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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从未见过乌尔，连电话都没有通过。在过去两年合作研制流感疫苗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对话的机会，他一直和凯瑟琳或米凯尔沟通。我主动给他打去电话，做了自我介绍，并表示我愿尽全力确保项目的成功。我们非常聊得来。虽然性格截然不同，但我们俩非常投缘。我是一个移民美国的外向的希腊犹太人，乌尔则是一个移民德国的内向的土耳其人。我马上就感觉到，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们探讨了合作原则，决定依据科学做出决策。我们的目标是尽己所能提供最安全有效的疫苗，这是重中之重。我们两家公司都会专注于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但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完全平等的合作伙伴。最后，我告诉他时间至关重要，问他是否愿意在签订合同之前开始工作。
“乌尔，敲定所有必要的协议以及研究、生产和商业合同，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阿尔伯特，有你的承诺就足够了，”乌尔说，“我们可以立刻开始研究工作。律师先确定研究协议，协议一准备好，我们就签字。其他的合同都可以先放一放。”
我立即表示同意。我认为，有了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助力，面对这种需要创新方法解决的危机，我们能够，也必须换一种角度进行思考。
第二天，辉瑞的团队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在德国的团队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这些会议讨论的内容很广，包括候选抗原、毒理学研究计划、首次人体临床试验计划、监管型沟通和生产时间表。针对可能出现的一个或多个生产工厂因某种原因瘫痪的情况，德国团队商讨了灾难应对计划。除此之外，他们也就基本规划达成了共识，开始进行每日例会。
几个星期之后，计划已经步入正轨，为了拿出一些书面形式的协议让双方律师安心，双方签订了一份意向书。2020年4月9日，双方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共同研发一款世界一流、使用mRNA技术的新冠疫苗，用于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得到了辉瑞的7 200万美元预付款，并能够在未来再获得5.63亿美元的里程碑式付款，总对价
约为6.36亿美元。此外，辉瑞还将通过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购买股权的方式向对方支付1.13亿美元的现金（此举也使辉瑞拥有了该公司约2.3%的股权）。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平摊所有开发成本，平分所有商品化利润，但辉瑞同意预先承担所有成本。如果项目失败，辉瑞将独自承担所有损失；如果项目成功，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将通过产品的商品化利润向辉瑞支付开发费用。
在启动具有如此规模和复杂度的项目时，两家公司通常会就一系列条款进行妥善处理，尽管双方在这些条款上并未完全达成一致，但我们就以下内容达成了一致：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将拥有这款疫苗在德国和土耳其的商品化权，辉瑞则拥有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品化权。这些地区不包括中国，因为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已与一家中国公司就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疫苗商品化权达成了协议。除此之外，该协议还提出，双方需要就此合作协议中的具体协定进行协商并达成共识。这里所说的具体协定就是生产和商业协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款疫苗的开发、获批和生产。2020年，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时间签订生产和商业协议。就这样，双方在只签订了意向书、合作协议的情况下，依靠同等重要的相互信任继续合作，直到2021年1月，才签署商品化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