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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米凯尔把凯瑟琳和她的科学家团队召集在一起。除了菲利普，凯瑟琳还邀请了辉瑞的疫苗临床研发高级副总裁比尔·格鲁伯（Bill Gruber）。比尔是一名经过专科认证的儿科医生和训练有素的儿科传染病专家，在呼吸系统疾病方面拥有几十年的经验。他先在美国莱斯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后进入美国贝勒医学院就读，并在那里做实习医生。他还荣获了儿科传染病博士后奖学金。之后，他进入美国范德堡大学任职，专门从事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病毒，通常会导致类似感冒的症状。在新冠病毒感染之前，研究人员正在快马加鞭地研制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已针对不同疫苗的药效积累了大量重要的信息。其中，能够用在这次讨论中的信息是，呼吸道合胞病毒除了能引发呼吸道疾病外，也具有类似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参加视频会议的，还有其他几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
“阿尔伯特，你觉得这项工作该如何开展？”凯瑟琳问道。
我回答：“我们先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机遇上。这项技术能带来什么好处？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挑战，以及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克服挑战。”
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详细讨论了两天前与米凯尔探讨过的事情。他们解释说，运用这项技术，辉瑞的研究人员能够迅速对mRNA进行设计和调整。由于mRNA是合成物，不含活病毒颗粒，因此，这是一种更加精准直接的产品。这样一来，我们的团队便可按需多次使用这种疫苗。我们不仅能在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期间如此，在日后由于病毒突变而需要对疫苗进行加强时也是如此。传统疫苗的设计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而这种mRNA疫苗的设计则只需几个星期。团队成员告诉我，他们在这项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认为这项技术已经成熟到可以用来制作疫苗的水平。谈到挑战时，菲利普发言了。
“是这样，有了mRNA，我们的确可以快速推进研发工作，但疫苗在配送期间必须冷冻才能保持稳定。”他说。
这一点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巨大的劣势。
“我们该怎么办？”我问。
“研究人员可以在日后开发一款更加稳定的疫苗，但目前，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生产部门应该能找到应对方法。”
然后，我让大家谈谈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会不会同意跟我们合作。凯瑟琳说，乌尔已经打过电话，表明他有兴趣与辉瑞合作。我觉得是时候做决定了。显然，与现有的所有其他选择相比，mRNA技术平台要危险和复杂得多。但是，这也是最快捷的解决方法，而且我的整个团队都完全支持这个选择。在生命科学中，疫苗学家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医学领域的所有医生和生命科学家都致力于为大众服务，但我发现，从事疫苗研究的人的观点有所不同。首先，这些人之所以选择这一领域，是为了专门研制疫苗，而且不遗余力地保障大众的健康。其次，他们通常比较保守。与用于治疗疾病和慢性病的药物不同，疫苗的功效在于预防。因此，这就使研制疫苗的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与大多数医生相比，疫苗学家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权衡风险和收益。例如，如果我正在治疗一位癌症患者，那么计算风险的方式就与保护健康的人不同。在研究项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疫苗学家面临着层层审查，因此在选择上也非常保守。我深谙这一点，因此断定疫苗学家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冒险的选项，一定对此有十足的把握。另外，这些人毕竟是全球疫苗学中的领军人物。直觉告诉我，这是正确的选择，于是，我给出了回应：“好，就选mRNA。我明天就给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