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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定在星期一举行，我的电话在星期日中午时分响起。米凯尔提前一天到达了华盛顿，正在纠结我们该向特朗普政府传达怎样的信息。到那时为止，我们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如何开发有助于维持患者生命的疗法。但是，能否研发出一款能从源头预防感染病毒的疫苗呢？换句话说，辉瑞是要把资源用于治疗，还是用于预防？
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大背景下，单靠治疗无法终结这场流行病。但疫苗能做到。欧洲疫苗协会（Vaccines Europe）在2018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将疫苗接种称为“迄今为止实施的一项成本效益最高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并指出，儿童疫苗接种“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功案例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世界范围内，接种疫苗每年可预防200万～300万人死亡。然而，全球每年仍约有150万人死于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仅在美国就有4.2万人死于这类疾病。在全世界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1/5的儿童无法接种能够挽救生命的疫苗。除了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之外，疫苗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最为深远。我在担任辉瑞首席执行官后，之所以大幅增加疫苗研究的经费，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那次通话中，我和米凯尔一致认为这次的病毒不同以往，都较为认同先行研制疫苗的想法。辉瑞疫苗产能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从早期研究到后期试验和临床开发的流程，全部是高度整合的。除此之外，辉瑞还拥有一支世界上最顶尖的疫苗学团队，由坚忍不拔、敢作敢为的德国科学家凯瑟琳·詹森（Kathrin Jansen）领导，而这也成为辉瑞的一张制胜王牌。凯瑟琳先后在惠氏、默克和葛兰素史克等公司任职，职业生涯可谓硕果累累。她来自民主德国的一个家庭，在德国接受了微生物学培训，后在康奈尔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
如今，她领导着一支由全球知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位于纽约珀尔里弗（Pearl River）小镇的实验室进行研发。在接受卫生健康媒体Stat的采访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的主任保罗·奥菲特（Paul Offit）表示：“对于这个职位，她再适合不过了。她会奋起而战，捍卫自己认为重要的疫苗。如果你认为制药公司都是昧良心的组织，那是因为你没接触过凯瑟琳·詹森这样的人。”
我曾告诉米凯尔：“在这件事上，舍我其谁？告诉白宫，辉瑞疫苗研制方面定会全力以赴。”从他的声音中，我能听出他难掩的激动之情。
第二天，在白宫内阁会议室，特朗普总统的身边坐着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Azar）、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托尼·福奇（Tony Fauci）博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管理者以及制药行业的各位同仁。大家就治疗进行了大量讨论。轮到米凯尔发言时，他告诉总统：“对抗疫情不能只靠一种方法。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治疗方法和疫苗预防入手，多管齐下。”米凯尔表示，辉瑞正在推进一种治疗方法，同时投入所有资源进行疫苗研发，调动整个公司的3万人团队，从治疗和疫苗方面布局临床试验和生产制药。他还表示，辉瑞已经开始调动在世界各地的疫苗专家，为研发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疫苗做好准备。辉瑞将把学到的知识与在座的同仁分享，鉴于形势的紧迫，我们应该齐心协力，组成一支团队，迅速采取行动。“太好了，”总统回应道，“非常感谢。这简直太鼓舞人心了。”
那天晚些时候，米凯尔通过电话向我汇报会议情况。他告诉我，大部分讨论的重点都是治疗，而非预防：“当我提到辉瑞会在研究治疗方案的同时进行疫苗研发时，托尼·福奇好像兴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