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教皇的协议

1801年10月的一个晚上，巴黎的城门给悄悄地打开了，一辆由军人护送的、车门紧闭的马车被放了进去。车里藏的是什么呢？是囚犯？还是什么违禁的物品？里面坐着一位年长的教士，名叫卡普拉拉，是教皇向拿破仑将军派遣的使者。在黑夜之中这样偷偷运入巴黎的“违禁品”就是与罗马商定的在法国重建基督教的协议。让一个教士在大白天进入巴黎执行这样的使命是莽撞的；第一执政一向精明周到，所以安排他夜间进城。这倒不是怕引起什么暴力行动，而是怕引人发笑。蒂埃尔说，“他们不敢把这样一个招人注意的东西放到诙谐成性的巴黎人面前。”

在无数次试图达成协议，其中多次谈判似乎就要永远破裂之后，终于在1802年4月把事情商谈到这样程度，拿破仑允许正式接见红衣主教级的使节，但这时又遇到同样的困难。按照教会的规矩，在教皇的使节前面应有人举着金十字架。这位红衣主教要求在他去杜伊勒里宫被接见的路上，由一个穿红色制服的骑马的军官举着金十字架。蒂埃尔告诉我们，这一次政府也害怕这样一种场面会在巴黎群众中产生影响。最后来了一个折衷，双方同意采取六个月前这位红衣主教本人进巴黎的办法，把十字架也放在车门紧闭的马车里运来。

最后，过了一星期，在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也就是1802年4月18日（共和国第十年7月28日），一大清早，巴黎各个街头都贴出了与教皇签订的协议书的抄本。为了庆祝这个日子，第一执政签署了亚眠和约 ，然后前往圣母院去听人唱规模宏大的感恩赞美诗，庆祝恢复基督教信仰，或者用官方的话说，庆祝共和国和上苍言归于好。仪式的节目单事前已经散发。第一执政后面跟着大批显要的随从。他已通知高级官员的夫人们，希望她们盛装参加。她们陪伴着拿破仑夫人；拿破仑自己则由他的参谋人员，他所有的将军和所有重要的文官簇拥着。原属于旧宫廷的那些马车这次又都用上了。拿破仑乘坐过去的御用马车到了教堂，完全是皇家的气派。声声礼炮向全世界宣布教会死而复活，也显示了企图恢复王权和皇家豪华作风的第一次尝试。从杜伊勒里宫到圣母院，凡属队伍经过的地方，都有第一军团的士兵站立两旁。巴黎的大主教在教堂门口迎接第一执政并给他洒圣水。然后，拿破仑由人打着华盖迎到为他专设的座位上去。参议院议员、下院议员和民权委员会委员坐在神坛两边的座位上。不一会儿，教堂里就全是制服、妇女的漂亮衣服和仆役的号衣了。在革命期间消失掉的仆役的号衣，现在和教士的长袍一道重新出现了。在第一执政后面站着他的将军们，穿着节日的制服，像蒂埃尔说的那样，“是服从而不是心悦诚服”。他们极力表现出他们的真实思想，那就是他们来这里是违心的，整个仪式在他们看来是一场可鄙的闹剧。他们的表现在那些和他们态度不同的人们看来简直“不成体统”。第一执政的表现却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穿着红色的执政服，一动也不动地站着，面孔显得严峻和难以捉摸，庄重而又冷静，既不像不愿参加的人们那样冷漠，也不像虔信宗教的人们那样热忱。他的宝剑柄上闪耀着那颗著名的摄政王戴的金刚钻，他专门让人为这次大典把它镶在那里，借以表明原来属于王冠的尊严象征现在属于这把宝剑了。他的举止清楚地表明，这次采取的行动并不表现他的信仰，而是表现他的意志，他决心让自己的意志见诸行动。

在唱著名的感恩赞美诗的这天早上，根据拿破仑的特别指示，政府机关报《箴言报》刊登了一篇书评，说到这本书的第二版是献给他这位教会重建者的。这本书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的真谛》。这篇书评是丰塔纳写的，三天以前发表在《信使报》上，现在根据政府命令又在官方报纸上重新发表。《基督教的真谛》的发表，和妇女低领口服装及仆役号衣的出现一样，都是这一天庆祝节目的一部分。社会上的宗教逆流和文学上的宗教逆流可说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刻、由同一个盛会开始的。在茹贝尔给夏多布里昂的朋友德·博蒙夫人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下面这句引人注意的话：“我们的朋友是特别为了这次活动才被树立起来并介绍给世人的。”

计划与筹备这次隆重仪式给拿破仑造成了无限麻烦。每条街的拐角处，人们都看到这样的字样，“几百年的事例和理智都要求大家吁请教皇把思想意识和习俗调和起来”，但这有什么用呢？全城都灯火通明，在杜伊勒里宫还举行了国家音乐会来庆祝这个庄严的节日，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引起的只是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和前些年崇敬上帝的那个节日引起的欢快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拿破仑从圣母院回到杜伊勒里宫，见到他的军官代尔马将军，问起他对这次盛大宗教仪式的看法，这位军官答道：“这是一出由游方僧演出的精彩闹剧，只有一点欠缺：那就是，为了摧垮你今天重新建立的东西，一百万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代尔马的这番话表达了拿破仑的军官们的普遍心情。1801年11月，军队对和教会和好的想法已明显地表现出恼怒情绪；那些和拿破仑很亲密的人，如朗纳、奥热罗，都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对于不得不穿制服在教堂出现这一前景感到不快；士兵中间流行的一句话是，法国国旗从没像今天这样得到这么多荣誉，现在却变得不再神圣了。当将军们接到到圣母院去的直接命令时，他们派奥热罗作为发言人到杜伊勒里宫去请求让他们不去——但是没有成功，这大家都是知道的。

在社会上，军队一直是最忠于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在五人执政时期，保皇反动势力在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之时被击败了，那是因为共和政府尽管虚弱不团结，却有军队可以依靠。在军队里，平等这个真正的共和主义原则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贯彻得好。在革命以前，军官和士兵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军官最早是封建领主，后来是地主，然后是贵族；普通士兵不管立了多大的功勋，都不能进入这个特权阶层。在革命期间，这种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首先，在大批自愿参军的人中有很多出身贵族家庭；其次，贵族被剥夺了担任军官的特权；军官都是从士兵中挑选的。此外，在共和国的战争时期，大家同甘共苦，这就使军官和士兵成了同志。尽管有军纪存在，但士兵都感到自己和军官是战友关系，自己靠在战斗中的勇敢和机运，也随时可能当上军官。

如果恢复王政，军队的这种新体制就会立即断送；并且，大家都把给予教会的任何一点偏爱迹象看成是恢复王政的预兆和准备。因此，军队里仍然讲的是原来革命的语言——对国王，贵族和教士同样敌视。军队一直担心恢复君主制和天主教；它信赖拿破仑，认为拿破仑可以防止出现这样的事，而且准备一旦他背叛革命，就呼吁另一位雅各宾派将军（如茹尔当、贝纳多特或是奥热罗）来安排一个反政变。

在和教皇签署协议时，军队对天主教僧侣是那样仇恨，以致召开了秘密会议，成立了秘密组织，企图废除这项和教会签订的协议。许多高级军官，甚至杰出的将军都牵涉进去了。莫罗和策划者一直保持联系，虽然他从未参加他们的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们甚至决定刺杀第一执政。一个名叫东纳地约的人自愿执行这项任务。但参加会议的乌迪诺将军把即将发生的情况告诉了达武斯特，东纳地约被捕之后供出了一切。参与这次反叛计划的人被击溃了，有些人投入监牢，有些人被驱逐出境，在被驱逐的人中有莫尼埃将军，他曾经在马朗戈指挥代塞的一个旅。

所有这些使我们对当时军队里的思想情况有足够清楚的概念。而且，文职官员的想法也是如此。和教皇签订协议的计划受到了一致的反对。塔勒朗作为外交部长坚持不懈地建议别这样做。他过去是主教，这项协议对他自己就是一个打击，而且以他政治上的锐利目光，塔勒朗预见到这项协议将给法国带来严重的后果。在政务委员会里，当第一执政宣布他签署了这项协议时，大家的反应是一片冷漠的沉默，但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却都在这里。即使蒂埃尔，由于对拿破仑十分崇拜，对签署协议这段情节作了不完整的描述，还是写道：“委员们情绪低沉，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就仿佛看到革命最有益的成就之一在他们眼前给毁掉似的。冷冰冰的沉默没有打破。他们没发表一点意见，没说一句话就散会了。”

在下院宣布这件事时引起的反应更加糟糕。这个组织通过选举迪皮依为主席，表示了他们对重建教会的抗议，迪皮依是《迷信崇拜的来源》一书的作者，那本书当时很出名，它把基督教解释为一种天文方面的神话（后来莫诺在著名的论拿破仑的小册子里，也仿照这本书把拿破仑说成是太阳的神话）。拿破仑这时虽然感到自己已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却不敢把这项协议单独向下院提出，而是同时还提出了一份所谓的基本法，这项法的意图是使法国教会相对独立。他知道他们惧怕教皇的影响，才希望以这个办法来获得他们投票支持。但只是到最积极的议员都被清除出去之后，下院才批准了这项协议。

在民权委员会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反抗，以致不得不再一次违反宪法，把该委员会的委员减少到八十人，才制服了它的反对。这项协议当时只使三类人完全感到满意。他们是（1）教士，但宣布效忠共和国宪法的人不包括在内，他们已被开除；（2）为数众多的教产拥有者，过去他们一直感到没有保障，现在他们的产权得到了肯定；（3）广大的愚昧无知的农民阶级，他们既不能看书又不能写字，他们向往着星期天和教堂的那一套热闹仪式。

就在第一执政最亲近的伙伴中，也一再有人做出努力来动摇他的决心。这些人有强烈的十八世纪精神，他们巨大的罕见的天赋使他们成为当时最杰出的人，拿破仑正是把这些人选作自己的伙伴。他们都属于“温和的革命派”，都是伏尔泰的信徒。像著名的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数学家拉格朗日和蒙日那样的人，每天都对拿破仑说，他这样做势必会给他的统治和他的世纪带来耻辱。据蒂埃尔说，他的老战友们尽管知道全国多么尊敬他们，但他们担心一旦跪倒在神坛面前，等待他们的将只是讥笑。连他的兄弟们（他们和当代最有才能的作家有密切的联系）都恳求他不要把他巨大的权力押在这个与时代精神如此格格不入的行动上。

这些强烈的意见，和前面引用的罗兰夫人的话一样，说明人们多么坚信基督教应当被看做业已灭亡。

不过，并不是宗教信念促使拿破仑这样一个有头脑的人，不顾种种规劝和抗议，采取这个违反整个法国思想界愿望的行动。他说过的许多话说明他和他所反对的那些人有着同样的看法，说明他崇奉十八世纪所谓开明的自然神论。有人引用了拿破仑向蒙日说的某些话来证明他是一个正统的信徒。他说过“我的宗教很简单。我看到伟大的，复杂的，壮观的宇宙，就对自己说，这些不可能是偶然的机会产生的，它一定是一个未知的全能的造物主创造的，他比人类不知要高出多少，正像宇宙比我们最巧妙的机器不知要高出多少一样。”但伏尔泰不是也会说出同样这些话吗？拿破仑接着说，“但这样一个真理对人来说，是过于概括，过于简短；他希望知道有关自己和自己未来的许多秘密，而宇宙却没有告诉他。这样就产生了宗教，它告诉每个人他想知道的东西。一种宗教肯定会否定其他宗教的说法。但我不像沃尔内那样就此得出结论说，一切宗教都是没有价值的，相反我认为它们都是好的。”这是莱辛在《纳旦》中的语言。和这完全一致的是他向蒙日说的另一段话：“在埃及我是穆斯林；在法国我只能是天主教徒。我不信教，但我相信有上帝。”

几年以前（在1797年12月），他在向执政委员会和所有公职人员所做的一篇讲话中，曾经把留恋宗教和留恋君主制和封建制度一起列为“法国人民必须克服的偏见”。在埃及的时候，他毫无顾忌地宣布自己是穆斯林。在他向阿拉伯群众宣布这一点时，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是很好的穆斯林。教皇曾指挥反对穆斯林的战争，不正是我们摧毁了他的力量吗？”就是这个教皇，他现在（按官方规矩）肯定得称作“圣父”，或者（私下里）称作“好羔羊”了；但是，当谈判由于罗马方面的捣鬼受到阻碍时，他在他的书信中又把教皇称作“老狐狸”，把教士（或是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光头们”）称作“笨拙的低能儿”。

就在和罗马进行谈判的期间，拿破仑的表现也同样有力地说明了他在政治上诡计多端，在宗教上不信天主教。1801年，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启程来巴黎之前，曾粗心大意地给他朋友写信时谈到，他这次深入虎穴感到情绪紧张，因为巴黎当时是革命的温床，前不久革命派对宗教和教士还都是极端仇视的。拿破仑有一种奥丁的神鸦 ，能把一切这类私下讲的心里话传送给他。这只神鸦在邮政局里，把红衣主教的信给拆开了，它的主人于是根据这封信所提供的有关此人性格的线索，把接待工作作了相应的准备，以便给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孔萨尔维到达巴黎时已是傍晚，而接见却定在第二天早上进行，这样他既没有时间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又来不及和教皇的代表们磋商。一清早就有车把他接到杜伊勒里宫，然后把他带进四壁萧然的小房，这地方他估计是第一执政接见厅的前室。他在房里等了一会儿，一扇小门打开了；穿过小门，他吃惊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连串华丽的房间，政府的主要官员、参议院议员、下院议员、将军们和参谋人员们都已聚集在那里。在庭院里他看到几个团的士兵排好队伍准备接受检阅。如他自己后来写的那样，他突然由一个茅屋走进了一座宫殿。一切能加强执政官威严的豪华场面和权威标志都摆了出来。在这套房间最后一间里，红衣主教给带到三位执政官面前，他们坐在那里，周围站着衣着豪华的侍从。波拿巴走上前来迎接他，以傲慢的口吻简短地说道：“我知道你的来意。你有五天的谈判时间。如果到时候签订不成协议，就什么也别再谈了。”孔萨尔维当时肯定慌乱不安，但他成功地争取到了时间。他以巧妙的罗马教廷的政治手腕给拿破仑设置了那么多障碍，以致在后来的一次激动的接见中，拿破仑气愤而傲慢地嚷道：“亨利第八 的权力还不及我的二十分之一，如果说他能改变他国家的宗教，我要改起来会比他容易得多！我不仅要在法国改，我还要在整个欧洲改。那时罗马哭出血来也已经晚了。”

这个恢复宗教的人就是以这种鄙视的态度来谈他准备恢复的权威。

因此，就像一千五百年前叛教的朱利安 所做的类似努力一样，这次恢复古老的宗教每前进一步都引人发笑（有时是不敢笑出声来，有时是真的笑出了声），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当拿破仑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宣读庇厄斯七世的第一道敕书（即教皇宣布让他“亲爱的儿子塔勒朗”重新回到自己怀抱之中的那道敕书）时，听众中发出了没有完全忍住的笑声。就是拿破仑自己也并不能一直保持庄严的表情。在红衣主教孔萨尔维穿着罗马紫色的袍子，当众把一份与教皇签订的协议书呈交给他时，这位第一执政官突然笑得前仰后合，使整个大会感到十分惊愕。几年之后，他对宗教仪式仍然一点也不习惯，在进行宗教仪式时没法忍住不笑（在通常情况下他是很善于装出严肃样子的）。1804年，当教皇给他涂油准备他当皇帝时，在整个仪式进行过程中他连连打哈欠，使观看的人十分震惊。1825年，轮到嫡系的波旁后代查理第十涂油登基时，他则表现得严肃得体。脸部表情肃穆，没有一丝笑容，他让人把自己的衣服一直脱到腰部，从头部开始涂油，然后涂胸部、背部和双臂。

这种恢复教士权威和天主教信仰的所有做法和革命以来一直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习俗和思想是那样格格不入，人们看到这种仪式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没法让自己严肃地对待这些。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引用一位目击者马里纳地区的大主教德·普拉特的一些话。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笑出声来，这样一个信号可以引起一场完全无法制止的哄堂大笑。这是一道暗礁，碰上之后可能一切都会被破坏掉。幸亏警察总长富歇事前采取了防范措施，由于他，巴黎才保持了严肃的面孔。”

这番话更加适用于教皇的那次来访。教皇居然到巴黎来！经过了过去十五年发生的一切，“群众都那样放纵，哲学的影响还那样强烈”，这确实是一次冒险的尝试。为了劝说教皇放弃这次出访，他的顾问把前面提到的在埃及的那次讲话放到他的桌前。但要动摇他的决心，已为时太晚。这两位权威人士是在枫丹白露会晤的。在初步交换几句问候和寒暄之后，他们同坐一辆马车来到王宫。拿破仑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在他搀扶着教皇走上台阶时，他那异乎寻常的轻快的目光似乎在说，“你们瞧见我的俘虏了吗？我抓住他了。”由于一种滑稽可笑的疏忽，排在整个行列前头的是一队骑马的埃及兵。这些埃及骑兵的古铜色脸膛使观看的人感到仿佛到了麦加。他们使入城式显得更像是为穆斯林举行的，而不像是为一个基督教的高级教士举行的。教皇自己的面孔显露出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完全陌生的世界时所感到的别扭情绪。不难看出，他的脚尽管有千万人吻过，踩在这块土地上时并不感到完全有信心。他的穿着华丽主教服的教士随员，和来迎接他们的穿着擦得锃亮的铠甲的军事大员们，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比。德·普拉特大主教说，在这精神上的帝王来访问尘世间帝王的时候，人们简直会以为自己被突然送到了日本国。

为了彻底理解第一执政官为什么坚决维护并执行这样一个乍看起来似乎不爱国、不明智的计划，我们首先必须从纯经济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

革命使法国陷入了经济困境。繁荣的状况结束了；人们受到饥荒的威胁；在九十年代中期，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没有耕种。人们购买流亡者和教会的土地时是以纸币偿付的，但这种纸币没有多少价值。要挽救国家的经济，只有重新分配国家财产，把可以利用的资源都利用起来。

从贵族和教会没收过来的土地，长期以来完全没有耕种，原因是大地的果实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开花成熟，如果没有把握土地将在自己手中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使劳动得到报偿，人们是不会愿意耕种的。但只要土地原来的拥有者还在国内，又没有宣布放弃他们的所有权，这样的把握是不可能有的。只有把他们消灭掉，耕种新的国有土地才是明智的行动。正因为恐怖统治消灭了他们，这种统治才得到拥护和容忍。在它完成了挽救共和国和保证新土地可靠性的双重任务之后，它就被推翻了。在它倒台之后，土地所有者首先和一直要求的就是有一个政府，在它下面他们能利用上新取得的土地。

当时的法国还只有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形、新型所有制以及新法典的雏形——一切都是不完备的。原来的等级（即贵族，僧侣，平民）已不复存在，阶级还没有形成。事物的新秩序可以说还没有变成家庭和个人伦理意识的一部分。现在必须实现的是安全和稳定。

恢复王政不能实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个时期，王政仍然意味着旧秩序，旧法律，旧的土地分配办法。拿破仑使法国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安全。他所做的还不止于此；通过他的重重胜利，他把法国的新思想、新风尚传遍了整个欧洲。

在十九世纪初，法国国际处境的弱点就是它的新社会秩序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旧社会秩序互相对立。为了自身的安全，法国有必要改变所征服国家的社会制度。拿破仑理解这一点，因此凡属他的影响能允许他这样做的地方，他总是去建立新秩序。

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有必要在某些问题上做些真正的或是表面上的让步，非如此他无法使法国的情况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情况一致起来。为了保证新秩序的稳定，他感到不得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使法国的制度和欧洲的制度相协调。”他设想，在自己头上加上王冠，就会使各强国和法国革命和解；他相信，建立一批贵族会使外国和本国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同样地，他认为在法国恢复与别国教会类似的国教是一个好办法。

他从基础开始，也就是说，从教会开始。1802年和教皇的协议签署了。在同一年，荣誉军团建立起来了，它圆满地实现了肯定军事功勋的目的，但并没有实现原来建立贵族级位的意图。1804年帝国建立了。1807年重新实行限定继承法。1808年一批全新的贵族建立了。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法国和欧洲其他部分真正相似。拿破仑这个选出的皇帝和旧王朝的帝王们很少相似之处；拿破仑的贵族是没有特权的贵族，他的教会是没有捐赠的教会。尽管他复辟的种种尝试使法国社会许多优秀分子和他疏远了，但不容否认它们显示了他在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精明之处。

签订和教皇的协议这一想法包含了合理的政治经济学。

占有从教会和贵族那里没收来的产业的人，他们所感到的种种不体面的感觉，在这以前一直没能消除掉。因此这种产业还不具备其他产业同样的市场价值。有同样收益的两份产业，一份是继承来的，一份是属于国家的，买主却不会出同样的价钱；后者得少卖百分之四十的钱。国家要改变这种状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劝使现在国有土地的原所有者明确宣布放弃产权。这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办到的。但教会产业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教会有一个首脑，他的决定对他的一切教民都有约束力。

通过和教皇签订的这项协议，拿破仑使教产购买者获得了长期希望得到而没能得到的产权保证。教皇明确宣布，不管是他本人或是他的继承者都永远不对出售的教产提出要求。这样一来，拥有教会土地的人就既不再承担风险，也不再觉得有罪过了。作为报偿，国家答应给教会一项固定的收入。各级教士都可拿到一份报酬——一份比较低的年薪和一所住房。尚未售卖的教产都移交给他们。至于维持公众礼拜活动所需的经费，则靠所在地区当局（他们有权为此目的征一笔税）及信徒的布施解决。关于教会所属教育及慈善机构的问题，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国家至少剥夺了天主教会五十亿的资产和二亿七千万的收入；作为报偿，它答应每年让他们得到一千七百万的收入——这样，在使教产拥有者和广大正统天主教徒安下心来的同时，还做了一笔好交易。

这项协议把基督教主要的三派和犹太教都放到同一地位；它们都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它们的教士都依靠国家来获得收入。拿破仑显然过高估计了这样使他得以控制天主教会（法国唯一重要的教会）的权力。不久教会就起来反对他，为此他使用了暴力，实际上把教皇俘虏过来，使他失去了自由。他自己就没有把签订的协议放在眼里。

但是，由于协议在政治上和策略上有合理的基础，尽管这次遭到破坏，它的设计人后来又倒了台，它还是存在下来了。

在这项协议的签订过程中，拿破仑的个人野心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只需稍稍提一下。随着教会权威的被推翻，君主制的权威也被推翻了。现在需要的是恢复权威原则。当宗教再次成为国内的一份力量时，旧王室的一切仪式就都自动得到恢复。受到革命误解和蔑视的权威思想的复活，被人说成拿破仑最伟大、最费力得来的成就。 有人说没有人像他那样自然而又大胆地发展了统治的本能和才能，这样说是对的。但是，他不再满足于凭借自己的天才和新的社会秩序来获得力量，而企图恢复君主专制，从这一刻起他依靠的就不再是那种和正义思想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事物合理性的权威思想，而是依靠那种使人眩惑、让人盲从的权威思想。从这一刻起，和教会的结盟就成为必要的了。1808年，当维兰德问这位皇帝，为什么他没有把他重新建立的宗教改造得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时代的精神，拿破仑笑着答道：“是呀，亲爱的维兰德！它确实不是为哲学家而创建的宗教。哲学家既不信仰我，也不信仰我的宗教。对于那些信仰我的人，我也不能做出那么多非凡的事，或是让他们记住很多这类非凡的事。”恐怕不可能更清楚地说明权威就是一种迷惑人、哄骗人的力量。在另外一些场合，拿破仑使用了一个字眼，他把宗教说成是一种“秩序”，这个字也在以后一个时期成了知识界的警语。1806年约翰内斯·缪勒给他弟弟写道：“皇上谈到了一切宗教的基础，谈到了宗教的必要性，他说人们必须保持秩序。”

他把宗教看做“秩序”，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拿破仑和雅各宾党的某些相似之处，正像在他努力恢复教会和罗伯斯庇尔设法复活宗教情绪之间确实有某些近似之处一样。作为一个从事政治的人，罗伯斯庇尔相信宗教具有维护秩序和调节思想的作用，处在大多数受教育的人都是自然神论者的时期，他担心无神论是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

拿破仑看出传统宗教和礼拜形式在统治者手中是多么宝贵的工具，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他也决心要和教士结成联盟。他作为胜利者出现在意大利时，考虑到将来要发生的情况，就已经在讨好和赞许教士了。他很清楚，在法国正像在别的国家一样，愚昧的多数群众仍然信奉传统宗教，十八世纪哲学家的教导还不可能深入到最下层最广大的群众中去。在早些时候，他已公开宣布他的目标了。1800年他在国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曾大声说道：“有我的政府官员，我的武装警察和我的教士，我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在他看来教士是另一种形式的警察，只不过穿着不同的制服罢了。在他口授给蒙托隆写的注解中，他坦率地表示，他签订和教皇的协议是想把教士结合到新秩序里来，斩断那把他们和旧王室（随着他们也把国家和旧王室）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条纽带。他肯定在脑中仔细衡量过他能采取的两种选择，是要天主教还是要新教。他向他的顾问们承认，当前更大的倾向也许是信奉新教。“但是，”他精明地问道，“新教是法国的老宗教吗？能在一个民族中创造习惯、爱好和回忆吗？宗教主要的魅力就在于引起回忆。我在马尔迈宗时，一听到邻近教堂的钟声，我没有一次不受触动。在法国谁会在新教教堂受到触动呢？它不能引起你童年的回忆，它冷清、严峻的外表和人们的想法是完全不协调的。”“而且，”他向拉斯·卡萨斯说：“借助天主教可以更有把握地实现我伟大的目标。这样就使教皇留在我一边了，以我在意大利的影响和在那里的军事力量，我毫不怀疑迟早我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使教皇受我控制。那时产生的影响会多么大啊！它对左右全世界的公众舆论是多么好的手段！……要是我当初作为征服者从莫斯科回来了，我会轻而易举地说服教皇忘掉他失去了俗权。我会把他变成一尊偶像；他会和我待在一起。那样，巴黎就会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都城，我所统治的就不单是一个政治世界，而且还有宗教世界了……我的教会委员会会代表整个基督教；教皇们只不过是它的主席罢了。”

再请注意协议的拥护者和官方辩护人（波尔塔利）所持的论据。在设法证明不可能采取新宗教而必须恢复旧宗教时，他写道：“古时候，在那愚昧蛮荒的年代，伟大的人物有可能自称受到上帝的启示，仿照普罗米修斯的榜样，把火从天上带下来使新世界充满生气。但是，在一个发展着的民族中行得通的事，在一个古老而衰朽的民族中就行不通，他们的思想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可以看出，他首先强调的是习俗的力量。接着他说：“人们相信宗教，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上帝创造的。如果允许人去插手，一切就都完了。”这种语言显然不是信教人的语言。波尔塔利这里说的是，那次以革命的宗教、“理性的宗教”、像卢梭和罗伯斯庇尔那样的宗教来代替所谓天启宗教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尽管新的宗教并不需要创造，它实际上已存在于受教育阶层人的头脑中，但这些努力还是失败了，其原因就在于刚刚打倒一些外界的权威之后，不可能在大多数受教育的人所共有的信念上加上一个和被打倒的权威属于同一性质的外界的权威。这些努力没有产生结果，是因为作这种努力的人没能认识到人的脑子在不断改变它的宗教和道德观念，因为他们不理解解放了的头脑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在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以达到更彻底的领悟，因而就会感到不得不一再拒绝一切限制它的教条式的原则。但是，由于那种自发产生并经选取的信仰形式证明没法站住脚，恢复那更加站不住脚的古老的僵化的信仰形式，虽然在逻辑上说不通，在政治上肯定是明智的。这样做无非是有实际作用，但不可能有什么道理，因此，波尔塔利一再说明，并不是因为宗教是真理，而是因为它有作用、有需要，没有它不可能进行统治，单有道德而没有宗教教义，就“像单有正义而没有维护正义的法庭一样”。很清楚，地狱烈火的说法，只要有人相信，就是统治者手中的有力工具。实际上，波尔塔利是够坦率地讲了下面这段明确无误的话：“这个或是那个宗教是真是假，纯属神学上的问题，与我们没有关系。即使宗教都是假的，它们也有它们的用处，那就是，它们可以阻碍独立思想的传播。它们构成了个人信仰的中心。对于那些确定了的不变的教义，政府可以放心。迷信思想可以说是受某种界限的控制、限制和约束的，这些界限它们是既不能够也不敢于越过的。”

对于教会的恢复，拿破仑尽力用巧妙的两面手法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解释。对天主教徒们，它被说成是对基督教的一次善举，只是康士坦丁和查理曼 的行动可以和它相比；对哲学家们，它被说成是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和政府控制之下的一个行动。拿破仑对哲学家卡巴尼说：“这是为抵抗宗教打预防针。再过五十年，法国就不再会有宗教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通过实现教会和国家的和解，他毫无疑问使自己获得一个驯服而忠实的盟友。他究竟错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不久他就深深后悔自己和这个民族最不发达最愚昧的一部分人、而不是和最有能力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结成了同盟。德·普拉特说，他听到拿破仑一再地说过：“签订和教皇的协定是他当政期间最大的错误。”它还够不上说是一个政治性错误，但它肯定是对革命精神首次明确的背离。它保住了革命的某些世俗成果，但代价是使法国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rCKooXnvjnCK9wYwUxXnixQEwZH6jLoKT1aB0uj4XoNwz3fNwQPKnHHLd4QhkF7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