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

权威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就是与僧侣和宗教紧密相连的，因此要理解后来思想界发生的反动运动，就必须了解法国革命对教会和宗教态度的发展和变化。既然反动意味着重建权威原则，它自然要从恢复教会开始，这是合乎逻辑的。

实际上，法国革命具有的宗教性质不亚于它的政治性质。从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十八世纪自由思想哲学家们劳动的实际成果。正是由于1789年的革命，人类思想才取得了战胜偏见和权势的最大战果——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人类得到这一无可估量的恩赐，肯定不能归功于基督教教会，因为它对一切与此稍微沾边的要求都是极端反对的。

在革命开始时，以权威原则为一方，以尊重个人和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原则为另一方，一场大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完成。要参加这场厮杀的领袖们、武士们和地主乡绅们，都已各就各位。暂时他们还互不相识，也不为世人所熟悉，但不久他们的名字将在世上传开。这些人的出身门第和历史都各不相同。他们中间有米拉波这样的贵族，莫雷、福谢和塔勒朗这样的教士，马拉这样的医生，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律师，还有M．J．谢尼埃、孔多尔塞、丹东和德穆兰这样的诗人、哲学家、演说家和作家——这是一大批有才能、有个性的人。教会纠集了它的一切势力来做拼死的斗争，但却注定要被击败。革命不断前进，先是犹犹豫豫，接着是咄咄逼人，然后变得不可抗拒，最后便陶醉在胜利之中。随着三级会议的召开，比武场打开了，互相提出了挑战；历史，这个伟大的裁判，发出了角斗开始的信号。

三级会议一召开，教士们提出的第一个众口一词的要求就是要人们承认“信奉教皇的罗马天主教”为国教，由它来垄断全部公众信仰。地位较低的教士中间有许多人属于共和派，但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并不包括宗教自由。思想开明的教士们可能激昂慷慨地攻击宗教法庭，把它比作吃人的虎狼，但他们都反对宗教宽容。革命的神父福谢在攻下巴士底监狱之后赞美过市民战士的三色制服，并把三色旗定为国旗，现在却嘲笑宗教宽容的想法，预言这样做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普遍彻底的道德败坏。他甚至主张不参加教会的人无权结婚，“因为我们不能认为这样的人会信守诺言。”

当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时，教士很快被迫做出了让步；但即使反教士的情绪开始露头，它最后也都是以最温和最恭敬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例如1790年2月，当加拉宣称有一个公民出家当教士就无异于有一个公民自杀时，许多教士（其中包括莫里神父，南希和克莱蒙的主教），便大为恼怒，指责加拉是亵渎宗教，并提议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这个提案虽被否决，但否决的方式却清楚地表明它的反对者是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否决的理由是：如果对这样一个问题还表现出什么疑虑，那简直是对宗教的侮辱，也是对整个议会的感情的侮辱。那时人们还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因此，这个议会，尽管其大部分成员都是自由思想家，却参加教会的仪仗行列，参加天主教的公众礼拜。仅仅两个月之后，定天主教为国教的动议又提了出来，这次是在莫里针对把教会财产移作俗用的提案作了长篇激烈的发言之后提出来的。提出这项动议的人这次是一位教士名叫东·盖勒（他后来成了一名雅各宾党的成员，对他这第一次公开露面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曾竭力加以洗刷）。米拉波当时指着从他站立的地方可以看到的卢浮宫的一扇窗子高声回答说：“就从这个窗口，一个把世俗目的和宗教的精神目的结合在一起的法国专制君主开了第一枪，发出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信号。”但议会再一次回避解决这一问题，声称宗教的尊严和人们对它的尊重不允许把这作为辩论的议题。左派人士一致没有投票表态；有二百九十七名成员，其中包括一百四十四名教士，签署了一份抗议书。摇摆不定和自相矛盾是当时的特点。

那些贵族阶级人士，他们一百年前曾为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法令 欢呼，现在却受十八世纪文学影响到这种程度，以致作为三个等级的一个方面，竟以真正的伏尔泰精神宣布赞成普遍宽容；但他们同时又吞吞吐吐地表示天主教应当定为国教。至于第三等级，即市民们，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詹森派教徒，其思想实际上不那么自由化，他们也持同样躲躲闪闪的态度。但一等国民议会正式成立，就不再有什么真正的犹豫不决了。正像大家都知道的，议会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通过了《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宗教方面的思想及言论自由正是人的一项权利。宣言第十条写道：“任何人不得因所持见解，即使是有关宗教的见解，而受到干扰，只要表示上述见解不致破坏法律秩序。”对此教皇做出了回答，他说这种自由是“邪恶的，愚蠢的权利，只会破坏人的理性”（原文如此）。这充分表明了两个阵营的相对立场。

当宗教宽容成为国民议会辩论的议题时，我们便可感觉出形势发展的方向。在《人权宣言》第一稿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公众礼拜既是一件大事，社会即有权加以控制，有权允许某一教会的礼拜活动，而禁止另一教会的这种活动。”对此，米拉波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我维护的并不是宗教宽容，”他说，“在宗教方面，在我看来，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是神圣的权利，用宽容两个字来表示它，本身就有暴政的味道。如果存在一个权威，有权力去宽容，自然也就有权力不去宽容，这就是对思想自由的侵犯。”在随后的辩论中，他更前进了一步。他说道：“有人谈到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这里‘占统治地位’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这个词，必须请人给下一个定义。它是否意味着一种宗教可以压制别的宗教？国民议会不是禁止使用压制这个词吗？它是指国王的宗教吗？国王可没有权力统治人的良心或指挥他们的思想。它是指大多数人的宗教吗？宗教可是一个看法问题。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就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宗教。思想不是靠计算票数来形成的。思想是人自己的，是独立的，是无法限制的。”

显然，人们开始有了勇气来发表宗教方面的看法。

我还想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议会内部和整个社会上，人们以多么快的步伐由开始的胆怯和恐惧走向坚定不移：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开始了。

1789年10月，一批衣着古怪、东方脸型的人作为代表出现在议会大厅里。他们是从阿尔萨斯和洛林来的犹太人，被他们的教友们选作代表，来请求对他们的宽容。

他们说道：“最崇高的议员先生们，我们以主的名义（他是正义和真理的源泉），以上帝的名义（他给了一切人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职责），以人道的名义（多少世纪以来这种人道的精神一直在受着损害，因为一个最古老民族的不幸后代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谦卑地要求你们考虑我们不幸的命运。这些犹太人，到处受迫害，到处受屈辱，却从来都很温顺，从不做任何反抗；这些犹太人受到一切民族的鄙视和折磨，他们应当受到怜恤和宽容——他们现在跪倒在你们脚前，斗胆希望诸位在处理许多重要任务的同时，不要忽视和鄙弃他们的申诉，而能怀着同情之心倾听一下他们从所陷入的苦难深处发出的怯懦的抗议。……愿我们的处境能有所改善，迄今为止我们的这个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现在我们含着眼泪，恳求诸位加以考虑，发一发慈悲！”

这次请愿得到克莱蒙·通内尔的热情支持，但蛮横无情的莫里神父却起来反对，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讲迫害和不容忍是可笑的！犹太人是我们的兄弟。但是，允许犹太人成为公民，就等于让英国人或是丹麦人不办理归化手续，不停止英国或丹麦国籍，便成为法国人。”他还详细地谈了犹太人放高利贷成性和人们指责他们干的其他坏事。“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亲手扶过一张犁，耕过一块地。”

考虑到犹太人被严禁占有哪怕是一小块土地，考虑到他们的地位是那样低下，以至于每当他们进入一座城市时，当局都要像对猪羊征税一样对他们征收入市税，莫里的论点是不难驳倒的。但当时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还那样强烈，没有人起来反对他的话。人们担心如果给予犹太人以公民权，他们会使整个阿尔萨斯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会场上普遍呈现一种尴尬情绪。只有一位当时尚未引人注意的议员马克西米利昂·罗伯斯庇尔发言主张给犹太人以平等地位。他说，犹太人干坏事，是他们被迫处于低下地位的结果。

而他是一项办法的唯一支持者，这办法很有意思，就是把新教徒、演员和犹太人归入一类。新教徒和演员的人权得到了承认。但是米拉波认识到不可能通过动议中有关犹太人的这一条，便无限期地停止了关于这一条款的辩论。两年过去了。1791年犹太人再次呼吁。但这次的口吻却大不相同了！奴隶式谦卑的恳求变成了人的命令式的要求。呼吁书的结尾如下：

“如果有一种宗教使其信奉者不能成为公民，而所有其他宗教的信奉者却都成了好公民，那么这些其他宗教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没有的，因为一切宗教都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不给他们以公民权，那他们就是由于生而信奉某一宗教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没有宗教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伴随着公民权而丧失。这一点是肯定的：在促使人类向宗教自由前进的同时，原来是希望他们也向公民自由前进的；半截子自由是不存在的，正像不存在半截子的正义一样。”

在革命气氛中度过的两年，不仅使这些贱民获得了自尊，而且获得了自豪感。这一次，这项措施未经辩论就通过了。

“哲学家们”给这个时代灌输的仇恨独断宗教 及其教士的情绪，在国民议会里没有表现在言论上，到那时为止，它完全表现在行动上。教会的一切财产都被宣布为国家财产。伏尔泰让他的追随者牢记“消除那种可耻现象”（écraser　I′infame）是他们的职责。忠诚的天主教徒从议会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人们正在企图实现这项指示。在他们看来，仿佛地狱里的一切力量都被释放出来向教会进攻，就仿佛“哲学家们一心要消灭基督教，不仅是法国的，而且是全欧洲、全世界的天主教”（见1792年出版的《反天主教和反君主的阴谋》）。为了取得这项成果，“哲学家们”曾向大国的国王呼吁，向普鲁士的腓特烈，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以及其他人呼吁，但打击却来自法国的中产阶级。

教士们，正如俗话所说，找到了阿基米德 所谋求的，从另一个世界找到支点来推动这个世界，他们开始在外省煽动宗教狂热。在阿拉镇，人们抬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巨画游行，在画里，莫里和保皇党人站在十字架的右边，革命派的人站在左边，站在那个死不悔改的窃贼下面。在尼姆，当新教徒圣·埃蒂安纳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的消息传来时，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暴乱。

教会事务的变革是由议会中伏尔泰派和詹森派议员联盟促成的。詹森派从宗教上厌恶世俗的荣华富贵，作为宿命论者，他们确信人间存在着苦难。因此，他们看到教会富有，就十分不满，但没有看到穷人从教会财产中也得到一些好处。此外，许多上层教士过的可耻生活引起了他们的义愤。比如，人人都知道，雅朗特主教的情妇基玛尔小姐在歌剧院后台分配教会的职位，纳尔博纳大主教在他下属的一个寺院中有一大批妻妾，还有格朗赛尔夫修道院的僧侣们在邻近的村子里有他们情妇的住所，在那里每天晚上都大摆筵席，寻欢作乐。

如果革命派仅仅满足于把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他们可能还不至于被扣上攻击教会的罪名。但他们还干预教会的内部事务和教规，甚至改变它的宗教仪式；因此，教会的要人们自然大声疾呼，宗教的基础受到了动摇。这样一来，一般教士简直不敢宣誓效忠宪法。那些宣了誓的人每年可从国家领到少量的津贴，这笔钱往往被比作犹大的血钱，而过去主教们拥有自己的宫殿和娱乐场、享受一切奢侈品，下层的教士们简直是在忍饥挨饿的那种情况反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

新局面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外省发生了许多骚乱和滑稽可笑的场面。在卡米尔·德穆兰给报纸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找到一段关于强迫一个乡下神父和他教区分手的有趣的描述：村子里的一位神父先生做完弥撒，从教堂门口出来，惊奇地看见一辆马车满载着他所有的东西，车顶上坐着他的女管家雅沃特，小学教员正含着眼泪和她告别。神父在一片“尊敬的神父先生，再见，再见！”的叫声中，被推上马车，他不得不离开这里，尽管他大吵大闹直到他教堂的尖顶看不见时为止。在另外一些地方，教士在枪口对准胸膛的情况下被迫宣誓，有一次一个倔强的人在布道坛上就给人开枪打死了。但如果说持反对意见的教士偶尔受到粗暴的对待的话，这些教士们对待他们对手的态度则更要坏到不知多少倍。他们向农民说，新宪法（这部宪法其实丝毫没有干预宗教）是魔鬼定出来的。他们让到教堂来的人们相信：从一个宣誓效忠政府的教士手上领圣餐是一项不可饶恕的大罪；由这样的教士主持婚礼的人，他们的孩子是不合法的，甚至将受到上帝的诅咒。一个宣过誓的教士在教堂里被人用石头活活砸死，另一个被吊死在神坛的挂灯上。奉国民议会之命关闭的教堂被强行重新打开。在某些地区，一群群杀气腾腾的信徒们在教士的带领下，手执火枪和长矛到处巡逻。布里塔尼的情况最糟。有一个农民跑了好多里路，去听一个真正的即没有宣誓效忠宪法的教士做弥撒，回来时看到十来个邻居从他们自己地区的教堂出来，他们刚刚高高兴兴地参加了一位由政府委派的新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看到这种情景，那个农民是那样愤怒，感到有理由采取教会怂恿他干的任何残暴行动。

到立法会议召开时，就不再有什么三级了。贵族已逃亡在外，流亡的教会要人正在向外国宫廷乞求援助。下层的教士们在反对革命的狂热情绪驱使下，正在鼓动愚昧的群众。国民议会此时进行的辩论和过去那些辩论口气完全不同了。现在对宗教经常的指责就是一句简括的话，它和宪法不协调；对教士们的指责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恢复教会的财产。教士们的谎言和暴力行动激起了对他们的强烈仇恨。也可以听到少数调和的声音，例如安德烈·舍尼埃坚持认为，只要国家不干涉教士，教士们也不会给国家找麻烦；又如塔勒朗坚持说，既然法律没有规定要信仰哪一种宗教，那么法律也不应禁止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但是伏尔泰式的愤怒则是当时长期的统治情绪。

这是吉伦特派得意的日子，吉伦特派是伏尔泰思想的实际体现者。

在他们的著名领袖韦尼奥 草拟的宣言中，我们读到下面一段话：“反抗的教士们正在准备一场反对宪法的暴乱。这些专制主义的目空一切的忠实信徒正在向欧洲所有的国君乞求金钱和士兵，好用来重新取得对法国的统治权。”内政部长罗兰说道：“叛乱的伪善的教士们用宗教神圣的面纱，掩盖他们的阴谋和欲望，毫不犹豫地鼓动狂热情绪，用不宽容异教这把利刃武装那些被引入歧途的公民们。”在大家讨论驱逐教士的提案时，韦尼奥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把这样一份礼物送给别的国家从而给他们带来灾祸，那是不公正的。他强调说：“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把自己想摆脱的罪犯送往别的国家，是最不道德的事。”但他转过来又安慰自己，认为他们在意大利会像圣徒那样受到欢迎，“从我们送去的这批活圣者的礼物中，教皇会看到我们是在对他许多世纪以来为了我们的虔诚信仰而惠赠我们的那些死圣者的胳膊、大腿或其他圣物，聊表我们的感激之情。”

“是的，”伊斯纳尔这位未来的国民大会主席说道，“让我们把这些瘟疫缠身的家伙送到意大利的医院里去治疗吧。”他还说，当一个教士堕落时，他绝不是部分地堕落，而总是彻底地堕落；宽恕罪恶和犯罪没有差别；目前的状态必须结束；是革命的敌人自己迫使革命去摧毁他们。从他的嘴里第一次说出了以后将无数次重复的可怕词句：“不需要证据。”这就是说，所有遭到控告的教士将立即驱逐出境。

当有人表示担心这样行事会引起内战时，著名的吉伦特党人、霍尔巴赫的信徒加代做了一席让大会宽心的发言，其中有这么一段武断的话：“谁都知道教士的胆怯不下于他们的贪婪，他们只会以迷信为武器，只会在神学竞技场上逞能；在战场上，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不久将可看到，加代及其同情者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多么的错误，在随即到来的血腥内战中，教士成了多么勇敢狂热的领导人。

事情发展到了这样地步，当发言人不得不向大会谈及有关教会事务时，往往得先为自己辩解一番。弗朗苏瓦·德·南特（注意，他是一个委员会的发言人）说道：“我们不得不占用大家一些时间来讨论教会的事，我们唯一感到宽慰的是，诸位将采取的措施会使大家此后没有必要再来听这些事。”他的整个发言是很放肆的。

这种情绪是上层下层所共有的。路易十六的一名大臣，那个傲慢专横的加依埃·德·盖维尔有一天离开会议厅时，向他的同僚莫勒维尔讲了几句话，后者在回忆录中把它们记了下来：“但愿我能把各国的教士——这些可恶的寄生虫放在我的手指之间，好一下把他们捏死。”但革命派的精神，却在一位妇女受委托起草的共和国致教皇的信件中以比较温和而又庄严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封信是写给“罗马的主教兼公国君主”的。罗兰夫人以共和国的名义写道：“罗马教会的最高教士，一个正在失去控制的国家的君主，你知道保全国家和教会的唯一可能办法就是破除私心，承认并宣布那些具有最纯真的民主精神、最深厚的人道主义、最完美的平等思想的福音原则，然而，基督的代表却只是为了支持和加强一个由于老朽而摇摇欲坠的君权，才用那些原则来给自己作点缀。愚昧无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这种语言和一般人说或写的语言是很不协调的。平静的满怀信念的时代结束了，由狂放不羁的感情所支配的时代开始了。跟着信念产生了热情。对天主教的仇恨达到了高潮，爆发成一场遍及整个法国的熊熊大火。这是各个社团的黄金时代。

科岱利埃社 在一个寺院的神殿里开会。所有的绘画，壁毯和雕刻品都给扯了下来，只剩下教堂的空架子。主席的座位就设在圣坛上，雨水穿过东边窗口的破玻璃刮了进来。他的桌子是由与会者的长凳构成的，上面摆着一排红帽子，谁想发言就得带上一顶帽子。他身后是一座自由女神的雕像，手中拿着被砸破的刑具。木板、残缺的长排坐椅和板凳就是听众的座位，这些人肮脏粗野，身穿褴褛的上衣，扛着长矛，或是把裸露的双臂交叉搁在胸前。演说的人讲得大胆而中肯；一切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一句下流的话或是一个大胆的手势都会引起掌声。他们的话经常被对手、有时被小猫头鹰吱吱的叫声所打断。这些小猫头鹰从寺院屋顶下面的巢穴里被赶了出来，此时从破窗口飞进飞出地寻觅食物。这些家伙尽管主席摇铃也静不下来，有时给人用枪打死了，扑动着翅膀、流着血掉在人群当中。发言人当中有丹东、马拉和卡米尔·德穆兰——那位和蔼可亲的会说俏皮话的卡米尔，由于态度温和，被人们扣上伪善的帽子，即使在革命法庭面前，他都谈着耶稣这个“无套裤党人”。不过从个人角度来说，卡米尔有理由仇恨教士。1790年12月，当他想与他喜欢的革命派中无疑最纯洁最漂亮的女性吕西尔结婚时，竟没有一个教士肯为他们主持婚礼，因为他在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说穆罕默德的宗教和耶稣的宗教同样可以理解。他不得不收回这一说法，并去作一番忏悔，才得以结婚。但现在他悔悟了。在他的报纸《老科岱利埃社社员》上，他写道：“既然有人说，各个教派和各派教士都差不多，都同样荒谬可笑，既然有人举例，说鞳靼人把大喇嘛的粪便当做珍馐美味来吃，那么教士和教派这整个问题就都解决了。没有一个傻瓜会傻到当朱庇特的同等人而不感到荣幸。蒙古人崇奉母牛，对它跪拜的人和礼拜古埃及神牛的人一样多……我们没有权力为这些愚昧行为感到恼火，我们自己长期以来就天真地确信，可以把一个神吞吃掉，就像吞吃一个牡蛎一样。”在科岱利埃社社员当中，影响很大、发行很广的一份报纸是卢斯塔洛的《巴黎革命》。在它1792年四旬斋期间出的一期上，刊登了下面一段有关集市表演的激烈的话：“在法国由一个宗教统治的时代，在复活节前的这一周，只有剃发出家的魔术师独家表演，不允许谁与他们竞争。现在却可以自由竞争了。一个普通的变戏法的人登上台时，他穿一件袍子，戴一顶奇特的帽子，把他和周围的群众区别开来；但演出一结束，他就把服装卸下来。而教士却整天不卸装，台上台下他都同样表演……什么时候他们会为扮演人间这种滑稽角色而脸红呢？”自此以后，革命派给教士取的绰号就是“神学寄生虫”。4月间，同一报纸又登了一篇文章，建议把那不勒斯的约翰纳为管理妓女所作的规定也用在教士身上。“他们应当给关在一间房子里，让他们在那里尽情向找上门的人讲道和祈祷，但禁止他们出去，以免他们毒害人民。”伏尔泰的酒现在变成了醋，变成了毒汁。

和科岱利埃社很不相同的一个对立组织是雅各宾党，它在思想上更严肃，更书生气一些。这一派处于卢梭的影响之下，正像它的对手处于伏尔泰的影响之下。雅各宾党原来的纲领——热爱平等，痛恨一切不平等的秩序——完全是从卢梭那里来的；他们后来把这个纲领同野心（一种冷静的深思熟虑的迫害异端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同统治热忱（也就是说，按照卢梭的原则来管理社会）结合起来。

在一个从文学观点观察历史现象的人看来，法国大革命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管是革命中善于行动的人或善于辞令的人都一致承认，十八世纪文学是他们行动和言论的依据。看来他们追求的最大荣誉莫过于把现成的原则变为行动。在米拉波的墓碑上，为纪念他而记载下了他谈及哲学家们的一句话：“他们发出了光，我将发起运动。”在大革命的过程中，《社会契约论》几乎没有一段不在法律，或是公众宣言，或是报纸文章，或是国民议会中的发言，或是共和国本身的宪法中重现出来。

它的许多理论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权力来自人民，法律是他们意志的表现），就在《人权宣言》中逐字逐句地重述过。雅各宾党人一有什么联想，就会立即追溯到卢梭那里，把他的全部用语都运用起来。福谢神父在《铁嘴》里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伟大的卢梭，你有正直的头脑和富于同情的心！是你第一个理解了平等的永恒法则。的确，每人在大地上都有一份权力，有权拥有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财富。”他接着强调说，社会契约就是人和他的国家之间的契约。圣茹斯特在他要求处死路易十六的发言中几乎说了同样的话：“社会契约是公民之间缔结的契约，而不是和政府缔结的契约。一个人就一个他所没参加缔结的契约来说，是没有任何义务的。”作为雅各宾派的首领，罗伯斯庇尔最典型地表现了他们对卢梭原则的忠诚。他是吉伦特派理性主义的头号敌人。因此，就在理性主义最清楚地表现了它的破坏性倾向时，我们看到他在给雅各宾党人的指示中宣称，革命是在上帝的指导下进行的，实际上是他的事业。他感到不得不以这种矫揉造作的说法来表达他的革命热情，这种说法正暗示了他和所谓“自然宗教”的联系。

但不是这种情绪，而是伏尔泰唤起的鄙视和愤怒的情绪，在1792年中期成为立法会议和法国的主导情绪。8月通过了法令，把一切倔强不服的教士驱逐到一个殖民地去。每天都有这样的教士被抓。接着是9月的大屠杀。被监禁的教士首先被处死。巴吕埃尔神父写道：“这些执刑的人并不都是人民群众中的渣滓。一个人对被杀害的教士们嚷道：‘恶棍们，杀人犯，妖魔，可鄙的伪善者！报仇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你们再不能用弥撒、用祭坛上的小块面包来愚弄群众了！’”大多数教士所表现的坚韧精神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在卡尔梅利特女修道院的监牢里，有一百七十二名教士毫不犹豫地甘愿被处死，而不肯宣誓效忠宪法。有些文章描绘了那些被关进教堂的人如何安详自若，读起来真使人感动。“我们不时派一些同志到塔上的窗口去看那些在场院里牺牲的人以何种姿态迎接他们的命运，以便在轮到我们时知道该怎样表现。他们告诉我们，把手臂伸出来的人受罪时间最长，因为刀砍下来要放慢一点才碰到脑袋。”（茹尔尼亚克·德·圣梅阿尔）总共有一千四百八十人被屠杀。这个数字肯定是很惊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米歇莱的估计，从革命开始到结束被处死的人加在一起，还不到莫斯科战役被打死的人的四十分之一，这是颇有意思的。

在9月那些日子以这种残忍方式表现出来的仇恨情绪，到全国大会召开时还没有冷却下来。让我们看看大会成员对教士和宗教问题写了、读了和说了些什么。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名叫勒基尼奥，送给他的同事们一本他自己写的献给教皇的书。这本书的名字是《破坏性的偏见》。我们从中看到下面一段话：“宗教是一种政治锁链，发明出来是为了束缚人类的；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保证少数人能纵情享乐，而对所有其他人都加以控制。”这本书攻击教士的言论，无论在激烈程度和粗野程度上，都超过任何已出的书。里面有关教士的最温和的一段，就是那时写的，后来不断以大同小异的形式流传开来：“当他们诚实时，他们是愚蠢而疯狂的；而通常他们是厚颜无耻的骗子，人类真正的谋杀者。”我们必须到克尔恺郭尔的《时刻》中才能找到激烈程度与此相当的话语。这就是当时的文学。而勒基尼奥还不能看做是个特殊情况，尽管他把和偏见的斗争进行到这种程度，以致邀请行刑者来和他及他的家里人一道吃饭，以克服人们对这种人的偏见。《巴黎革命》是全国大会成员参加辩论前看的报纸。1792年一天早上，他在这份报纸上读到一段有关巴黎半夜做庆祝弥撒的话：“大白天在大街上演演木偶戏，或是让魔术师耍耍把戏，倒没有什么特别害处；让孩子阿姨们消消遣，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深更半夜在暗黑的厅子里集会来唱赞美诗，点蜡焚香来对一个私生子和不忠实的妻子表示祝贺，可真是一件丑事，是违反公众道德的，应当引起警方的注意，采取严厉的取缔措施。” 前面引用的那些话充满了恼怒、厌恨和蔑视的情绪，但还没有使用下流的语言。它们是长期受桎梏、受折磨的人类理性发出的报复的呼声。而刚才那段话却是庸俗下流的。此外还有一个变化。那些过去一直受压迫的人，现在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即现在轮到他们来扮演压迫者的角色了。

决心一下，行动立即跟上。梅尔西埃在《新巴黎》中写道：“他们进而摧毁一切与旧的信仰有联系的东西，不是出于狂信所造成的狂热心理，而是带着一种嘲讽鄙视和纵情欢笑的情绪，不能不使旁观者感到惊异。”教会可说是给抢掠一空。一批派出的使者向国民大会报告说，他们已经“同意让‘黄脸的玛丽’（指某一能创造奇迹的圣像）在辛辛苦苦愚弄了世人一千八百年之后退位了。”神坛上的东西都被抢来充实共和国的国库。下面是一篇报告的一个片断：“在尼埃弗尔地区已不再有任何教士，神坛上那些用以满足教士虚荣的成堆的金子都已剥夺掉。价值三千万法郎的珍贵物品将运到巴黎。两大车的十字架、黄金牧杖和价值两百万法郎的金币业已运到造币厂。三倍于此的东西将立即运来。”

有时候车辆就停在国民大会会议厅的门口，一个个装满金银的麻袋就堆在大厅里。

另一篇报告是以讽刺文体写成的。“有人说我向宗教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是不公道的。事实是，我行动之前最有礼貌地提出了请求，有三四百个圣者要求允许他们到造币厂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使用的语言大体上是这样的：‘各位形形色色的圣者，你们过去是狂热主义的工具，现在却表现为爱国者了，想以开往造币厂的方式来帮助你们的国家了！’”

在第三篇报告中，代表们为在热尔地区的“哲学使命”取得成绩而向自己表示祝贺。“公众情绪已经成熟，决定在第三旬的最后一天为消除宗教狂热举行庄严的庆祝。全部群众都聚集在乡间的一个地方来举行兄弟情谊的狂欢会。在吃完一顿俭朴的饭之后，他们赶到城里，把一切宗教狂热的标记都撕了下来，踩在脚下。一个清洁工赶着大车过来，运来两个能创造奇迹的圣母像，各种各样的十字架和圣像，这些东西前不久还在接受迷信者的香烟供奉。所有这些荒谬可笑的废物都给扔到火堆上，那里业已堆满贵族的文书，在大批群众的欢呼声中熊熊燃烧。围着这富有哲理的、使大批骗人东西化为灰烬的火葬柴堆，人们跳起了革命化的卡玛尼奥尔舞，跳了一个通宵。”

在第四篇报告中，我们看到下面一段话：“有六十四名执迷不悟的教士住在一栋老百姓的房屋里。我命令把他们押到城里监狱里去。这种新型怪物从来还没向公众展出过，这次起了极好的作用。围观的群众高呼‘共和国万岁！’请费心通知我该怎么处置这六十来个我拿出来供群众耻笑的动物。我派了一些演员作他们的护卫队。”

在共和历3年6月3日宣布宗教自由之前进行的辩论，全都是这个调子。尽管大会在别的问题上有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在恐怖统治期间或之后，国民思想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但对天主教的态度却没有分歧。由于宣布了宗教自由，有几家教堂重新开放，当时《哲学时代》周刊以“剧场”为题，报道了这一情况：“本月18日及25日，巴黎的几个地方演出了一出喜剧。主角穿着可笑的服装，表演了好些滑稽动作，但观众没有发笑。由于我们对那些重演的、既无用处也没有教育意义的戏并无批评的习惯，对这出戏我们也将不再理会。”

米拉波说过，人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使法国摆脱天主教。当时显然就是这样做的。一个接一个小行政区请求改变名称，因为它们几乎都是以圣者的名字命名的。例如，圣德尼（这位无头的守护神从来就没在世上出现过）改名为弗朗西阿德。大多数省份都效法巴黎的榜样。一切使人想到“天恩王国”的东西都没被放过。1793年，一位名叫吕尔的受人尊敬的白胡子的阿尔萨斯人，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他设法弄到了一个能创造奇迹的圣油瓶，里面装着克洛维斯 加冕时一只鸽子从天上送来的涂身油。他在一大群人的跟随下，得意地把它捧到蓝姆大广场，在那里地方行政官和其他官员都已聚集在路易十五雕像的周围。他在这里发表了一篇演说抨击暴政和暴君，最后把圣油瓶向这位“受爱戴的路易”的头上掷去，他用力那样猛，瓶子给砸得粉碎，圣油再度顺着被上帝涂过油的面颊上流了下来。

这样的事以及上面引录的一类语言，十分清楚地说明革命派是如何坚决地攻击权威原则。饶有意义的一点是，贵族的权利证书和圣像在同一篝火堆中焚毁，对圣油瓶的不信引起了对王权的嘲笑。从宗教权威被打倒的那一刻起，一切领域里的权威的魔力就都消失了。

代替它的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个口号。不过，这个口号至少包含了两个基本原则，而不是一个。自由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可以说渊源于伏尔泰，博爱则渊源于卢梭。而平等和自由是结合不好的。在革命爆发前不久，神秘主义者圣马丁提出了他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理论，认为自由、平等和博爱过去一向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整体，那时他没有预见到这些原则会有可能不一致乃至发生冲突。伏尔泰在一个地方说过，“以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构成一个上帝，是一个聪明的规定，要是有三个上帝就会打起来了。”1793年圣马丁的三位一体论就暴露了它隐含的矛盾。

4月间，由罗伯斯庇尔起草并劝说雅各宾党作为纲领接受的新人权宣言公布了。同一月份，当罗伯斯庇尔和韦尼奥之间展开激烈辩论时，敌对阵营便提出了由孔多尔塞、巴雷尔、托马斯·潘恩、佩希翁、巴尔巴鲁、西叶等人酝酿、由孔多尔塞起草的立宪计划。

如果我们把两个文件并排放在一起，我们可看到两种处于胚胎状态的思想（这两种思想将来将争个你高我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前者来自伏尔泰，后者来自卢梭。由于两个纲领对同样的许多问题逐点加以论述，两者的差异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显得更为突出。

在革命头几年没有人提到过社会主义。人们的目标是使资本摆脱不公平的负担，而不是去限制它的力量。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攻打巴士底监狱之后，胜利的中产阶级给予他们的权威的第一个证明，就是宣布一项法令——凡属谋生手段不明的作家，其所撰写之任何书册如经出版，均须由印刷商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是在1789年7月24日，正好是在攻下巴士底监狱十天后公布的。中产阶级一旦上了台，他们立即设法把梯子抽掉。他们借助笔杆子取得他们的地位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把笔杆子从他们下面的阶级手中拿走。

国民大会是卢梭和马布利的思想哺育的，认为公民社会中间的不平等是政治平等最危险的敌人，于是梦想把财产分给所有的人，以此来实现平等。孔多尔塞希望把资金交由国家掌握，不是要废除私有财产，而是要在分配世间财富时把过于不均衡的部分加以平均。财产继承权将予以取消，要让一切人都能享受教育，等等。但只是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当财产拥有者开始抵抗无产者提出的要求时，才对财产发起了这样的进攻。接着发生了巴伯夫的共产主义的秘密计划。计划被泄露，遭到了失败，淹没在参与者的鲜血之中，没有一个人讲话来维护促使这场事件发生的那些思想。在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只不过伸了一下触须。

吉伦特派的人权宣言首先要保证个人权利——良心与思想的自由（那时的说法是“思想的特权”），住宅的不可侵犯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按罪量刑——而雅各宾党则在一切事务中都坚持人类要对彼此负责，要承担起兄弟情谊所要求于大家的责任。

吉伦特派定下了不干涉的原则。雅客宾党则教导说：各国人民是兄弟，各个民族要尽量互相帮助，就像一国的公民一样。一个民族要是压迫另一民族，就是宣布自己是所有民族的敌人。凡是要和任何一个民族开战来阻止他们享有自由和人权者，就应受到所有民族的进攻，他们不是一般的敌人，而是大逆不道的杀人犯和盗匪。

吉伦特派反对一切以人的形式出现的暴政，却很少设法防止环境造成的暴政。他们做的事大部分都带有消极性。雅各宾党更清楚地看到，不把病人治好而只是给他以治病的权利是没有用处的，庄严地赋予瘸子以走路的权利更是对人的嘲弄。然而，他们两派间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孔多尔塞这个吉伦特派人士，也和任何雅各宾党人士同样强烈地感到，在一场比赛中，当一个人骑着骏马、而其他人都光着脚跑时，自由竞争只是欺人之谈。

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是卢梭的说法），罗伯斯庇尔引人注目地出来干预革命派和正教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一旦革命派的人手持柄斧，冲进了教堂，这场运动看来已无法抗拒了。人们爬上摇摇晃晃的脚手架，来刮掉天花板上被蜘蛛网覆盖了几百年的教皇画像。圣者像也从神龛上给扯了下来。狂热分子毁坏了一些最优秀的哥特式艺术；革命派的使者甚至下到教堂下的墓穴中，打着灯笼察看死人苍白的脸。神坛的碎片堆积在一起，像“采石场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石头”。革命委员会的主席穿着用主教的袍子做的丝绒裤子和用唱诗班歌手的白衣服改做的衬衣。最后，几个热情的无神论者（一个德国血统的人昂纳沙尔西·克卢茨，还有绍梅特和埃贝尔）发出了呼声，带领着下层群众，满怀反对偶像崇拜的愤怒情绪行动了起来。

除了这一次，在大革命期间我们很少听人讲无神论，就像很少有人讲社会主义一样。相信上帝，相信灵魂永存，这是伏尔泰和卢梭的共同信念，也几乎是所有群众选出的领导人普遍接受的信念。这一阶段所有作品中浸透的也是同一信念。托马斯·潘恩的《理性的时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像帕尔尼的《诸神间的斗争》这样一首信口开河、名声不佳的诗，也反复灌输同样的理论。卡米尔·德穆兰在一封信里写道：“亲爱的马尼埃尔！帝王已陈旧过时，而善良的上帝却还没有。（注意我说的是‘善良的上帝’而不是‘上帝’，这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就是当时的观点；那时人们并不想批判上帝这个概念，而是想让他从正教强加给他的、对他有妨碍的种种神话中解放出来。国民大会中的无神论者使革命超出了它正当的目标，煽起了过火的行为，以致降低了革命在当代人心目中的地位。

克卢茨成功地劝服一位名叫戈贝尔的主教给大会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样的：“公民们，代表们！我是一名教士，也就是说一个骗子。迄今为止，我是一个诚实的骗子；我只是由于自己受了骗才骗别人。”当然，最后他宣布自己已经改信哲学。

绍梅特是一位热心人士，由于他的努力，废除了教育机构的体罚和法律许可的卖淫，他还说服行政区把圣母院大教堂奉献给“对理性的崇拜”。在教堂里面建起一座殿堂；上面写着“献给哲学”几个字，门廊上面还装饰着伟大哲学家们的半身像。在献堂式的那一天，大门给猛地推开，一名青年女演员康岱伊小姐扮作自由女神走了出来。为了对她表示崇敬，大家唱起了一首由玛丽—约瑟·谢尼埃作词、共和国作曲家戈塞克谱曲的《自由赞歌》。另外一次，歌剧院里的一位庄重美丽的迈亚尔小姐被挑选来扮理性女神，坐在用花环和橡树叶装饰的椅子上，被抬得齐肩那么高，从原来的大教堂抬了出来，由喇叭手、一群戴红帽子的公民和一些国民大会的成员簇拥到大会的会堂里来，大会主席庄严地吻了一下她的前额。这些仪式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群众以庸俗下流的方式加以模仿，就显得十分无聊了。品质恶劣的女人也让人抬着，作为理性女神进行胜利游行。人们在教堂里恣意狂欢作乐；圣厄斯塔希教堂简直给变成了酒馆饭店。圣热尼韦埃弗教堂的文物给焚毁，而在格雷夫广场，木质的圣像、祷告书、新旧约圣经被堆在一起，熊熊燃烧，火苗有两层楼高。

克卢茨被推选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于是作为卢梭好学生的，着眼于欧罗巴的罗伯斯庇尔说服国民大会公开宣布，法国人民承认上帝是存在的；而且，他还劝说雅各宾党向大会提出呼吁，恳求大会尽其所能恢复人们对上帝和灵魂永存的信念。他谴责反偶像崇拜派是天主教型的狂热主义者，谴责无神论者有贵族气。1794年5月，当他登上讲坛敦促大会庆祝一个节日来表示对上帝的崇敬时，他先说了几句赞扬卢梭的热情的话，然后就对基督教进行了审慎的攻击。“在真理面前，所有人们幻想出来的东西都消失了，一切愚蠢的东西都向理性低头了。……教士和上帝有什么关系？教士之于道德恰像江湖医生之于医学。”他按照他那个世纪的方式，认为宗教是教士编造出来的，说道，“教士把上帝说成是一团火球，一头牛，一棵树，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君。上帝真正的教士是自然，宇宙是他的殿堂，美德就是对他的崇拜。”他进一步说明，不论在什么地方，教士总是支持暴政。“是你们向国王们说：你们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你们的权威是上帝授予的！国王们也对你们说：你们确实是上帝的使者；让我们平分香火和赃物吧！”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大会向世上所有民族宣布，它支持对上帝的自由崇拜，它谴责“哲学派的过火行动，像谴责狂热主义者的罪行一样强烈。”这个宣言有一段是这样的：“你们的统治者告诉你们，法国消灭了一切宗教并规定崇拜某些个人来代替对上帝的崇拜；他们在向你们描绘说我们是一个盲目崇拜的疯狂的民族。他们是在说谎。法国人民及其代表主张各种各样信仰的自由。”当时还决定庆祝好些宗教节日——自由节，平等节，人道节，以及一个纪念伟人的节日（这些人在当时都是解放者），等等。

这个决定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举行了那个著名的礼拜上帝的节日。整个过程显得有些幼稚，里面也带有一些喜剧性和动人的地方。罗伯斯庇尔在这一天被选作主席，他手执花束和麦穗，带领着国民大会与会的代表，穿过巴黎来到火星广场。在行进途中，他们周围是一条三色布带，由儿童、青年，中年人和老人举着，这些人按照年龄分别以紫罗兰、长春花、橡树叶和葡萄叶加以装饰。国民大会成员每人戴一条三色领巾，拿着成束的花朵、水果和玉米。当他们在广场上为他们留下的最高的地方站好时，仪式开始了。据目击者说，这一仪式虽说带有几分戏剧性，却是十分壮观的。成千上万的人齐声高唱对上苍的祈祷词。年轻的姑娘们抛撒着花朵，小伙子们挥舞着刀剑和其他武器，高呼保卫法国、保卫自由。仪式结束时，还举行了适合当时口味的演出。在一处显眼的地方站立着一群由著名画家大卫特意设计的怪物——不孝不敬，自私自利，互不团结和个人野心等等应从世上永远消灭的坏东西。罗伯斯庇尔抱过一把火炬向这些怪物投去。由于它们事前都用松油浸泡过，一下子就熊熊燃烧起来，而在它们原来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不会着火的智慧女神。也许是出于命运的嘲弄，这座雕像完全给烟火熏黑了。

崇敬上帝的节日直率地表现了十八世纪的虔诚精神。罗伯斯庇尔惋惜卢梭没有活到能目睹这一天。罗伯斯庇尔是完全对的；卢梭如在世，这个节日一定会符合他的心意。这些宗教思想在那些立法者的心上是那样根深蒂固，甚至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它们还依然存在。国民大会创建的这种“公民”宗教并不是由他发展起来的。他死了之后，人们不仅没有后退，还热切地前进了。共和历开始使用了。由于“基督教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谎言、欺诈和蒙骗的时代”，以基督降生来计算年代的办法废除了；时间从1792年算起，把星期改为旬日，并建议把各个以圣者名字命名的日子改以农具和有用的家畜命名。

不久，新宗教的正式礼拜仪式和教义问答公布了。在一本这样的书（《旬日末礼拜词及理性教堂中用的赞美诗及祷词》）里，我们看到下面的一段话：

“自由之神，您是世上至高无上的幸福，愿您的名字在全世界受到各民族的崇敬！愿您为人赐福的王国到来，来结束暴君的统治！愿对您的崇拜代替对那些可怜偶像的崇拜，它们的神坛已被您推翻！我信仰至高无上的上帝，他创造出的人自由而平等；他让他们互相爱护而不是互相憎恨，他愿意人以表现美德来对他表示崇敬，而不要那种狂热主义；在他看来，最高尚的崇拜是对真理和理性的崇拜。我相信所有暴君不久都将倒台，道德将重新发扬，一切美德将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自由之神将无往而不胜。”

不过，人们同时也以比较不那么天真的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教会里的设备都给拆除，使之适合新的宗教。现实的原因使废除礼拜天成为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不久一切过礼拜天的人都会受到怀疑——那时受到怀疑是危险的。在国民大会统治期间，所作的阻止人过礼拜天的激烈措施构成了一种新的暴政，尽管它比它所代替的旧暴政要可原谅些，其野蛮和不合理的程度却不相上下。

据当时一位作家告诉我们，即使在五人执政时期，这时下层社会的反抗运动的初步征兆已开始露头，已有一些国民大会成员只要一听到“教士”两个字就会焦躁不安；破坏的工作仍在激烈地进行。洛朗说，“任何一个还有一滴革命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人，都以狂热的激情来进行对基督教的摧毁工作。”在官方的报告中，忠诚的天主教徒被描绘为“低能呆笨的人”。五人执政发布的一份有关第六年选举的通告，宣布有必要在名单中除去“那些不幸的狂热主义者，他们让迷信蒙住了眼睛，可能想再次拜倒在教士脚下。”

教士继续是革命最可怕的敌人。旺代地区血腥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搞起来的。在这次斗争中干出的恐怖行动使人想起中世纪出现的恐怖行动。有一名宣誓效忠宪法的教士，被狂呼乱叫的妇女用石头活活砸死，另一名则被撕成碎片，也是妇女干的。共和国主席茹贝尔在被杀死之前，两只手给锯了下来。在一个小城里，保皇派把他们的敌人革命派给活埋了；共和国部队到来时，只见许多手臂还露出地面，手里紧紧抓着草皮。

不久，革命派不得不承认，他们进行的工作产生了恰好与他们期望和预料相反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派到旺代的使者是首先提出政教完全分离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是使人的头脑冷静下来、使国内恢复和平的唯一办法。早在立宪会议时期，就有一个教士提出国家应当停止资助任何宗教。但那时人们过于激动，没能使自己避免以激烈的态度支持这边或那边。革命派，正像他们常说的，希望借助全民教育“结束一切宗派主义”。他们天真地认为，教条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里，正像美国人杰弗逊说的，将把在一个处女的子宫里神奇地产生基督和在朱庇特的脑子里神奇地产生密涅瓦 归为同一类的传说。在国民大会时期草拟的一份报告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不久人们将去了解这些愚蠢的教条，这些恐惧和欺骗的产物，只是为了鄙视它们。不久，苏格拉底，奥雷里厄斯 和西塞罗 的宗教将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当罗兰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用到“教义问答”几个字时，她感到有必要进行解释，好使后世能够理解。她写道，“事物的发展是这样快，读者看到这一段也许会问：这是什么？我将讲给他们听。”

革命派人士却不理解，广大群众都愚昧无知，他们被灌输了多少世纪以来一代代传下来的思想感情；他们对革命派的呼吁没有反应，对革命派的暴力行动感到惊恐；出于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准备一有机会就重新投到教士的怀抱中去。1808年克拉克将军在给拿破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宗教革命失败了。法国又改信罗马天主教了。还需要有三十年的出版自由才能摧毁罗马教皇的精神势力。”他唯一的错误是估计需要三十年。三百年或许更接近需要的年数，而且还要在出版自由之外，再加上良好的免费的完全不受教会控制的教育才行。

不单是普通老百姓默默地继续忠于教会。在外省上层社会家庭里，母亲和女儿一般都继续信奉天主教，因为做父亲的，不管他私自的看法如何，由于法国人的天生谨慎，不相信自由思想，都毫不例外地认为宗教对女人能起有益的约束作用。太太小姐们一向给神坛桌布绣花，赞助教士，给他们钱来接济教区的穷人，参加弥撒也最经常。现在弥撒却被禁止举行。在革命到来之前，勤劳而冷淡的法国农民，他的妻子，乃至他的全家，都习惯于把神父先生看做一种尘世间的神。他们当神父从身边走过时总是恭恭敬敬地和他打招呼，有事找他出主意；他给他们的孩子施洗礼，他们从他手上领取第一次圣餐；男男女女的婚事都是由他主持；老妈妈最后的圣餐也是他给领的。在农民家里没有人识字，没有人学习文学、哲学或音乐。在他们扶犁翻土之余，灵魂里要是产生什么动向，那就到教堂里去。教堂尽管简陋，但和农民的茅屋比起来，它简直是一个喜庆的厅堂——而且它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他们可以跪在那里。如今教堂却都关闭了。任何人看过法国或意大利农民做祷告，看过他们眼中流露出那种动人的虔诚，他们的眼睛热情而又明澈，就可以理解不再有弥撒可做，不再有教士，那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还有礼拜天！农民对任何他们看不出有明显实效的变动都是反对的。居然把礼拜天也废除掉！谁听见过这样的事？除了巴黎的那些先生们，谁会有这种想法？一千多年来礼拜天都是个神圣的日子，也许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在这第七天连上帝自己都休息；而现在一星期却有十天，称作什么“旬”，这个字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难道上帝也将给废除掉？

除此之外，就是对那些尚未堕落的年轻教士的影响。弗雷西努在王朝复辟之后作为基督教的维护者变得极为出名，他讲到自己和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一名教士）在恐怖时期尽管受到被驱逐出境的种种威胁，都继续履行他们的圣职；讲到为了考验和锻炼自己，让自己和等待着他们的死熟悉起来，他们轮流到罗德兹的常设断头台去观看行刑。

想想这样一些年轻的热情分子，或是拉马丁在《若塞琳》中描绘的那些教士，他们每个礼拜天的早晨，都在地洞内或是又冷又潮湿的地窖中和他们教区的群众见面，这使人想起早期基督教徒在墓穴中存身的情况。来的人们讲述教会经受的考验，互相安慰，听一听讲道，领一领圣餐，然后眼中含着泪水，怀着振奋的心情，各走自己的路。高贵的妇人和朴实的农妇感到是同一团体的成员，这种感情过去是没有的，那时上层妇女在教堂里坐的是最好的座位，而农妇却坐在教堂门口的板凳上。

甚至没收教会财产的结果也变得对教会有利了。很多教士过去因为生活优裕而道德败坏，现在突然发现自己穷得像古时候的使徒。如果说被剥夺了财产使许多人愤怒的话，却使另一些人受到了磨炼。一个使人受苦的事业，反而使人感到亲切。据巴朗特说，有些动摇不定的、对哲学有一定信仰的教士，原来几乎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对基督教教义的信仰，而当他从事的事业受到迫害时，他反而感到自尊心增强了。1801年，勒科主教写道：“我们的救世主创立我们的宗教时没有借助钱财。他维护我们的宗教时也不会借助于它，钱财他是不屑于接受的。当他召唤他的十二个使徒时，他召唤他们去干什么呢？去享受富贵荣华吗？不是的；是去干苦活，去用心思，去受苦。如果说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仆人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使徒的状态，我们应该埋怨吗？不应该，相反应当为那些尘世的东西被剥夺掉而感到高兴，这是很可贵的；让我们感谢主，是他让事物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他的孩子中最虔诚的人从未停止对这种状态的向往。”

在恐怖统治时期过去之后，它所产生的恐惧和羞耻情绪使许多法国人的心转向王政和皇室；同样地，对宗教的残酷迫害也引起了对教会和教士的强烈同情。

在比利时（当时合并到了法国），教士全部被驱逐，全国都爆发了叛乱。为了镇压这些叛乱，有必要烧毁许多村庄，杀害几千农民。在法国，现在已经不止有一个旺代；每个省都有它自己的旺代。在1808年，保皇派和教会党在西部十二个区几乎所有的农村地区都占了上风；他们有四万人的武装。就是那些和新秩序关系最密切的人，那些分得了没收的教产的人，对他们拥有的东西也并不感到高兴。这些土地过去是属于教士、医院或学校的。它们被掠夺了，土地的新主人正是靠使那些人变穷而使自己富起来的。他家里的妇女，包括妻子、母亲，都很不安心，经常感到情绪低沉，他本人要是病了，会感到做了亏心事而痛苦。他相信在最后一刻教士会宽恕他，但教士也可能不宽恕他，这种忧虑不断地折磨着他。（参阅泰纳著《现政权》第1节第134页）

所有这一切，对宗教的恢复是很好的准备。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教会突然发现（姑且这么说吧）自己能把革命派的基本原则都吸取过来，从而得到巨大的思想力量（这是可贵的助手），以它的名义可以争取新的支持者。教会一直是敌视自由的，最后迫于需要，也把自由两个字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这一天起，整个形势就变了。教会是受压的，自己也感到了自由的必要，现在它以自由的名义讲话，而且讲得那样动人，以致所有听到这个鳄鱼哭泣的人都相信它是一个无害可怜的动物。自由天主教（这名字多么使人感到刺耳！）出现了。教会从革命派手中把他们最好的武器夺了过来，交给追随它的人们手中——当然只能是暂时的，一旦它重新夺回它的权力，那时自由就会呜呼哀哉！与此同时，教皇也突然变得讲究“自由”了——所谓宗教自由主义。在耶稣会的组织重新建立之后，连耶稣会的成员都声称他们希望的是“善良的真正的自由”。

这种自由的呼声究竟包含有多少诚意，等宗教一旦恢复了它的权力之后就可以看出来。1808年，当拿破仑要求教皇承认宗教自由时，教皇回答道：“由于这种自由不符合教会的法规、宗教会议的法令和天主教本身，而且由于它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它与各国的和平和幸福是不相容的，我们已对它进行谴责。”头脑单纯的天主教徒，如拉马奈，原来认为这一切关于自由的说法是真心实意的，在稍稍晚些时候，他们就按这种假设行事，此时才发现这些话究竟有多少意义。但是，即使在1832年拉马奈被教皇的一纸训令处理掉之后，他的弟子蒙塔伦贝抛弃了他老师的学说，在那个世纪中变成了教会最起劲的拥护者，也被允许继续宣扬“自由的天主教”。直到1873年，当这样一种理论不再有任何用处时，它才在教皇最恶毒的一篇训令中受到诅咒。在报上看到这篇训令的人，只有几个了解它的全部含意。

以自由的名义发出的呼吁，为教会赢得了许多支持者；一些有原则的人，在执政府当权期间怀有憎恶情绪，受到这种呼吁的影响，在帝国时期由于教皇受到苛刻的待遇，增加了对教会的同情。除他们之外，在波旁王朝复辟之后，还有许多人，他们的宗教信仰一向是跟着主子跑的，他们都赞成霍尔伯格寓言中狐狸的信条：“在宗教问题上不要有什么顾忌；大家信仰什么你就信仰什么好了！”

不过在1800年前后，尽管偶尔还难免听到有些革命派的过火行动，法国却享有了由法律加以保证的完全的宗教自由。继国民大会时期对教士的迫害和五人执政时期不完全的宽容政策之后，是对一切教派的法律保证。教士不必再进行那种引人反感的宣誓，他们只要简单地答应遵守法律就行了。每一个教士都由教区群众的自由捐赠来养活，国家不再进行任何干预。这种捐款常常是数量不多的，不少教士怀念旧日的奢侈生活，和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种节杖（指君权）与香炉（指宗教）的联盟。拿破仑面临如下的选择：或者培植宗教自由的幼苗，或者把宗教变成自己的工具。他没有前思后虑。重建教会成了他政策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OD1yszf26YUMmuIP+62zGSNGaKGffQaCJmk0CtCEXWENaNfeyuLR/MnQhnK1vP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