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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24年开始，雨果、大仲马、拉马丁、圣伯夫、缪塞和维尼，几乎每星期天晚上都要在一个朋友家里聚会。这个朋友在那一年定居在巴黎郊外军火库附近的一所简朴的房子里，人们管它叫“小杜伊勒”。他们的主人，论年纪是属于上一世代的人（他诞生于1780年），然而就精神状态而言，他已经预见到一种新生的文学，因此他立刻毫不踌躇地把这种文学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的名字就是夏尔·诺迪埃。
诺迪埃的生涯一直是光怪陆离，历经沧桑的。他最初是汝拉的逃亡移民，后来到伊利里亚
充当一家报纸的编辑，现在他成了巴黎的一名图书馆员。
他作为一个作家最不同凡响的特点，就是他永远比每一次文学运动先进了十年到二十年。他的小说《让·斯勃加尔》是伊利里亚的卡尔·莫尔
这一类型的故事。这本书是他1812年在伊利里亚构思动笔而在1818年出版的。虽然作为一个故事不大可能发生，读起来也索然寡味，这本书的卓越处在于，远在普鲁东和现代共产主义产生很久以前，作者就把共产主义信仰中最引人注目的真理和谬误，都由他主人公说出来了。让·斯勃加尔写道：
穷人偷盗富人，如果我们追溯社会状况的根源，证明只不过是把一枚银币或一块面包，从一个盗贼手里公正地归还给被盗的原主。
如果你能指给我看敢于盗用法律名义的权力，我就要指给你看敢于盗用财产名义的盗窃。
自称为宪法并在外表上标榜着平等的名义，打上了平等的印章的法律又是什么东西呢？难道那是平均地权的法律吗？不，那是一个出售的契约，由一些渴望发家致富的阴谋分子和狐群狗党起草的——这个契约把一个民族奉献到富人的手里。
自由并不是那么一种稀世的珍宝；可以在强者手掌里找到自由，也可以在富人的钱袋里找到自由。你是我金钱的主人，而我则是你生命的主人。把钱交给我，你就可以保全你的生命。
我们看到：让·斯勃加尔不是一个普通的拦路匪徒，而是一个赋有哲理的绿林好汉。他身上最自然的东西，是他所戴的那副金耳环；但这一点写实主义的特征，险些儿给诺迪埃夫人砍削掉了。诺迪埃对于妻子的趣味和愿望，照例是唯命是从的。然而，当他偶然一次有意不遵命令，却推托说在其他任何事情上，他都可以奉命唯谨时，诺迪埃夫人却总是说：“别忘了，你还没有为我牺牲让·斯勃加尔的那副耳环哩！”据说，这件事情是这对夫妻在文艺见解上唯一的一次分歧。
拿破仑的回忆录出版后才告诉世人，他在圣赫勒纳岛曾经随身携带着《让·斯勃加尔》这本书，并且读得津津有味，而在此以前，人们竟然忘记了还有过这样一本书。这篇短短的小说属于诺迪埃过渡时期的作品，是在他发展了他特有的个性风格以前写成的。他形成他的特有个性，大约是在真正的浪漫派形成的时期。那时候，他仿佛站在敞开着的文学大门门口，热烈欢迎着浪漫派的创立。他对于雨果的稚气的传奇故事《冰岛怪人》的评论，是文艺批评中一个小小的杰作，既富于同情，又尖锐犀利。这两个作家之间热烈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对于雨果的评价恰当得令人吃惊，以致今天读起来，人们简直不会相信，这篇评论的作者并未读过这位文学巨匠的全部晚期作品。能在《冰岛怪人》里预见到这些，那真得是才华出众，聪明过人。
诺迪埃此刻开始写作的一些小说，其风韵与魅力在法国文学中别具一格。它们由于像含羞草一样纤细的感情而与众不同。这些作品主要是描写少男少女心灵中初开的情窦；字里行间闪烁着人生清晨清新的露珠；它们使人联想到春天的森林。众所周知，要想找到既具有文学价值，又适宜于少女们阅读的法文读物，是颇为困难的；但像诺迪埃的《泰莱斯·奥贝尔》，或题名为《童年回忆录》的短篇小说集，却满足了两方面的要求。唯一要冒的危险恐怕就是使年轻的读者感染上充满幻想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观念；因为这些作品既是多愁善感的，又是贞洁高雅的；其中所描绘的爱情可以说是几乎不含有性的因素的友谊，然而却又完全吸引住了幼小的心灵。它所以产生魅力，就在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经验使这些幼小的心灵产生猜疑，又没有任何虚假的或真实的骄傲去阻止这些心灵表露他们的感情。由于这些故事是以现实为基础，以作者少年时期的回忆为基础的，所以革命时期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全书，形成了它们阴森森的背景，所有故事的结局不是恋人的生离，就是情侣的死别。
感情上的天真烂漫，纤巧精致，正是诺迪埃性格的基本特征。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超脱世俗的大孩子，像女孩子一样不仅畏避不纯洁的念头，而且还畏避成年人的观点。
在这种天真清新的感情基础上，他那奔放不羁、丰富充盈的想象，像一层楼房似的平地兴起。诺迪埃具有一种浮夸的想入非非的天赋，人们不禁相信他必定常常产生幻象和幻觉；他有着某种诗人气质所特有的危险性格，也就是简直不可能说真话的性格。任何人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断定，他所描绘的东西究竟是真实的呢，还是虚构的。诙谐滑稽往往穿插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大家认为诺迪埃是一个最逗人开心的法国人，当他的朋友们对他说，他们对他所讲的一切连一个字也不相信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生气。
有一次，他和雨果由他们的夫人陪同，一起到法国南部旅行，途中到达了埃松纳小镇的一家旅店里，准备在那儿用早餐。就在这家旅店里，一个名叫勒虚尔克的人被逮捕过，并因谋杀罪行在1796年被判处死刑，可是事后事实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诺迪埃从前认识这个人（或者，不管怎样，他说他认识这个人），他那么热情地谈起这个人的冤案，以致两位夫人热泪盈眶，把这次早餐的欢乐兴致搅得索然了。诺迪埃注意到雨果夫人含泪欲滴的眼睛，连忙开始说，“夫人，你知道一个男子不见得总能确定他就是他孩子的爸爸，可是你可听说过一个女人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不是她孩子的妈妈吗？”“你从哪里听到这样的事？”雨果夫人问。“在隔壁的弹子房里。”他回答。大家逼他说明，他就兴高采烈地谈开了：两年以前，一车子奶妈带着要到乡村去抚育的孩子，从巴黎来，刚好就住宿在这家旅店里。为了安安静静吃顿早餐，奶妈就把孩子们暂且放在弹子台上。可是当奶妈在餐厅里吃饭时，有几个车夫进来打弹子，把孩子们从弹子台上抱起来，随便放在凳子上。奶妈回来时，简直毫无办法了。她们每人怎样辨认自己奶的孩子呢？全部孩子们只不过才诞生几天，彼此没有任何差别。最后，只认准了性别，每个奶妈从一排孩子中间带走一个。所以现在在法国，约莫有二十来个母亲发现她们的孩子像亲爱的丈夫，或者像她们自己，其实她们和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关系。
“这叫什么故事？”诺迪埃夫人说，“难道孩子们的衣服上没有记号吗？”
“如果你开始追寻一件事情的或然性，你就永远找不到真理。”诺迪埃回答，一点也不气馁，十分满意他这番话产生的效果。
他自己对于或然性是从不寻根究底的。或然性的世界不是他的世界；他生活在传说的世界里，生活在奇幻的神话和鬼怪故事的世界里。如果真有一位小仙女站在一个凡人的摇篮旁边，这个凡人就是夏尔·诺迪埃了。而且他整个一生都在相信这位小仙女，他爱小仙女，正如小仙女爱他一样，而且在他全部写作中，小仙女都参与了她那一份角色。虽然他根据合法手续和世俗方式同诺迪埃夫人结了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结婚不比但丁和盖玛·多纳蒂的结婚有更多的精神上的意义。他真正的新娘和比亚特丽斯是一度曾作赛巴
女皇的仙女贝尔吉斯——贝尔吉斯是诺迪埃和耶拉尔·德·奈瓦尔时常歌吟赞颂的仙女。
他生活的世界是奥伯龙和蒂坦尼雅
翩翩起舞的世界，是《一千零一夜》的曲调和爱利尔的天国交响乐队的旋律此起彼伏的世界，是泼克在玫瑰花苞上铺床而所有花朵使夏夜发香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所有过着真实而清醒的生活的人们，看来都可以适应孩子的理解力和幻想家的要求，只是被古怪地放大了，或者被古怪地缩小了。
正像诺迪埃本人在什么地方所说，在这里我们看见四处流浪的奥德修
，但他却萎缩成了小拇指
，他的惊涛骇浪的航海历程只不过是泅渡了一个牛奶桶罢了。这里也有谋杀妻子的凶手奥赛罗，不过他的胡子不是黑色的而是蓝色的——他成了臭名昭著的蓝胡子。这里还有对权贵善于阿谀奉承的机灵的仆人费加罗
，他却幻化成穿靴子的猫了——这是一个不大逗人开心的人物，虽然从心理角度来看也是很有趣的。
没有一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比诺迪埃同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关系更为密切的了。没有读过诺迪埃作品的人，回想一下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鬼怪故事和霍夫曼的大胆的狂想，就可以窥其梗概了。不过，当然，这些故事并不能使人体会出诺迪埃的艺术特色。他的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表现浪漫主义题材，并不是像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浪漫主义的那样，而是相反，严格典雅，古典纯朴，色彩方面惜墨如金，热情方面匮乏已极。我们在司各特作品中意识到的苏格兰的弥漫浓雾，或是在读霍夫曼作品时呼吸到的柏林酒场的腾腾烟气，在诺迪埃的作品里是一点也没有的。他周围的年轻的浪漫主义作家使他们的语言极尽声色之能事，并且以图像来代替概念；而作为文体家的诺迪埃，却把自己最狂放的浪漫幻想改写成如帕斯卡尔和博叙埃
那样清澈而质朴的语言。尽管他是新文学倾向的热情的战士，但在风格方面，他仍保持古老的方式，把十九世纪荒诞不经的想象，用十七世纪严格周密、明白如话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的狂想放肆到濒于疯狂的边缘，而在风格方面，他却庄重严肃，明白清楚。梅里美曾经俏皮地说过，诺迪埃的一篇幻想故事就像“一个古代希腊诗人所讲述的一个西西亚人
的梦。”
他的《伊涅斯·德·拉斯·西拉》是一篇鬼怪故事，它的美妙使它无比优越于一般的鬼怪故事。无法理解的幽灵所产生的恐怖感，混杂着神奇来客的文雅举止所引起的赞叹情绪——这两种感情并不互相抵消，而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独具风姿的魅力。这种结合正是诺迪埃作品产生效果的奥秘所在。可惜，他那平凡庸俗而且不大可能的收尾（他用最平常的方式使鬼魂化为乌有）破坏了这篇美丽动人的故事——深更半夜在古代城堡所看见的幽灵，原来并不是三百年前遭人杀害的年轻舞女的鬼魂，而是一个恰巧同名同姓的活生生的西班牙少女，一连串幻想联翩、不可置信的境界使她浑身缟素在那里翩翩起舞。这样来处理神秘故事真有点拉丁式的理性主义味道，然而在我们看来，却仿佛感到啼笑皆非了。不管怎么说，像《伊涅斯·德·拉斯·西拉》这样的小说，最确切地显示了十八世纪以来创作上所取得的进步；十八世纪是那样敌视超自然事物（即使是虚构的），以致伏尔泰在《瑟米拉米》中，让米奴的滑稽可笑的鬼魂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扩音喇叭嚎叫亚历山大格式的诗句，于是他便自命为大胆的革新家了。
《面包屑的妖女》，在我看来似乎是诺迪埃最优美的幻想小说。毫无疑问，幻想是太多了；一个读者要跟踪追随四开本一百二十页的各种狂放不羁、错综曲折的幻想情节，纵然其中有很大部分饶有趣味，富有魅力，也不得不做出一番努力。格拉斯哥的疯人院里一个不幸的、不伤害人的疯子，述说了他一生的故事。这就是这篇小说的背景，但当这些事件娓娓叙来，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时候，我们几乎忘却了这个背景。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弦音都被触动了，粗犷刺耳而又狂野杂乱。仿佛生活本身一幕幕从人的眼前浮动过去，看见的只是混乱的一面，只是一个梦魂颠倒的人，或者神志昏迷的高热病人，从完全容许的角度所看到的一面。
在诺曼底的格朗维尔的小市镇里，住着一个可尊敬的，心地纯朴的青年木匠，他的名字叫做米歇尔。在这同一个市镇里，住着一个矮小的老婆子，皱缩枯萎，丑陋不堪，由于她拾小学生的早餐残渣为生，人们就叫她“面包屑的妖女”。四五世纪以前，大概就看见过她在格朗维尔以同样的方式生活了；打从那时起，她每隔一段时间就显身一次。这个精灵由于受到青年木匠少量金钱的援助，她就用她所有的各种聪明建议来帮助这个木匠作为回报。她和他说话的神情，永远像是在无限深情地热爱着他。她乞求他答应和她结婚，这样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把他的钱及时重新还给他。她把她的肖像画赠送给他，这张画丝毫不像她，而是画的仙女贝尔吉斯，也就是古代被所罗门热爱过的赛巴王后。这个青年爱上了这个华美绝世、妖艳夺目、令人心醉的美女像。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总是见到她的名字。当他决心到外国去碰碰运气的时候，他漂洋过海的船只就叫做“赛巴王后号”。他漫游全世界，梦想着贝尔吉斯，正如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尘世漫游，却梦想着海市蜃楼，梦想着理想之邦，梦想着我们坚定不移的观念——这些梦想在我们的邻人看来无异就是疯狂。
在他曾经留宿过的一家小旅店的屋子里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件，不幸的米歇尔被诬控为凶手，并被判处绞刑。他通过叫骂着的人群，被带到绞刑架去。按照古老的风俗习惯，在那儿宣布，如果有任何年轻的女子对他发生怜悯之心，并且把他当成自己的丈夫，那么，他的性命就可以保全了。大家瞧哟，一个快活而漂亮的姑娘，一个一直喜欢他的姑娘，——爽朗痴女走近了绞刑架，准备拯救他的生命。但他却请求让他考虑一下。他是喜欢爽朗痴女的——她又善良，又美丽！但他并不爱她。他只有一个钟爱的人儿——他那么热烈而秘密崇拜的意中人——仙女贝尔吉斯。他含情脉脉而又感激不尽地注视着痴女，仔细考虑了一番，然后——请求给他执行绞刑。这种绞索套在脖子上的考虑，这种经过考虑的结论，正如莎士比亚所说，“许多愉快的绞刑倒免除了不幸的姻缘”，被描写得愉快而幽默，而且具有纯朴的哲理，使我们不致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些时候也会产生这种想法的。
他们就要行刑绞死米歇尔了，忽然听见了大声的喧嚣，面包屑妖女，身后跟着全街的孩子，气喘吁吁地赶来了，带来了犯人清白无罪的真凭实据。他出于感激之情和她结婚了，但他和他老态龙钟的妻子在新婚之夜刚把新房的门关严，他刚合拢眼睛的时候，走近他的寝床的却是披着新娘面纱的贝尔吉斯。
“我的天哪！贝尔吉斯，我结婚了，我已经和面包屑妖女结婚了。”
“我就是她呀！”
“不，不可能的；你不是几乎和我一样高么？”
“这是因为我把自己的腰身伸长了嘛！”
“可是贝尔吉斯，这垂在你肩膀上的美丽、卷曲、金黄色的头发呢？面包屑妖女可是一根也没有的呀！”
“是呀！我的头发只对我的丈夫才现出来。”
“可是，妖女的那两根大牙呢，贝尔吉斯？在你清新而芬芳的口唇里，可看不到那两根大牙呀！”
“是呀！那是只准上了年纪的人才有的多余的东西。”
“贝尔吉斯，和你拥抱，那种灵魂儿飞上九霄的极乐的感觉占满了我的身心，而妖女却没有给我这种感觉呀！”
“自然那是没有过的，”她吃吃地笑着回答。“但所有的猫在夜里都是灰的呢。”
从此以后，米歇尔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他在白天同聪明的老妖女鬼混，而在夜晚却在美丽年轻的赛巴王后的耳边厮磨，直到最后，他找到了轻歌曼吟的曼陀罗华，从疯人院里逃脱出来，乘着曼陀罗华歌曲的翅膀，飞升到妖女和贝尔吉斯的天堂里去了。
无疑，这是疯狂，但这是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疯狂——充满热情的疯狂。这位拾面包屑的妖女究竟是谁呢？是智慧的化身吗？是克己和义务的化身吗？是象征突然显露天才锋芒的无尽的忍耐力吗？是象征转化为忠贞的报酬的幸福这样一种忠贞吗？在这一切品德之中，她或许都具备一点；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幻化成青春、美丽和幸福。诺迪埃就是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孕育出、或者梦想出他的故事。
他的想象力到了成熟期变得更加奔放，更加大胆了。他不再满足于创作那些未赋形体、杂乱无章的素材了，而用一种光怪陆离、滔滔不绝、冷讽热嘲的语言把他的素材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个法国人像诺迪埃那样更接近于具备英国人和德国人所谓的幽默感了。有时候，他仿佛分明是想入非非，那时他不仅在他的故事里把日常生活的世界弄得七颠八倒，而且戏弄着他自己和故事的关系，嘲讽着同时代人，对于人生幻象赋予千种影射、万般哲理。他甚至利用印刷术来加强他的幻想的效果；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为了证明他的个性对他的素材的绝对驾驭能力，他对于任何细节，哪怕是纯粹机械的表达方法，无不用他的情绪加以渲染。在他的著名故事《波希米亚国王和他的七座城堡》中，他用尽了印刷术的所有方法。铅字听从他的指挥，可以变得很长很长，从书页的顶端伸延到底部；他又一指挥，它们又立即缩小到微乎其微；他尖声一叫，它们便惊慌失措，站立起来；他忧郁沉闷了，它们便在字里行间垂头丧气；那些铅字已经和插画不可分离地打成一片；随着心境一时的变化，他交替地运用着拉丁文和哥特文；有时，铅字头朝下倒立着，我们就得把书倒过来阅读；有时铅字密切地结合着情节，以至一句走下楼梯的描写必须排印成下面的形式：
là-dessus 因此
le héros 主人公
descendit 走下
l’escalien 楼梯
tout 完全
abattu 垂头
丧气。
在他女儿所写的诺迪埃小传中，探索一下他借以构思幻想小说的事实基础，是很有趣的。像在《伊涅斯·德·拉斯·西拉》中那样，以真实情节做基础的例子是罕见的。（在那部作品中，只有一座古城堡，是诺迪埃在1827年偕眷旅游西班牙时亲身游览过的）。有时，例如在《特利尔比》中，起点只是一个传说；意味深长的却是，这个传说竟是司各特和拜伦的法文译者皮肖讲给诺迪埃听的。《斯玛拉》的构思，是诺迪埃从他巴黎寓所的老看门人那儿得来的，这个看门人病得太厉害，除了坐在椅子上，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入睡，他向他讲述了他的梦魇和梦境。《面包屑妖女》的模特儿是他童年时代伺候过他父亲的一个老婆子的形象，她把他的父亲——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当做一个轻浮的小伙子一样对待。这个年老的黛里斯硬说，在她进诺迪埃家以前，曾经服侍过蒂埃利市市长丹勃瓦斯先生。当她喋喋不休地谈到这件事时，她把最古怪的事件和最陈旧的风俗的回忆同自己的亲身经历混成一片了。诺迪埃这一家人由于好奇，设法查询了这位异乎寻常的市长。在该市的档案卷宗里只能找到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而这个人在1557年就去世了。由此可见，这篇妖女的故事是怎样从这个离奇的插曲中发展出来的。哪怕只有一丝一毫事实的踪影——一片风景，一篇传说，一场梦境，一句谎言，或者仅仅一点儿鸡毛蒜皮——对于诺迪埃也是够用的了。
这位和蔼可亲、天资聪颖的人的家里，多年来都是那些在1830年初露锋芒的文人墨客聚会的场所，所有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都赶到这里来设法寻求鼓励，如有可能，还获准在星期日的下午，在济济一堂的卓越的文友面前朗读一首歌谣或一篇小品散文。这个人物在这一时期的文学里可以说是单枪匹马达到了浪漫派幻想的顶峰。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主要特征的那种幻想的超自然性，只不过是法国浪漫主义的支柱之一；或者更正确地说，只不过是它的要素之一——在这一派最显赫的人物身上是无足轻重的附属的要素，而在其他人物身上则是重要的要素，但这种要素总是存在的。就维克多·雨果而论，在他的《安息日圆舞曲》中，这种要素立刻就展现出来了；在其巨著《历代传说》中，更是咄咄逼人地令人感到这种要素，尽管《历代传说》不过是幼稚的历史传说而已；甚至在讲究理性的梅里美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这种要素的一斑。在《伊勒的维纳斯像》中，这种要素只是半掩半露，稍加点破，而在《查理十一世的幻象》和《炼狱的灵魂》中，就更加显著了。在拉马丁的《一个天使的堕落》中，这种要素发挥着一半像天仙一般纯洁、一半充满血腥的肉感的力量；这种要素还弥漫在奎奈
的泛神论一样暧昧模糊的《阿哈斯威路斯》中；在乔治·桑晚年给她的孙子们写的美丽的童话中，也出现了这种要素的影子；就连易受影响的戈蒂耶，在他的许多深受霍夫曼影响的短篇小说中，都充满了这种要素。而且，这种要素还作为斯韦登伯格式
的招魂术，出现在《赛拉菲屠斯·赛拉菲塔》
这样一部小说里，确实使巴尔扎克的伟大的《人间喜剧》更加完美了。但是，还没有任何作家像诺迪埃那样与众不同地拥有这种要素的纯朴的独创性和诗意的魅力。