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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6月，一个青年人为了获得博士学位，在耶拿大学讲坛上举行论文答辩。人们想方设法地跟他找麻烦，前所未闻的是，还给他强加了一些辩驳人。其中有个无聊的家伙，一心想借此出出风头，竟然说出：“In tractatu tuo erotico Lucinda dixisti……”
，博士候选人便把辩驳人干脆喊作“傻瓜”作为回答。于是，全场哗然，议论纷纷，一位教授宣称，三十年来哲学讲坛从没有被这样的scandalum（拉丁文：丑闻）亵渎过。博士候选人答道，可三十年来谁也没有被这样对待过。这位博士候选人就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当时他的惊世骇俗的见解使人退避三舍，有时甚至不允许他在城里过夜。汉诺威选帝侯治下大学监察司1800年9月26日致格廷根大学副校长的指令中写道：“教授之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因文字伤风败俗而声名狼藉，如其来到本市，即使稍事逗留，亦概不允许，着即通知本人，克日离境。”
这真是严酷的制裁——而全部风波都是《卢琴德》惹出来的！
《卢琴德》成为浪漫派的主要著作之一，倒不是由于它的创造力——因为这本书尽管大谈其“肉感”，实际上从中找不到一点血和肉，找不到一点真正的形象；同样，也不是由于思想的深度——叔本华以《性爱的形而上学》为题所写的几页文字，要比整个自命不凡的《卢琴德》包含更多的哲学；更不是由于一种狂欢暴饮的纵情作乐——试将它同海因泽的洋溢着南国生活乐趣的《阿丁格洛》相比较，就可见它是何等苍白而迂腐了。但是，这本书作为宣言和纲领，却自有其价值。它的主导思想就是宣扬人生的统一与和谐，这一点最清楚、最明白地表现在性爱的热情中，因为那种热情能给予精神的感觉一种肉欲的表现，同时又能把肉欲加以精神化。它所要描写的，就是现实生活如何化为诗，化为艺术，化为席勒所谓的精力的自由“游戏”，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憧憬得到满足的生活，人在这种生活中没有目的可言，也不按照目的活动，而是被引入自然的奥秘之中，“懂得夜莺的怨诉和新生婴儿的微笑，以及用神秘的象形文字写在繁花和群星上面的一切。”
如果，像克尔恺郭尔那样，以一大堆宗教教条为武装，冲着这本书大声呐喊：“它所要求的，就是把精神当做否定因素的、赤裸裸的肉欲；它所攻击的，就是那种把肉欲作为一个因素包含在内的精神性。”——那将完全误解这本书了。写出这样的话来，简直不知道需要多大的盲目性；不过，也不足为怪，还有什么比正教更能令人盲目的呢。但是，如果像古慈科那样，把它只做一种为自由恋爱作辩护的学说，或者像施莱尔马赫那样，把它看做对于绝对精神性的一种抗议，看做对于矫情否认血和肉的一种驳斥，那也没有全面理解这本书。本书的基本思想，正是浪漫主义的 人生与诗合一论 。不过，即使这种严肃的思想是本书的核心，它的形式却分明是存心招引物议。作者大胆而执拗地采取挑衅的口吻，并且出于信念，甘冒公众对于他的私生活的一切攻击、鄙夷和诽谤，这种态度诚然是值得同情的。他在一个很小的篇幅里，汇集了浪漫主义运动的一切观点和口号，使得原来分别表现在许多人身上的一切倾向，在本书中从一个中心点扇形地扩展开来，这种自信心也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部小说基本上不过是一份草稿，其中许多情节有头无尾，整个有气无力的自我神化为了孵化它的未受精的蛋，产生着一种做作的不健康的热情，实际上是借以掩饰它根本不能孕育——由此可见的艺术上的无能，则又是令人厌恶的。卡洛琳娜·施莱格尔为我们留下了当时针对这本书而写的一首刻薄的短诗：
炫学向狂想要求一个吻；
狂想引它去找罪孽；
它无耻而又无力地拥抱着罪孽，
罪孽给它生了一个死孩子，
名字就叫卢琴德。
除了“罪孽”这个词儿用得不恰当外——因为卢琴德不过触犯了高雅的趣味和真正的诗意——我觉得这首残酷的讽刺诗是无可非议的。
在《卢琴德》的深处，又将看到那种主观主义，那种自我意志，表现出来的随心所欲可以变成革命，变成厚颜无耻，变成独断论，变成反动，变成一切可能的东西，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同任何力量相结合，因为这个“我”并不为任何使其努力具有稳定性和价值的观念服务，并不为进步和自由服务。这种随心所欲在艺术中，变成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所发明的“讽嘲”，变成了艺术家凌驾于题材之上的高傲态度，变成了他对题材的自由玩弄，而就文学创作而言，则断然地变成了不断取笑自己的内容、破坏自己的幻想的纯形式主义；这种随心所欲在现实生活的领域里，就会成为一种饱经世故、玩世不恭的嘲讽，也就是天才的生活方式，精神贵族的惊世骇俗的方式。这种嘲讽对于“缺乏感官”的俗众乃是一个谜。它是“肆无忌惮之尤者”（这个名词也适用于文艺创作方面），因为有了它，便可以超脱自身；但是，这种讽嘲又是最遵守法则的，因为据说它是绝对的、必然的。它是一种永恒的自我戏弄，无法见知于“讲究和谐的凡夫”（浪漫派常用这个词儿称呼那些安于平凡和谐的人们）；因为这些凡夫往往把他们的正经误解为玩笑，而又把他们的玩笑误解为正经。所以，这种讽嘲不仅是在名义上完全等同于克尔恺郭尔的讽嘲，后者同样具有“志在被人误解”的贵族气派。天才自我的直接性，即“主观性”，因此就是真理，这样说即使不是像克尔恺郭尔所愿意理解的那样，也确乎可以理解为主观性具有一切对外界行之有效的权柄，而且永远以奇谈怪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世人为之愤懑而惊愕。讽嘲就是“神圣的厚颜无耻”。这样被理解的厚颜无耻，具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诚然摆脱了成见，但是纯粹从形式上说，却又为人们最无耻地坚持一切可能的成见打开了眼界。据这本书说，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正如女性的服装胜于男性的服装，女性的才智也胜于男性的才智，她们只要有一次大胆的结合，就能置一切文明成见和平民习俗于不顾，一下子进入了纯真的状态和自然的怀抱。”自然的怀抱！请听这一段轻佻的花腔里是怎样喧响着卢梭的声音啊！听起来仿佛在吹革命的起床号——实际上不过是在鼓吹反动。卢梭宣传重返自然状态，那时人们赤身裸体地在森林里漫游，靠橡实为生。谢林希望把发展还原到人类尚未因原罪而堕落的远古。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则用巨大的浪漫主义的魔号吹起了革命的曲调。但是，正如《儿童的魔号》上面所说：
一个猎人吹起了他的号角——
他所吹的一切都被风吹掉。
结果谈不上什么精神的解放，不过是纵情享乐而已。一切（甚至色情）都变成了艺术。正如浪漫主义的诗是二次方的诗，是诗上诗，是精炼的诗，浪漫主义者的爱情也是精炼的爱情，“爱之艺术”。各种不同程度的较高级的肉欲在这里得到了表现，并被纳入了一个体系；我想请大家看看这本书，它并不像《阿丁格洛》那样提供一些淫秽的图画，而是演绎一种枯燥的、炫学的理论，它的空洞的框架有待于读者的经验和想象来填充。所谓厚颜无耻，毋宁说是游手好闲，是天才的疏懒。疏懒被称为“纯真和灵感的氧气”。它的极致就是植物化：“最高、最完善的生活无非是一种 纯粹的 植物化。”植物看来是“一切自然形式中最端正、最优美的”。浪漫派那样强调 回复 到自然，结果回复到植物状态。安稳地享受永恒刹那的纯粹植物化，可能是最高的享受吧。尤利乌斯对卢琴德说：“我严肃地思考过一种持久拥抱的可能性。我想设法延长我们的亲近。”但是，既然天才不需要劳苦和紧张，肉欲本身就是安稳的幸福，它们都和目的、行动或用途毫无关涉，那么那种dolce far niente（意大利语：无所事事）便成为生活的顶点，而导向有计划行动的意图便被贬为可笑而恶俗了。《卢琴德》中有关的言论如下：“ 勤勉 和 功利 是手持火剑的死亡天使，他们阻挡人们返回天堂。”是的，它们确是这样！勤勉和功利挡住了我们回到身后一切天堂的退路。因此，它们对于我们是神圣的！功利在我们看来正是善，而以功利为目的的勤勉不就是一切德行的总和吗！不就是对于消遣、享乐的断念，不就是借以争取和实现善的热情和力量吗！
退回
到完善境界，在艺术中就是退回到艺术天才的随心所欲，他可以做一件事，也可以做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另一件事；在生活中，就是退回到游手好闲，——因为谁要是闲散，谁就会后退，——退回到单纯享受的植物化；在学术研究中，就是退回到直觉的信仰，这种信仰又由施莱格尔规定为宗教，一种重新还原为天主教的宗教。至于谈到自然和历史，这就是退回到极乐世界的原人状态
。因此，正是根据浪漫主义的基本观念——退化说，就可以明白，甚至惊天动地的《卢琴德》，也像浪漫主义者的其它一切惊天动地的豪举一样，并没有产生一点点实际效果。亨利克·易卜生这样歌唱道：“让我们把恶彻底铲除掉！”我却宁愿从容而冷静地说：让我们按照新的形式来提问题，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决不朝后退，我们一定要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