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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文学的复兴，主要并非归因于外国的影响。这批新起的作家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壤上成长壮大的。
像法国浪漫派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流派所完成的工作，可以比拟为建立一座城堡，不过建立文学这座城堡的土地，往往只是用不结实和有漏洞的堤防来阻挡忘川之水的。
地基下面的水立刻就被发现了；水在缓慢而稳定地上升；最后，下层的建筑物看不见了，只有巍峨的纪念碑依旧高耸屹立，超出忘川之水的水平，永远为人所瞻仰。
赋予这些巍峨的文学纪念碑以辉煌位置的，一部分是在于成为它们的支柱的深奥的思想，一部分是在于完美的艺术表现同观念的确切一致。然而，如果作者不是一个真正富于创见的思想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便是他的心灵应当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受到他那时代最进步思想的渗透；因为只有精神才能够“保持活力”和防止毁灭。
法国的浪漫主义表现了三个主要倾向。
1.努力忠实地再现过去历史的某一片断，或现代生活的某一侧面——“真”的倾向。
2.努力探索形式的完美，把它领悟为表现方面的仪态万千和历历如画，或者音律方面的严格及和谐，或者一种由于简洁单纯而不朽的散文风格——“美”的倾向。
3.热衷于伟大的宗教革新观念，或社会革新观念，即艺术中的伦理目的——“善”的观念。
这三种主要倾向规定了这个生气蓬勃、才华横溢的学派的性质，正如三种线度规定了面积一样。其中每一种倾向都产生了价值伟大而持久的作品。
作为法国影响的产物的后两种倾向，首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虽然在浪漫派中可以找到像梅里美和戈蒂耶这样的作家，他们直至最后都自然地或人为地对于时代的社会目的和政治目的漠不关心；但还有更多的作家强烈地热衷于借以建成他们祖国的未来或全体人类的未来的种种努力。诗歌即文学呈现了两种主要的发展。它或则属于以心理观察为基础的描写的性质——在这种形式中，它接近于科学；它或则具有一种预报的特性，一种受到鼓舞的感召——在这种形式中，它接近于宗教。1830年代的许多作家表明，他们是按后一种方式来理解文学的。力图贬低这些人的批评家，把他们的创作成果称之为带有目的的作品，或者称之为问题文学，是对他们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些批评家所指斥的不是别的，正是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一切真实文学生命的血液。为了艺术的利益，我们有权要求的一切就是，流动着这种生命血液的血管只能在皮肤下面呈现蓝色，而不应像在一个病人或愤怒的人身上那样变成黑色而肿胀起来。
三十年代期间，革新的思潮从四面八方涌进了法国浪漫主义。如果我们探本求源，就不可能停止于圣西门。克劳德·亨利·德·圣西门伯爵（1760年诞生）是私人撰写路易十四宫廷记事本末的、赫赫有名的圣西门大公的唯一后裔。对戏剧《浮士德》不那么感兴趣的法国，她却把圣西门变成了一个十九世纪的浮士德——一个纯真的浮士德，他是一个永不知足的天才，他势不可遏地追求着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比起歌德著名诗篇的主人公浮士德来，圣西门没有那么敏锐，没有那么精明，然而他的精神境界却更广阔，他的目标更宏伟，他的全部奋斗具有更高尚的性质。浮士德的终点就是圣西门的起点。他计划通过巴拿马海峡开辟一条运河，并使西班牙运河化，这使我们联想到浮士德晚年的业绩。圣西门一生前后当过士兵、社会名流、工程师、公司创办人、哲学家、科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以及一种宗教的奠基人——他是一个几乎赋有各种才能的人。他在青年时期挥霍大量金钱，相信自己会继承法国贵族和西班牙大公的爵位和一笔五十万法郎的资产。然而，他父亲和圣西门大公吵翻了，于是他什么也没有继承到。他沦为赤贫；为了一年赚一千法郎，他充当抄写员，每天工作九小时；1812年，他穷到依靠水和面包度日。绝望之余，他心头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枪弹射入他的一只眼睛，可是他活转过来了。这种自杀的念头也使我们联想到浮士德。
他的弟子们纷纷跑来帮助他，支持他，接受他的谆谆教诲，创办了一个又一个的刊物宣传他的思想。
七月革命五年之前，圣西门逝世了。这期间，他的思想只为一个小范围的人们所知悉和继承。可是，到了路易·菲力普王朝期间，这些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并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变化。一个圣西门主义者的宗派形成了，这个宗派有一个主持教士，有各种阶级和各种职业的显赫人物参与其中，如金融家伊萨克·佩雷尔，音乐作曲家费利西恩·大卫等人。最后，圣西门主义的思想渗透到整个法国社会；这些思想通过米歇尔·谢瓦利埃
变成政治经济学的要素；这些思想鼓舞了当代声誉卓著的历史学家奥古斯丁·蒂埃里；这些思想为这一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想稍加修改，在皮埃尔·勒茹和拉马奈身上赢得了哲学上和宗教上有影响的鼓吹者；同时，这些思想也进入了诗歌。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因为尽管圣西门夸张放肆，他无疑赋有伟大诗人的预言本能。
他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因为他的哲学是欧洲巨大的对于十八世纪的反动的一个信号。他把十八世纪看做是纯批判、纯分解的时期，而把十九世纪则命名为有组织的、直接生产的时期。他完全不赞同那些梦想仅仅改变政府形式就能产生人类幸福的人，同样也不赞同像教会团体那样为了重新恢复往昔就对之歌功颂德的人。他不是往昔的朋友，他是未来的前驱；这种反动的目的和努力，在他看来只是在它们起源于某种真理的认识时，才是合理而正确的。这种认识就是说人类是不能单用理智来开化的，宗教和文明是不可分离的——不过圣西门所渴望得到的宗教，是一种剥掉了一切现存宗教的传统和外貌的宗教。像他那样并不赋有怀疑精神、而赋有改革者的热情的人，似乎认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那种自由，如果不为一种真正的完美的自由所补充和完成，就是说，如果不为一种更伟大、更广阔的能动性所补充和完成，就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前几世纪——批判的世纪——的业绩是把教士和武士的中世纪权力摧毁了；而现在建立科学统治和工业统治的时代到来了。在这种社会新秩序里，科学注定要代替信仰，工业注定要代替战争。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科学与工业。
在圣西门的《一位日内瓦居民的书简》中，凡是对他的科学组织计划感兴趣的人，可以读一读他在伊萨克·牛顿爵士墓地发起的募捐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使最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安心从事他们的职业，不仅免除一切经济忧虑，而且还要使他们的工作肯定得到优厚的报酬。要是《查铁敦》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确曾经读过这个计划的话，他读时一定会是热情赞许的。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些天才只要按照一个明确的、细致周密的计划，就可以反过来对人类的精神利益实行监督管理，这时或许他与其说是赞许，倒不如说是惊讶了。
圣西门的《寓言》是一篇为他所建议的工业组织提供很多情况的文献。这篇寓言是用简洁的风格写成的，而且闪现着作者在其他场合未曾流露过的机智，可能是他的著作中还能继续为后世读者所阅读的唯一的一篇，因此，我以压缩的形式把它复述如下。
圣西门说，设想法国从她的科学家、画家、诗人、机械工程师、内科医生、外科医生等行列中，每一类丧失五十个最优秀的人——就是说三千个最优秀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工程师——其结果会怎样呢？
既然这些人是国家的真正生产力，是法兰西民族的花朵，起码需要整个另一世代的人来弥补这次损失。因为在人类中，一生的工作都必然有用的人毕竟属于例外，而天公降生这些例外人物是非常吝啬的。
让我们来设想另一种情况吧。让我们设想法国保全了它所有的具有天赋的科学家、艺术家、工业能手、机械天才，而不幸却丧失了皇兄殿下，贝里、奥尔良和波旁诸位公爵殿下，安古莱姆公爵夫人，波旁公爵夫人，年轻的贡代公爵夫人。同时，它又丧失了全部皇室的达官贵人，全部国家内阁大臣，侍从长官，狩猎长官，诸位元帅，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本堂神甫和助理神甫，全部县长和副县长，全部法官，此外还有上万名养尊处优的最大的财主。
这次不幸无疑会引起全国哀悼，因为法国人民是心地善良的人民，不会看见自己大量同胞突然长逝而无动于衷。不过，这些被人看做是国家栋梁的不下三万人的丧亡，只是在纯粹感情的基础上发人哀思；因为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来看，是不会因此受到严重危害的。这些空缺的位置是很容易填补的。法国人中有无数的人都可以像那位威风凛凛的亲王一样高踞皇兄殿下的宝座；有无数的人都可以填补有皇家血统的王子的空缺。宫廷的接待室里挤满了准备充当而又适于充当皇室官员职位的候补官员。军队里拥有无数如我们当今元帅一样优秀的将军；有多少行商比我们政府内阁大臣更聪明伶俐，有多少教士像我们的红衣主教、副主教、本堂神甫和助理神甫一样信心诚笃而又精明能干！至于那一万名财主，他们的后裔几乎可以不需任何训练就可以成为同样十分可爱的主人。
上面这种玩笑话（顺便提一下，圣西门不得不为这种玩笑向各种权威人士负责）中所蕴藏的思想，当然是说，只有市民中的生产阶级才是实际上有用的人才。革命以前，贵族和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现在，一部分资产阶级被提到贵族同等的地位，并且分享贵族的特权，区别就存在于非生产阶级和生产阶级之间了。未来属于工业、劳动，以及和平与实用的事业。然而，当代法国的政治经济学者却走到极端的地步，竟然允许给予个人最大可能的自由去发展他的能力，所以圣西门便要求政府加以干涉。按照他的意见，组织劳动和生产是政府的职权；只有政府才能确保，在将来，人只能利用自然，而不能利用他的同胞。政府一面应该充分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差别，一面却要竭尽全力废除人为的差别——因此，应该废除一切世袭的特权，而且应该取消或修改继承法。
因之，在圣西门的作品中，第一，我们找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信任自由竞争的结果，要求生产劳动受到它应得的报酬和荣誉——这种思想引出了他的名言：社会每一个成员应该占有和他能力相称的地位，领取他的劳动所应得的报酬（按能取酬！）。第二，作为这种要求的结果，我们发现在一个法国作家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关于作为社会成员男女完全平等的学说的谆谆教诲。最后，关于宗教问题，我们看到抛弃一切教条，目的不在于毁灭宗教，而在于从正教的坟墓里拯救出一条训诫：彼此相爱！这就是圣西门在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新基督教》中所阐发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只有一个教义，可以表达如下：宗教的任务在于帮助社会完成那个伟大目标——尽可能最迅速地改善最贫穷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生活状况。
在圣西门的个性里有些东西是和浪漫主义者中心地更为单纯的人们相投合的。他有用信心鼓舞别人的无限自信；哲学家自我反省的倾向在他的性情中是没有地位的；他是坚持教义的，他是一个预言家。再则，他充满了经验一切、感觉一切的浪漫愿望。他在哲学中规定为进步必不可少的行为准绳，和青年浪漫派诗人称之为诗歌创作所必需的东西，实质上没有区别。这种行为准绳就是：一，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过着尽可能活跃而又独立的生活；二，使自己彻底熟悉各式各样的理论和各式各样的实践；三，研究社会的各个阶级，并且使自我渗透到千变万化的社会地位中去；四，总结自己的观察，从中得出结论。
在圣西门的哲学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照例是同浪漫主义作家格格不入的，那就是他从事工业的热诚，他把工业仅仅看成是有用的，这便使那些作家大多数感到厌恶。然而，这种哲学绝不缺乏诗意。它的革命的、幻想的、乌托邦的因素，以及它强调天然的不平等、天才崇拜和宗教倾向，都肯定会打动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心灵。他的哲学对妇女福利的关怀，对社会最不幸阶级的深情厚谊，无一不富有诗意。
直到1830年以后，圣西门主义才开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圣西门本人像大多数宗教创始人一样，既是一个预言家，又是一个典范人物；他使他的弟子门生成为真正的使徒；他们清醒而诚挚地把他视为现代的救世主，他们作为他的使徒出发走遍全世界。在路易·菲力普王朝期间，通过这些人和他们理论上有联系的人，社会上一般都认识了圣西门的教义，但有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在这以前早已拜读了这位大师本人的著作。在维克多·雨果1830年日记里（《文学哲学杂谈》第1卷），有一条摘要，表明他就是早已结识了圣西门的一个人。
圣西门逝世一年之后，他的机关刊物《生产者》不得不停刊；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使得他的弟子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的个别交往更加亲密了。昂凡丹是这种新信仰的圣保罗，此人仪表堂堂，是第一流的宣扬教义的天才，在统治和领导方面具有布里格姆·扬
的才干，变成这一宗派的真正领袖，使得无数聪明伶俐的青年男子和富有教养而精神高贵的妇女都皈依门下。大量金钱自愿捐献出来支援圣西门主义的“大家庭”；单只1831年，捐献金额就高达三十三万法郎。一种新的周刊《组织者》创刊了，从1830年起，保尔·勒茹编辑了《环球报》。然而，他们所宣传的理论越来越脱离圣西门原来的体系。在他的组织计划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原来分派给资本家；他所建议的三个会堂之一原来由资本家所独占。但是现在资本遭到了攻击。圣西门曾经态度明朗地摒弃各种类型的共产主义；现在，在这个“大家庭”里，货物共有成了定则，国家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众望所归的了。从圣西门学说中演绎出来的某一项结论，引起这个体系的崩溃和宗派的瓦解。这位大师曾经教导说，既然古代的基督教认为灵与肉是互相敌对的，那么新基督教的任务就是使灵与肉协调起来。古代基督教把肉的自我抑制和苦行当做人的目的，新基督教应该把健康安宁和普遍幸福当成人的目的。我们可以把他的思想用另外的话表达如下：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纵情满足各种欲望成为当时的风尚，克制禁欲的基督教曾经对它是一剂猛烈的苦口良药；然而这一剂药终于表现出和疾病一样十分危险。现在疾病已经治愈了，可是用什么来帮助我们摆脱这种药物，而又避免旧病复发呢？只有靠新基督教的力量。
昂凡丹从这种比较合理的思想演绎出了一些学说，这些学说实际运用起来，就会造成在詹·凡·莱登的再洗礼教徒中所流行的情况。圣西门的原始学说之一，就是如今在新时代里，以男子为代表的个体被以男—女为代表的个体所代替了。男女双方在解决不圆满的婚姻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充分的自由。真正的人道精神是在双方、而不是在单方得以实现的。昂凡丹从这种学说得出结论说，有两种婚姻，一种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另一种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变成一夫多妻的婚姻——也就是说，持久的婚姻和短暂的婚姻；实际上，同时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只是教士和女教士的特权。圣西门主义者辩论说，这种制度的建立除了把目前不合法存在的关系予以确认并使之合法化而外，再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一般讨论上或者在法庭上，人们对于这种论点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可是这种实际结论充分表明，这些满腔热诚的青年人完全没有能力判断，在现存的社会状况中，什么是可能实现的，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证明他们是一些相信只需大笔一挥就可以改造社会的人。下述情况可以说明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当时除了昂凡丹和巴扎尔之外，1830年的所有圣西门主义者（也像所有拉马奈的弟子一样）都是二十岁左右的人。他们传播信仰的热忱被冷讽热嘲弄得冷若冰霜了。1832年夏天，这个“家庭”的首脑人物被判处徒刑，昂凡丹被判监禁一年，米歇尔·谢瓦利埃和迪韦里埃被判一小笔罚款。组成这个小宗派的满腔热忱的青年人从此就飘零四方了；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以后的生活中，或在科学领域，或在工业领域，或在艺术领域显露了头角。他们对圣西门理论的夸张其词，也像同一时期傅立叶的乌托邦计划一样，对文学没有起什么影响。文学只受到圣西门的原来的思想的影响。
当时的空气里弥漫着这些思想；人们的心灵受到了它们的感染。这些思想首先掌握了某些柔和的、易受感染的人，而这些受感染的人又影响了坚强的人；这些思想通过一个男子争取了一个女子，或者通过一个女子争取了一个男子，或者通过一个教士争取了一个诗人，或者通过一个诗人争取了一个青年学生。按照这种思想方式，又唤起了另一些思想：自从前一世纪末就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像路易·布朗
的思想；哲学的—历史的人道主义思想，像皮埃尔·勒茹
成熟时期的思想，这些思想使人想起谢林，而且是与财阀政治不相容的；还有一些像拉马奈的思想，使人想起在中世纪农民起义期间，背负着十字架走在起义军前列的教士们用以鼓舞无产阶级随时准备冒生命危险的那些思想和感情。
如果说浪漫派革新的愿望和努力（我们称之为“善的倾向”）可以从圣西门的学说中找到源泉，那么它的“美的倾向”就可以让人看出是受了一个伟大的法国人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在法国文学中，特别是在抒情诗歌中，可以看出一种不同凡响的艺术进步，而最能促成这种进步的，莫过于发现和恢复了一个迄今不为人知的法国天才的本色。正如在现代的初期，久经埋藏地下的第一批古代雕刻品的出土给予意大利人道主义一个推动，如今1819年安德烈·谢尼埃的作品的发现和出版，也给予了法国诗歌中真正的革命一个推动。作者逝世二十六年以后，仿佛人们眼睛的翳障一下子滑落了，这些充满热情的爱奥尼亚音步诗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帝国的全部文艺偶像、德里尔和所有说教的叙事诗人纷纷倒地、裂成碎片。从古代的海拉斯——地道的、真正的希腊吹来一阵春天清新的和风，吹遍了法国，肥沃了法国的土壤。亚历山大诗行法，在十八世纪是那么松散而软弱，在十七世纪是那么拘泥而对称，这时却呈现出神秘的和谐，呈现出一股纤细柔韧的力，一种放纵恣肆的感性魅力，（现在停顿不再非放在第六韵脚不可，分句也不再随着诗行作结束）呈现出一种至今未曾梦想过的圆活变通。思想和情绪是现代的，然而指挥表现这些思想和情绪的艺术精神却是古代的。在这种结合中隐藏着促成一整套文艺发展的动力，这种文艺发展和隆萨尔由于继承同样的立场在十六世纪所推动的文艺发展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在这种新文学中，古代精神和现代精神汇合在一起，而它们的汇合点和它们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汇合点却相距很远。安德烈·谢尼埃这个名字的晶莹明澈的光辉，使过去所有熠熠发光的名字黯然失色了。一个前额闪着天才的光辉、头上绕着殉道者的光圈的诗人，从坟墓中升起来，率领着年轻的一代走进了新文学的希望之乡。
安德烈·玛丽·谢尼埃于1762年诞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加拉塔区，是一个美丽、聪明、学识渊博的希腊妇女的儿子。这位妇女的闺名是桑蒂·罗马卡
。他父亲是法国驻土耳其的总领事，一位知名的学者。安德烈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便被带到法国，住在朗格多克阳光明媚的地方。他在那里度过了几年，忘记了故乡的语言。可是当他在巴黎学校里重新学习希腊语时，他恢复得很快，到十六岁就完全掌握它了。他热切地专心攻读希腊文学，他熟悉希腊文学正如他熟悉法国文学一样。他二十岁参加了军队，当上了少尉头衔的贵族见习军官，随着联队到斯特拉斯堡驻防。他把所有空闲时间都消磨在语言学习上。然而，完全缺乏文化娱乐的驻军生活使他非常腻味；六个月以后，他重返巴黎。由于他这时患了一种疾病，只有规则而安静的生活才可以治疗，他便放弃了军职。但是，清心寡欲和无所作为跟一个青年人的趣味格格不入，而在他这方面，青春火热的感情还和天才所具有的跃跃欲试的艺术和科学爱好结合起来了。他和几个朋友结伴同行，在瑞士和意大利旅行了两年，在罗马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那不勒斯，他病倒了，就不能到达希腊——这次旅程的终点，他渴望一见的国家。1785年初，他重返巴黎，在父母的寓所和当时最优秀的社交界往来。他结识了诗人勒布龙、画家大卫、化学家拉瓦西埃，以及许多因革命而出名的外交家和公职人员。此外，他还有自己私交的小圈子，其中大部分是才华出众的青年贵族。他把自己的时间分得非常平均，一半学习，一半享乐；他还和当时轻浮的纨绔子弟经常往来，这伙人中有体面的绅士（蒙特摩朗西公爵，扎尔托利斯基王子等），有名门望族的贵妇人（德·梅利公爵夫人，德·夏雷公主等），有艺术家和作家（博马舍，梅尔西埃等），还有年轻貌美的名妓（玫瑰·格莉塞尔，谢尼埃诗篇中的阿美丽）——这是一个各色人等凑合起来的团体，拉蒂夫·德·拉·布雷东曾经为我们描绘过他们的举止行为，而他们中大多数都牺牲在断头台上。在他生活的这一阶段，谢尼埃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完全和他共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一切恐怖政治的憎恨，所以立刻和他成了朋友。这个人就是意大利诗人阿尔菲利
，他刚刚由奥尔巴尼公爵夫人陪同抵达巴黎。几乎就在同时，他还结识了他在许多诗篇中高度赞扬过又严厉谴责过的、被称作卡米的那个女人——蓬诺意夫人，她是他青春时期的恋人，他长期热烈地爱慕过她。在她乡下的家里，每当她弹起竖琴，引吭高歌倾诉恋爱的痛苦和欢乐的流行浪漫曲调时，年轻的安德烈常常跪倒在这位贵妇人的脚下。
1787年，他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馆的随员，他在使馆感到异常孤单，寄人篱下。革命爆发的消息使他大为震动，他又满怀希望地回到巴黎。在这以前，他已经意识到他的写诗的天赋；如今他开始计划从事诗歌创作了。他的诗在内容性质上是变化多端的，在风格上却严格地保持着古香古色。法国文学曾经两度返回到古代去。第一次是在隆萨尔时期，那时人们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金镂银线，把古代装扮得灿烂辉煌；第二次是在路易十四时期，那时人们把古代笼罩在雍容华贵和繁文缛礼之中。安德烈·谢尼埃的血管里流着希腊人的血液，他阅读和写作他母亲的语言希腊语，像阅读和写作法语一样流畅。在法国人中，或许只有他一个人不是通过拉丁文的眼镜，也不是通过十七世纪假发的发粉去观看古代希腊的。安德烈·谢尼埃像年轻的阿波罗一样，宁静而纯朴，把对古代的成见告一结束，因而也把诗歌性质的成见告一结束。他认识到，希腊的诗人是用人民的语言谈话和写作的，他们在形式上的完美是自我约束的产物，远非对武断的传统的指示与禁令唯命是从。他代表了对十八世纪诗风的一次反动，就像托尔瓦森代表了对十八世纪雕塑的反动一样。他像托尔瓦森一样常常模仿古代，利用古代；在热忱、激发美感的激情和悲壮方面，他却跨越了这位丹麦诗人。
在1789年以前，安德烈·谢尼埃是哀歌体、牧歌体、恋歌体的诗人。当法国大革命爆发并以雷鸣电闪弥漫宇宙之后，他作为一个诗人和堂堂男子，都有了惊人的发展。他曾经在伏尔泰用以熏陶贵族知识分子的哲学精神中受过教育；他曾经分有一些杰出的法国人支持北美诸邦争取自由事业的感情；现在他用最纯真的热忱欢呼他曾长期渴望目睹的自由的新时代。他关于自由的观念是思想领域和宗教领域里的绝对自由。他认为“十八世纪被神学的愚昧玷污得血迹斑斑，对于任何宗派教门都缺乏尊敬”，因为他确信它们是全体一致地“结党同谋破坏人类的幸福与和平”的，受着这种熏陶，他渴望“打碎专制主义和教士愚民政策的桎梏”。他太缺乏经验了，太热情了，以致他相信无需跨过严格的法规限制，就可以达到这种结果。
在革命的第一个年头，他把大部分时间仍旧奉献给诗歌写作。他对年轻貌美的古意·达尔西夫人怀着一种转瞬即逝的热情，他在一篇著名的诗篇里对她进行过赞颂。但是，政治却很快把其他一切活动和热情都驱赶到幕后去了。1792年，安德烈预感到恐怖统治就要来临，在一篇新闻政论中对雅各宾党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的弟弟玛丽-约瑟·谢尼埃是著名的革命诗人，雅各宾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当他感到不得不为他的雅各宾同志们辩护的时候，安德烈骄傲而鲁莽地接受了发出的挑战。两位兄弟共同的友人终于使这场痛心的论战告一结束，然而双方的紧张关系却持续了一段时间。在这次论战以前，这一对兄弟一直是彼此热爱的。但是安德烈的情况也同古代罗马人的情况一样，血缘的纽带势必让位于政治观念。在革命初期，他曾经允许他的弟弟把他的悲剧《布鲁塔斯与凯修斯》奉献给他，并在接纳这次奉献时，曾经以当时流行的天真态度，宣称他确信伟大的布鲁塔斯当时表现自己，正像他在这出戏中所表演的一样。他把这出戏剧中的英雄们称为“高贵的谋杀者，伟大的诛戮暴君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咬文嚼字之徒是无法理解他们的”——简而言之，他表明在必要时他是赞成诛戮独夫民贼的。但是，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却又激起了他无限的愤怒；他恳求允准他帮助国王进行辩护；他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文章为国王呼吁。当国会通过了对国王判处死刑时，国王请求国会允准他向国人申诉的那封辞藻华美、态度庄严的信，正是安德烈撰写的。正如贝克·德·福奎埃尔
所说，欧洲三位最优秀的诗人，安德烈·谢尼埃、席勒、阿尔菲利，过去都同样地反对过古老的专制君主政府，并且怀着喜悦的心情欢呼过革命的来临，而在1792年竟然一致渴望替国王路易十六辩护，——这真是发人深思的。
玛丽-约瑟·谢尼埃和他的哥哥比起来，天资较低，精神状态也不那么严肃；他随波逐流，有一种迎合时代需要的才能，并为这种才能赋予他的声望而沾沾自喜。安德烈有勇气，这种勇气有时表现得愤世嫉俗，睥睨一切；他的骨骼可以说是殉道者的骨骼。显而易见的危险只能使他更勇敢地抨击那些他认为有辱法国的人。在雅各宾党人为夏多渥联队被特赦的士兵（他们曾因一般卑劣的罪行而完全合理地被判处在船上服苦役）开庆祝会时，他用自己的本名发表了一首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的短歌。马拉被暗杀以后，为这位“人民之友”设立了四万四千个祭坛，安德烈感到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是唯一为夏洛特·柯尔岱
歌唱赞歌的法国诗人——这在当时比以后看来更显得是一件鲁莽的行为。
他呼唤着：
啊，光荣的姑娘
，希腊赞叹你的勇敢，
遍及帕洛斯全岛会建立你的塑像，
在哈摩鸠斯身旁
，在他的朋友身旁；
姗姗来迟的女神奈梅西斯
将在你的坟墓之上，
陶然忘形，放声歌唱，
她鞭打那恶棍，他正酣睡在他宝座之上。
但法兰西用利斧砍掉了你的头颅。
在他们沆瀣一气的一伙人中，
正在为杀人的元凶准备一场祭奠。
当一个匪徒替狰狞的大盗报仇，
相信死亡的威胁会使你脸色苍白，
啊，多么高傲的蔑视啊，你唇边挂着微笑。
国王死后，安德烈不可能再留居巴黎。他的弟弟在凡尔赛的幽静地区为他弄到一间小屋子做他避难的地方。他在这儿安静而与世隔绝地住了一个时期，并创作他的长诗《海尔梅斯
》。这篇诗虽然他晚年在思想里酝酿了十年左右，他至今只写出了一些片断。他还给住在比邻的一位贵妇人芬妮（罗让·勒库尔特夫人）写了他最后的几首情诗，这些情诗具有一种在他的作品中很少见的情绪——一种纯洁的精神恋爱的忧郁气氛而显得不同凡响。一位分外妩媚的女性性格的高贵和魅力，浸透在这些凄婉、贞洁的诗篇中。
然而凡尔赛的安宁生活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公安委员会发布命令逮捕一位贵妇人，安德烈努力营救，结果却使自己陷身囹圄之中。他在圣拉扎尔监狱中为了消磨时间，修改他的手稿，并写了一些最雄伟最优美的诗篇，其中有两篇献给傅勒利公爵夫人（母家姓夸尼）的名作（《年轻的女囚徒》和误题名为《德·夸尼小姐》的几行诗句），以及以《像最后的一线光明》起首的美丽的片断。在革命法庭上，他被指控为人民之敌，并以“书写反对自由，为暴君辩护的文章”被判处死刑。判决前夕，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像最后一线光明，像最后一阵和风，
映红了吉日良辰的黄昏，
我在断头台下，依然试弹我的竖琴。
或许不久就要轮到我身首离分。
或许在放风环行的时辰以前，
在圈定的六十步行径中间，
响亮的兢兢业业的脚步，
尚未走上到熠熠发光的瓷面，
坟墓中的睡眠将要把我的眼帘紧闭。
我正在开始写作的这首诗篇，
在尚未完成一半之前，
或许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墙内，
那死亡的使者，那黑色幽灵的召唤者，
前后簇拥着下流可耻的士兵，
将要沿着阴暗的长廊把我的名字呼唤。
1794年热月
7日的傍晚，安德烈·谢尼埃走上了断头台。这个傍晚正是罗伯斯庇尔垮台的前夜，如果早一天发生这件事，安德烈就可以得救了。奔赴刑场时，他对跟他一同上断头台的画家卢协
垂头丧气地说：“唉！对于后代的人，我却什么也没有做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他在断头台上敲打着他的额头，叫嚷着说：“我的脑袋里还蕴藏着许多东西哩！”
虽然安德烈·谢尼埃的散文作品曾经引起了极大的注意，甚至在国外，维兰德
向他致敬，波兰国王颁发他一枚奖章；可是在他的一生中，他并未获得作为一个诗人的声誉。他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篇：在网球场宣誓
的时机写的《献给大卫之歌》和给夏多渥联队写的讽刺短歌。1794年7月的那一天，他在断头台上身首异处之后，他的名字就被人忘却了，有关他的记忆也就烟消云散了。
在1819年一个明朗的日子，巴黎一家出版公司要给玛丽-约瑟·谢尼埃的戏剧著作（现在完全过时了）发行一个新版本，有人提议用“谢尼埃的一个并不知名的兄弟”的几首诗篇，作为最后一卷的补白。出版公司便请当代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昂利·德·拉杜斯审阅这些诗篇。这些诗篇的美打动了这位作家的心，他就着手把安德烈其余的原稿拿来深入探究了。他使这一包旧稿用黄皮小书的形式，一本接一本地得见天日；他又细致周详而颇有见地地精心挑选，于是这些诗集的出版使法国的诗歌理论产生了一次革命。安德烈·谢尼埃的大名不久就在举国上下、远近驰名了。巴黎的青年和外省的青年都满怀热情地领受这些崭新的诗的启示。（参阅巴尔扎克的《两位诗人》中关于这种热情的描写，并参阅《幻灭》的序言）。
这位逝世已久的诗人，不仅使上一世代所写的全部抒情诗歌仿佛都已陈腐过时，味同嚼蜡，而且使约在同时刊行的拉马丁的第一卷《沉思集》也黯然失色了。因为谢尼埃诗歌里的场面不是云彩，也不是云彩上空的境界，而是大地；他的诗歌，纯净但不虔诚，含情脉脉但不多愁善感；他的诗歌跟无限没有缘分，跟抽象没有牵连，既不神秘奇诡，也没有宗教气息。
安德烈·谢尼埃早期作品中的异教徒青年相信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但尤其相信阿佛洛狄忒
，他被写成天使派的创建人
的对立面；享乐主义者（按伊壁鸠鲁主义者这词的古老的意义）成了唯灵主义者的对立面。谢尼埃歌颂过的最初一些女性，并不像拉马丁所赞美的富于才智的肺病患者埃尔维拉，而是热血沸腾的、真正爱着情人的女性，或者是路易十六时代年轻貌美的名妓。不过，他所描写的美感享受并未堕落成为沉湎色情，更谈不上那个时期的淫荡放肆。纵情豪饮的酒宴，在他笔下被娓娓述来（例如，第28首哀歌），产生了希腊时代一种高贵浮雕的效果。他是用一种纯洁朴实的风格来刻画长发飘飘的年轻女郎的，这种风格把她描写成一个婆娑起舞的希腊酒神的侍女，而且表现手法的严谨明净把一场醉酒景象变成了用帕洛斯岛大理石雕刻成的一场酒神的天宴。这种生活全部铭刻着纯净的美和浑然一体的朴素。雨果在他的抒情诗里穿插进来“丑”的因素，拉马丁在后一时期内也俯首听命于这种因素的诱惑，而在安德烈的作品里，这种因素就像虔诚情绪和神秘主义一样是没有一丝痕迹的。
然而，在安德烈·谢尼埃成熟时期的作品和片断中隐约出现的那个人，在性格上也和激起1819年的热情的那些抒情流露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照。他在令人难忘的诗篇中颂扬的那些女性，都是革命的女英雄和牺牲者。在他那使人记起古代希腊抑扬格律诗人的抑扬格律诗中，有一种大丈夫的慷慨悲歌；而他的长诗《海尔梅斯》的许多片断则揭示出一种人生哲学，这种哲学的古风盎然的诚挚真实和科学上的严肃庄重，和拉马丁浪漫的感情主义形成最大限度的强烈对照。在安德烈看来，繁星并不是天空的花朵，只不过是盘旋在太空气流中的无数的世界而已。他写出它们的重量，它们的形体，它们的距离，它们的引力法则，他觉得这些都影响着他自己的心灵。造物主并不通过它们把它的声音传达到人类，祈祷也不从人类飞升到它们中间；深思熟虑的结果，人们深刻地感受到自然的统一性及其对规律的服从性。
安德烈·谢尼埃的诗歌在许多方面都预示了十九世纪的诗歌（十九世纪诗歌显然是抒情性的，法国在十八世纪就没有产生过其他的真正抒情诗人），他那个时代的两位主要人物卢梭和伏尔泰都对他的诗歌产生过影响。他诗歌中的田园诗的成分应该归功于卢梭；牧歌的风光景物可能大部分有赖于特奥克利托斯
，但谢尼埃之所以能够从这个源泉汲取养料，只是因为卢梭开辟了返回自然状态的道路。归功于伏尔泰的是对万事万物刨根问底的那么一股热情，这种热情引导安德烈研究牛顿，借用牛顿的学说，并在一篇论述自然的教训诗篇中和卢克莱修
相抗衡。
不过，安德烈·谢尼埃所以能够对他的后一代的诗歌产生这样一种摆脱枷锁、起死回生的效果，特别是由于他的纯粹艺术价值，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纯粹技巧价值。他的诗歌中的亚历山大格式已不再是拉辛的那一种了；他随心所欲地对它进行删削或增补，使它成为更加柔和、更加自由、更加变幻多端的韵律；在他那狂热的赞美诗中，应用了更加令人惊叹的停顿，便产生了一种尚未为人们所知的抒发胸臆的热情和活力。这种韵律的革新，大部分确实早已被拉马丁尝试过，然而拉马丁的尝试仿佛是不自觉的，而且缺乏青年人在谢尼埃诗歌中所赏识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凡是能够欣赏造型艺术和雄劲风格的人，都对他推崇备至，视为楷模。人们不由自主地把当代作家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渊源于斯塔尔夫人，她是一个能言善辩、创作丰富、即席赋诗的女诗人，她不费什么气力就能把一团旋风似的语言和思想形成浑然一体，洋洋洒洒地倾泻出来；另一派当时正在形成过程中，他们奉安德烈·谢尼埃为典范，把最严格的艺术真诚作为指导原则。
安德烈·谢尼埃诗歌中，除韵律的改进以外，同时在色彩方面也呈现巨大的进步。在此以前，诗人们宁愿采用理想的、伤感的、深奥晦涩的表达方式，而不爱采用写实的、白描的语言。他们写什么“天庭在震赫斯怒（在愤怒中）”而安德烈却写“一片黑云弥漫的天空”；他们写什么“纤纤的手指”，而安德烈却写“细长而洁白的手指”。在某些描写文字中，这种写实主义的精确性并不排斥另一种新奇手法，一种词汇和词句上的明暗对照法，那些词汇和词句由于它们那种神秘诡谲的、莫测高深的特质，突然展开了豁然开朗的意想不到的远景。
我们不只是从艺术的观点、而且是从人类的观点考察这种美丽的诗歌的时候，它们缺少的只不过是对于个人哀愁的表现而已。尽管有其火热的激情和法兰西风味，它究竟是太严整、太典雅了。丑恶是有计划地排除在诗歌之外的；而且这位诗人，按照地道的希腊方式，把他自己的忧郁、私人的痛苦和灾难都列入了丑恶和龌龊的东西之中。只是从一些散文札记和少量书简中，我们才了解到，比如说吧，他在伦敦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受到多么沉重的痛苦。他并没有在他的诗篇里把这种痛苦表达出来。在他的早年时期，他偶尔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暗示出贫穷加在他身上的那种令人狼狈不堪的拘谨约束。例如，像《自由》这样一首诗
是特奥克利托斯风格的一首牧歌，它描写一个牧童折断了他的牧笛，躲避了年轻女郎的歌舞，拒绝一切慰藉，因为他是一个奴隶。
作为安德烈·谢尼埃作品的一个优秀标本，可以举《病少年》为例。这首诗，像他的大多数诗一样，几乎没有什么题材，但却产生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在结构上，令人想到拉辛的《费德尔》第一幕第三景，那似乎是它的最远古的典范。母亲祈祷着：
阿波罗啊，救苦救难的神，明察秋毫的神，
生命的神，孤独草木的神，
手斩巨蟒的神，少年英俊的神，高唱凯歌的神，
怜悯我的儿子吧，怜悯我的独生儿子吧！
怜悯他那老泪纵横的母亲吧，
她只有为他才生活，她会因孤苦伶仃而死亡，
她不能活在世上，眼看着她儿子的夭亡；
少年英俊的神，救救我儿子的青春。平息啊
平息他胸怀里燃烧着的高热，
它正在吞噬他那纯朴天真生命的花朵。
阿波罗呀，要是他能逃离坟墓，
又回到梅那勒去照看畜群，
我这双手啊，这双老手，将把我的白玉酒杯，
悬挂在你的脚下，装潢你的雕像。
每当夏季初临人间，在你的祭坛前，
宰一头白牛犊，用它的血向你供献。
喂，我的孩子，你为何永远这样冷酷无情？
你那可怕的沉默难道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孩子，难道你愿意死？你愿意让你的母亲，
你白发苍苍的母亲孤零零地度她的晚年？
你难道一定要我来封闭你的眼帘？
让我来把你的遗骨埋在你父亲的身边？
倒是你该报答我抚养你的劬劳，
我的坟墓在等待你的眼泪和拜别啊！
说呀，说呀，我的孩子，什么忧伤把你摧残？
你越把烦恼隐瞒，越发令人心酸。
难道你将不再睁开你那双沉重的眼睛？
——永别了，我的母亲；我要死了，你再没有儿子了。
是的，你再没有儿子了，我亲爱的母亲。
我也失去你了。灼热肿毒的创伤咬噬着我；
我呼吸极为艰难，而且我相信，
每一次呼吸就是我最后一次呼吸。
我不会再说话了。永别了；床褥令我疼痛；
盖在我身上的毯子使我更加虚弱，
一切都使我沉重，使我疲乏。帮助我吧，我正在断气，
帮我翻一次身吧。啊！痛苦啊！我已不能呼吸！
她给他服了一剂泰赛利女人用魔法调制的药剂，可是没有效果。但他又说了：
——哦，爱丽曼特山坡呀！哦，幽谷！哦，丛林！
啊，清爽沙沙的风呀，你搅动了丛林的叶子，
你使水波颤栗，在她们稚嫩的胸怀里，
拂动了她们麻纱衣裳的折痕！
哦，轻盈美妙的一群，步态灵活，舞姿翩跹，
你可知道，你可知道，我的母亲？在爱丽曼特的边缘……
那儿，没有贪婪的狼，没有蛇，没有毒草，
啊，神圣的面容！哦，佳节！哦，歌声！
交错的舞步，朵朵鲜花，清澈的涟漪，
整个自然界再也没有这样美妙的境界了。
上帝呀！这些臂膀和腰肢，这些华发，这些赤足，
那么洁白，那么娇嫩……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当那位母亲知道，是由于一种无望的爱情，她的儿子正在死去时，她说道：
我的儿呀，可要对我讲呀，在爱丽曼特边缘，
你看见了哪一个处女，哪一个俊俏的舞娘，
难道你不是富有而又漂亮吗？至少在你的痛苦
尚未使你脸庞上青春的花朵枯萎以前？
说吧！是不是那个爱格莱，那个龙王的女儿？
是不是那个拖着长长的金色发辫的少女伊仑？
要不然就是那个高傲的美人，
我每天三番五次都听见人家谈起她的芳名，
我知道四面八方的美人都嫉妒她的美丽。
听人家说，在庙宇里，在筵席上，
母亲和妻子见了她，谁不痛苦，谁不恐慌？
是不是那美丽的达芙蕾？……天哪！妈妈！你住嘴吧！
你住嘴吧！天哪！你说什么？她既高傲，又有铁石心肠，
像那些仙女一样，她多美呀，又多令人可怕！
千万人爱过她，可千万人白白爱了一场。
啊，恐怕我也将要遭到傲慢的拒绝，落个同样下场。
不能！可得守口如瓶，绝不让她知晓……
可是，哦，死亡！哦，痛苦！哦，亲爱的母亲！
我瞧得见我在何等的折磨里越发憔悴了。
我亲爱的母亲，啊，快来救救我吧！
我快死了，快去找她吧：你的容貌，你的年纪
在她眼里会呈现出她自己的母亲神圣的形象。
去吧！带上这只篮子和我们最鲜美的水果，
带上象牙雕像爱神，这是我们村子的光荣，
带上那只使哥林多城垂涎三尺的白玉酒杯，
带着我的羔羊，带着我的心，带着我的生命，
全部投在她的足边；告诉她我是谁；
告诉她，我将死去，你将不再有你的儿子。
倒在她老父的脚下，呻吟、哀求、催促；
恳求上天和海洋，恳求上帝、庙宇、祭坛、女神；
去吧，如果你回来时，没有打动她的心，
永别了，我的母亲；永别了，你不会再有儿子了！
——我将永远有一个儿子。美好的希望
向我这样讲……她俯下身子，在温柔的沉默里，
用慈母的吻，交织着纵横的老泪，
吻遍了这个被痛苦折磨得暗淡无光的前额。
然后她慌忙出走，心烦意乱，浑身颤抖，
由于恐惧和年老，她的步伐摇摇晃晃。
她到达了；立刻她赶快回头，
老远就气喘吁吁：“我亲爱的儿，你会活下去了，
你会活下去了！”她走到他的床边坐下，
一个老头跟在她的身后，微笑挂在嘴边，
还有那年轻的女郎，低垂着头，满脸绯红，
她也来了，眼光扫向他的床头。
这位神经错乱的少年浑身发抖，用被子蒙上了头。
她说：“朋友，三天你都没有参加节会，
你怎么啦？为什么你不想活？
你在受苦。人家说，我能治好你的病。
活下去吧，我俩一起组成一个家庭；
我父亲有了一个儿子，你母亲得了一个女儿！”
在解决这种境遇时，人们再也想象不出更朴素，更不费气力的办法了。
新浪漫派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基础就是：语言高贵简朴，描绘正确无误，全部发展过程中具有希腊旋律，线条美丽宛如浮雕，色彩纯净，形式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