作品的印刷画和医药公司的广告海报,一切都没有给她带来什么不好的回忆。莫耶医生做爱丽丝的全科医生二十二年了,可爱丽丝每次来看她都是为了预防性检查,像体检、补疫苗,最近一次是乳腺X光检查。

“今天是哪里不舒服吗,爱丽丝?”莫耶医生问道。

“我最近记忆出了问题,我一直把这当成更年期的症状。我大概六个月前停经了,但是上个月又来了,所以也许记忆出现问题不是因为更年期,于是我想,我该来你这儿看看了。”

“举些具体的例子吧,你忘记的都是什么事?”莫耶医生边问边做笔记,头也没有抬。

“一些名词,说话时突然忘词,还不记得我的手机放哪儿了,想不出待办清单上所记条目的具体意思。”

“好的。”

爱丽丝盯着医生看。她刚刚说的话似乎没有让医生产生任何反应。莫耶医生接收这些信息时就像牧师在听一个青春期男孩承认自己对一个女孩有不纯洁的想法。她可能每天要无数次听完全健康的人抱怨这些问题。爱丽丝差点为自己太过大惊小怪给医生道歉,毕竟这种浪费医生时间的行为实在是太傻了。所有人都会忘记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再加上更年期,而且她还总是同时做好几件事,甚至想着更多的事,这种短暂的记忆缺失突然显得那么渺小、寻常、无害,甚至合情合理。所有人都有压力。所有人都会累。所有人都会忘事。

“我还在哈佛广场迷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大概持续了几分钟,然后突然想起来了。”

莫耶医生停下了记录症状的笔,抬头直视爱丽丝。这一变化引起了她的注意。

“你有感到胸口发闷吗?”

“没有。”

“你有任何发麻或刺痛的感觉吗?”

“没有。”

“有感到头痛或晕眩吗?”

“没有。”

“有出现心悸的情况吗?”

“我心跳得很厉害,但那是我迷路之后,那种感觉更像是害怕导致的肾上腺素飙升。我甚至记得,在迷路之前,我身体感觉非常好。”

“那天还有其他特别的事吗?”

“没有,我刚刚从洛杉矶回家。”

“你感到过潮热吗?”

“没有。我迷路的时候可能有类似的感觉,但我觉得那也是因为害怕。”

“好的。你最近睡眠如何?”

“挺好的。”

“你每晚能睡多久?”

“五到六小时。”

“睡眠时间跟以前比有变化吗?”

“没有。”

“有没有难以入眠的情况?”

“没有。”

“你每晚大概醒来几次?”

“我好像不会半夜醒来。”

“你每晚入睡时间固定吗?”

“通常是固定的。除非我在出差,最近出差挺多的。”

“你出差都去过哪里?”

“过去几个月里,去过意大利,也去过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

“从这些地方回来后生病过吗?发烧过吗?”

“没有。”

“你最近在吃药吗?比如抗过敏药、保健品,或者任何你通常觉得不是药的东西。”

“只有一种复合维生素。”

“有没有胃灼热的感觉?”

“没有。”

“体重有变化吗?”

“没有。”

“有尿血或便血吗?”

“没有。”

医生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话题也转换得很快,爱丽丝都没跟上这些问题背后的逻辑。她好像在闭着眼睛坐过山车,无法预测下一个转弯是转向哪里。

“你有没有比平时更焦虑或者感觉压力更大?”

“只是因为记不住事而焦虑。除此之外就没了。”

“你跟丈夫的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

“你觉得自己的情绪如何?”

“还不错。”

“你认为你可能有抑郁倾向吗?”

“我不这么认为。”

爱丽丝了解抑郁症。在她十八岁时,母亲和妹妹去世了,她没了胃口,虽然总是疲惫不堪,每天却只能睡几个小时,她也对所有事物失去了兴趣。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多,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过这种感觉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不是百优解 能解决的。

“你喝酒吗?”

“只在晚餐时和社交场合。”

“喝多少?”

“晚餐时喝一两杯,社交场合可能会多喝一点。”

“使用违禁药物吗?”

“没有。”

莫耶医生看着她,陷入沉思,用笔点着自己的笔记仔细读。爱丽丝怀疑问题的答案并不在那张纸上。

“所以我是到了更年期吗?”她问着,双手紧紧抓着羊皮制作的椅套。

“是的。我们可以测一下促卵泡激素,但是你告诉我的信息都跟更年期症状吻合。更年期开始的平均年龄是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你的年龄刚好符合。接下来的一年里,你可能还会来几次月经。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雌激素替代疗法能改善我记忆出现问题的症状吗?”

“我们现在已经不给女性提供雌激素替代治疗了,除非出现了睡眠障碍、严重的潮热,或者明显的骨质疏松问题。我认为你的记忆出现问题并不是因为更年期。”

爱丽丝感到血液一下子冲进了大脑。这正是她最害怕的话,也是她最近才敢去考虑的事情。听到医生专业地说出看法,爱丽丝自圆其说的解释崩塌了。她有麻烦了,她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听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她压抑住越来越强烈的想躺倒在地或直接冲出诊室的冲动。

“为什么呢?”

“更年期症状中的记忆障碍和紊乱问题是睡眠问题的并发症状。女性认知上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她们睡得不好。也许你的睡眠质量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也许你的行程表和旅行带来的时差对你有不良影响,也许你夜里过于忧心。”

爱丽丝想起以前失眠的时候头脑不清楚的感觉。每次孕期最后几周和孩子刚出生时,她的精神状态都不是特别好,重要任务的截止日期即将到来时也是这样。不过,不论是遇到这其中哪种情形,她都从没在哈佛广场迷过路。

“也许吧。会不会是因为我进入更年期了,或者年龄大了,需要的睡眠就比以往多了?”

“不,我想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如果不是因为缺乏睡眠,你觉得还能是什么问题呢?”她问道,现在她的声音里已经完全没有了果敢和自信。

“这个嘛,我最担心的就是迷路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查查血液就能弄明白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些检查。我会给你开几个检查单,去做个血检,做个乳腺X光检查,还有骨密度检查,因为你年龄到了,再做一个脑部磁共振成像。”

脑瘤?她甚至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一个新的威胁在她的脑海中浮现,恐慌的感觉再一次在她的心中升起。

“如果不是怀疑有中风的可能性,为什么要做脑部磁共振成像呢?”

“排除一些可能性总是好的。约好磁共振成像的时间,做完检查之后马上来见我,我们一起过一遍结果。”

莫耶医生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爱丽丝也没有逼她说出自己的怀疑。爱丽丝也不想说出自己对于肿瘤这一可能性的怀疑。她们只能一起等着了。

威廉·詹姆斯大楼坐落在哈佛园大门外的柯克兰街上,学生们管这片区域叫西伯利亚,楼里有心理学系、社会学系和社会人类学系。不过大楼所在的位置并非它与主校区脱节的原因。没有人会认为威廉·詹姆斯大楼宏伟,它与哈佛园里那些著名的古典学院风建筑,如新生宿舍楼或者数学系、历史系、英文系教学楼的样子相比,更可能会被错认成停车楼。这栋楼里没有什么多立克柱或科林斯柱,没有红砖,没有蒂芙尼蓝的玻璃,也没有尖顶的、高大的中庭,没有任何明显或不明显的暗示说明它属于哈佛大学。这栋六十四米高的米色立方体建筑毫无特色可言,它很可能是“斯金纳箱” 的灵感来源。它从未出现在学生的徒步观光路线上,哈佛大学台历上的学校风景照片无论春夏秋冬都没有它的身影,这也并不奇怪。

毋庸置疑,威廉·詹姆斯大楼的外观很糟糕,可从楼里看到的风景就非常壮观了,尤其是高楼层的许多办公室和会议室。爱丽丝在她位于十层的办公室桌前喝着茶,悠闲地看着查尔斯河和波士顿后湾的风景镶嵌在朝南的大窗子里。这风景被许多画家和摄影师用油画、水彩画、照片的形式捕捉过,波士顿地区的写字楼墙上随处可见这样的风景图。

爱丽丝知道能够时常欣赏这优美的风景是一种幸运,她感激这一美好的特权。随着时间流转,她办公室窗子里的风景也会变换,这些变换十分有趣,让人百看不厌。在这阳光明媚的十一月早晨,爱丽丝在威廉·詹姆斯大楼窗子里看到的波士顿是这样的:秋日的阳光映射在约翰·汉考克大厦的浅蓝色玻璃上,闪闪发光,就像跳跃的香槟气泡;几只海鸥仿佛被一根运动实验的绳子牵着,平稳地滑翔于平静的银色查尔斯河上方,飞往科学博物馆的方向。

这风景也让爱丽丝对哈佛大学以外的世界有了认知。在芬威公园上方渐暗的天空映衬下,雪铁戈公司的红白霓虹灯牌格外闪耀,像警钟一样突然刺激到了爱丽丝的神经系统,将她从每天充满野心与责任的匆忙状态中唤醒,想起自己要回家。多年前,在她还没获得终身教职的时候,她的办公室很小,也没有窗户,位于威廉·詹姆斯大楼的一个角落里。那时的爱丽丝被挡在大楼坚实的米色墙壁之后,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经常不知不觉就工作到了深夜。不止一次,她工作结束后发现整个坎布里奇市被从东北部来的风暴席卷,地上积了三十厘米厚的雪,那些不像她一样沉浸在工作中或办公室有窗子的教职工都早已明智地离开了大楼,去寻找面包、牛奶、卫生纸和他们的家了。

她不能再盯着窗外看了。她这天下午晚些时候要去芝加哥参加年度实验心理学研究大会,那之前还要完成一大堆工作。她浏览了自己的待办清单。

她喝掉了冰已经化掉的最后一点冰茶,开始研究自己的上课讲义。今天讲课的主题是语义学,这是语言学六节课中的第三节,也是她在这门课中最喜欢的一节。即使教了二十五年,爱丽丝还是会在每堂课之前花一小时备课。当然了,她的职业生涯到了这个阶段,她已经可以不动脑就精确背出任何一堂课百分之七十五的内容了。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则包括一些观点、创新技术,或者学术领域当前最新发现的讨论,她利用课前的时间来完善新材料的组织和呈现方式,将这部分不断更新的信息加进课程中。这能让她保持对学科的热情,还能让她在每堂课都全身心投入。

哈佛的教职员工工作重点偏向于研究,所以不论是学生还是管理者,都对不甚完美的教学质量十分宽容。爱丽丝对教学质量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她的信念,她相信她有义务,也有机会激励本学科的下一代接班人,或者至少不要让潜在的认知学思想领袖因为她而放弃心理学,转而学习政治。何况她本来就喜欢教学。

她做好了课前准备,看了看她的电子邮箱。

爱丽丝:

我们还在等你的三张幻灯片,迈克尔演讲要用的。一张是词汇检索图表,一张是语言漫画模型,还有一张是文稿。他的演讲安排在周四下午一点钟,但保险起见,还是尽快把你的幻灯片发给他吧,让他了解一下内容,也确认一下能否在限定时间内讲完。用邮件发给我或者迈克尔都可以。

我们住在凯悦酒店。芝加哥见。

埃里克·格林伯格

这封邮件仿佛点亮了爱丽丝脑中某盏被遗忘的、落满灰尘的灯。原来上个月待做清单上想不起来意思的那个“埃里克”说的是这件事。埃里克根本就不是埃里克·沃尔曼,而是埃里克·格林伯格,提醒她要给他发幻灯片。埃里克·格林伯格是爱丽丝在哈佛的一个前同事,他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爱丽丝和丹一起做了三张幻灯片来描述丹做的一项简易实验,这是丹与埃里克带的博士后迈克尔合作的一部分。迈克尔想把它总结在实验心理学会议的发言中。爱丽丝不敢再做任何让自己分神的事,她赶紧把幻灯片给埃里克发了过去,还真诚道歉了。所幸他现在可以拿到幻灯片,准备时间依旧充裕。还好没酿成大祸。

爱丽丝的认知课讲厅跟哈佛大学里所有的东西一样,辉煌得过分。讲厅里蓝色软垫椅子的数量比这堂课的登记人数还多了好几百。讲厅有着技术先进的影音系统,非常华丽,投影幕布跟电影院的银幕一样大。有三个人正在忙着给爱丽丝的电脑插上各种连接线,检查音响和灯光。学生们优哉游哉地走进来了,爱丽丝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了“语言学课”的文件夹。

文件夹里有六个文件:“语言习得”“句法”“语义学”“语言理解”“语言模型”“语言病理学”。爱丽丝又读了一遍文件名。她记不起今天要讲的是哪一课了。她刚刚花了一小时的时间针对其中一个课题备课,现在却想不起是哪一个。是“句法”吗?它们在她眼里都那么熟悉,可没有哪个更突出一些。

自从上次去看完莫耶医生,爱丽丝每次忘事,不祥的预感就会加强。这种遗忘跟忘记手机充电器在哪儿或者忘记约翰的眼镜放在哪儿不一样。这不正常。她开始以一种痛苦又偏执的方式告诉自己,自己大概是长了脑瘤。她也告诉自己不要大惊小怪,不要让约翰担心,得先听听莫耶医生的专业意见。很不幸,她下周才能听到医生的意见,得等到实验心理学研讨会之后。

她决心先熬过接下来的一小时,然后不安地深吸了一口气。虽然她不记得今天上课的主题,但她知道今天的听众是谁。

“有谁能告诉我今天的课程安排吗?”爱丽丝问学生。

几个学生震惊却异口同声地说:“语义学。”

她猜测至少会有一些学生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向老师展示他们的学识和乐于助人的品性。她完全不担心学生们会好奇她为什么不知道今天讲什么。本科生跟教授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特别是在年龄、知识和权力上。

再说了,在本学期的课程中,学生们早已在课上见识过她的学术能力,为她在课程文献中的主导地位而惊叹。他们要是真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也会认为她有比心理学课程更重要的事去想,以至于没有时间在课前看一眼课程安排。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她在课前的一小时里,几乎全身心地在为“语义学”这个课题备课。

到了傍晚,明媚的天气已然消失,天空阴沉多云,这是她今年第一次真正感到冬天要来了。前一晚的雨把爱丽丝家树枝上的叶子几乎全打掉了,树变得光秃秃,脱了衣服迎接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爱丽丝穿着羊毛衫,舒适暖和。回家路上,她放缓了脚步,享受着凉爽秋日的空气味道和脚踩落叶发出的簌簌声。

房子里灯火通明,约翰的包和鞋都摆在门口的桌子旁。

“嗨!我回家了。”爱丽丝说。

约翰从书房里走出来,盯着她看,带着满脸的困惑,好像不知该说什么好。爱丽丝也盯着他看,等他开口,她紧张地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坏事。她的思绪立刻跑到了孩子们身上。她僵硬地站在门厅里,准备听最坏的消息。

“你不是应该在芝加哥吗?”

“爱丽丝,你的血液检验结果都正常,磁共振成像结果也没有异常。”莫耶医生说,“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等一等,看看接下来的情况,三个月后再看看你的睡眠情况和健康状况,或者——”

“我想看神经科医生。” 2o3hslvG0KvmPg6HP0HCOlr51ArS2Xx6poya0bnSxtArP3hs3Ag5k19HzDX+pj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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