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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病毒的传播，世界局势也开始发生变化。邀请我发表演讲的德尔菲经济论坛会议突然紧急延期。对我来说，这无异于触发了一次不容忽视的警报，我决定提前飞回家。在飞机上，我不断思考着新冠病毒引发的新形势，以及辉瑞应优先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因其外层表面的冠状刺突蛋白而得名。人类受这种病毒之扰，已不是第一次。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暴发引发全世界的关注。这种疾病在全球迅速蔓延，导致数千人感染，死亡率约达10%。中国香港和德国的实验室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确认，该疾病的根源是一种新冠病毒。几个月内，局势得到了控制。2012年，另一种新冠病毒疑似由受到感染的单峰骆驼传播给人类，造成了另一种呼吸综合征，即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然而，眼下这种新冠病毒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例如，一些工厂被迫关闭了，以保护辉瑞员工免受这次病毒的侵害。而对于SARS和MERS-CoV病毒，我们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辉瑞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工厂也将面临关闭吗？
我还了解到，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的最初几个星期，受影响地区的医院人满为患。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吗？如果是的话，这些医院有足够的医疗资源去治疗那些涌入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吗？对我们而言，这个问题意味着，辉瑞能否为这些医院提供所需的药物。我的脑海中开始浮现一些不好的场景：全球对医院药品的需求暴增，而与此同时，我们的生产工厂却因疫情而被关闭，无法提供足够的治疗药物。
到了最后，我开始反复思考两个问题：如果像一些国家当前的形势一样，现有药物对这种病毒不够有效，那该怎么办？辉瑞能采取什么措施吗？我知道在2012年，辉瑞对一些抗MERS-CoV的分子进行了测试，这些分子似乎表现出了不错的抗病毒活性。也许，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这些分子抵抗新冠病毒的能力。
在飞回家的漫长路途中，我沉思了好几个小时，从包里取出辉瑞董事会笔记本，把想法写在上面。飞机落地之前，我整理了笔记，梳理出几个要点，删除了一些目前看来并非当务之急的内容。我翻到新的一页，写下了我认为辉瑞应该优先处理的三大事项（见图1-1）。
图1-1 辉瑞的三大优先事项
注：这三大优先事项依次为：1．员工安全及福祉；2．保障医院必需药品供应；3．针对新冠病毒感染制订全新的医疗解决方案：a．疫苗！！！b．治疗。
资料来源：辉瑞。
第二天，我来到位于纽约联合国大楼附近的辉瑞总部，走进我们的执行领导团队开会用的会议室。我们将这个房间命名为“使命之环”（Purpose Circle）。
接任首席执行官时，我把会议室的桌子移走，让大家在舒适的椅子上围坐成一圈。因为有些人偏爱传统的摆设，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不太习惯这种布局。会议室的一面墙上赫然写着“为患者带来改变其生活的突破创新”的公司使命，而正是这面墙，让反对者们也渐渐接受了这种布局。另一面墙上则是很多由公司多位高管贴上去的患者照片。这些患者曾经深深触动这些高管，让他们记得自己所做的决定对这些最重要的人具有非凡的意义。
这些高管通过这种方法提醒自己，要将患者放在首位。有的人贴的是父母的照片，有的人贴的是朋友的照片，还有一位选择将邻居家患病孩子的照片贴在上面。我贴的则是女儿塞莉丝的照片。塞莉丝与她的双胞胎哥哥莫伊斯一样，是在华沙的一家医院出生的早产儿。当时，我正在辉瑞的波兰分公司任职，因此我和妻子居住在华沙。然而，与她的哥哥不同，塞莉丝在出生时经历了几分钟的缺氧，造成大脑中靠近脑室的一些细胞受损，进而导致了脑瘫。她的行动能力因此受到了限制。我的妻子米里亚姆倾注了大量心血，确保塞莉丝不被自己的病情所累，能够成为一个独立且不畏惧困难的人。她带塞莉丝四处求医，尝试了从物理治疗到筋膜治疗等各种方法。米里亚姆拒绝接受所谓的“命运”，一再告诉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终有一天，塞莉丝不仅能够成为一名舞者，还能跑马拉松。敢于设立大胆的目标，是我们家族的特质。米里亚姆每天都会花上几个小时，在网上搜索干细胞疗法等正在研发的新技术，一旦成功，这些技术便能帮助塞莉丝重建因几分钟缺氧而受损的大脑细胞。由于米里亚姆倾注了大量心血，现在的塞莉丝已经成为美国巴纳德学院的一名优秀学生。她平时住在学院宿舍，享受着独立而充实的大学生活。
在撰写本书时，她的拟选学科是城市研究，因为她的志向就是打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城市。她的目标是为他人服务，带给人们更多的快乐，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很遗憾，这些新药物并未及时出现，没能帮助塞莉丝重建细胞，也没能让她跳舞跑步，甚至没能让她扔掉拐杖。但我知道，这些药物终有一天能够帮助其他孩子，也能成为一个契机，让作为辉瑞一员的我们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我们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塞莉丝的照片提醒我，永远要将患者放在首位。而那天，就在那个会议室里，我们必须针对我在飞机上写下的三个优先事项做出一系列重要的决策。
然而，新冠病毒感染原本并不是那天讨论的话题。我们原本计划继续商讨正在进行的重大重组工作。不难理解，辉瑞领导层在2019年做出的增加研发和数字化能力方面投入的决策，加上降低营销和管理成本的需要，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高管们都十分焦虑。当时，新冠病毒感染还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高管们仍在思考自己在重组中的立场。作为首席执行官，我必须对领导团队内部的紧张情绪有敏锐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