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十九世纪初，有许多人物、行动、情绪、心情、想法和作品形成一个集合体，出现在法国，以法语表现出来，并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影响；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个自然结合起来的集团，因为他们都环绕一个想法，即重建一个被打倒的势力。这个被打倒的势力就是权威原则。

所谓权威原则，照我的理解，就是那个认为个人及国家的生活应当建立在对世袭传统的尊敬之上的原则。

权威的本质就是权力，它具有这个权力不是基于什么理由，而是由于它本身的存在，它是人的头脑对现存状况自愿或非自愿服从的结果。权威原来只有两个手段供它使用，那就是强迫和恫吓，这是它始终要保有并加以使用的手段；不过在早期它却没法唤起尊敬和感激这样的感情。当人们从它那里感到受有恩惠时，他们依靠权威就不会引以为耻或引以为苦了。家庭内的权威，社会上的权威，国家的权威（长期以来它和专横统治者的意志是同义语）逐步取得统治地位，并一致依靠一个更高权威来支持，那就是宗教权威。在这里，权威原则达到绝对的程度。万能上帝的意志成了最高法律，人人对它都要顶礼膜拜，都要盲目服从。

权威原则曾经对人类起过强有力的教育作用，但它的真正使命却是使自己变为多余。在比较低级的阶段，人们服从法律，因为它由权威产生；在比较高级的阶段，人们服从它是由于认识到它的合理性。在权威变得绝对的地方，它必然要求、事实上也确实要求人们承认它是一种神秘和神奇的东西，并把一切批评当做是叛逆和异端邪说。

正是由于得到宗教的肯定，权威才变得绝对起来。不过，由于基督教在欧洲发展的方式，权威原则在这个大洲还没有以其最单纯的形式表现出来。基督教（至少在公开场合）曾宣布自己是仁爱的宗教，是基督的宗教。历史表明，教会实际上最强调的是相信基督教的教条，相信有义务服从超自然的权威——对它和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必然不是仁爱，而是服从。不过到现在为止，连最严谨的神学家、教士和宗教作家都使用过宗教热情的语言，在宣讲信仰理论的同时也宣讲过仁爱的道理，设法不仅要促进权威的目的，还要赢得灵魂。直到许多国家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把自己的头脑从超自然领域的权威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对它采取了批判态度，人们在为单纯的赤裸裸的权威原则辩解时才采取不动感情的方式，所用的论据才经常地只是诉诸理智，不过偶尔也还诉诸想象力。

在教会和国家，在社会和家庭，甚至在人类认识的领域里，都可以把权威原则作为知识和智慧的原则加以鼓吹。在我准备描绘其精神生活的这个时期，它在各个领域都是这样鼓吹的，但现在提到的这个时候，它在各个领域都被打倒了。

为了理解它如何被复活、宣布、发展、辩护、确立以及最后又被打倒，我们有必要看看在革命时期它是怎样被废除，又是借助什么基本原则被废除的。

它并不是同时在各个领域受到攻击的；不过很明显，它在各个领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在宗教领域的存在，这个领域被认为是最高的领域。因为正是教会作为权威赋予其他一切生活领域以权威——赋予“受天恩的国王”，赋予作为圣礼的婚姻，等等等等。

因此，一般说来，权威原则随着教会权威的兴衰而兴衰。当教会的权威被破坏时，所有其他权威也会跟着一起垮台。

伏尔泰

不是说哪个在十八世纪为了把思想从教会和教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比任何别人都干得起劲干得成功的那个人，曾预见他的劳动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不是这样的！伏尔泰没有希望外部的革命。在他的小故事《世界现状》中，贤明的巴布开始时对佩瑟波利这座大城市腐败的情况是极为反感的，后来却逐渐看到这种坏的状况也有好的一面；当这座城市的命运取决于他对天使伊蒂里埃尔的报告时，他宣布自己完全反对把它毁灭掉。就连天使最后也没有想对佩瑟波利的习俗作任何改变，因为“虽说情况不佳，倒也不是无法忍受。”这样一种思路很难称得上是革命的思路，而伏尔泰的看法至少有时候是和巴布一致的。他一向是向国君而不是向人民呼吁，请求把他的想法变为行动，他常常宣称国王和哲学家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当霍尔巴赫和他的合作者断言“在这些承受天恩的统治者，这些上帝的代表中，一千年也难于有一个人具有最普通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或是最一般的才能和品德”时，伏尔泰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他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也包含了对《自然体系》猛烈的愤怒的抨击。他不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信徒，也不同意它的这些结论。

尽管如此，毕竟是伏尔泰在整个革命时期构成了破坏性的原则，正像卢梭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一样。因为伏尔泰为个人的思想自由辩护，从而破坏了权威原则，而卢梭则以普遍博爱、互相依靠的感情代替了它。这两位伟大人物设想的东西，革命使之实现了；它是他们意志的执行者，个人自由的思想变成了破坏性的行动，互相依靠的感情变成了起团结作用的东西。伏尔泰唤起了革命者的愤怒，卢梭则唤起了他们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